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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年来的两次生产过剩引发的复杂矛盾需要辩证看待。因为，“旧的矛盾尚未解决新的矛盾便又发生”。原有的矛盾不可能停下来待解决后再继续前进，只可能被前进之中新的矛盾替代。
在金融资本过剩的压力下，中等收入群体的自有资金相对充裕，总量很大，近年来先后被股市和房市的虚拟资本泡沫吸入，给社会公众沉痛教训，不愿意再进入此类投机性市场，其中很多人已经自觉下乡去寻找投资和创业机会。于是，各种多功能的市民农业、生态农园、民宿集群，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
市民与农民的结合创业，也带来“互联网+”农村经济的广泛开展。由于互联网经济内生的公平参与和社会分享机制，派生出了社会参与和数字化改善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内因。若结合历史可知，正是传统乡土社会维护最低治理成本的乡绅群体，及其本来就有的多样性文化内涵，构成了国家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基础。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与时俱进提出重大战略调整，即生态文明与民生新政，并同期推出了一系列制度创新。“三农”领域的调整无论是“两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农业目标、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新乡贤治理，还是全面消除贫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都是国家推进生态文明战略和相应制度创新的内在组成部分。
可以看到，在全球金融危机挑战下，中国遭遇第二轮生产过剩，一方面暴露出三大资本都过剩的困局，另一方面农业与农村经济也借此挣脱此前半个世纪仅被作为产业资本阶段的一种经济门类的旧体制约束，而这可能得益于中产阶层“市民下乡”带动的城乡融合。这个趋势若能形成，则因农业本身与自然多样性紧密结合的特征而呈现出内在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传承的功能。由此，中国的“三农”发展客观上会成为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主要载体。
因此，在目前资本全面过剩的条件下，我们要及时了解世界范围内的农业企业都在做什么改变，它们大都在强调改变过去的市场化发展模式，正在向综合化、社会化和生态化这一新的方向演进。这也许是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出路所在，需要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
新世纪之初，随着经济基础领域一系列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国正经历着由小资主体社会向中资主导社会的巨大转型。突出表现为城乡二元结构之下的两大社会阶层的崛起——中产阶层（中等收入群体）和新工人群体。2010年亚洲开发银行发布《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报告显示，中国的中产阶层绝对数量为8.17亿人，该报告将中产阶层划作“底层”“中层”“高层”三类，除去属于底层中产阶层的3.03亿人，中国的中产阶层数量还有5.14亿人。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胡祖才公布，2022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超过4亿多人。
也就是说占总人口近三成的中国中产阶层，是全球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这个绝对量比美国和欧洲的中产阶层人口总数还要多。对于农村发展来说，这个群体是多面性的。从积极角度看，世界上中产阶层与“三农”相关的共性是既重视食品质量安全，又热衷资源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传承。而中国的中等收入者更是新时代愿意下乡进村、兴利除弊、注重质量、促进城乡融合的社会群体。
如果官方部门仍然偏重于追求产量目标，压低农产品价格指数以避免发生通胀，生产出的农业产品也是以一般商品为主，则在三大资本都过剩的压力下农业过剩的局面难以改观。
然而，虽然有关政策跟不上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深改要求，但并不意味着中产阶层沦为“吃瓜群众”。近年来社会上已经兴起了“市民下乡”“农业进城”等民间行动。这种民间自发的城乡之间的双向互动不同于政府助力的资本下乡，因此大致还是良性的。
各类城市主体下得去乡村的客观条件是“搭便车”。
因为这些年国家投资的新农村建设已经在农村基本上完成了“五通”，98%以上的行政村通了路、电、水、气、宽带，个别有条件的村又开展了“四化三清一气”和“四清四改四建”。这意味着乡村具备了发展中小企业的基础设施条件。这时候市民下乡到村里照样能够通过网络进行微信群沟通和分散化的交易，成为生产和消费的一股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