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任何学术研究的开展，都离不开对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既有研究成果的了解与分析，这对于进一步开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将从苏州评弹研究、戏曲与曲艺传承研究这两个方面分别对学术史进行简要回顾。
评弹尤其是弹词作品作为大众通俗文艺形式，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便受到了文学研究者的关注。最初受到关注的原因是学界认识到弹词文本与小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1925年出版的谭正璧的《中国文学史大纲》
，将弹词分为可唱与不可唱两种类型。1937年面世的阿英的《弹词小说评考》
，对弹词源流进行了考证。此外，尚有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
、赵景深的《弹词考证》
等著作涉及弹词之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弹词文学研究未完全中断。1954年陈寅恪撰写的《论再生缘》
，对弹词小说《再生缘》的语言、艺术成就进行了分析。陈寅恪对《再生缘》的研究使学术界更加关注弹词文学的研究。1961年郭沫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再生缘〉前十七卷和它的作者陈端生》
一文，对陈端生的生平进行考证。改革开放之后，《再生缘》
《珍珠塔》
《描金凤》
等弹词名著得以被整理出版。鲍震培的《清代女作家弹词研究》
、盛志梅的《清代弹词研究》
等研究专著先后出版，使得弹词文学研究进一步完善。
从曲艺学角度对评弹进行理论研究的人物当推吴宗锡与周良二人。吴宗锡认为评弹是以说唱为基本手段的综合性表演艺术，在其专著《走进评弹》
中，他认为评弹在总的结构上更接近戏曲，是通过人物形象塑造以生发情节的。而周良对评弹的认识与吴氏有不同之处，他认为苏州评弹是用苏州话说或说唱故事的表演艺术。在其著作《苏州评弹艺术论》
中，他对此进行了系统阐述。
评弹的史学研究并不晚于文学研究。陈汝衡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撰有专著《说书小史》
，对评弹历史进行叙述梳理，50年代又在此书的基础上完成《说书史话》
一书。周良自参与评弹事业以来，始终注意各类评弹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其先后参与编著《苏州评弹旧闻钞》
《书坛口述历史》
《演员口述历史及传记》
等史料类书籍。此外，最初由他创办的《评弹艺术》集刊已出版至57集，刊载有大量评弹历史资料。在进行史料收集与整理的同时，周良亦撰有《苏州评弹史稿》
等著作，其关于评弹分期的观点已经得到评弹研究界认可。
除由管理者转变为研究者的周良外，21世纪以来其他评弹史学研究也可谓成果丰富。由唐耿良著述、唐力行整理的《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
，是第一部评弹艺人自传性质的著作，作者叙述了时代变迁背景下的自身经历，尤其是唐耿良对于自身学艺生涯的回顾，是目前可见材料中对评弹传统传承过程较为细致的叙述，对于认识跟师制的传承方式具有重要价值。周巍撰写的《弦边婴宛：晚清以来江南女弹词研究》
从性别史角度，分析阐述了女弹词艺人的人生际遇，书中对于女艺人传承历史的梳理为本课题中男女艺人传承体系的合并这一问题提供了参考。艺人表演场地——书场——是社会场景之微缩景观，吴琛瑜的《书台上下：晚清以来评弹书场与苏州社会》
梳理了书场小社会与苏州大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文中已关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社会剧变对于评弹界的影响。苏州评弹虽发源于苏州，但是其中心地自近代以来逐步转移到大都会——上海。申浩在专著《雅韵留痕：评弹与都市》
中运用中心地理论，对近代评弹在上海的历史进行考察。评弹在上海的崛起，离不开报刊、广播等媒介的推动，洪煜撰写的《1940年代后期的上海小报〈罗宾汉〉与苏州评弹》
一文，分析了20世纪40年代大众媒介重塑评弹艺人社会形象的方式，指出小报媒介空间中的评弹体现了大众媒介现代性与传统文化符号的结合。而张盛满的著作《评弹1949：大变局下的上海说书艺人研究》
，则将视野置于1949年这一历史性巨变的时间节点，通过对历史事件进行局部性的剖析来反观它在全局视野中的意义，分析1949年前后评弹界艺人的生存状态，将政治介入艺术的过程及影响予以重构，为本课题对于政治介入评弹传承的过程提供了参考的角度。王亮的著作《盛衰之间：上海评弹界的组织化（1951—1960）》
运用组织化理论重构上海评弹团的历史，他从组织化角度对上海评弹团附属的学馆进行了考察，虽然与本课题的视角有所不同，但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金坡的著作《评弹艺术的轻骑兵之路——十七年书目传承研究（1949—1966）》
立足书目的改造，着眼于新政权对传统曲艺乃至传统社会的改造过程。解军的著作《金戈铁马：晚清以来苏州评话研究》
通过对苏州评话历史进行长时段的梳理，探讨了传统评话的存与失，而论文中对于传统评话传承方式的梳理，为本课题的开展提供了参考。上海师范大学评弹研究中心的系列研究成果尚有许多，在此不再赘述。
国外研究者也对评弹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先后撰写了《再生缘和孟丽君：表演、文本、弹词的两种形态》（Zaisheng Yuan and Meng Lijun: Performance, Context, and Form of Two Tanci）
、《梅与竹：中国苏州唱书传统》（Plum and Bamboo: China’s Suzhou Chantefable Tradition）
。马克研究评弹使用的核心观点是“转换”，他认为评弹演出过程中“转换”无处不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何其亮在他的著作《个体与集体之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评弹事业》
中指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评弹“市场”未被完全消灭，他通过分析政治事件背后的经济因素，探讨了政治权力控制下的文化自由。
总而言之，评弹这种江南曲艺形式已经有丰富的研究成果。文学、曲艺学的研究成果，对于史学研究者更好地认识评弹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是开展史学研究的必要前提。而史学方面既有研究成果，在视角、方法与侧重点等方面有着诸多不同，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在今后研究中是不可忽视的。
曲艺传承虽然一直受到曲艺研究者、艺人、受众等较多关注，但相关研究成果并不丰富。赵倩的硕士学位论文《血缘与业缘：近代社会变迁视野下的评弹传承研究》
，对评弹血缘传承网络进行了重构与解读，指出评弹职业家族化程度的变化与社会变迁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除却赵倩的硕士学位论文外，既有研究多从音乐学、艺术学等专业角度开展。张延莉较为关注评弹传承机制的变迁，《“跟师制”到“学校制”——从传承方式看评弹流派的传承》
一文指出流派的存续离不开传人的继承，认为“学校制”的培养模式导致流派难以传承。她在博士学位论文《评弹流派的历史与变迁——流派机制的上海叙事》
中继续对流派传承进行探讨，认为流派传人是流派机制的发展性构成因素。吴彬的硕士论文《评弹在苏州传承的考察与研究》
对苏州评弹学校当前的情况有所介绍。李琴的硕士论文《论四川清音传承方式的演变与新模式的探索》
对四川清音这门曲艺的传统与现代传承方式分别进行了考察。
中国戏曲与曲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因此有必要对戏曲传承研究情况进行梳理。潘光旦《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
对于艺人的家族血缘网络进行了解读，为认识艺术传承与血缘网络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参考。周巩平的《江南曲学世家研究》
利用谱牒文献资料，考察了明清时期江南以血缘相联系的曲学世家的情况。李伟撰写的《从李玉茹看现代戏曲教育的成功实践》
则通过个案研究对近代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模式进行阐释。傅谨撰写的《现代戏曲教育体系的建构及其内涵》
阐述了中国戏曲学院（校）的办学经验，如“四功五法”“成品教学”等。而吴琼在《戏曲艺术》上连载的《新中国戏曲教育史述》
一文中梳理了1949年后戏曲教育的历史，对戏曲学校的教师队伍建设、政治思想工作、专业教学等诸多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归纳总结。林琴玉撰写的《承袭与创新：1949—1966年福建戏曲教育改革》
一文比较分析了“十七年”戏曲学校教育与专业剧团训练两种模式。此外，丹麦学者易德波的专著《扬州评话探讨》
对于扬州评话的传承方式有所涉及，与苏州评弹的传承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苏州评弹传承的独特之处。
曲艺与戏曲传承的研究由于长期得不到学界足够的重视，成果并不丰硕，往往分析不足。但是，既有研究成果对于今后社会文化史方向的研究有着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