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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中国共有两次生产过剩危机下的农业发展。
在中国，很少有人讨论生产过剩危机。其实，早在1998年，中国就出现了第一轮生产过剩危机，该危机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来年外需陡然下降造成的，是外部市场因素引发的生产过剩，属于“输入型”通缩危机。
从1998年开始中国进入四年的“萧条”期，表现为通货紧缩、资产价格下跌、大量企业破产倒闭等，而在企业最困难的时候，有关部门推出以“抓大放小”为主的国企改革，近40万家国企破产或改制，同期加大开放力度也使外资趁虚而入、廉价地抄了很多国企资产的底。总之，全社会都为这一轮生产过剩付出了代价。
针对当年的衰退，中国采取的另一方面政策与“罗斯福新政”类似。因为，中国当年正处在产业资本扩张阶段，遭遇生产过剩的本质是产业资本过剩。所以，从1998年起，城市工商企业要求进入农业领域，政府适时作出的配套政策，就叫“农业产业化”——这意味着资本下乡，规模化地占有农业资源资本化的收益——是被西方教科书认定，却从没有在亚洲原住民社会的小农经济条件下落地的理论。结果是从城市产业资本过剩，直接演变为商品化程度越高的农业产品越是大量过剩。而基层干部却在地方政府指挥下强力调结构、要求农民交出土地给龙头企业向农业产业化进军，结果是农民亏损严重，政府欠债增多，还引发了一些群体性事件。
在1998年以前，农村本是一个“被资本遗忘的角落”，但在国内产业资本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工商业资本迅速转向农村。其结果与美国工业生产过剩资本流向农业接着就发生农业过剩的道理一样，中国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工业生产过剩，接着进入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农业也出现相对比较全面的过剩。随后就在2017年提出了“农业供给侧改革”，并与之同步推出了乡村振兴战略。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农业过剩呢？工商业资本改造农业，当然包括农业全面化学化、机械化和转基因化。这就带来三个“负外部性”问题：一是农村因大量使用化学产品而导致的水、土、气等资源环境的严重污染；二是重资产投入农业使得成本上涨，农业主产品国内价格超过国际价格“天花板”；三是食品质量安全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例如，200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已经有报告指出我国农业污染已严重影响水体、土壤和大气的环境质量，且日益明显和超过了工业污染。到2011年，农业源主要污染物如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分别达到1324.09万吨、270.46万吨、28.47万吨，分别占全国总排放量的43.7%、57.2%和67.3%。
2011年，中国开始遭遇第二轮生产过剩危机，而且仍然是“输入型”的。众所周知，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并演化为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0年的欧债危机。全球需求随即大幅度下降，导致中国从2011年开始进入第二轮生产过剩。
在这一阶段，中国工业农业生产严重过剩，其中工业生产过剩的代表是每年约7亿吨钢材的生产量。
这意味着平均每个中国人每年有将近半吨钢材，这显然远远超出了中国建设需求。无独有偶，在农业生产中也有着同样具有代表性的部门，也就是生猪养殖，中国农业每年生产6亿—7亿头猪，
这也是远远超过需求的，导致猪肉价格经常出现比较大的波动。
在尚未出现新的导向性的逆周期调节的政府政策的情况下，按照一般的市场经济教科书，这些问题都是市场化不彻底导致的，但事实却不是那样。于是中国的首次“去工业化”就出现了。我们之所以把这个阶段变化叫做中国经济“去工业化”，因为同期发生的是各种资金争相流出实体产业而进入投机领域，从而加快金融资本化，促推房市泡沫化，社会失序和制度成本上升，反过来更对实体经济釜底抽薪。这就是“加工贸易型”的低端生产领域中的内外资都纷纷“逃出”中国、私人资本性质的实体经济大部分不景气的根本原因。
2013年新一届政府履新之时就认识到中国处在“经济下行期”，低增长肯定是个“新常态”。2014年实体经济迅速下滑，到2015年大多数人接受“L”形下滑（也就是陡然下降到谷底）的经济形势的判断。这个时候，城市已经存在工商业资本过剩，央行还不得不对冲外部资金的大量流入而大规模增发本币，客观上是推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巨大的流动性压力使大小资本都在加速进入金融资本经济虚拟化扩张的演变阶段。由于中央反复强调“金融服务实体”，严查资金流向，因而不能肆意投机做虚拟化扩张的资本无处可去，短短几年时间金融资本也过剩了，这是2019年中央提出“金融供给侧改革”的背景。诚然，我们不会理财的群众维持着世界最高的存款率，
大部分银行产生了较多存差，有些银行甚至一度发生贷存比低于50%，
致使2012年以来延续着的第二次生产过剩与1998年产业资本过剩相比更为严重。
此后，国家提出针对此次生产过剩首先要实施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三去一降一补”，也是顺周期调节的表现。在该政策推行的近几年，工业产能的利用率也有一定幅度下降。
这个时候的资本下乡虽然还是被各级政府大力推进着，但因为大部分资本已经遇到农业过剩的困境，由此和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资本下乡、政府配合推行农业产业化不同，大批前车之鉴使投资者愈发谨慎起来。虽然主流舆论还在强调市场经济，但市场“看不见的手”却已经不大可能优化配置“绝对过剩的要素”。因为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前提是在要素“相对稀缺”的条件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才可以发挥最佳的要素配置作用，没有这个前提条件，市场可能就会失灵。
我们以前讲“三农”问题时，提出的理论问题就很直白：为什么说“三农”衰败是宏观问题派生的？因为在农业领域中资本要素“绝对稀缺”的前提下，全国齐步走地推行市场机制的结果，就是农业要素被外部市场定价，导致农村生产力三要素长期的绝对的净流出。
对此我们认为：没有任何经济领域在三要素长期净流出的条件下不衰败，中国“三农”至今能够维持得住应该算奇迹。诚然，针对资本要素在“三农”领域的绝对稀缺，国家启动新农村建设战略，大规模增发国债向“三农”投资，2005年以来10多年已经投入了超过8万亿元人民币，
每年都是国家财政的最大项开支。
可见，只有国家坚持自主创新，才能应对经济学理论讨论不足的局面。任何理论，如果前提不对，则后来建立的所有模型和推导出来的结果就都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