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唐力行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在我国蓬勃兴起，学者们以整体史的新视野重新审读历史，不再满足于政治史和精英史，而是将目光向下，关注长时段的文化、心态、习俗、信仰、仪式、组织、结构、区域、普通人的生活、地方社会对国家的制衡等。而这些长期被忽略的历史要素大多是沉淀于具体的区域社会中的。因此，社会史的研究必然导向区域史研究。经过将近三十年的探索与积淀，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已渐趋成熟。九年前我去英国参加一个社会文化史的会议，了解到欧美和中国台湾学者在这方面的学术成就，深感在区域社会经济研究的领域里应该而且必须引入文化的因子，才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将研究工作推向深入。在做了充分的学术论证后，我确定以苏州评弹（又简称评弹）为切入口，开展苏州评弹与江南社会的研究。选择评弹文化为切入口不仅因为我是苏州人，我的父亲就是一个说书人；更为深层的原因是父亲唐耿良先生当时正在撰写他的回忆录，为了帮助他整理成书，我大量地接触了评弹历史和民国以来的评弹资料，深入认识了苏州评弹与江南社会的血肉联系。社会文化史是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要组织一支学术队伍是十分困难的。我从历年招收的博士生中，逐渐地组成了一支研究队伍。以往对评弹的研究都是从曲艺史或文学史的角度进行的，现在要从区域社会文化史的全新视野开展研究，几乎没有可供借鉴的前期成果，学术难度是相当大的。解决的办法还是从资料入手。在我的组织与指导下，数年来我们已搜集评弹与江南社会生活相关的资料两百余万言，除正史外，还广涉方志、笔记、文集、杂志、小说、档案以及苏州、上海两地报纸等。同时，我们还认真研读海外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结合资料深入细致地展开讨论。筚路蓝缕，经过数年艰辛努力，终于有所收获。在商务印书馆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将陆续推出《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丛书》，发布我们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成果和资料。

苏州评弹不仅是观察江南社会的窗口，它与江南社会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相互影响的。缺失了评弹元素，我们心中的江南将不复存在。苏州评弹由评话与弹词两个曲种组成，其渊源可追溯到唐宋，但真正意义的苏州评弹则兴起于明末清初，与苏州市民社会的繁兴同步。苏州被誉为天堂，天下人无不乐居苏州，致使人地矛盾日益尖锐。而历代统治者视苏州为取之不竭的聚宝盆，明代丘濬云：“江南财赋之渊薮也，自唐宋以来，国计咸仰于是。” 据《明会典》统计，洪武二十六年（1393）苏州府耕地仅占全国1%，实征税粮米麦竟占全国实征税粮的9.6%。苏州府的税粮总数、亩平均赋税、人口平均赋税不仅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十倍，而且也高出江南地区其他府县。此外还有漕粮、白粮之征扰民。明清以来这种情况没有改观。在重赋与人口双重压力下，苏州人并不采取极端的行动，而是重理性、求变通，善于在夹缝中找到施展自己才能的天地。农业管理更趋精细，种桑植棉，发展手工业，成为国内丝绸、棉布等手工业生产的中心之一，吴绫苏布远销海内外。苏州城内五方杂处、百业俱兴、万商云集、市曹繁荣。为保障财赋收入，统治者对苏州的政治控制十分严密。乡绅、官宦的地方自治功能被削弱，市隐心态十分浓重，转而构筑私家园林，寄情于诗书歌吟之间。有清一代苏州状元达26人，占全国的22.8%。经济与文化的交互作用催生了评弹与昆曲这对姐妹花。于是有状元、优伶为苏州土产之说。昆曲曲高和寡，主要流行于士大夫的圈子里。而评弹有着雅俗共赏的特点，其受众遍及士农工商乃至贩夫走卒。相应于苏州人的性格，昆曲又被称为“水磨腔”，评弹弦索叮咚如同江南的水。如果说评话犹如太湖般开阔澎湃，弹词则如穿街越巷的小桥流水。水是最柔和的，也是最坚韧的。似水长流的评弹，深藏着苏州人的市隐心态，流淌着苏州人的心曲，叙说着苏州人的机敏、睿智、沉稳和变通。进茶馆品茗听书成为苏州市民的生活方式，“所谓说书者，实起于苏州。苏州人闲者居多，饭后一会书，挤在茶馆中度生活者，比比皆是” 。而绅商官宦则把评弹艺人请进家门举办堂会。苏州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听到悠悠的评弹音乐和声如金石的评话，与小桥流水枕河粉墙融合成一幅有声有色的苏州图景。

评弹从形成之初便走出苏州这一江南的中心城市，向吴语地区扩散。这是由评弹的艺术形式和内涵所决定的。评弹艺人在一个地方演出，根据书目，其演出周期少则十余天，多则数月。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口流动小，演毕就要变换场地，而且数年内不会再重复莅临。这就是评弹的走码头。“内行中人称说书的为‘吃开口饭’，注定走江湖的命运，不能常驻一处，一俟说毕，即需另开码头。有因兴趣与生意清淡关系未经说完而中途告歇者，谓之‘剪书’。不过说书的走码头，仅是南抵嘉兴，北达武进，以此一小小地域为限，因过远之处听不懂苏白，去亦徒然。” 苏白也就是苏州话，或称吴语。吴语是从古代的吴郡、吴兴郡、会稽郡等“三吴”（郡治分别在今苏州、湖州、绍兴）地区为中心的太湖流域、宁绍平原发展起来的，又称江浙话、江南话，主要通行于中国江苏南部、上海、浙江，是中国除官话方言（北方话）以外的第二大汉语方言。但是即使同在江南，各地语言实际上还有较大差别。江南南京的方言就属官话，而同为吴语的宁波话与“吴侬软语”的苏州话也大相径庭，故而有“宁与苏州人吵架，不与宁波人讲话”的民谚。传统的吴语以苏州话为代表方言。所以上揭“南抵嘉兴，北达武进，以此一小小地域为限”之说，划出了苏州评弹文化圈的边界，也可称之为吴语或江南的核心地带。

江南水乡水网密布，评弹艺人行装简单，评话艺人只需醒木和折扇，弹词艺人则背一琵琶或弦子，即可搭船成行。评弹的演出场地也极简单，村落集市的茶馆设一桌一椅（或两椅）即可开讲。评弹码头有大中小之分，艺人也相应分为苏州响档、码头响档和普通说书人。从小码头走进大码头，从普通说书人到成为苏州响档，这里充满了竞争、才能和机遇，能成为苏州响档的是极少数。实际上说书人并不只是从小码头向大码头进军，即使是身为苏州响档的说书人也是要到中小码头去的。评弹艺术借着走码头，深入到江南的每一个细胞中去。评弹文化圈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到乾隆年间评弹已趋成熟，如乾隆三十七年的弹词抄本《雷峰古本新编白蛇传》、乾隆刊本《新编重辑曲调三笑姻缘》等，一直流传至今；有了一批知名的评弹艺人，如演说评话《隋唐》的季武功、弹词《落金扇》的王周士、弹词《白蛇传》和《玉蜻蜓》的陈遇乾和俞秀山等；还有了评弹艺术的经验总结，如王周士的《书品》《书忌》。与此同时，苏州评弹文化圈形成。由于旧时民间艺术没有地位，当时评弹艺人、书场、听众的资料稀缺，我们借用晚近的记载来描述文化圈内的共同文化特质。如评话艺人唐耿良初出道时，曾坐手摇船到阳澄湖边的小渔村沺泾说书，当地“只有肉店、豆腐店、南货店、馄饨店、铁匠铺、茶馆等几家小店” 。其中的茶馆也就是书场，每天的听众也就三四十人。又如，浙江吴兴县双林镇“是一个极小的乡镇码头，并无其他娱乐，只有书场数处，乃唯一之游艺场所，故镇民大都爱嗜评弹。以前光裕社‘响档’老辈，莅临者不少” 。再如常熟“吴墅镇，属于琴川东乡，地接海濡，鳞次栉比，商贾辐辏，市廛殊为热闹。眺览郊野，阡陌纵横，茅屋两三，点缀于绿杨老树间，风景绝幽。镇人居斯，熙熙攘攘，不知有秦汉。该地人士，村居多闲，亦唯品茗听书为至上之娱乐。予旅斯土有年，竟与同化，驯乃浸淫成癖，予听书之兴趣，盖亦肇始于昔日乡居时也。有雅园书场者，与蜗庐望衢对宇，居停乃一徐娘，办事颇干练，岁常仆仆于苏沪道间，延揽光润名家，莅镇弹唱。女主人热于此道，历述社员之彼也优、彼也劣，言来不爽毫末。书场中亦多年高听客，经验綦丰，固尽素识者，辄与同座，为予纵谭书坛掌故，或名家书艺，如数家珍。举凡今日成名之李伯康、赵稼秋、张少蟾辈，早年皆尝隶该场弹唱者，予虽未聆及，然诸父老辄津津乐道之。壬申夏，女弹词家谢乐天应聘该镇同羽春茶楼，四乡人士，震谢之声誉，尤轰动一时” 。清代乾隆后两百年间江南市镇遍布茶馆书场，这在地方志中有大量的记载。常熟《福山镇志》载：“解放前，福山的书场较多，港上有鸿园、徐楼、阳春轩、褚厅等书场，街上有南苑、鹤春园、长兴、严小林等书场，邓市、肖桥、郑桥等茶馆亦兼营过书场。大多苏州评弹名家魏含英、唐耿良、沈俭安、薛筱卿、徐云志、汪雄飞、杨振雄、杨振言等都来演出过。” 吴江《震泽镇志》载：“民国初年，镇上有的茶馆延请评弹艺人说书，上午卖茶，下午、晚上开书。到了20世纪30年代，镇上先后开办的书场有：‘万旸厅’（彭康弄西）、‘山泉’（花山头）、‘塘’（仁德堂）、‘承罗阁’（大桥东堍）、‘新山泉’（彭康弄西）、‘商余社’（浜桥东）、‘和平楼’（秀水浜）等。‘山泉’和‘塘’书场以环境幽静、座位宽敞而闻名，每场书均能容纳近400位听众，为此，上海、苏州一些评弹名家陆续来此献艺，有严雪亭、金声伯、吴君玉、唐耿良、周玉泉、邢瑞亭等，沈俭安、薛筱卿的《珍珠塔》，徐云志、王鹰的《三笑》，张鉴国的《林子文》更为新老听客交口赞赏。” 据统计，在评弹最兴盛时期（1926—1966）江浙沪评弹书场有1 000多家，仅苏州城区表演评弹的书场就有120多家，常熟地区有103家；评弹从业人员有2 000余人；上演的各类长篇评弹书目150多部；评弹的观众数量仅次于电影观众，位居第二。《书坛周讯》云：“江南盛行弹词，确为高尚娱乐，谈古论今、倡论道义，寓讽劝于无形，雅俗共赏，弦索悦耳，怡情悦性，毋怪人多杯茗在手，静聆雅奏而辄无倦意焉。” 在“南抵嘉兴，北达武进”的苏州评弹文化圈内，听书已是江南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评弹有着如此强大的传播力，除了苏州是江南的经济文化中心，又是吴语区的中心外，还由于其雅俗共赏的文化内涵。一是评弹脚本多源于市民文学。明清以来的苏州是市民文学最为繁兴之地。苏州评话、弹词大多取材于演义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历代文人也有为之书写或润色者，如清代女弹词作家邱心如、陈端生等，近现代文人平襟亚、陆澹庵、姚苏凤、陈范吾、陈灵犀等。二是台上的说书人与台下的听众有面对面的交流，说书人会在听众的眼神、表情及对书情的反应中感受到是否有需改进之处。苏州市民普遍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儒雅的风度，他们喜爱评弹，会对说书人书艺的高下、书情的合理性提出批评，有时甚至是苛求，从而使评弹艺术日趋精致。如，“平桥直街位于苏州之南城，地近南园，松风阁听客都系住客。在彼时既有科举出身之举人秀士，复有长署遣下之书吏差役。说书者对于唱句音韵及堂审手段，用刑工架，稍一不合，明日早茶时，互相批评，下午即相率不来” 。又如，“吾乡吴江，滨太湖而邻洞庭，民情淳朴，鱼米丰饶。乡人士于业务之暇，舍听书外无其他消遣，因之书场中多积有数十年经验之老听客。以故书艺稍次之说书人，咸不易久留，甚而仅说数日即离去者，盖若辈平庸不足饱老听客之书餍也” 。三是上流社会的堂会促进。1948年11月3日《书坛周讯》载：“目前吴趋坊某海上闻人做寿，邀聘临时堂会，其内名弹词家潘伯英、张鉴庭昆仲、唐耿良、蒋月泉等六档亦参加会串，一时书迷云集，片刻即将容一百多人之露天场宣告客满。宾客中银联社名票杨家伟、朱悦耕、金章□，及本社总编辑黄进之君，亦为兴趣，和主人的督促，上台献奏一番，居然亦有相当噱头云。”堂会将演员与士绅阶层、官宦人家、富商巨贾联系起来，从中可以看出士绅阶层的精神生活、他们的精神需求和对美的追求。而对演员来说，被士绅召去演出，也是身份的提升，可以带来高收入，当然对他们书艺的要求也会提高，也有助于评弹的雅化。经过数百年的磨合，评弹开始在江南地方戏曲中独领风骚。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评弹艺术深刻影响着江南人的性格、社会风尚和价值伦理。同时，社会变迁也影响并制约着评弹的盛衰。首先是近代评弹的中心由苏州向上海的转移。这与太平天国战争对江南的破坏和大批江南绅商避难租界相关。据同治《苏州府志·田赋二》的统计，道光十年（1830）苏州府共有“实在人丁”3 412 694人；经过“庚申之难”，同治四年（1865）苏州府的“实在人丁”锐减至1 288 145人，净减2 124 549人，这还不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苏州人口损失了约2/3。据1865年1月13日《上海之友》报道：“自苏州复归于清军之手后，这些房舍以及无数桥梁全部消失了，整个十八里之内没有一幢房子，四周乡间，举目荒凉。……看不见男人，看不见女人，看不见儿童，也看不见任何一头牲畜。” 与苏州所遭到的破坏相比，上海租界却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繁荣了起来。1860年，太平军挺进苏常，江南的缙绅商贾携带他们的财产，大规模逃入上海租界，以致租界人口激增至30万；1862年又增加到50万，一度曾达到70万。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战争意外地推动了上海租界的飞速发展，它不再是松江府下的一个普通县城，而是成了中国最大的贸易中心、远东国际商港。苏州逐渐开始由江南的中心转变为上海的腹地。

据1885年与1915年的统计，居住在租界的华人中，苏、浙两省人占总人口的74.3%，以吴语为母语的占75%。这些新移民，为了躲避血雨腥风的战火，离开了曾经温柔富贵而今却变得残破荒芜的家乡，来到人地两疏的上海租界，心中挥之不去的是故乡、故土和故人，于是聆听以吴语演唱的评弹成为他们寄托乡思的最好去所，评弹成为租界最受欢迎的戏曲。作为苏州和江南文化符号的评弹场景开始在租界大量复制。首先是在英租界宝善街、四马路一带，茶楼书场成蔓延之势。池志澂《沪游梦影》载：“余犹忆戊寅（1878）赴楚，沪上热闹之区独称宝善街为巨擘，今则销金之局盖在四马路焉。……盖英界为沪上之胜，而四马路又为英界之胜，是以游人竞称四马路焉。而余之游沪，以四马路会归外，更有八事焉：戏馆也，书场也，酒楼也，茶室也，烟间也，马车也，花园也，堂子也。”“书场者，即世所称说大书也。自说大书之技不精，而后借粉黛以为助。其未说书也，必先使唱开篇。其既说也，又皆能插科打诨，相为接应。厥后喜听唱而不喜书，于是争废书而专用唱矣，说大书者仅退坐理管弦而已，此沪上书场所以专称‘女唱书’也。书场共十二楼，皆聚于四马路，曰天乐窝，曰小广寒，曰桃花趣，曰也是楼，曰皆宜楼，曰万华书屋，曰响遏行云楼，曰仙乐钧天楼，曰淞沪艳影楼，曰九霄艳云楼，曰四海论交楼，曰引商刻徵羽楼。” 英租界书场的繁华又扩展到法租界，据《申报·法界新设书场》载：“本埠英租界内女先生弹唱南词，近来日盛一日，惟法界内则久无书场也。日前有王仁荣特具禀词谓英法租界似宜一例，刻下欲在小东门外大生街内开设一书场……于明日开书，想小东门外定更热闹矣。” 进入兼为茶馆的书场品茗聆听说书人的吴侬软语说噱弹唱，在这一特有的场景里，江南人忘却了离愁别绪，取得了心理上的满足。

就在评弹随着江南难民向上海租界大规模进军时，战乱中的评弹在它的中心地苏州却遭遇官府和男性评弹艺人组织光裕社的重重制约。战争平息后，江苏巡抚丁日昌出于重建文化秩序的目的，于清同治七年（1868）颁布了三条禁令：禁淫词、禁淫书、禁女性入茶馆。同时，苏州评弹社团光裕社为维护男弹词的垄断地位不仅排斥女弹词，而且还禁止男女拼档演出，“凡同业而与女档为伍，抑传授女徒，私行经手生意，察出议罚” 。这一行规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其影响遍及江南。

清政府为渊驱鱼的做法把评弹的中心从苏州驱到了上海租界。租界因属西人管辖而禁令不行，收容了被驱逐出苏州（包括上海华界）的女弹词。从19世纪中叶到末叶，书寓女弹词在上海极其兴盛。清季妓女弹词取而代之。20世纪20年代随着新女性的觉醒，职业女弹词的队伍形成。1929年起男女双档的形式开始出现，在苏州等地演出。1934年吴县当局以“男女档有伤风化”为由，禁止男女档在吴县演出。1935年男女档合作演出的艺人成立普余社，该社主要成员进入上海演出。男女双档极大丰富了评弹的表演力，使其刚柔相济更受市民的欢迎。上海租界所具有的相对宽容和自由，容纳了评弹中心的转移。

租界为评弹在上海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天地。从《申报》的报道和广告可知，1910年前后苏州光裕社的男性评弹也大举进入租界淘金。书场业极为兴盛，“上海的书场业有一个疯狂时期，三四马路、大新街附近一带以及南市城隍庙等处，简直是五步一家，十步一处，到处悬挂着书场灯笼与招牌” ，新气象层出不穷：

一、男女共坐一书场听书。1912年12月11日至14日《申报》刊登“楼外楼”广告：“特请姑苏名家吴西庚、叶声扬、吴祥和、吴瑞和，本楼自开幕以来，蒙中外伟人、富商巨贾，及闺阁名媛联袂偕来，莫不同声赞赏。本楼益加奋勉，精益求精，特聘姑苏名家，每晚八时起十一时止，演说古今全传，不另加资，以酬惠顾诸君之雅意。堂倌小账不取分文。如有需索，请告明账房，立即斥退。特此布告。楼外楼谨启。”

二、男女评弹艺人同台献艺。《申报》1916年10月7日“天外天”广告，“本公司增广游艺，特聘吴西庚、沈莲舫、朱兰庵、菊庵等弹词，并也是娥说书”。10月12日广告，“‘绣云天’开幕广告，男女说书”。

三、用苏州话做广告，足见占移民75%的江南人在租界的人气，以及评弹市场之大。1920年7月22日至25日《申报》“新世界”广告：“新世界请到弹词界第一小辈英雄吴玉荪，一位大发松格朋友来哉。（日档）描金凤，（夜档）玉蜻蜓。吴玉荪格书，眼下红得生生活辣化，无论先生们，娘娘笃，实头欢喜听。俪格书，因为俚喉咙又好，说法又好，爆头又多，噱头又多，上子台，拼命格说，巴结听客，实头一等哉。俚格红，倒勿是碰额角头格红，倒是靠真本事格红。说点书，人人听得懂，而且大家勿行勿笑格。现在好容易到倪新世界来哉，六月初十起，日夜登台，各位请来听听罢。”

四、各游戏场纷纷推出加入海派文化要素的苏州弹词戏。1921年12月1日起到次年年中，《申报》连续刊登“笑舞台”的广告，推出《描金凤》《玉连环》《新落金扇》《法华庵》《玉夔龙》《文武香球》及《珍珠塔》等弹词戏。《描金凤》的广告语称：“说书界中有一部大名鼎鼎之弹词戏曰描金凤，是善说者，大堪使夭多数听客日日着迷，非听不可，何以故，此书多关子。故今笑舞台，因近来观客非常之欢迎弹词戏，所以延聘名手，重编此剧。剧中如徐蕙兰之冤、钱笃笤之滑稽，既可令人为古人落泪，又可令人笑不可抑，爱观弹词戏者其来乎？”《文武香球》广告语云：“说书先生说文武香球，起码半年了结。新戏并不卖关子，只须费两日工夫，便可一目了然，便宜便宜，切勿错过。”1926年大世界苏州弹词戏日夜开张。新新屋顶花园光裕社弹词戏，聘马筱春、张云青、王似泉、夏莲君、十龄童、许筱峰和刘宾梅，日演《白蛇传》，夜演《李六文俊》。先施乐园，“新聘光裕社，特请姑苏最优等名家朱钰良、朱钰康、刘宝美、徐少琴、潘雪安、马筱春、姚幼梅、周品泉、徐菊林，化装弹词歌剧，日夜登台”。票房价值无形的手拉动着评弹的趋新。

五、知识精英为评弹定位造舆论。《申报》1926年3月29日刊登应鹏《弹词与大鼓》札记之一，从友人徐蔚南君曾说“现在的所谓游艺，其价值应该重新估定”谈起，介绍了吴宓《希腊文学史》一文中关于荷马史诗与弹词最为相近的论断。文中指出：“据上所言，荷马的史诗，当然就是中国的所谓弹词，是民众文学的结晶。不过我们中国的所谓缙绅士大夫素来看不起平民的作品，以为不能登大雅之堂，所以从不肯承认它们在文学上的价值。……拿《伊里亚特》《奥特赛》与中国弹词大鼓一类的东西并论，就是希望中国现在的文艺界，发生进一步的了解。”还有一些知识精英撰文充分肯定了评弹的社会功能，《申报》1925年4月16日载吴守拙《提倡改良说书之我见》，“闻托业于说书者，苏人居其多数。光裕社、润裕社两团体中，有七八百人，在各埠茶坊及游戏场等处，开演弹词平话，由来已久矣。……倘光裕社、润裕社两团体诸君，竭力提倡整顿改良，将来风俗之善良，社会之进步，必咸颂说书之功不置，予不禁拭目以待之”。同年5月4日又发表陈叔平《改良说书我见》，认为：“说书取值廉而听众多，颇可引人入胜，实系民众文学之一种，苟能利用之以针砭末俗，匡正人心，其效力之伟大，远非寻常演说所能望其项背。”此等舆论使上海市民认定评弹为高雅艺术。“据云上海人之心理已渐转移，以游戏场非高尚消遣之所，故喜附庸风雅，以听书为最幽雅时髦之事也。”

六、上海响档优于苏州响档。各游戏场以高额报酬聘请吸引男女评弹名家、响档到上海献艺。当时大世界的茶厅书场、新世界的雅聚厅书场被称为神仙书场，采取包银制度，与艺人签订长期合同，动辄一年半载，艺人的收入与书场经营的好坏无关。“楼外楼”、“天外天”屋顶花园、“云外楼”屋顶花园等也纷纷效仿。苏州评弹艺人开始“居上海”。此后饭店、旅馆等附设书场大量兴起，比较有名的新式附设书场有东方书场、静园书场、仙乐书场、沧洲书场等；它们都是花式书场，由四档或五档书越档做演出。1931年6月23日《申报》载擎南的《说书闲话》云：“十年以来，一般略具寸长之苏道说书人员，麇集沪埠，恋恋不去，非特苏之松太常、浙之嘉湖境属各乡镇，无说唱兼工之名家莅临，即光裕社产生地之苏州城内外各书场，亦都滥竽充数。”评话艺人唐耿良在《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中谈到，上海响档是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评弹界最高层次的响档：“我说书十年，在苏州以及江浙码头也有了名气，可以称为码头响档，但这只是低层次的响档。我的奋斗目标是争取成为上海响档。因为上海是中国南方的经济文化中心，戏曲的名角，说书的响档都云集上海。一个说书人只有在上海的书场受到听众欢迎，走红了，才能称为上海响档，他到码头上去，人家会说他是‘上海先生’，从而号召力倍增。” 他本人就是上海20世纪40年代的“七煞档”和50年代的“四响档”之一。

综合以上列举的六点，可以断定从太平天国战争起到20世纪20年代，评弹的中心已逐渐由苏州转移到上海，其标志则是光裕社上海分社的建立。1924年经常在上海演出的光裕社成员建立光裕社上海分社，由光裕社的副社长朱耀庭担任首任会长。据《申报》是年8月24日载，社员“已经有200余名矣”（一说社员共50多人）。光裕社上海分社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提高了评弹艺人在上海的社会地位。如《申报》1933年5月26日《东方书场会串书戏》载：“说书界中人，年来颇知热心公益及爱国，如前岁之水灾赈款，去岁一·二八之捐款，均有会书筹款之举。月之二十七、八、九三日，复有光裕社旅沪全体社员，在东方书场会串书戏《白蛇传》，以助航空救国之盛举。”评弹中心转移到上海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上海这一移民城市中，其受众始终居地方戏曲的第一位。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社会急剧转型。对于苏州评弹来说这也是一个转折点。《上海书坛》6月25日的大标题醒目地宣告：“革新实验大会书在积极推进中！”《上海书坛》7月23日的一则消息透露了这一切都是在新当局的指示下有计划地推行的，“星期二早与唐耿良、周云瑞及老师等访问左弦君于文艺处，谈改革事，应采如何之步骤。左弦指示颇详，然因题材缺乏，所有之新书，如《小二黑结婚》《李家庄变迁》《死魂灵》等，或以书性散漫，或书太短，颇难即可献唱”。在“指示颇详”的规范下，评弹界出现一系列为新社会服务的新气象。《上海书坛》8月3日《慰劳人民解放军，发扬改革新评弹》一文告诉我们，现成地用旧书目已不行了，“本打算安排一段《啼笑因缘》中的刘将军威逼沈凤喜的书戏，后都认为此剧封建思想与黄色成分太多，加上场面布景道具化妆复杂，取消。完全说新书，取消书戏。推潘伯英、张鸿声、唐耿良、杨斌奎、蒋月泉、杨德麟、谢毓菁、刘天韵、黄兆熊、周云瑞为筹备劳军义演编辑委员会。以《王贵与李香香》《子弟兵》《雷雨》《水浒》《忠王李秀成》五部书为参考”。《解放日报》9月3日有左弦的《漫谈“评弹”的形式》一文，提到唐耿良自告奋勇进工厂说书。《上海书坛》9月10日的标题为《新时代的推进者·旧评弹的垮台时》一文，直接点出了新时代与旧评弹是格格不入相对立的；文中介绍9日上午在汇泉楼头见到潘伯英、唐耿良二人在台上试说“李闯王饥民借粮”一段，每逢周五下午七时起，入工厂给工友说书。到21日则从组织上“成立检讨委员会，审查不良旧脚本”，披露评弹会脚本自我检讨“在会所内举行，分数小组，《杨乃武与小白菜》由李伯康负责，《玉蜻蜓》由俞筱云负责，《三国志》由唐耿良负责，《描金凤》由杨斌奎负责，《岳传》由张汉文负责，《三笑》由徐云志与刘天韵负责，《落金扇》由黄兆熊负责，《彭公案》由陈继良负责，《水浒传》由韩士良负责，《刺马》由潘伯英负责，《英烈》由张鸿声负责，《珍珠塔》由薛筱卿负责，《果报录》由唐逢春负责，各组脚本互相交换删改，由检讨会查核，再送文艺处审核”。尽管一些评弹艺人为演说新书做出很大努力，“可是听众并不买获奖新书的账，上座情况不理想。道理其实很简单，听客是来欣赏艺术的，新书的结构情节人物故事都不成熟，艺术的吸引力就大打折扣，当然吸引不住听众天天自掏腰包来听书了” 。当时《新民晚报》有关“营业不佳，另换阵容”的报道可为印证：“中小书场生意不佳，纷纷谋改阵容，但艺员有陋规，不得半途剪书，俗谓‘铲高椅’，场东就想出暂停营业的方法另起炉灶。”

在新旧交替、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中，评弹艺人开始组织化，加入集体或国营剧团。1951年11月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苏州市新评弹实验工作团率先成立。评弹向来是个体单干的，现在变为集体的。短时段的事件所造成的结果开始显现。有别于传统时代的新时代开始了，至少延续了整整三十年。对于评弹艺人来说，虽然收入只及原先的1/3乃至更低，但是换得长久生活的保障还是值得的。同时，当时评弹界的精英集中在一起研讨书艺，对艺术的进步也是大有裨益的：中篇评弹形式的创造，传统折子的整理，一些优秀现代作品的问世，都是明证。评弹进入第二次高潮，“20世纪50年代，巅峰时期上海每天有3万多人现场听评弹，最多时有8 000多人排队等待买票” 。但是，艺术与政治本是两个概念，它们有联系也有差别。当政治要与艺术合而为一，当艺术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时，一系列的问题也随之凸显。说书人在单干时，有着激烈的艺术竞争，有听众与书场的淘汰机制，当初的十八艺人正是在数以千计的说书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评弹团设立学馆，老艺人精心培养接班人，比起前辈说书人拜师学艺的条件不知好了多少倍。但是缺乏竞争的体制出不了大家，可以模仿得惟妙惟肖，但却创造不了流派。新的户口政策也使学馆不能招到苏州籍的学员。上海评弹团招来的学员大多是市郊的，不会说苏州话，还得从学说苏州话开始。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传统书目的多次“斩尾巴”，造成评弹后继乏人。十年动乱中江青大发淫威压制评弹。父亲唐耿良在回忆录中说：“江青对评弹的仇恨，源于一曲歌颂杨开慧的弹词开篇毛主席诗词《蝶恋花》。这一开篇由赵开生谱曲，余红仙演唱，唱腔优美，很快风靡全国。激起江青醋性大发，她妒忌杨开慧，连带痛恨评弹，胡说什么‘评弹是靡靡之音，听了要死人的’。从此评弹受到歧视和压制，搞得你动辄得咎，啼笑皆非。”十年动乱使评弹受众断层，年轻一代对评弹已是十分陌生。评弹受众的老龄化使评弹在上海经历了失忆的过程，听评弹作为市民的生活方式逐渐淡化。这种情况在苏州乃至江南都是普遍的。新世纪之交前后，评弹作为苏州、上海等江南人的文化记忆符号，在境内外吴语移民相对集中的城市呈内生型点状发展，在港台和北美也广受欢迎。其中纽约和北京等地先后建立的票友组织使评弹的传播有了强大的后续性。这种境内、境外点状分布的评弹文化圈，反过来对上海、苏州等江南本土的评弹发送正能量，呼唤着评弹的复苏。

苏州评弹与江南社会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变迁历程，为我们考察明清以来江南区域社会历史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视角。这一互动的进程中，有着极为丰富的社会面相供我们探讨，诸如说书人与社会变迁、说书人的人生经历（口述史）、书目的传承与社会变迁、书场小社会与苏州大社会、苏州评弹与上海社会的变迁、苏州评弹与都市文化圈的演变、女弹词群体研究、苏州评弹与近代传媒间的互动、苏州评弹中的江南社会等与社会文化史相关的内容。此外，苏州评弹与江南社会的资料集先后被列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7JJD770115）、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2012DLS001）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4ZDB041）。

近年来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在学科建设上有所发展，建置了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并先后被评为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上海市重点学科，2008年被列为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市重点学科（S30404）、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SJ0703）和上海市、国家重大项目为我们出版《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丛书》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衷心希望本丛书能为海内外江南史学、文化研究的学者，包括卓有成就的资深学者和崭露头角的年轻学人，提供一片圣洁的学术园地，共同为繁荣江南社会文化研究贡献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