年末的某日傍晚,我和评论家友人一起,沿着丸之内官厅街道一带,在光秃秃的垂柳林荫道下,朝神田桥方向走去。在我们的左右侧,曾被岛崎藤村 愤慨道“要再昂起首挺起胸来走路”的下级官吏模样的人们在夕阳余晖下迈着踉跄的步伐。他们或许都不约而同地抱有同样忧郁的心情,始终无法排解。我们穿着外套肩并肩,稍稍加快了脚步,在穿过大手町 车站之前,几乎没有任何交谈。这时,我的批评家友人瞥了一眼红柱子下等电车的行人们哆嗦的身姿,忽地打了一个寒颤,自言自语地嘀咕道:“我想起毛利老师了。”
“毛利老师是谁?”
“我中学时代的老师。还没有和你提起过吧。”
我没有说“不”,取而代之的是沉默不语地压低了帽檐。接下来所写的,就是当时那位友人边走边说给我听的有关毛利老师的追忆。
大概十多年前,我还在东京府立中学读三年级时的事。教我们年级英语的名叫安达的年轻教师,因患流感引起的急性肺炎,在寒假期间病故了。事发突然,所以都没有时间物色合适的继任老师,作为穷极之策,临时请了任职某私立中学英语教师、名叫毛利老师的老人,来接手安达老师此前的课程。
我第一次见到毛利老师就是在其就任当天的下午。我们三年级的学生按捺不住迎接新老师的好奇心,从走廊传来老师的脚步声起,就保持前所未有的肃静,等待上课。脚步声停在没有阳光的阴冷的教室外面,随后门开了。——啊,我现在和你说起来,当时的光景仍然历历在目。开门进来的毛利老师,给人第一印象便是他那矮个子,让人想起了常在庙会上玩杂耍的小丑男,但是,从这种感觉中夺去暗淡色彩的,是老师那甚至可以用美丽来形容的光溜溜的秃头。虽然他的后脑勺仍然残存丝丝华发,但大部分和博物课教科书上画着的鸵鸟蛋别无二致。最后,让老师风采超群的是那奇怪的晨礼服,名副其实,古色苍然,差点让人忘记其原先应是黑色的。老师那微脏的翻领下面,庄严地系着一条极其花哨的紫色领带,宛如展翅的飞蛾。我甚至还保留着这令人惊讶的记忆。因此,在老师走进教室的同时,从各个角落里发出不期而然的憋笑声,这自然没什么奇怪的。
不过,毛利老师抱着教科书和点名册,宛如眼中看不见学生似的,不慌不忙地走上高出一阶的讲台,答谢我们的敬礼后,那老好人模样且气血不足的圆脸上露出和蔼可亲的微笑。他用尖锐的声音招呼道:“诸位!”
我们在过去的三年,从未从这所中学的老师们那里受到“诸位”的待遇。因此,毛利老师的这声“诸位”,自然让我们大家不由得刮目相看,惊叹不已。同时,我们屏住呼吸期待着,既然开口说了“诸位”,那之后应是当前授课方针之类的长篇大论吧。
但是,毛利老师说了“诸位”后,环视教室一周,许久缄口不语。尽管老师肌肉松弛的脸上浮现从容的微笑,但是嘴角边的肌肉却在神经质般跳动着,神似家畜的开朗表情,还频繁闪烁着不踏实的视线。虽然他嘴上没说,但好像有事想恳求我们大家似的,而且遗憾的是连老师自己也不清楚那是什么。
“诸位。”不一会儿,毛利老师用同样的调子重复道。然后像是要捕捉大家对这声“诸位”的反响似的,慌慌张张补充道,“今后就由我来教诸位《标准文本选读》 [1] 。”
我们的好奇心越发强烈,鸦雀无声,热心地注视着老师的脸。与此同时毛利老师又露出了恳求的眼神,环视教室一圈,而后忽然像松了的弹簧一样坐到椅子上,随后在已经打开的文选教科书旁展开点名册看了看。他初次问候的唐突的结束方式,让我们非常失望,又毋宁说让我们感到异常滑稽,这恐怕无须多言了吧。
不过幸运的是,老师在我们笑出声之前,从点名册上抬起他温软如家畜的眼睛,立刻点了我们班级的一位同学,礼貌地在名字后加上了“君”。不用说是点名让他站起来译读课文。于是,那位学生站起来,用东京中学生特有的伶俐的语调译读了《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一节。对此,毛利老师不时地摸着紫色领带,误译自不用说,连细微的发音问题都逐一认真地纠正。老师的发音非常做作,但大致正确清晰,老师自身似乎对这方面也很扬扬得意。
然而,等那个学生回到座位上,老师开始译读那处时,我们当中失笑声再次此起彼伏。
这是因为,发音惟妙惟肖的老师,一旦翻译起来,竟说不出什么日语词汇,几乎令人难以相信他是日本人。或许他即使知道,临场也无法立刻回想起来吧。例如,哪怕只翻译一行,也是磕磕碰碰:“于是鲁滨逊最终决定饲养。要说饲养什么,就是,那个奇妙的野兽——动物园里有许多——叫做什么来着——嗯,经常耍杂耍的——喂,诸位也知道吧。那个,红脸的——什么,猴子?对对,就是猴子。决定饲养那只猴子。”
连猴子都想不起来,更别说遇到稍微麻烦点的语句。他若不来回兜几个圈子,轻易想不到恰当的译词。每当这时毛利老师会非常狼狈。他不停地将手放到喉咙处,仿佛要把紫色领带扯掉,不知所措地抬起头,慌慌张张地看向我们;又立刻用双手压着秃头,把头埋在桌子上,羞愧难当,穷途末路。此时,老师那原本就矮小的身体,就像泄了气的气球,窝囊地蜷缩在一起,甚至给人感觉从椅子上耷拉下来的双脚都悬在空中。学生们看到后觉得很有趣,偷偷地笑起来。就这样,在老师反复译读两三次期间,那笑声越来越大胆,最后就连第一排的学生也公然哄堂大笑。我们那样的笑声让善良的毛利老师感到多么痛苦啊!实际上,如今想起那时刻薄的声响,连我自己都一而再地想捂起耳朵。
尽管如此,毛利老师仍然勇敢地继续进行译读,一直到响起课间休息的喇叭声。就这样,他终于读完最后一节,再次恢复之前的悠然态度,回答我们的敬礼,像是彻底忘记了刚才的惨痛恶斗,从容不迫地走出教室。紧随其后的是来自我们的狂风暴雨般的笑声,故意开合书桌桌面的声音,然后有些学生跳上讲台模仿毛利老师的姿势和嗓音表演起来。当时佩戴着班长袖章的自己,被五六个学生围住,扬扬得意地指出老师的误译,甚至这一事实我都回想得起来。而那些误译呢?实际上那时我毫无把握究竟那是不是误译,不过是耍威风罢了。
后来,三四天后的某个午休时间。我们五六个学生身着粗呢制服,聚集在器械操场的沙坑旁,后背沐浴着温暖的冬日阳光,七嘴八舌地谈论着即将来临的学年测试的消息。
这时,刚才和学生一起挂在单杠上的体重一百三十五斤的丹波老师大声喊着“一、二”,便跳进了沙坑。他穿着西服背心,戴着运动帽,出现在我们当中,问道:
“如何,这次来的毛利老师?”丹波老师也教我们年级的英语,但他出了名的爱好运动,加之擅长吟诗作赋,因此在那群讨厌英语的柔道、剑道选手豪杰中,也似乎威望颇高。听老师这么问,那群豪杰中的一人玩弄着棒球手套,说:“嗯。不——怎么样。大家好像都说不怎么样。”他腼腆回答的样子,和平时的个性大不相同。于是,丹波老师用手帕掸去裤子上的沙子,得意地笑着说:
“连你都不如吗?”
“那肯定比我厉害。”
“那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豪杰戴着手套挠挠头,没出息地缄口不语。然而,这次我们年级的英语秀才扶正高度近视的眼镜,用不合年纪的口吻争辩:
“但是,老师,我们几乎都打算报考专门学校 。所以还是想请能干的老师教我们。”然而丹波老师依旧意气风发地大笑道:
“你这话!就一个学期而已,跟谁学都一样。”
“那毛利老师只教我们一个学期吗?”
这个问题好像击中丹波老师的要害。通达人情世故的老师刻意没有回答,他脱了运动帽,用力地掸去平头上的灰尘,忽然扫了我们一眼,巧妙地转移了话题:
“那是因为毛利老师是因循守旧的人,和我们稍稍不同。今早我坐电车,看到毛利老师坐在正中间。可是快到换乘站附近时,他喊道‘乘务员、乘务员’。我觉得又好笑又难为情。总之,他就是个古怪的人。”要说毛利老师的这些方面,不用丹波老师说,让我们大跌眼镜的事数都数不过来:
“还有,听说毛利老师一到下雨天,就穿着西装、脚踩木屐来学校。”
“他经常挂在腰间的白色手绢里包的东西,是不是毛利老师的便当呀?”
“有人说看到毛利老师抓着电车吊环时,他的毛线手套上都是洞。”
我们围着丹波老师,七嘴八舌、叽叽喳喳地说着这些不值一提的蠢事。也许被这些话给吸引住了,随着我们声音越来越大,丹波老师也显得兴致勃勃,他用指尖转着运动帽,不由得脱口而出:
“比起这些,那顶帽子可是老古董呢……”
就在这个时候,在器械体操场的对面,与我们仅隔着十步远的二层校舍的门口,不知怎的,毛利老师瘦小的身躯悠然地出现了,他戴着那顶古董圆顶礼帽,装模作样地把手放在那条紫色领带上。入口处,有六七个一年级学生模样的孩子,在玩骑人马的小游戏。他们一见到老师,争先恐后恭恭敬敬地敬礼。毛利老师站在照到门口石阶上的阳光下,好像举着圆顶礼帽微笑着答礼。我们看到这番光景后,到底是感到羞耻,热闹的笑声戛然而止,许久鸦雀无声。丹波老师不仅缄口不语,还惶恐不安,狼狈至极。“那顶帽子可是老古董呢”,他把话没说完的舌头稍微一伸,便利落地戴上运动帽,忽地转过身去,嘴里大声喊着“一!”穿着西服背心的肥胖身体冷不防地吊起了单杠,然后,将“单杠卷身上”的双腿一直向空中伸展;在喊到“二”时,已经娴熟地划破冬日的蓝天,轻轻松松地上杠了。丹波老师这个滑稽的遮羞动作当然让我们忍俊不禁。一瞬间,屏住呼吸的器械体操场上的学生们,仰望着单杠上的丹波老师,就像为棒球助威一样,哇的一声起哄,拍手叫好。
当然,我也和大家一起在喝彩。但是,在喝彩的过程中,有一半出于本能,我开始憎恨起单杠上的丹波老师。话虽如此,可也并不代表同情毛利老师。作为证据,当时我给丹波老师鼓掌,同时也包含了向毛利老师表达恶意的间接目的。如今剖析一下,那时我的心情或许可以这样解释,我既在道德上蔑视丹波老师,又在学力上一并蔑视了毛利老师。或许,我对毛利老师的蔑视,因为丹波老师的一句“那顶帽子可是老古董呢”而有了合理的证据,更加肆无忌惮。因此,我一边喝彩,一边越过高耸的肩膀,昂然地眺望着校舍入口的方向。
我们的毛利老师,像一只贪图阳光的冬日苍蝇一般,依然一动不动地伫立在石阶上,心无旁骛地关注着一年级学生天真无邪的游戏。他那圆顶礼帽和紫色领带在我们眼里瞧上去索性就是笑料,不知为何,那光景却时至今日都无法忘怀。……
就任当天,毛利老师因为他的服装和学力让我们产生的轻蔑感,自从丹波老师那次失策以来,终于蔓延到全年级中。于是,在那之后不到一周的某天早晨,又发生了一件事。那日,从前一日晚上开始一直在下雪,室内体育馆窗外向外延伸出去的屋檐上,满是积雪,都看不见屋瓦的颜色。而教室内,暖炉里红红的炭火烧得正旺。玻璃窗上的积雪,甚至都来不及反射淡蓝色的光,就融化了。毛利老师坐在暖炉前的椅子上,一如往常扯着尖锐的嗓音热心地讲解着《标准文本选读》中的《人生颂》。当然,屋里没有一位认真听讲的学生。非但没有,像我旁边的柔道选手,在书本下方打开了一本《武侠世界》 ,他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读押川春浪 的冒险小说。
大概过了二三十分钟,毛利老师忽然从椅子上起身,正好就着正在讲的朗费罗的诗歌,开始大谈人生问题。说了些什么,我一点都记不得了。与其说是议论,不如说是围绕老师生活的感想之类的。因为我依稀记得,老师犹如被拔了羽毛的鸟,不停地上下挥动双手,情绪激动地发了些牢骚:
“诸位还不理解人生,是吧!即使想理解也理解不了。正因如此,诸位是幸福的。到我们这把年纪,就能洞察人生。虽可洞察但苦闷的事也颇多。哎。苦闷的事多呀。就说我吧,有两个孩子。那不是得送他们上学。上学——嗯——上学——那学费呢?对,就得交学费。是吧,所以说苦闷的事多着呢。……”但是,对不谙世事的中学生,诉说生活艰辛——或者本无心诉说却已在抱怨的老师的心情,我们当然是理解不了的。比起这个,我们只顾着关注诉苦这个事实的滑稽的一面,在老师夸夸其谈时,不知是谁偷偷笑出了声。只是,那笑声并未变成往常的哄然大笑,因为老师寒酸的着装和扯着尖嗓子唠叨的神情,简直活脱脱再现了生活的艰辛,引发了几分同情。不过,我们的笑声虽然没有变大,但取而代之,过了一会儿,我邻座的柔道选手突然撂下《武侠世界》,如猛虎之势站起来。接着这样说道:
“老师,我们来上课是为了和您学英语。如果您不教英语,那就没必要来教室了。如果您还要继续说下去的话,那我现在就去操场了。”
说完,那个学生竭尽全力摆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气势汹汹地回到了座位上。我从未见过像那时的毛利老师般表情神奇的人。老师犹如被雷劈了,半张着嘴,站在暖炉旁呆若木鸡,盯着那个彪悍的学生的脸看了一两分钟。不一会儿,那温软如家畜的眼睛中有恳求似的表情一闪而过,突然他把手放在那条紫色领带上,秃脑门朝下点了两三下,脸上浮现出要哭似的微笑,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话:
“哎呀,这是我不对!是我错了,我郑重道歉。确实,诸位是为了学习英语才来上课的。那不教诸位英语就是我的不对。我错了,郑重道歉!哎,我郑重道歉!”暖炉的风口出来的红色的火光斜照在老师身上,他上衣肩部和腰部磨破的地方更加清晰可见。而老师每点一次头,他那秃脑门就会映射绝妙的赤铜色,更像鸵鸟蛋了。
可是,这可怜的光景,对当时的我而言,只认为是暴露了老师低劣的教师本性罢了。毛利老师不惜取悦学生,以避免失业的危险。因此老师教书是为生活所迫,并非对教育本身有兴趣。我依稀记得,自己这样大肆批判,不仅是对老师的服装和学力的轻蔑,甚至还是对其人格的侮辱。我双臂放在课本上托着腮,朝着站在燃烧旺盛的炉火前精神肉体都受到火刑的老师,几次发出狂妄的笑声。当然,并不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做。事实上,让老师难堪的柔道选手,在老师惊慌失色地道歉时,稍稍回头瞥了我一眼,露出狡猾的笑容,又立刻读起了课本下面的押川春浪的冒险小说。
而后直到课间休息的喇叭声响起,我们毛利老师比平时更加语无伦次,一心一意地译读着值得同情的朗费罗。“Life is real,life is earnest……”那张气色差的圆脸上汗溶溶的,像是在不停地恳求着什么。老师朗读时哽咽在喉咙里的尖嗓音,至今都萦绕在我耳边。不过,那尖嗓音中潜藏的几百万命运悲惨的人的声音,刺激了当时我们的鼓膜,印象极其深刻。因此,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倦怠至极,像我这样毫不客气地打哈欠的人也不在少数。毛利老师瘦小的身体却笔直地站在暖炉前,毫不关心掠过玻璃窗的飞雪,那劲头好似头脑中的发条一下子松开了,不停地挥舞着书本,大声疾呼:“Life is real, life is earnest. Life is real, life is earnest……”
因为这样,一学期的雇佣期结束后,没能再见到毛利老师时,我们只是欢喜,绝不觉得惋惜。不,我们对老师的去留极其冷淡,甚至都没能高兴起来。特别是我自己对于老师的离开没有任何不舍,在那之后的七八年,从中学到高中,又从高中再到大学,随着长大成人,我甚至忘记了老师的存在这件事。
于是在大学毕业的那年秋天——说来却是十二月上旬左右,日暮西山且深雾弥漫的季节。那是一个雨后的夜晚,林荫道上的柳树与法国梧桐黄色的树叶在风中瑟瑟颤抖。我不厌其烦地在神田的旧书店淘书,入手了一两本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急剧变少的德语书。我用外套的衣领挡住深秋夜晚的阵阵寒气,经过中西商店时,不知为何忽然怀念起热闹的人声和热乎乎的饮料。于是,漫无目的地一个人走进那里的一家咖啡厅。
可是,进去一看,狭窄的咖啡厅里空荡荡,一个客人的影子都没有。整齐排列着的大理石桌子上,只有白糖罐上的镀金冷冰冰地反射着灯光。我有种被谁欺骗了的感觉,内心寂寞,走到一张桌前的墙上镶着一面镜子的位子坐下。接着向前来点餐的服务台点了杯咖啡,像记起来似的掏出雪茄,划了好几根火柴才点着。过了一会儿,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出现在我的桌上。即便如此,我低沉的心情犹如外面的雾霭,一时难以放晴。我刚才从旧书店买来的是字体很小的哲学书,在这里读上一页难得寻到的著名论文都很痛苦。于是,我别无他法,把头靠在椅背上,轮流品尝着巴西咖啡和哈瓦那雪茄,漫不经心地把举棋不定的目光投向眼前的那面镜子。
镜子里清晰而又冰冷地映射着通向二楼的楼梯侧面,对面的墙壁、白色的门、挂在墙上的音乐会的海报,它们就像是舞台的一部分。不,此外还可以看见大理石的桌子,也可以看到大型的针叶树盆栽、挂在天花板上的电灯、大型陶瓷煤气暖炉以及围坐在暖炉前不停地聊天的三四名服务员。就这样,我依次查点着镜子里的物象,直到目光企及聚集在暖炉前的那些服务员时,被他们围着、坐在桌子对面的一位客人的身影让我大吃一惊。刚才我之所以没有注意到,恐怕是因为他混杂在服务员当中,我下意识认为他就是这里的厨师什么的。我吃惊的不仅是凭空出现了一位客人,而且我一眼就认出他了。虽然镜子中只能看到客人的侧脸,但不论是那鸵鸟蛋似的秃头,还是古色苍然的晨礼服以及那条永远的紫色领带,一看便知他正是我们的毛利老师。
当我看到老师时,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与老师别离的这七八年岁月。曾学习英语选读的中学班长和现在在此鼻孔出烟的自己,对我自己而言,这段岁月绝不短暂。唯独在这位超越时代的毛利老师面前,就算是冲淡一切的“时间”长河也毫无办法。现在,在这个夜晚,与咖啡厅服务员相向而坐的老师,依旧是往日在那间夕阳都照不到的教室里教选读的老师。他的秃头也没变,紫色的领带还是一样,而且那尖嗓门也还在——老师此刻不也正扯着尖嗓子忙碌地向服务员们讲解着什么吗。我不由得笑了起来,忘记了低落的心情,专注地听老师的声音。
“喂。这个形容词修饰这个名词。嗯。拿破仑是人名,因此是个名词。明白了吗?再看这个名词,紧随其后的——这后面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吧,你来说说看。”
“关系——关系名词。”一名服务员磕磕巴巴地回答。
“什么?关系名词?没有所谓的关系名词。关系——嗯——关系代词?对,对,是关系代词。是代词,喂,所以可以替代拿破仑这个名词。嗯。代词就是替代名词的词。”
听他们的对话,毛利老师好像是正在向这个咖啡厅的服务员们教英语。于是,我稍微挪了挪椅子,换个角度又看了看镜子,果然他们桌子上放着一本打开的教科书。毛利老师不停地用手戳着那页,不厌其烦地讲解着。这点,老师也依然和以前一样。只是,站在周围的服务员们和当时的学生相反,大家的眼神求知若渴,肩挨着肩挤在一起,聚精会神地听着老师匆忙的讲解。
我眺望了镜中的景象片刻,脑海中渐渐地对毛利老师产生了一种温情。索性我也过去,和阔别已久的老师叙叙旧?不过,老师应该不记得那短短一个学期,只在教室见过面的我吧。就算记得——我一想到当时我们向老师投去的抱有恶意的笑容,便改变主意,觉得还是不自报姓名才更是对老师的尊敬。正好咖啡喝完了,我扔掉了雪茄烟头,默默起身。虽然我自认为动作很轻,但应该还是扰乱了老师的注意力。当我离开座位的同时,老师那气血不足的圆脸,连同那有些脏的西服翻领、那条紫色的领带一齐看向这边。就在这时,老师那温软如家畜的眼睛和我的眼睛,刹那间在镜中相遇。和我刚才预想的一样,老师的眼中果然没有浮现出与故人相遇的那种神色,只是,那一如既往的像是恳求什么似的心酸的眼神一闪而过。
我低着头接过服务员手里的小票,一言不发来到咖啡厅入口处的收银台结账。与我面熟、头发收拾整洁的服务员领班无所事事地在收银台待命。
“那边不是有人教英语?是咖啡厅请来的吗?”
我边付钱边问。服务员领班看着门外的大街,百无聊赖地这么答道:
“什么?哪是我们请的?只不过每晚都来,像那样教英语。听说是个老朽的英语老师,没有哪儿聘用他,多半是来这儿打发时间的。点杯咖啡,一坐就是一晚。我们还不太希望他来呢。”
听到这些,我脑海里突然浮现出毛利老师那不知在恳求何物的眼神。啊,毛利老师!事到如今我才对老师——才理解老师那令人敬佩的人格。如果有人天生就是教育家,那的确就是老师吧。对老师而言,教英语就如呼吸空气,须臾不可或缺。如果强行制止的话,他就会像失去水分的植物,老师旺盛的精力也会即刻萎靡。因此,老师被自己教英语的兴趣所驱动,特意每晚独自来这儿点上一杯咖啡。那当然不是服务员领班口中的为打发时间的悠闲行为。更别说,我们以前怀疑老师的诚意,嘲笑他为生活所迫,现在想来真是荒谬不已,我打心底觉得羞愧不已。话说回来,不论是为了打发时间,还是迫于生计,因为这些世人恶俗的误解,毛利老师是何等煎熬与苦恼啊。不用说,在这等煎熬中,老师一直保持着悠然的态度,系着那条紫色领带,戴着那顶圆顶礼帽,谨言慎行,比堂吉诃德还要勇敢,不屈不挠地继续译读。尽管如此,老师的眼中,有时也闪现着,向听讲的学生们——恐怕是老师所面对的整个社会——恳求同情的心酸目光。
想到这些,刹那间我不知该哭还是该笑,感到莫名的感动。我把脸埋在大衣领子里,急匆匆地走出咖啡厅。身后毛利老师在电灯亮堂的冷光下,因为庆幸没有客人,依旧扯着尖嗓子教那些热心学习的服务员英语:
“代替名词,所以叫代词。喂,代词,明白了吗?”
大正七年(1918)十二月
[1] 由J.T.斯威夫特校订的 standard choice readers ,1902年2月钟美堂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