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正觉（成道）

菩萨战胜魔军，正觉于菩提树下。马鸣《佛所行赞·转法轮品》“人之所应觉，举世无觉者；我今悉自觉，是故名‘正觉’” 。

觉悟之后，世尊却依然端坐于原地，禅定思惟。刘宋求那跋陀罗译《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三曰：“大梵天王见于如来圣果已成，默然而住，不转法轮，心怀忧恼。”于是自天宫而至如来所，“头面礼足，绕百千匝。却住一面，胡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往昔，为众生故，久住生死，舍身头目，以用布施，备受诸苦，广修德本，始于今者，成无上道。云何默然，而不说法？众生长夜，没溺生死，堕无明暗，出期甚难”；“惟愿世尊，为斯等故，以大悲力，转妙法轮。释提桓因乃至他化自在天，亦复如是，劝请如来，为诸众生，转大法轮”。世尊答言：“我亦欲为一切众生转于法轮，但所得法，微妙甚深，难解难知。诸众生等不能信受，生诽谤心，堕于地狱。我今为此故，默然耳。”于是梵天王等乃至三请。“尔时如来，至满七日，默然受之。” 据郭良鋆《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在巴利语《中尼迦耶》第二十六《圣求经》和律藏《大品》中，佛陀自述得道后，他思忖道：“我获得的这种法，深刻，难以洞察，难以理解，平静，微妙，不可思议，精密，惟有智者能知。而这个世界，众生喜好欲乐，热衷欲乐，耽于欲乐，难以洞察这种缘起，难以理解平息一切行，放弃一切依，根除一切贪，离欲，灭寂，涅槃。如果我宣示这种法，别人不理解，我枉费精力，徒添麻烦。”郭良鋆解释道，“梵天劝请说法，形式上是神话。但佛陀相信五道（天、人、牲畜、恶鬼和地狱）轮回，相信天神的存在。在沉思入定中，很可能会出现这种幻觉。而实际上，这是反映佛陀本人内心的思想冲突，他在自己说服自己为众生说法” 。那么也可以说，它与降魔成道所经历的内心冲突，是相似的心路历程。而以世尊所处各种学说并起且相互排斥的时代，他的犹豫并非没有道理。后来世尊的大弟子目犍连年老的时候出外弘法，竟被裸形外道用乱石砸死，可见其时各派纷争之激烈。

对图像来说，思想活动已是很难表现，何况还要遵循不出现佛陀的原则，于是只好使用各种象征物，如佛陀一生的四件大事：诞生、正觉、说法、涅槃，便是以坐在莲花上的摩耶夫人代表诞生，道树和道树下的金刚座表示正觉；法轮、菩提树和鹿，象征初次说法亦即鹿野苑初转法轮；窣堵婆象征涅槃。而作为佛教象征物的几项重要符号——法轮、三宝标、菩提树、浮屠——已先此数百年出现于印度钱币 ^[2] 〔2·52~54〕。一个格外引人注意的实例，是阿富汗北部席巴尔干的蒂利亚·泰佩四号墓出土一枚印度金币，金币背面为狮子和三宝标，正面是用手旋转法轮的人物，上面刻有“转法轮者”的佉卢文铭 〔2·55〕。其时代约当一世纪上半叶后期，墓葬的主人为大月氏人。宫治昭认为，“这是与转轮圣王一体化的最初期的佛陀像”，“反映了最初时期的佛陀形象与转法轮的密切关系” 。

桑奇大塔浮雕中的“正觉”图有多幅，如南门左柱正、侧面以及正、背两面横梁的上下短柱〔2·56~59〕，又西门正面第二、三横梁的上方短柱〔2·60~61〕。虽然包含着叙事的成分，但同时也带有装饰意义。它的基本构图，为金刚座与道树，又飞翔的天人和礼佛的男女。道树上有伞盖、下垂花蔓。天人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鸟，腰间张一对翅膀，身后竖起一屏尾羽，手里挽着璎珞或花蔓，虽然看起来肉身沉重，但尾羽高翘，却是起舞飞翔的样子。画面之外，便为程式化的装饰框。此中具有图像特征的几个构图因素，在巴尔胡特大塔 、桑奇二号塔栏楯浮雕中已经出现〔2·62~63〕，二号塔的浮雕安排在栏楯立柱，因此是一个竖长的画框。下方为一只长鼻卷起如意蔓的大象，大象身后一只鸟，如意蔓的弯拱处垂着粗大的璎珞，还拢了一只翘着犄角的奔牛，其端的花蔓合抱处，两人托起金刚座。它的可爱，不在于叙事，而在于装饰意趣。桑奇三号塔南门左柱同题浮雕，则是大塔图式的延续〔2·64〕。

据巴利语律藏《大品》和《小尼迦耶》的《自说经》记载，佛陀在尼连禅河边菩提树下得道后，在原地停留了四个星期。“第一个星期，他在菩提树下坐禅，享受解脱的快乐”，且反复温习他的“缘起说”；“第二个星期，他从菩提树移至阿迦波罗榕树下坐禅，享受解脱的快乐”，且回答来至面前的婆罗门的问话；第三个星期，“他从阿迦波罗榕树移至真邻树下坐禅，享受解脱的快乐。在那里，遇上暴雨，蛇王目真邻陀盘身保护佛陀，并以蛇冠充作雨伞”；第四个星期，“他从目真邻陀树移至罗阇耶多那树下坐禅，享受解脱的快乐。多波萨和跋履迦两位商人路过这里，向佛陀供奉炒面粉和蜜” 。大塔浮雕几幅“正觉”图中的道树和菩提树之外，又有尼拘律树、芒果树、波吒厘树，或许也包含了树下坐禅场景不同的意思。

蛇王目真邻陀，《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五译作牟枝磷陀龙王，曰尔时世尊“从菩提树下起，往牟枝磷陀龙王池边，坐一树下念三摩地。时此池中合有七日雨下，牟枝磷陀龙王，知七日雨下不绝，从池而出，以身绕佛七匝，引头覆佛头上” 。桑奇大塔西门左柱内侧第二格“龙王礼佛”，便是表现这一情景〔2·65〕。画面上方的华盖、道树、金刚座，代表佛陀之在场。道树两边是一对手持花蔓飞起在半空的半人半鸟和骑着有翼兽的一对天女，金刚座下的水池中是龙王和他妖娆多姿的王妃以及宫廷伎乐，个个头顶张着蛇冠，龙王之冠则为五头蛇。虽经文云“池”，但如此景象，却很可以把它想象作龙宫，后来犍陀罗浮雕佛传故事中表现太子出家前的“宫廷生活”图，与此正是相仿。此外，这里还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即正面看来的所谓“蛇冠”，由图中右下方背对观者的击鼓人，却可见出它原是一条从伎乐的臀部向上攀升的蛇，好似戏剧里的化妆。桑奇二号塔栏楯浮雕有五头分张的龙王之“真身”，似即包含着“以身绕佛七匝，引头覆佛头上”的象征意味〔2·66〕，龙王的造型也由此形成图式。新疆克孜尔石窟第八〇窟主室券顶左侧壁画“龙王护佛”图，是忠实于经文的绘笔 〔2·67〕，龙王五头分张的样子与桑奇浮雕的相似，是一眼可以认出来的。

桑奇大塔东门右柱内侧第一格浮雕，与“正觉”的图式颇为接近，不过下方多了一位王侯妆束、背向观者而稍稍侧首的礼佛者〔2·68〕。所表现的内容，或曰为“净饭王礼佛”，或曰为“梵天劝请”，不过就表现情境来看，似以前者为是，即王侯妆束者为净饭王。如果这一认识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也就可以说，桑奇大塔没有“梵天劝请”的图像。

在犍陀罗艺术中，“梵天劝请”却是出现最多，如斯瓦特博物馆、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所藏两件石雕 ^[3] 〔2·69~70〕。也就是在这时候，梵天才有了比较固定的表现形式，即头顶挽髻，或长发披肩，通常身无佩饰，多半颔下长须，手持净瓶。选取这样的图像特征，大约是因为以代表“梵”的婆罗门形象作为梵天的创作原型 。在犍陀罗艺术的“梵天劝请”中，往往还有也已经具备图像特征的帝释天，即头戴冠巾或宝冠，缀耳环，佩项饰，通常手持金刚杵，而与梵天一起组合为一对守护神。帝释天来源于《梨俱吠陀》中的因陀罗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二曰：“因陀罗，此云帝也。”

“梵天劝请”的图像在东传过程中一路不断变异和衰减。龟兹壁画中的“梵天劝请”，或据《太子瑞应本起经》绘出，而突出表现弹奏箜篌的五髻乾达婆 。至于敦煌壁画中的佛传故事，已经很少表现这一内容。莫高窟第六十一窟北壁下部佛传故事中的一幅，是不多见的一例。佛陀坐在金刚座的莲花上，一身帝王装束的梵天跪地劝请 〔2·71〕。其上之幅，则为“二商奉食”，即前引经文所谓“多波萨和跋履迦两位商人路过这里，向佛陀供奉炒面粉和蜜”。第六十一窟的时代为五代。

初转法轮

“梵天劝请”——或者不如说是世尊反复思考——的结果，决定改变最初的目标，即由解脱个人的苦恼而扩展为解脱众生的苦恼，既然“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个体同宇宙万有原是相存相依，那么也只有解脱众生才能解脱自己。于是有鹿野苑初转法轮。

世尊当年逾城出家，在苦行林中陪侍他的有陈憍如等五人，他们曾因世尊苦修时接受了农家女的乳糜供养而以为他退转道心，遂离他而去，此际便正在波罗奈国的鹿野苑修苦行。世尊因此行至彼处，率先度化陈憍如等五侍者。

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佛徒称释迦成道后初次宣传他的学说为初转法轮。法轮是比喻，印度有个传说，谁能统治全印度，自然会有‘轮宝’出现，它能无坚不摧，无敌不克。那个得着‘轮宝’的统治者便被称为转轮圣王。释迦未出家前原有两条道路好走，一是做转轮王（政治上的统治），一是做法轮王（思想上的统治）。把佛的说法称为转法轮，即含有这种意义，同时也显示释迦所悟的为最高原理。” 鹿野苑，在波罗奈国。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六：“昔日如来与提婆达多俱为鹿王，各领五百余鹿在此林中。时王出猎，尽欲煞之，中有雌鹿怀子垂产，菩萨鹿王以身代之，王感仁慈，尽免其命，即以此林用施诸鹿，鹿野之号自此兴焉。”

与“正觉”图相同，“初转法轮”图在桑奇二号塔栏楯浮雕中也已经有先例。画面安排在入门处的立柱，底端一对狮子，两只狮子中间卧着一只鹿。对狮的上方一男一女托举圆轮，圆轮下面一个背身而坐的女子，上面两个托举金刚座的力士，力士中间有一合掌礼敬者，金刚座上是两侧探出莲花枝的圆轮和三宝标上的法轮。法轮外缘一周小小的三宝标，两边各垂一穗花蔓〔2·72〕。

桑奇大塔南门正面左柱第一格、西门正面第二横梁，都有“初转法轮”图〔2·74〕，而南门左柱法轮的雕刻尤为精细〔2·73〕。画面仍是以栏楯为下端边界，栏楯上方是柱础周围闲步觅食的鹿群。擎举法轮的一根柱子几乎贯通整个画面，覆莲式的钟形柱头上面一个三十二辐的巨型法轮，小小的三宝标环绕于法轮外缘，法轮两侧飞起手持花蔓半人半鸟的天人。法轮下方站立两排礼佛者，第一排的八人是四天王和其眷属。图案两侧边框内装饰从摩竭鱼口中伸展出来又合抱于法轮两边的如意蔓，法轮上方的一柄双重伞盖高高举起在画框之外。

大塔和二塔两相比较，二塔浮雕的人物造型更为稚拙，本土风格也更为浓郁。标志鹿野苑的一只卧鹿安排在一对狮子下面，最觉得有意思。三塔南门背面左柱的同题浮雕，依然是大塔浮雕图式的继承〔2·75〕。

贵霜王国时期，不表现佛陀的传统被打破——在犍陀罗和马图拉的佛教艺术中，几乎同时出现了佛陀的形象 ，“初转法轮”自然是重点表现的题材，两地也各有出色之作。佛造像中，桑奇图像的格局依然有所延续，不过若干构图要素由占据主要位置而退居四隅。比如鹿野苑出土笈多王朝时期的《初转法轮》 ^[4] 〔2·76〕。背光上方的一对飞天，佛座下的法轮、卧鹿、合掌礼佛者，在这里，犹可见出我们已经熟悉的“桑奇因素”。今天已经很难确切考订哪一尊造像是佛陀的第一次出现，而形象的被认可，想必也会经历一个过程。至于这一尊，则已是造像艺术发展成熟时期的杰作。佛陀曲眉丰颊，眼睑低垂，口尚未言，神有所注，这是由“初”字引发的气韵精神，颇可教人想象曾经的太子、今日的觉悟者开示众生的最初一刻。 MBTivNBU1zTxSRvoNSRJjCsuuMMkqYDkS6nQf0wVwsmq6vsY17MzCQsEo9DxGV4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