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让农村土地与资源使用金融市场工具

金融领域40多年来并未停歇改革开放的脚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扩大金融开放，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涉及农村的金融服务却显落后。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难点、痛点亟待破解，问题是我们完成自然资源和资产的“货币化”了吗？经济“货币化”之后接下来是要完成“资本化”。国家需要解决“如何能够让农村的资源性资产变成资本市场交易题材”的问题。总之，这两个领域都应该成为主权货币增发的基础。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融市场上连“负资产”都在交易，而“农村丰富的资源性资产”虽然是不断增值的绿色资产，却不能入场交易！很多人说是因为农村土地没有私有化，实则不然，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地产公司都上市了，伴随中国金融资产从几千亿元扩张到200万亿元，物业资产货币化扩张到400万亿元， 这些就是在土地公有制条件下做到的。城市土地所有权实际上属于地方政府，地产公司只有使用权，这跟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是一个道理。

最近比较利好的信息是，自然资源部门认可了“同权同利”——城市地产公司的使用权和农户使用权本来就应该“同权同利”。

此前很多人跟我们辩论土地私有化这个话题，我们不主张土地私有化。在一个很多人强调私有化的场合，我们说请每个人回去看看自己家的房本，土地权属关系那一栏写的是什么？既然城市土地的权属关系也不是私人的，那些连土地使用权都没有的房子为什么可以在市场交易？为什么可以在银行抵押贷款？形象地说，房产效果所涉的只是空中的钢筋水泥，而不是房子下面占用的土地。

可以说，城市里边交易的物业资产并不是真实的土地资产。为什么农村房产现在没有交易？是因为现行法律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造成大量农村物业闲置却不能交易，限制农村耕地只能作为农业用途地，造成土地只能用于负收益的种植业，导致大量土地弃耕撂荒。这是用政策限制不让农民实际拥有农村土地“同权同利”。

所以，解决之道是什么，可行的做法是什么？无外乎就是把股票市场内在的资本化机制搬过来改造成为引入外部过剩金融的制度体系。

我们主张“三变改革”中的资源变资产应该先搞“一级市场”——只在村内对村集体成员做初始定价。对比现在的股票市场，难道在“一级市场”募集都要社会投资人来公开交易的吗？当然不是。二级市场才能允许社会投资人交易。那么，当国家把农村里的所有村民变成村集体的股东的时候，这些村民就是村内集体资产的“一级市场投资人”，村集体作为股份经济社，体现的还是“成员权集合”。所谓村民变股东就得这么变，农村集体就变成村级资产管理公司，统一对外吸收社会投资。须知，只有构建村级组织的集合谈判能力，才能形成作为市场经济制度基础的有效契约。

然后才是“二级市场”——由村集体作为资产管理公司统一对外进行本村资产的货币化交易。这个以村为单位招商引资的“二级市场”主要由社会投资人来投资。

在村集体已经可以成熟地对外做资产交易的基础上，接下来才是“三级市场”。我们需要把资源性资产的增值率测算出来，比如造了一片林子，正常的树木年轮在一年内扩张8%，意味着林木资源价值量也达到年增长率8%，这比现在金融市场上的投资品的收益率都高！那为什么农村不能进入资本市场？主要还是现行政策带来的限制。如果是一个村子里有资产管理公司，村里的地面上长了多少树、一年增值多少，计算出一个价值量数字，把林木价值量切成可拆细的交易单位，难道不就是进入资本市场了吗？只要突破了政策限制，这些市场经济的方法就把农村资源搞活了！一些人只承认金融期货等，他们作为金融资本集团认可的资本品是可以交易的，但还有大量农村资产虽然有预期收益却进不了资本市场。

总之，只有搞好农村资源性资产的“一级市场”“二级市场”“三级市场”，才能承载过剩金融下乡，来替代高负债的财政。

客观上看，县域经济要实现的是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两化”——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所对应的新生产力要素主要是空间生态资源，及其内生所具有的整体性和公共性。于是，就要求微观主体改革应该是“重构新型集体经济”，通过公司化改制使之成为“社会企业”——这类利于实现包容性、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应以追求收益在地化和财富分配社会化为目标。若然，则既符合空间生态资源开发与“资本深化”结合的质量效益型市场经济要求，又能体现“空间正义”原则，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最终以生态资本深化带动生态产品价值化实现。

在乡村振兴需要的微观主体改革上，可以采用“双层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 第一个P（Public），是先把官方长期投入到乡村基层的各类资产对村集体做“投改股”，成为集体的固定资产；第二个P（Private），是集体以此固定资产对应分配做“股到户”，使农户得到以股值为基础的收益权，但农户需要同步同值地向村集体入股自己名下的资源性资产，据此得到倍加的股值。

总之，通过这样的方式，村民通过分包到户的实物资产价值化得到倍加的股权，据此获取长期的财产性收入，一方面构建了共同富裕的财产基础，另一方面使村集体得到村域设施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的处置权及分配权。

需要关注的是要重点发展“三位一体”合作社：由国资乡村振兴公司投资到村集体，发展成员内部资金合作，完成村域一级市场对闲置物业、土地、林木等资源性产品的内部定价之后，再吸引外部投资主体加入合作社，村集体以资源性资产入股，以市场对价来显化村域资源性资产的价格；再以此类内外参股的多元股权的合作社做企业注册。如此，县域空间生态经济既会以乡村集体经济的社会企业性质做出全县资源性资产底数，又有利于激活政府多年投入农村的基础设施资产。

以此为基础再推进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进一步以村合作社为股权单位对上做股到县级平台公司，为县乡村三级接受全域生态经济的统筹规划奠定基础条件。若然，就可以全面推进“把产业留在县域，让农民分享县域产业收益”的在地化共享经济的全面发展。

总之，我们希望大家高度关注生态空间资源开发，并且一定要体现生态资源开发的在地化，把收益留在当地，防止生态空间开发造成基尼系数进一步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