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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明顿的全球版图”

被雷明顿公司收购的这家麦克法兰打字机零售店位于曼谷的布拉法路(Burapha Road)与石龙军路(Charoen Krung Road)交汇处,它不过是雷明顿公司更加宏大的、历时数十年之久的全球战略的一部分。雷明顿公司首次向世界展示它的新产品是在美国1876年费城世界博览会上,不过反响不大;它当时被亚历山大·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发明的电话机抢去了风头。直到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雷明顿公司在国内外市场的知名度才得到较大提升。它在1881年销售的打字机数量不过1200台,然而到了1882年,威科夫公司(Wyckoff)、西曼斯公司(Seamans)和贝内迪克特公司(Benedict)开始作为雷明顿公司的销售代理商,将其生产的打字机推向了全球市场。 [22] 很快,雷明顿公司便在德国(1883)、法国(1884)、俄国(1885)、英国(1886)、比利时(1888)、意大利(1889)、荷兰(1890)、丹麦(1893)和希腊(1896)设立了直销代表。早在1897年,雷明顿公司就宣布其在欧洲多个城市建立了分公司,包括巴黎、波尔多、马赛、里尔、里昂、南特、安特卫普、布鲁塞尔、里斯本、波尔图、马德里、巴塞罗那、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海牙等地;此外,其销售代表也遍及南北美洲、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地点包括阿尔及尔、突尼斯、奥兰、亚历山大港、开罗、开普敦、德班、东伦敦、约翰内斯堡、贝鲁特、孟买、加尔各答、马德拉斯、西姆拉、科伦坡、新加坡、仰光、马尼拉、大阪、香港、广州、福州、澳门、汉口、天津、北京、胶州、西贡和海防)。 [23]

1897年,雷明顿公司开始将“七号”打字机作为该公司的全语种(omnilingual)旗舰机型加以推广,声称其包含“使用罗马字母的所有语言”以及俄文、希腊文、亚美尼亚文、阿拉伯文,它还拥有“可生产多国语言键盘的全套生产线”。 10年后的1907年,雷明顿公司推出了最先进的可视化打字机“十号”机型,并于1915年成为在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的“官方打字机”(博览会在展馆内设有一个精美的雷明顿公司展厅,而且所有打字形式的公务交流均采用雷明顿公司的打字机)。 [24]

与雷明顿公司产品的步步高升相对应的就是其他打字机机型的节节败退,包括之前埃德温·麦克法兰所构思的机型。早期多元的打字机技术生态正在逐步收缩,取而代之的是完全被各种单切换键盘设计占据的一元技术语言生态。之前由埃德温和乔治等人发明和推广的双键盘打字机完全退出了市场,至于那些“无键盘”的指针式打字机则更是消失得无影无踪。 [25]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麦克法兰那代人逐渐从历史上淡出,新一批发明家在构思外语机型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单切换键盘机作为其机械学起点。单切换键盘打字机俨然成了一个磁芯,吸引着数量空前的专利申请,而雷明顿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则成为全球销售、营销和推广网络的中心。

打字机的全球化为这些公司带来了巨大的荣耀和声望。在雷明顿公司的一幅广告海报中,一队骑着大象的阿拉伯商人穿行在一片不知名的沙漠里,象背上驮着一些未标注唛头的小木箱,下方写着一句精辟的广告语:“出门在外,带一台便携式(打字机)在行李箱中。”(图1.9) 1930年,《华尔街日报》有文章写道:“可能有人还不知道蒙古有政府组织,但雷明顿公司已经完成了一笔该国政府采购500台雷明顿打字机的订单。” [26] 总部位于意大利伊夫雷亚的打字机制造商好利获得公司(成立于1908年)也参与到这场更广泛的全球打字技术交流当中。在《好利获得公报》( Rivista Olivetti )中,读者可以看到该公司向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市场渗透。正如它在《好利获得公报》中提到的,这些国家的人们还保持着相当古老的社会风貌,但也已经“适应了现代生活”。文中谈道:“好利获得公司通过向这些国家供应打字机,为其发展进步做出了贡献,我们为此感到自豪。” [27] 此外,好利获得公司还对其发明的阿拉伯文打字机大加赞赏,认为这对于阿拉伯世界而言堪称一次文明的转型。好像生怕读者不相信,《好利获得公报》中的一篇文章说道:“是的,阿拉伯人也有了他们的打字机,如果他们能够摆脱最后一个和欧洲人之间的真正差异,那么这绝对要归功于他们每天都在使用的打字机。”(图1.10) [28]

1.9 雷明顿的全球版图:一则关于雷明顿打字机的广告。

1.10 关于好利获得阿拉伯文打字机的广告。

打字技术的全球化,与技术语言一元化的崛起一道,深刻地影响了对文字、技术和现代性的文化想象。如今一台开罗的打字机看起来、摸起来、听起来都和曼谷、纽约或加尔各答的打字机一模一样——就只有键盘上的符号不同。单切换键盘打字机(很快就被简称为“打字机”)所发出的这种整齐划一的“嗒嗒嗒”声,将构成新的全球现代性背景音的一个声部。

在一些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打字机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中,人们可以发自内心地欣赏单切换键盘打字机的辉煌。不论是在帕尔奇内斯(Partschins)的彼得·米特霍夫打字机博物馆(Peter Mitterhofer Schreibmaschinenmuseum)、洛桑(Lausanne)的打字机博物馆(Musée de la Machine à Écrire),还是米兰的打字机博物馆(Museo della Macchina da Scrivere),人们都必须将脸贴在展柜玻璃上,才能分辨出这些藏品曾是用于哪种语言的。对于单切换键盘打字机来说,无论是希伯来语、俄语、印地语、日文假名、暹罗语、爪哇语还是其他什么语言,它们之间基本没有太大区别,以至于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语言本身反而成了打字机的特点或适配物。 这造成的结果是,让我们以为有一台全语种的、全能的打字机原型,它“具有”缅甸语、朝鲜语、阿拉伯语、格鲁吉亚语或切罗基语的各种型号,就像它“具有”黑色、灰色、红色或绿色的不同外形一般。

值得注意的是,要达成这种效果绝非易事。实际上,单切换键盘打字机的全球化需要极高的工程学智慧。尽管《雷明顿通讯》( Remington News )和《好利获得公报》上的文章模糊了阿拉伯文打字机、希伯来文打字机、俄文打字机、法文打字机和意大利文打字机之间的界限,说它们除了键盘以外没有什么不同,但工程师们知道单靠键盘是造不出这些打字机的。将英文打字机的物质性改造成能够处理其他语言和文字的形式,这需要一个技术含量极高的转化过程,而按键和键盘则是对这一过程最直观,也可以说是最肤浅的体现。真正“承载”或“具有”语言功能的是打字机的内部结构,在于不同部件之间的协同配合,包括滑动架进位机制、间格机制、对静止键的选择性运用等。而在工程师和制造商看来,语言甚至不存在于打字机本身中,而存在于铸字厂的各种铸字、模具、铸字设备、印刷、车床和组版工艺上。组装出英文的不只是雷明顿打字机,还包括雷明顿公司的打字机工厂。将英文雷明顿打字机转化为阿拉伯文、高棉文、俄文或希伯来文打字机的过程,实际上是在转化雷明顿工厂本身。

就像埃德温·麦克法兰一样,发明者们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放眼全球,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每一个“问题”,甚至每一次微小的调整和看似不成问题的问题,都属于目标文字到其技术语言起点之间的辩证关系的一部分,这种辩证并不涉及书写系统或打字机本身的任何基础属性,而是源于两者之间的张力和难以捉摸的适配性。

在雷明顿时代,各种文字并不是与“英文”或“拉丁文”做任何抽象的比照,而是与为英文制造的单切换键盘打字机的具体的、技术语言维度的构造做比照:有限的按键、有限的字符叠加容量,以及一个等距离左移的滑动架。所有这些特性,在英文打字的情况下也许是“隐性的”或“自然的”,在其他语言打字的情况下却变得或有用或构成障碍,需要逐一重新构思和重新设计。

英文书写系统与其他外语书写系统并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不是自我对他者,或字母文字对非字母文字。它们涉及一个复杂的光谱,在其中,世界上各种类型的字母文字和表音文字可以按照其与现代的兼容性高低排序,一端是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英文,在它附近的语言对于英文打字机的改造要求不过是换换键盘和键面。例如,法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的字母表恰巧与英文字母表高度重合,因此顶多只需按照各自语言的字母频率将键盘上的字母布局略加调整。俄文对打字机的调整要求稍微复杂一些,需要将键盘改成包含33个字母的西里尔字母键盘。

而位于光谱另一端的文字,其技术语言表现对打字机的改造要求则更加具有挑战性。例如,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对打字机形式的可塑性和普遍性来说,就是更大的考验。所涉及的改造中,相对容易的有重新分析字母频率,设计新字体,调整键盘布局等。此外还有一些更加复杂的改造。拿希伯来文来说,令工程师们感到棘手的并不是其字母表与英文字母表的差异,而是希伯来文从右向左的书写方向。从机械学的角度讲,希伯来文是反向的英文,这就需要改造英文打字机中被工程师视为最重要的部分——滑动架进位机制。1909年,塞缪尔·A. 哈里森(Samuel A. Harrison)向专利部门提交了一份名为“东方打字机”(Oriental Type-writer)的专利申请,是以美国生产的约斯特打字机为基础设计的。 哈里森解释道:“通过一定的调整,同一操作会使滑动架的前进方向……逆转,从而使纸张向相反的方向移动。”“由此,打字杆或铅字搭载装置就可以搭载两种或更多种不同类型的字母,包括自左向右打印的英文……还有自右向左阅读的文字,例如希伯来文。” 1913年,伦敦发明家理查德·A. 斯珀金(Richard A. Spurgin)也完成了类似的发明,并将该技术转让给哈蒙德打字机公司(Hammond Typewriter company)。从哈蒙德打字机开始做起,理查德致力于创造一种“可切换方向的滑动架”,应用于“希伯来文等语种,它们需要机器的运转方向与我们语言的打字机不同”。

在创造这种略加改动的打字机的过程中,西方的设计者和制造商们再次打开了英文打字机的结构和性能当中的某些“黑匣子”——也就是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滑动架向左进位机制。从此,打字机需要再次进化,就像它的镜像版本一样,在按下一个按键后,所引发的进位不再向左而改成向右,而“回车”键引发的动作也与原来的方向相反。从法律上看,这就需要提交新的专利,并重新撰写简介以恰当地阐释这一机制。从机械制造领域看,这就需要调整模具、模型和负空间 ,用以制造新的希伯来文“版本”的打字机形式。不过,在这些调整的过程中,工程师需要格外小心。工程师可以对初始“打字机本身”(typewriter-self)进行各种拉伸和扭转,但他们必须严格掌握好分寸,以免使这种拉伸和扭转变成“砍削”或“撕扯”,换言之,从根本上违背它的起始条件。标准英文打字机的基础属性必须保持不变:希伯来文不能要求对英文打字机进行全方位的重新构想,仅能换一种表现形式。

巧合的是,希伯来文问题的解决,也使阿拉伯文的问题解决了一半,因为阿拉伯文也是从右向左书写的。不过,阿拉伯文还需要对英文打字机形式做另一个调整,也就是解决阿拉伯文书写当中的连笔问题。虽然阿拉伯文字母在总个数上是比较“经济的”,令打字机工程师感到欣慰,但很多阿拉伯字母有四种写法,需要根据其在单词中的相对位置进行选择。一个字母不但可以出现在词首(首字母)、词中(中间字母)和词尾(尾字母),还可以独立成词(独立字母),这就需要工程师想办法把阿拉伯字母的所有字形“改适”到一台承载能力有限的打字机上。

世界上最早的阿拉伯文打字机之一是1899年由开罗的塞利姆·哈达德(Selim Haddad)设计的,他自称是艺术家。 他在专利申请文件中解释说,虽然阿拉伯文里只有29个字母,但它们不同的字形和连接方式“使字符或铅字的数量攀升至638个之多”。 哈达德提出了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案:对于每个阿拉伯字母,他只采用两种变体,一种用于处理所有的首字母和中间字母,一种用于处理所有的尾字母和独立字母。他解释说:“我设计新的字母字形都是右侧不连笔的,而中间字母和首字母只在左侧连笔,这使我发明的打字机在设计上具有了至关重要的优势。” “这样就可以让位于中间字母和首字母共用同一个字形,让词尾和单独字母共用另一个字形。” 他解释说,通过这种创新,就可以将字形的总数量从600多个大幅削减至58个,从而使得单键盘打字机可以胜任。

不过,并非所有的发明者都认为以单键盘打字机为基础的改装是实现这种技术语言表现的最佳方式。后来,俄国圣彼得堡的保罗·切尔卡索夫男爵(Baron Paul Tcherkassov)和芝加哥的罗伯特·欧文·希尔(Robert Erwin Hill)也重新审视了阿拉伯字母字形变体的问题。 切尔卡索夫和希尔将他们研制的打字机称为“通用东方字母打字机”(Universal Eastern alphabet typewriter),适用于被他们整体描述为“比如阿拉伯文、土耳其文、波斯文和印度斯坦文”的文字。他们坚持认为,“阿拉伯文的问题”可以通过一组特制的、无语义的字符加以解决,这些字符能与真正的阿拉伯字母结合起来,产生所需的连笔形式。简单来说,他们发明的这种阿拉伯文打字机是利用常规的单键输入动作来打印某些字母,同时利用组合键(有的是阿拉伯字母,有的是无意义的“连字符”)来“构建”其他字母。

无论20世纪的众多打字机发明者在设计理念上有怎样的分歧,他们都赞成这样一则强有力的正统信条:在设法解决外国语言的打字问题时,决不能从底层质疑单键盘打字机形式本身。一位发明者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这一信条:“在设计特种打字机时,最理想的结果就是能够设计出一台尽可能符合常规标准形式的打字机,而且在保证可用的前提下,它得尽量符合工厂生产组织形式和生产工具配备情况。” 再结合前文关于“语言存在于工厂中”的说法,想必我们会更深刻地理解这种动机。雷明顿、安德伍德、好利获得、奥林匹亚(Olympia)等公司所建立的打字机工厂在金属构件的压铸和组装上已经做得相当精细,通过精确组装这些构件,一台台精良的打字机被运往世界各地,并获得丰厚的利润。虽然打字机公司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希望生产更多不同类型的外文打字机,但当时它们所遵循的准则也相当合理,那就是改动最小化。 [29]

到20世纪中叶,单切换键盘打字机基本上征服了整个世界,其自身的历史特殊性痕迹几乎被抹去。在兼容暹罗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的过程中,单切换键盘打字机可能遭受了一些挑战,要求它超越英语甚至是拉丁字母的溯源,促使工程师们重新打开“黑匣子”,如滑动架向左进位、启用静止键等,但所有这些调整都未对单切换键盘打字机的核心机械原理构成威胁。不论哪种语言的打字机形式,其最初的基本设计始终未变,这些打字机背后的铸模和组装工艺也是如此。单键盘打字机不仅征服了全球的打字机市场,似乎还征服了文字本身。

单切换键盘打字机的全球化深刻地影响了那些被它吸纳进其不断扩大的家族的书写系统。然而,其最深刻的影响留给了一种它无法吸纳的世界文字:中文。 54tkpnIAq5Pduml0pFcJMh+sd2ZsSin6uBq0KyMFOY40yEmRQLeUdAJpgEcu6PG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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