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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托尔斯泰的绝笔之作。
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托尔斯泰完成了他的最后一部文学巨作《复活》，此后，他晚期的重要作品，如中篇小说《哈泽·穆拉特》（1904年）和《舞会之后》（1911年出版）、剧作《活尸》（1911年出版）等，篇幅都不长。在写作这些文学作品的同时，托尔斯泰却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关于生活、社会、宗教、教育和艺术等问题的思考上，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写下了大量的非虚构性文字。而在托尔斯泰晚年的创作中，这部《生活之路》无疑是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
1910年（即托尔斯泰生命的最后一年）1月，托尔斯泰开始写作《生活之路》，10月15日完成。在他去世的前三天，这部书的部分清样递到了他的面前，但他已无法亲手订正清样了，他轻轻地说道：“我做不了了……”然而，托尔斯泰是圆满地“做了”，他将自己关于生活的毕生的思索和认识都融在了这部著作中，他以《生活之路》为自己的创作画上了一个重重的句点。
这是一部《圣经》式的著作。这部作品的构成十分独特，它是阅读笔记、警句格言、寓言故事和思想札记等的集成；全书分为三十一章，分别以“论信仰”“灵魂”“上帝”“爱”“死”等为题，每章又划分为若干冠有标题的大节，大节下为若干小节。小节中的文字，或是托尔斯泰本人的思想，或是托尔斯泰自前人或同时代人著作中的摘录，或是托尔斯泰对其他来源的传说、观点和格言等等的加工。如此庞杂的内容，在托尔斯泰的梳理下居然丝毫不显凌乱，反倒具有经书般的简洁和纯朴。如此庞杂的来源，却不会使我们对此书为托尔斯泰的个人著作这一点产生丝毫的怀疑，因为，从大处看，不仅书中的大多数文字都为托尔斯泰本人所撰，而且，统领全书的更是托尔斯泰那博大的思想，而其他来源的观点或论断均成了构筑托尔斯泰思想大厦的砖石；从小处看，托尔斯泰对其他作家的文字也做了大胆的“意译”，正如托尔斯泰在《生活之路》的序言中所说的：“这些思想的大部分内容，既有直译的，也有经过改编的，它们做了这些改动，使得我不便再注上作者的名字。”
托尔斯泰写作《生活之路》，就是为了总结自己对生活的思考，并将这一思考传达给众人，也许可以说，托尔斯泰是想用《生活之路》来“传教布道”的。他也许觉得，用经书一样的小册子（《生活之路》曾经在俄国以章为单位被分解为三十本单行小册子出版）宣传自己的思想，比起对文学作品的借助来要更便利、更直接一些，因此，他晚年的文字大多是政论性、思想性的。也正因如此，他在《生活之路》等书中采用了通俗、朴实的文体，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使它们更加简明，使它们适应于所有的人，适应于每一个人”，“能被农民们、被大人和孩子们口头相传”。从内容看，《生活之路》与《圣经》也是很相近的，在对信仰、灵魂、上帝、爱、罪孽、惩罚、恶、死、不朽等主题的诉求和表述方面，两者大体上是一致的。托尔斯泰虽然在1901年被俄国至圣宗教院革除了教籍，但他一直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而且，就其对信仰的忠诚而言，就其自觉的自我完善而言，他甚至是那一时代最虔诚的基督徒。在这部书中，托尔斯泰承认上帝的存在，强调肉体与灵魂的对立，肯定爱和善的力量，申明了欲望的罪孽和恶的危害——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在《圣经》中曾读到的内容。
与《圣经》相近的内容，经书般简洁的结构和无华的文字，以及托尔斯泰强烈的布道愿望，都使得《生活之路》像是一本真正的《圣经》。然而，这却是另一种《圣经》。首先，《生活之路》中洋溢着强烈的人的精神。一方面，托尔斯泰在承认和信仰上帝的同时，却指出，人应在自己身上认识上帝，上帝就在我们心中，他就是人的灵魂生活法则的本源和起因。托尔斯泰的上帝，与人更接近，更具人性。如果说，《圣经》中有称“上帝造人”，那么，在托尔斯泰这里，上帝却似乎成了人的精神的“创造物”。另一方面，在强调努力自我克制以解救灵魂的同时，却也肯定了现世的幸福。在《生活之路》的最后一章中，他明确而又充满激情地说道：“生活即幸福”，“生活是人所能获得的至高之福”，“真正的幸福就在现在，而不在‘死后’的生活”。托尔斯泰深厚的人道精神也深深地渗透进了他的著作。其次，《生活之路》中充满着世俗的批判精神和民主意识，也是与《圣经》的神圣理念相区别的。在《生活之路》中，托尔斯泰不仅像一般的宗教经典那样，对罪孽、邪念、迷信、放纵、淫欲、不劳而食、贪、怒、骄、虚荣等人性的恶习做了剖析，而且还对不平等、暴力、国家专制、伪信仰乃至教会本身进行了愤怒的谴责。托尔斯泰认为“国家是建立在暴力之上的”，“基督徒不应参与国家事务”，“法律不能使人变好，而只能使人败坏”，而“所有的书籍、圣像、神殿——都不过是人工所造之物”，“真正的信仰不需要教会”，“教会的信仰就是奴隶制”。正是在这些谴责中，我们看到了作为社会正义力量之化身的托尔斯泰；也正是这些谴责，将《生活之路》与托尔斯泰其他所有的创作结合成了一个整体。最后，托尔斯泰在《生活之路》中还对知识、科学、语言、思想等做了思考和阐述，并得出了许多精辟的论断，比如：“对于真正的知识来说，危害最大的就是使用含糊不清的概念和字眼。”“科学的合法目的是认识造福于人类的真理，而其非法的目的是为把恶引入人类生活这样的骗局加以辩解。”“要不就沉默不语，要么就讲比沉默更有用的话。”“语言是打开心灵的钥匙。如果谈话没有任何意图，那么说一个字也是多余的。”“越是真正智慧的人，用来表述思想的语言就越简洁。”“人的主要力量就体现在思想的克制上，因为所有的行为都产生于思想。”“假如人失去了思想的能力，他就无法理解他为什么生活。”诸如此类的句子不胜枚举。在托尔斯泰的论述中，有两个相悖的倾向是值得注意的：托尔斯泰主要是从信仰、节制等角度来谈论科学、语言、思想等问题的，因此，这里的论述大都带有较强的宗教意味；但是另一方面，这里的论述又几乎处处饱含着强烈的民主意识，作者提倡的又恰恰是克服虚伪的迷信、摆脱他人的强制、击碎虚假的形式的反叛精神。
深厚的人道精神、强烈的批判意识和浓重的文化意味，使得《生活之路》不同于《圣经》，而成了一部真正的思想著作。
阅读《生活之路》，无疑能帮助我们进一步接近托尔斯泰。这本书作为一部宗教哲学著作，也许并不高深，甚至过于通俗了，但是，它却恰能使我们以最直接、最轻易的方式介入托尔斯泰的思想世界。托尔斯泰是一位思想家型的作家，对作为思想家的托尔斯泰的研究，早已是托学研究中的“显学”。但是，比起在托尔斯泰小说的情节脉络和性格发展中揣摩作者的思想倾向，比起从托尔斯泰的散论和书信中寻觅他的精神历程，阅读《生活之路》难道不是一条“捷径”吗？读着《生活之路》中这些精练的短句，慈祥而又庄严的托翁又现身于我们面前，在循循善诱地向我们宣讲着他的生活哲学。
在阅读《生活之路》的时候，我们似乎能感觉到书中存在着一些“矛盾”，比如：在宣传博爱和宽容的同时，托尔斯泰却克制不住他对专制国家、虚伪教会、社会不平等、暴力等等的义愤；在要求人们节制、禁欲、追求死后灵魂升华的同时，他又肯定现世生活，肯定生活的幸福以及人们追求这一幸福的权利；在号召人们过理性的生活的同时，他却对科学和知识的作用及意义流露了较多的怀疑乃至反感。然而，这些“矛盾”和列宁所指出过的那几个“矛盾”一样，不仅没有使我们感觉到托尔斯泰个性及其学说的分裂，反而使我们观察到了一个更完整、更亲切的托尔斯泰，不仅不会让我们意识到托尔斯泰的落后和消极，反而使我们更真切地体会到了托尔斯泰对于自我和对于生活的真诚。也许，托尔斯泰在此书中对科学之作用的否定（第十九章）、关于时间的论断（第二十一章）、对“舍弃自我”的提倡（第二十五章）等，会令今人感到有些好笑（所谓“时代的局限”）；然而，他在这里所表现出的对灵魂生活的深切关注，对生活意义的不懈探究，以及他一贯的严肃真诚的生活态度和一丝不苟的信仰精神，却能让今天的我们深思，甚至汗颜！
托尔斯泰特意将《生活之路》划分为三十一章，是在授意我们用一个月的时间来细细地阅读这本书。然而，面对托尔斯泰这部综合了其全部人生经验和生活理想的著作，面对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遗赠给我们的这部“生活的圣经”，我们也许要用更多更久的时间来阅读。
我们翻译了托尔斯泰那么多的作品，《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等书被我们重译了那么多次（这一切都无疑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却一直没有翻译《生活之路》，没有将托尔斯泰这部重要的绝笔之作介绍给中国的读者。幸好，有王志耕先生出面为我们译出了此书。志耕先生曾是俄语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曾在俄国留学，又进行有关俄语文学与宗教问题的研究，具有扎实的语言功底和广泛的相关知识，由他出译《生活之路》，是合适的。在近一年的翻译时间里，他潜心于译事，往往在吃饭时、睡觉前仍在念叨原文和译句，使得他的妻女竟称他为“托迷”和“托痴”。为了准确地译出书中若干段有关中国典籍的引文，他还通读了“四书”和《道德经》等典籍，由此可见其翻译之认真。感谢志耕先生以虔诚的态度为我们译出了《生活之路》。
刘文飞
1996年11月24日于北京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