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嗒记”和中文巨兽

汉字避开了雷明顿公司，始终引人注目又令人沮丧地缺席于雷明顿公司不断拉长的发展名册。虽然也有数千台西式键盘打字机在中国市场上出售，但这些都是供西方侨民以及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在中国通商口岸和布道站的事务部门使用的。虽然各大打字机公司都广泛宣称其产品具有普适性，可以处理所有的语言，但这些宣言都悄悄地将世界人口中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排除在外了。打字机的“普适性”名不符实。

当我们回顾那些工程师和发明者的做法，就不难推测出这种缺席的原因了。希伯来文要求工程师们让打字机实现左右两向书写，相较而言，竖写的中文则对他们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其构想一种滑动轴方向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打字机。如果说暹罗文、俄文、阿拉伯文和希伯来文让键盘设计者深陷于统计分析，那么中文那完全非字母的文字系统，就更是他们需要面对的难题。虽然并非有意为之，但中文书写确乎充当了一个警醒的见证者，见证了这种打字机形式的伪普适性，见证了这个假冒的超然存在。但需要指出的是，中文绝非命中注定要扮演这一角色。要不是“阿拉伯文打字机问题”或“暹罗文打字机问题”在原有的打字机形式中找到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可能就会有一种或更多种的语言游离在这种打字机的虚伪怀抱之外。这一种或多种语言的地位可能会发生变化，不再被简单称为“别的”，而是“他者”：它们所具有的他异性如此尖锐，以至于西式打字机再也无法独善其身，只能历经剧烈的蜕变，甚至在这一过程中抹杀自我。不过，人们还是为这些难题找到了对应的解决方案，有的比较优雅，而有的比较笨拙：希伯来文变成了“反向”的英文，阿拉伯文变成了“连写”的英文，俄文变成了“采用另一种字母”的英文，暹罗文变成了“有过多字母”的英文，法文变成了“带音调”的英文，等等。虽然与英文非常不同，但阿拉伯文、希伯来文和暹罗文从根本上说，是可以与英文打字机相互贯通的，因此也与它所代表的技术语言现代性相互贯通。

出于可想而知的经济原因，打字机研发者和制造商们从来不愿意因顽固的中文而放弃其具有伪普适性打字机形式。恰恰相反，他们放弃了所有关于文明之可能性的浪漫观念，那曾是其在与其他语言交互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特点。他们放弃了自身看似无限的意愿，去审视和重新想象这一打字机形式中许多被认为最理所当然的特征，相反，他们集结了手头一切物质资源和符号资源，对汉字展开了一场冷酷无情的、全方位的围剿——一种从技术语言层面排斥中文的行为。从这时起，需要为中文打字技术之“不可能性”负全责的是汉字，而不再是单键盘打字机本身的任何局限——如果说中文在技术语言层面上是“贫乏的”，那么这种贫乏完全归咎于汉字。换句话说，通过将世界上最古老、使用最为广泛的书写系统之一驱逐出这个领域，单键盘打字机最终实现了它的普适性。套用克里斯蒂娃（Kristeva）的观点，汉字被标记为“屈辱形式”：一个事物和情形的存在因其不能被某个特定的系统或情态所容许，从而必须被从本体论中驱逐出去。

据此，让我们回到“嗒记”和假想的中文打字机滑稽的丑陋形象上，通过这些来探讨本章开头提出的第二个问题：诸如此类的形象和想法究竟体现了怎样的意识形态？中文打字机遭受了来自MC哈默、沃尔特·翁、比尔·布莱森、《辛普森一家》（ The Simpsons ）、钱玄同、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汤姆·塞莱克、《远东共和国杂志》（ The Far Eastern Republic ）、《圣路易斯环球民主报》、《旧金山观察家报》、《芝加哥每日论坛报》（ Chicago Daily Tribune ）、路易斯·约翰·斯特尔曼以及无数其他人所组成的奇怪同盟的嘲弄和诋毁，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暂时回到打字机之前的时代，当时人们对中文书写的批判更多是在种族、认知和进化层面，而不在技术层面。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中指出，中文书写的本质“从一开始就是对科学发展的一大阻碍” ^[30] 。黑格尔认为，中文的语法结构培育出了某些排斥现代思想的习惯和倾向，它使那些现代思想变得难以言表甚至难以想象，他发现，那些用中文思考和交流的人受到了这门语言的限制，始终无法登上进步的大写的历史（progressive History）的舞台。换句话说，所有的人类社会都被其语言掌控，但不幸的是，中国人被一种与现代思想格格不入的语言掌控着。

在整个反中文言论的历史当中，黑格尔只扮演了一个传播者和扩散者的角色，并不是开创者。正如许多学者所提出的，一种强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在19世纪形成，和其理论来源（达尔文主义）类似，它将人类语言整体纳入一个有着进步和落后之分的等级系统当中。 ^[31] 而系统的组织原则也再次体现了其认知传统，即对印欧语系不吝赞美，而把那些缺少名词变格、动词变形以及重中之重的字母文字等属性的语言视为发育迟缓的。语言学家、传教士兼汉学家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指出，“中文、墨西哥文和埃及文是比较类似的词素文字（morphographic），有时也被称为表意文字（ideographic）”，其中“墨西哥文”被西方殖民者野蛮地摧毁了，而埃及文最终也被拼音化了。唯独中文还在坚持使用这种濒临消亡的书写系统，它“因中国的文学得以传承，因闭关锁国得以巩固，并受到中国人以及周边无书面文字民族的尊崇” 。但随之而来的便是“这种语言所引起的思想孤立”：它“将中国人束缚在自己的文学里，使他们变得自负和自我依赖，产生了对其他国家的轻蔑，阻碍了他们的进步”。 在他看来，这些语言陷入了一种发展停滞的状态，反过来也将那些用它们思考和交流的人冻结在时间里。

长期以来，中文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首选的批判对象。比较文学学者纠结于中文的“表意”文字、语音，以及中文缺乏动词变形、名词变格、词性变化和复数形式等问题。在很多学者看来，中文是一个反面典型，这一罪名是如此确凿，以至于为中文所做的辩解也可以为对中文的批判服务。1838年，杜朋寿（Peter S. Du Ponceau，1760—1844）提出了一个新观点，他驳斥了长期以来将中文视为表意文字的观点，证明了大部分汉字实际上既包含范畴成分（categorical component）也包含语音成分（phonetic component）。 ^[32] 面对这个颇具颠覆性、有可能弥合中文和其他语言之间“他异性”鸿沟的观点，杜朋寿著作的评论者抓住了这本书中“半语音化”（semi-phoneticization）的概念，将中文重新塑造为一个进化过程中的混血儿——一种正在走向字母化但从未成功的书面文字。一篇评论文章写到，杜朋寿“成功地打破了关于汉字是表意文字的旧有普遍认识；证明了汉字表示的并非意义（ideas），而是话语（words），通过话语来溯及意义”。 ^[33] 此外，杜朋寿的研究也表明中文在语言学上要比“新世界中的原始部落”还要低等。后者“虽然缺乏文学作品甚至书面语言，却具有高度复杂的、非自然的话语形式……而在旧世界，聪明的中国人虽然有着比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还早的文明和民族文学，却在长达4000年的时间里始终保留着一种极为简单的，甚至称不上原始和自然的语言，在目前通行的理论看来，这种语言似乎还处在人类言说的雏形期”。 似乎可以说，就连新世界最低级的语言都超越了旧世界最高级的语言。

对字母文字的神圣化作为一种强大的说辞，在很多学科中运作着，特别是当西方学者在对语言文字进行比较研究继而评判优劣时更容易出现。1853年，亨利·诺埃尔·汉弗莱斯（Henry Noel Humphreys）在《书写艺术的起源与发展》（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Art of Writing ）一书中写到，中国人“从未将书写艺术纳入合理发展的轨道，从而创立一种完美的表音字母” ^[34] 。1912年的一篇短文宣称：“中文最恐怖了，心智正常的人不会去学。” ^[35] “中文必须被淘汰。” W. A. 梅森（W. A. Mason）在1920年发表了一篇名为《书写艺术史》（ The History of the Art of Writing ）的短文，也附和了上述观点：“处于形成过程中的表音文字，例如中文，长久以来都困滞在其书面文字发展的早期阶段。” ^[36] 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在1926年的经典研究报告《语言学与古代中国》（ Philology and Ancient China ）中不无轻率地表示：“丢掉过时的表意文字吧，用表音文字取而代之。” ^[37] 1932年的一份报告对这种观点的表述则更加直白：“中国人的汉字书写方式，作为一项研究课题，简直是‘太糟糕了’”。 ^[38]

不过，在20世纪剩下的时间里，社会科学内部和外部陆续发出了一些声音，开始质疑社会达尔文主义理念，包括认为中文“不适应”进化的观点。1936年，美国汉学家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1905—1994）发表了《论中文表意文字的本质》（“On the Nature of Chinese Ideography”）一文，激烈批判了当时学界广泛持有的观点：汉字在拼写上是一个混血儿，是介于所有语言的假定起源——象形文字记载法（pictography），与所有语言的假定目标——完全语音化之间的半成品。顾立雅不仅批判反中文言论，也批判了更广义的西方对虚义文字的成见。他指出：“我们西方人向来以为，凡是仅包含了对意义的符号表现，而不以标记音韵为主的，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设想的书写形式相左的文字书写系统，就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书写。” 顾立雅更是将矛头直接对准了那些认为字母文字至上的学者，以及与此相关的，认为中文的语法导致难以表达某些思维模式——特别是那些被认为对现代性至关重要的模式——的观点。

顾立雅的观点是建立在一个核心的批判之上的，这种批判控诉了当时更加广泛的比较文明研究和种族科学观念，在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的著作中有所体现。顾立雅解释说，可惜博厄斯的著作是关乎其他学科领域的，对于中文这种非字母语言来说，尚没有类似的著作问世。他说：

我们不再简单地以为，我们可以把所有生物，从原生动物到人类，按照单一线索排序。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实现象千差万别，难以驾驭，并不会轻易地适应我们预想的方案。我们认识到，只能改造理论以适应事实，而不能改造事实以适应理论。但是在文字书写问题上，旧观念仍然挥之不散。比如中文就因无法融入预设的高级层次而被认为是低等的。

顾立雅最后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意味深远的观点：“中国人用表意符号书写，同我们用表音符号书写一样自然。”

一时间，那些反中文的进化论观点饱受质疑。1985年，杰弗里·桑普森（Geoffrey Sampson）在《书写系统》（ Writing Systems ）一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驳斥中文缺陷论。 ^[39] 同时，之前那些为中文缺陷论等说法背书的人也开始动摇。杰克·古迪（Jack Goody）在谈到他与其他学者在《传统社会中的读写》（ Literacy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 ）这部颇具影响力的文集中的文章时说道：“在交流层面，我们显然过于看重‘西方的唯一性’了，然而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唯一的。” ^[40] 在中文的问题上，古迪开始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放弃了他之前主张的西方优越论。古迪曾提到“语标文字（logographic script）限制了一种民主的读写文化的发展”，但他现在认为“这并不妨碍人们使用此种文字在科学、教育和文化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就”。 古迪有意同之前的同行者，以及那些过于夸大其词或鼓吹欧洲中心论的学术研究拉开距离，后者相当自信地将字母文字视为“希腊奇迹”（Greek Miracle）的催化剂。 ^[41] 尽管埃里克·哈夫洛克有理由假定“汉字在历史上是无足轻重的”，尽管罗伯特·洛根（Robert Logan）批评汉字中缺少了一次中文的科技革命，古迪仍然试着提出了中文的优点和西文的缺点之可能。 ^[42] 他在2000年写道：“（中文）由于部件少了很多，它在刚开始学的时候更加困难，但之后学起来就较为容易。像中文汉字这种语标文字，可以逐个学习掌握。每个人，甚至那些没上过学和没接受过语言教育的人，都是可以具有部分读写能力的。在日本，我不需要识字，只需记住它的字样标志，例如‘入口’或‘男’，便可以使用停车场或卫生间；我不需要像使用字母文字那样理解整个语言系统。” 古迪继续谈道：“目前使用的汉字约有8000个，而供大众读写的基础中文的汉字数量仅在1000到1500个之间……从这个角度看，中文是当代各种书写系统中最保守的一个。” ^[43]

虽然字母文字至上、中文适应能力差等观念并不那么容易消除，但那些继续鼓吹这些观点的人会发现自己正日益边缘化。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语言学家兼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布卢姆（Alfred Bloom）接过了“视中文为非现代性”阵营的大旗。他在1979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由于中文语言没有虚拟语气，导致使用中文的思想家无法进行反事实性的构思，因而限制了他们构思和提出假说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对于科学和创新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44] 同样的观点也见于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的著作中，他认为中国是“语言上有缺陷的”，因为“从多种方面而言，中文书面语对于中国科学思考方式的发展所起到的阻碍作用要远大于其促进作用”。 ^[45] 威廉·汉纳斯（William Hannas）继承和发展了中文的反现代性的长久遗产，在更晚近的时候试图重提当中的很多观点，坚称中文、日文和朝鲜文的拼写“抑制了人们的创造力”，并据此解释亚洲为何在世界科技和创新领域竞争力不足。 ^[46]

不过，针对布卢姆的著作，以及所有基于“认知限制”提出各种观点的学者，威廉·博尔茨（William Boltz）警醒地指出：“对于了解中文的、严谨的语言学家来说，反驳这些观点其实并不难。”与顾立雅的“可表达性原则”（principle of effability）一致，博尔茨强调了一个事实，并且迅速得到广泛的认可，即“语言在表达人类思想的能力上是无差别的，至少，每种语言都有能力或潜力来表达其使用者想要表达的东西” ^[47] 。

随着种族科学的衰落和文化相对主义的兴起，20世纪的历史似乎是一个稳步扩大的跨文化交流和理解的故事。中文语言之“不适应性”的观点基本消失了，至少已经变得不那么张扬和自信了。那些从前辈手里接过大旗的人，如今看来已经因其欧洲中心主义而显得古板拙劣，就像机场书店里浅薄无聊的书一般不值得认真对待。

但实际上，中文语言之“不适应性”的概念不仅从进化论和种族科学的式微中幸存下来，甚至还在新世纪大行其道。其复兴和强化得益于科技的发展，中文语言的适应性问题从带有政治色彩的种族领域败退下来，转而进入了相对清洁的技术设备领域，例如打字机。中文首要的诋毁者是技术专家自己。在20世纪50年代，好利获得公司在宣传其莱泰拉22型打字机时提出“从古代到好利获得”（from Ancient to Olivetti），这个广告语的背景是两张形成鲜明对比的图片：一边是好利获得打字机，作为时髦和实用的现代性的象征，一边是唐贞观元年（627）在陕西发现的石鼓文，一种上承金文下启小篆的字体——作为古老的象征。（图1.11）

到20世纪下半叶，一个全球性共鸣腔出现了，关于中文在技术语言上是荒谬的、无关紧要的这类陈词滥调在其中回响和重复——不受限制且不经批判。1958年，好利获得公司宣称其打字机“是全语种的”。（图1.12） ^[48] 不过与雷明顿公司、安德伍德公司一样，它的这种说法的前提也是把一种令其感到沮丧的文字——中文拒之门外。

与此同时，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对于键盘打字机的喜爱之情则越发浓烈。打字机首先是一种书写机器，但在此之外，它已然变成一套丰富的符号生态系统，融合了意象、美学、符号意义和怀旧情愫。出于对作者性的崇拜，打字机成了艺术家的合法标志。任何有些名声的作家（不论这种名声是真实的还是自我标榜的），都必须坐在其最喜爱的打字机机型前面拍照，将这一烟雾缭绕的创作场景定格。到20世纪中叶，人们对打字机的崇拜相当强烈，美国诗人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就在他著名的诗作《嚎叫》（ Howl ）的终篇用这种书写设备来宣告它本身的神圣性。或许他不曾意识到的是，其实还在更多方面，打字机都可以称得上“神圣”（Holy）！ ^[49]

与此同时，与所有其他符号相比，“中文打字机”作为假想的物品，在汉字面临的又一次考验中，成为流传度最高的、遭受非议也最多的证据——汉字再次被认为无法与现代性相容，应当被废除。中文打字机起初被当作参照，用以凸显其更占主导地位的进化论上的对应物，不久后继承了宝座，成为让中文的不适应性观念得以运作的唯一被接受的模式。通过勾画中文打字机那荒诞滑稽的巨兽形象，批判中文的人使自己可以堂而皇之地引用臭名昭著的社会进化论，并在相对清洁和客观的语言的技术适应性领域卷土重来。在20世纪，如果再去附和卜德、哈夫洛克、布卢姆等人以社会进化论为基础的观点，或是更早的黑格尔学派前辈的观点，则未免显得有些落魄。然而，对于中文的现代性的漫长审判在20世纪却再次甚嚣尘上，而且势头远胜于以往，只不过这次的战场是看似中立的技术语言领域。在认知层面上，我们或许可以说，中文使用者在表达自己时可以与西方语言使用者同样完整，因此黑格尔是错的。然而从技术语言角度看，中文使用者显然受制于他们繁杂的文字，它阻碍了文字的普及，限制了电报、打字机、速记法、穿孔卡片计算机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从这个层面来说，黑格尔又是对的。针对中文的这种现代技术性批判，诞生于由打字机滑动架和滚筒构成的干净的、塑料与金属的世界，而不再基于认知、文化、种族、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等带着血液温度的术语，这种批判将按照其古老而久远的先辈们的遗嘱和教诲，以机巧、低调的方式继承其话语遗产的全部内容。

至此，我们已经做好准备，通过耳闻目睹去认识真实的中文打字机。不过，我们应当始终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对于真实的中文打字机的形态和声音的理解和解释框架，将无时无刻不受到我们此前假想的中文打字机的影响和歪曲。也就是说，我们的眼睛和耳朵并不属于我们自己，而是本章所考察的这段历史的产物。面对“嗒记”及其子孙后代，我们既不会鄙视，也不会故作轻松地忽视（这种做法既虚伪也无益），相反，我们应当怀着一种克制的包容心。从某种意义上说，由雷明顿公司、安德伍德公司、好利获得公司、奥林匹亚公司等公司推向全球的打字机形式与我们并没有多么紧密的“关系”，它离我们很远，与我们之间隔着一层笛卡尔式空虚。这种出现于20世纪，并逐步渗透到一个更加广泛的图像学领域的打字机形式，并不是我们思考的对象，而是我们思考的工具和通道。出于历史的偶然，我们在此刻想到的恰好是雷明顿打字机。

现在，让我们去往中国东南部的宁波，不过不是现在的宁波，而是打字机出现之前的宁波。我们将会看到，中文打字机的“难题”——如何让一种包含了数千个字符的非字母文字与一种新的信息技术相适应——最早出现于19世纪初，当时有一群外国人正在思索中文与两个更早的技术语言系统——活字（movable type）和电报（telegraphy）之间的关系。正是在打字机问世之前的19世纪，中文打字的谜题初见端倪。

[1] “A Chinese Typewriter,” San Francisco Examiner ( January 22, 1900).

[2] St. Louis Globe-Democrat (January 11, 1901), 2–3.

[3] Louis John Stellman, Said the Observer (San Francisco: Whitaker & Ray Co., 1903).

[4] The Chinese Typewriter , written by Stephen J. Cannell, directed by Lou Antonio, starring Tom Selleck and James Whitmore, Jr., 78 mins., 1979, Universal City Studios.

[5] Bill Bryson, Mother Tongue: The English Language (New York: Penguin, 1999), 110.

[6] Walter J. Ong, Orality and Literacy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1982]), 86.

[7] Samuel Gamble McFarland (1830–1897); Jane Hays McFarland (?–1908). 塞缪尔·甘布尔和他的妻子从纽约出发，途经好望角和新加坡，去往曼谷，并在这里加入了曼谷的小型长老会布道团。不久，在当地总督的恩遇下，塞缪尔一家搬到了泰国的碧武里府。在之后的17年里，塞缪尔一家经由一条耗时三天两夜的划艇航线，频繁往来于碧武里府和曼谷之间。George B. McFarland, Reminiscences of Twelve Decades of Service to Siam,1860–1936 , Bancroft Library, BANCMSS 2007/104, box 4, folder 14, George Bradley McFarland, 1866–1942, 2.

[8] Tej Bunnag, The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of Siam , 1892–1915: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under Prince Damrong Rajanubhab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9] McFarland, Reminiscences , 5. 这本参考书的第三版出版后，有至少5年并未再版，他父亲的离世促成了第四版的发行。后来，他分别于1916年、1930年和1932年发行了更多的版本。乔治·麦克法兰因这项工作及其他一些活动而受到了多次表彰。在朱拉隆功国王（拉玛五世，1868—1910年在位）在位时期，他被授予四等白象勋章，被瓦栖拉兀国王（拉玛六世，1910—1925年在位）授予三等暹罗王室勋章，并被封为首席顾问，“Phra Ach Vidyagama”。此外，他还被任命为朱拉隆功大学医学系荣誉退休教授。McFarland, Reminiscences , 3.

[10] G. Tilghman Richards,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Typewriters: Handbook of the Collection Illustrating Typewriters (London: 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38), 13.

[11] “The Hall Typewriter,” Scientific American (July 10, 1886), 24.

[12] Richards,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Typewriters , 41.

[13] “Accuracy: The First Requirement of a Typewriter,” Dun’s Review 5 (1905): 119;“The Shrewd Buyer Investigates,” New Metropolitan 21, no. 5 (1905): 662.

[14] “A Siamese Typewriter,” School Journal (July 3, 1897), 12.

[15] McFarland, Reminiscences , 9.

[16] 他本将以拉玛六世的名义继承大统，却于1925年英年早逝。见Walter Francis Vella, Chaiyo! King Vajiravud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ai Nationalism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78)；Stephen Lyon Wakeman Greene, Absolute Dreams:Thai Government Under Rama VI, 1910–1925 (Bangkok: White Lotus, 1999)。

[17] 对于锡拉丘兹居民来说，这一段友好关系非同寻常。1897年，《学报》（ The School Journal ）上有人撰文表达了对暹罗国王和王后即将访美的兴奋之情。文章自豪地回顾道：“暹罗王子曾被派到我国，研制了若干台适用于暹罗文字母的打字机。”“史密斯·普莱米尔打字机公司被选择来建造这种机器，相关工作由（暹罗的）大臣主管负责。”见“A Siamese Typewriter,” The School Journal , 12。史密斯·普莱米尔公司还曾接待过暹罗的新王储，也就是将登基成为拉玛六世的那位年轻人。 Phonetic Journal (May 15, 1897), 306–307;“Highlights of Syracuse Decade by Decade,” Syracuse Journal (March 20, 1939), E2;“Siam’s Future King Guest in Syracuse,” Syracuse Post-Standard (November 4, 1902), 5.

[18] McFarland, Reminiscences , 12.

[19] 同上。乔治的这番哀叹无疑也出于一些个人层面的原因，他的亡兄曾特意选用了双键盘打字机而非切换键盘打字机。正如乔治在他的回忆录中特别点明的，已故的埃德温“之所以选择史密斯·普莱米尔公司（的打字机）作为最符合他的设计目标的机型，就在于其按键很多。”见McFarland, Reminiscences , 9。

[20] 安德伍德公司是可视化前击式打字技术领域的先驱，安德伍德1号机（1897年）。前击式可视化打字技术是由弗朗茨·X. 瓦格纳（Franz X. Wagner）研发的，最初属于约斯特公司（Yost Caligraph）。约翰·T. 安德伍德（John T. Underwood）收购了这一设计，并随之创建了一家公司，对业界巨头雷明顿公司构成了严峻竞争。Richards,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Typewriters , 43; A. J. C. Cousin,“Typewriting Machine,”United States Patent no. 1794152 (filed July 13, 1928; patented February 24, 1931).

[21] 此后，乔治就告别了打字领域，把精力放在家族的其他遗产上。他重建了碧武里教堂，该教堂最早是由他的父亲修建的，同时，他还主持了对其父的暹罗语词典的再版和扩充工作。见McFarland, Reminiscences , 14。

[22] 1886年，该公司收购了雷明顿公司的股份，并于1903年将其制造部改组为雷明顿打字机公司（后于1927年改为雷明顿·兰德有限公司）。Wyckoff, Seamans & Benedict, The Remington Standard Typewriter (Boston: Wyckoff, Seamans & Benedict [Remington Typewriter Co.]), 1897, 7.

[23] Wyckoff, Seamans, and Benedict, The Remington Standard Typewriter , 33–34.

[24] Remington Notes 3, no. 10 (1915); Richards,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Typewriters , 72. 在1893年的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上，雷明顿公司发行了一套印有密西比（Missipi，亦称埃德娜·鹰羽［Edna Eagle Feather］）的明信片，密西比属于美国奥赛治族印第安人，是首个学会速记法和打字的印第安人。

[25] 最著名的指针式打字机是米扬（Mignon）打字机，最初于1904年由A. E. G. 公司在柏林建造，据称每分钟可打250—300个字符。见Richards,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Typewriters , 45。

[26] “Typewriters to Orient: Remington Rand Sends Consignment of 500 in the Mongolian Languag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6, 1930), 3.

[27] “Ce n’est donc pas sans fierté, que la Maison Olivetti contribue à leur marche en avant par son apport de machines à écrire.”“La Olivetti au Viet-Nam, au Cambodge et au Laos,” Rivista Olivetti 5 (November 1950): 70–72, 71.

[28] “Le Clavier Arabe,” Rivista Olivetti 2 ( July 1948): 26–28, 26.

[29] 1917年，约翰·H. 巴尔（John H. Barr）和阿瑟·W. 史密斯（Arthur W. Smith）提交了一份阿拉伯文打字机的专利申请，改动最小化原则在这一申请书中再次得到了体现。作为雷明顿公司的专利技术转让人，巴尔和史密斯在专利申请书中写道：“我们这项发明的另一个目标，是使一台用来书写英文或其他欧洲语言的普通打字机械在保持现有的结构特征不变或仅仅稍加改造，即可较容易地作为一台所谓的阿拉伯文打字机来被使用。”此外，他们所提出的这种机械改造不仅涵盖阿拉伯文，还可拓展至土耳其文、波斯文、乌尔都文、马来文和“除阿拉伯文以外的其他许多文字”。约翰·亨利·巴尔是康奈尔大学机械工程和机械工艺系机械设计专业的副教授。见 The Cornell University Register 1897 – 1898 , 2nd ed. (Ithaca: University Press of Andrus and Church, 1897–1898), 18；John H. Barr and Arthur W. Smith,“Type-Writing Machine,”United States Patent no.1250416 (filed August 4, 1917, patented December 18, 1917)。

[30]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 trans. John Sibree (New York: Wiley Book Co., 1900 [1857]), 134.

[31]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Rey Chow,“How (the)Inscrutable Chinese Led to Globalized Theory,”PMLA 116, no. 1 (2001): 69–74; John Peter Maher,“More on the History of the Comparative Methods: The Tradition of Darwinism in August Schleicher’s work,”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8 (1966): 1–12; Lydia H. Liu, 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81–209). 比如，另见August Schleicher“, Darwinism Tested by the Science of Language,”trans. Max Müller, Nature 1, no. 10 (1870): 256–259。

[32] Peter S. Du Ponceau, A Dissertation on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System of Writing , Transactions of the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Committee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 vol. 2 (1838).

[33] “Du Ponceau on the Chinese System of Writing,” North American Review 48 (1848): 306.

[34] Henry Noel Humphrey,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Art of Writing : A Connected Narrati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t, Its Primeval Phases in Egypt, China, Mexico,etc. (London: Ingram, Cooke, and Co., 1853). Creel cites the second edition, published in 1885. Herrlee Glessner Creel,“On the Nature of Chinese Ideography,” T’oung Pao 32(2nd series), no. 2/3 (1936): 85–161, 85.

[35] China As It Really Is (London: Eveleigh Nash, 1912), 154.

[36] W. A. Martin, The History of the Art of Writing (New York: Macmillan, 1920), 13. Cited in Creel,“On the Nature of Chinese Ideography,”85–161, 85.

[37] Bernhard Karlgren, Philology and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152.

[38] T. T. Waterman and W.H. Mitchell, Jr.,“An Alphabet for China,” Mid-Pacific Magazine 43, no. 4 (April 1932): 353.

[39] Geoffrey Sampson, Writing System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40] Jack Goody, 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 Written and the Or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xvii–xviii.

[41] Jack Goody,“Technologies of the Intellect: Writing and the Written Word,”in The Power of the Written Tradition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2000), 138.

[42] Havelock, Origins of Western Literacy , 18; Robert Logan, The Alphabet Effect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6), 57.

[43] Goody, 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 Written and the Oral , 37. 李约瑟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有过转变。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中，他对中文提出了怀疑，认为这是中国未能实现像西方那样的科学革命的一个潜在原因。他写道：“有朝一日，我们需要探讨中文与印欧语言在语言结构上的差异对中西方逻辑结构之差异的影响究竟有多深。”当这“有朝一日”到来时，李约瑟宣布了他的结论：“表意语言的抑制性影响显然被高估了。”“事实证明，运用古代和中世纪使用的可定义的技术术语，为科学及其应用领域的各种事物和观点编写大型术语表的做法，是可以实现的。时至今日，这门语言（中文）也未对当代的科学家们构成阻碍。如果中国社会的社会经济因素允许或有利于西方那种现代科学的发展，这门语言早在300年前就已经变得适用于科学表达了。”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6), 199; Joseph Needham,“Poverties and Triumphs of the Chinese Scientific Tradition,” in Scientific Change (Report of History of Science Symposium, Oxford, 1961) ,ed. A. C. Crombie (London: Heinemann, 1963).

[44] Alfred H. Bloom,“The Impact of Chinese Linguistic Structure on Cognitive Style,” Current Anthropology 20, no. 3 (1979): 585–601.

[45] Derk Bodde, Chinese Thought, Society, and Science: The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Backgroun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Pre-Moder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1), 95–96.

[46] William C. Hannas, Asia’s Orthographic Dilemm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William C. Hannas,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How Asian Orthography Curbs Creativit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3).

[47] William G. Boltz,“Logic, Language, and Grammar in Early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20, no. 2 (April–June 2000): 218–229, 221.

[48] “Le macchine Olivetti scrivono in tutte le lingue,” Notizie Olivetti 55 (March 1958): 1–4.

[49] Allen Ginsberg, Howl and Other Poems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Publishers, 2001). hYaFBXYmeSyLv7URXVLkma/QndPcD3RgZew66bVC9QZ4xczJCf8PnsqR+yKMeTf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