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的声音
——从书展到月历

临近岁末，又到了制作并寄送月历的时节，不禁想起去年围绕潮汕歌谣展开的故事——借助书展与月历的制作，我认真体验了一回什么叫“纸上的声音”，以及方言歌谣传播的边界及效果。

承蒙朋友雅意，去年十月，我在深圳举办了“说文·写字——陈平原书展”。开展仪式上，听到好多鼓励的话，尤其是书展的“小引”，更是博得一阵掌声：

儿时的乐趣之一，是趴在书桌边看父亲写字。上学后，在父亲的督促下，也曾专心练习毛笔字，但谈不上扎实的童子功。二十年前，撰文使用电脑；十年前，手机取代了书信。很快地，记忆中稳健优雅的汉字，面目变得日渐模糊。有感于此，读书间隙，我又捡起了搁置已久的笔墨纸砚。

还是读书写作为主，习字则见缝插针。有空多写点，无暇就搁笔。另外，心情不好或身体欠佳时，也会展纸研墨。功底不行，只因多读了些书（包括字画），略有修养，眼光及趣味不算太差，如此而已。

“说文”是我的职业，至于“写字”，基本上顺其自然，只追求心手合一。我的体会是，若悬得太高，用力过度，刻意顿挫，效果反而不好。之所以坚持用毛笔书写，很大程度是因“舞文”不妨“弄墨”，此乃古来中国读书人的常态。

在电脑及网络时代，保持笔墨纸砚，蕴含着技术与审美，但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与文化情怀。对于读书人来说，“阅读”“写作”与“书法”，三者不该完全分离。基于此理念，故有“说文·写字”专题展。

朋友称，你平日处事低调，可这“小引”透出一股傲气。因为，今日中国，要想兼及“阅读”“写作”与“书法”，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没有辩驳，只是称“弄墨”成效如何，受自身才华限制；而愿不愿意挑战成见，则是另一回事。

展出三十多种自家题签封面的书籍，算是亮明“说文”的职业；至于“阅读”习惯，撇开众人熟悉的唐诗宋词，抄录若干我心仪的古文，也算别开生面。一直感叹今日的书法展中，大都笔墨酣畅而内容空洞，观众也习惯于品评作品的谋篇布局或筋骨笔力，极少考虑那些笔墨背后的情怀。其实，书写者选择什么诗文，其背后的感慨与关怀，同样值得注目。大概正因我不是书法家，凡书写必有所寄托。就好像那次深圳书展，最想推出的，其实是那组“潮汕歌谣”。

歌谣用词重复，且不避粗俗，就书法作品而言，不太好结构。不过，将20幅精心选择的潮汕歌谣放在一起，还是有一股逼人的气势。我注意到，好些参观者并非走马观花，而是一首一首往下读。换句话说，那些相对生疏但生气淋漓的歌谣，给现场观众制造了某种阅读障碍，反而让其观赏重心从“字”转为“文”。有位北方朋友很兴奋，说看了我的书展，才明白潮汕人是如此尊重女性，你看开口闭口都是“娘仔”：

莿仔花，白披披，秀才行过拗一枝。

人人问伊拗乜事，拗给娘仔插鬓边。

东畔落雨白披披，娘仔挈伞去等伊。

二人相共一枝伞，四目相观笑嘻嘻。

菱角开花四点金，桃李开花动人心。

后园种花好打扮，娘仔开嘴值千金。

天顶一条虹，地下浮革命。

革命铰掉辫，娘仔放脚缠。

脚缠放来真架势，插枝花仔冻冻戏。

当然，这是美好的误会。潮汕人常被批评“大男子主义”，也正因此，我才故意挑选有关“娘仔”的歌谣，没想到还真骗了善良的朋友。

在深圳办书展，目标读者远不止潮汕人。可怎么让方言区外的观众也能读懂？这就说到我编排的用心了。比起常被书写的唐诗宋词，潮汕歌谣本就陌生，若再添上僻难的方言词汇，外地人不掉头而去才怪呢。可完全没有方言韵味，则让歌谣丧失了存在价值。我的选择标准是：在懂与不懂之间，有点陌生，但可大致意会。先按我的趣味挑出30首，让不懂潮州话而又多次到过潮州的妻子及弟妇分头阅读。她们都读不懂的，舍弃；两人都懂的，过关；一个懂一个不懂的，我再仔细斟酌。这样选出来的潮汕歌谣，依旧原汁原味，只不过经过筛选，基本上没有阅读障碍。

深圳书展效果很好，尤其是“潮汕歌谣”部分，很得潮汕人的欢心。于是家乡的朋友紧急动员，制作了精美的2020庚子大吉月历《潮汕歌谣——陈平原书法作品选》，总共12幅，以“潮州八景好风流”开篇，以“农事歌”殿后，前面再加一页“引言”，表露我制作月历的“学术背景”及“文化关怀”：

文化走向民间，犹记歌谣整理。

雅俗互相纠缠，拆解人为藩篱。

洞察文学流变，穿越方言厚壁。

插上月历翅膀，文/字不离不弃。

所谓“文”“字”不离不弃，就是强调书写的功能性与日常性，而不是今天占主导地位的表演性。书法日渐成为一种技艺，一门自我炫耀的技术，远离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我不觉得这是好事。坚守传统读书人优雅的笔墨，而又用来书写粗俗的歌谣，这牵涉另一个有趣的话题，那就是雅俗之间如何对话。我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加上当过多年的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对五四新文化人的“眼光向下”，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歌谣运动，自然情有独钟。

十多年前，我发表《俗文学研究的精神性、文学性与当代性》 ，谈及“五四”那代人——包括蔡元培、李大钊、周作人、鲁迅、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顾颉刚、常惠、魏建功、董作宾等——之所以关注俗文学，是有精神性追求的。眼光向下，既是思想立场，也含文学趣味。提倡俗文学（比如征集歌谣），在五四新文化人看来，既可以达成对于“贵族文学”的反叛，又为新文学的崛起获取了必要的养分。80年过去了，“平民文学”的口号早已进入历史。从歌谣中寻找新诗发展的方向，这一努力基本落空；朱自清关于歌谣可以欣赏、研究甚至模仿，但“与创作新诗是无关的”这一论述，大致得到证实。

从周作人撰写《儿歌之研究》（1914）、刘半农拟定《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1918），到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成立（1920）以及《歌谣》周刊的创办（1922），俗文学的整理与研究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方向。钟敬文1928年在北新书局刊行《歌谣论集》，辑录《歌谣周刊》上周作人等人三十文，固然是重要的文学运动史料；朱自清1929年开始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歌谣”课程，更是有筚路蓝缕之功。这册总共六章的讲义，有油印本及铅印本传世，日后作家出版社（1957）及香港中华书局（1976）推出整理本，上有浦江清的《跋记》：“这是部有系统的著作，材料通乎古今，也吸取外国学者的理论，别人没有这样做过，可惜没有写成，单就这六章，已足见他知识的广博，用心的细密了。”（第213页）

“五四”时期如火如荼的歌谣运动，日后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对象。如洪长泰《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第三章“歌谣”（董晓萍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吴同瑞等编《中国俗文学七十年》中段宝林和路工二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陈泳超《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轨辙》谈刘半农、朱自清歌谣研究那两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以及陈平原主编《现代学术史上的俗文学》中王娟《歌谣研究概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都值得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潮汕歌谣的搜集与整理，正是因应此思潮。十年前，我在《俗文学研究视野里的“潮州”》中谈及：“1920—1930年代潮汕地区的俗文学研究，做得有声有色，且与北京及广州学界保持相当密切的联系。了解这些，你对丘玉麟、林培庐、杨睿聪等潮汕学人的工作，不能不表示由衷的敬佩。他们的编著，并非古已有之的乡邦文献整理，而是深深介入了现代学术潮流。如果再加上出生于广东海丰（广义的潮汕人）、毕生致力民间文学及民俗学研究的钟敬文，那么，1930年代潮汕学人的俗文学及民俗学研究，实在让人刮目相看。”去年，我为“潮州民间文学丛书”撰写总序，题目就叫《走向地方的新文化》，文中对1923年转学燕京大学中文系、深受周作人影响的潮州人丘玉麟（1900—1960），如何大学毕业后回潮州的省立二师（韩山师范学校）、省立四中（潮州金山中学）任教，致力于民间歌谣的收集和整理，刊行《潮州歌谣》（1929年1月初版，自刊本，印数2000册；同年4月再版，印数3000册），以及此书日后的流播——1958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刊行《潮汕歌谣集》、2003年香江出版有限公司推出《潮州歌谣集》，均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半个世纪后，具体说是1981年，“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启动，包括了《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成果是省卷本90卷、县卷本4000多卷。我特别关注潮州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辑委员会1988年3月印制的《潮州歌谣集成（资料本）》，此乃打字油印本，16开，上册包含《编辑凡例》及两篇序言，正文第1—194页；下册第195—462页，后附录《丘玉麟先生简介》《畲族民歌手——文香》和《后记》。比起日后包括爱情之歌、时政之歌、生活之歌、过番之歌、仪式之歌、滑稽之歌、儿童之歌、风物之歌等八部分的《全本潮汕方言歌谣评注》（林朝虹、林伦伦编著，花城出版社，2012年），《潮州歌谣集成资料本》分时政歌、仪式歌、情歌、生活歌、历史传说歌、儿歌、其他（包括不少畲歌），分类不是很合理。不过，这套资料集做得很认真，每首歌谣都注明整理者（含姓名、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也有口述者/整理者并列的。不时插入同题民歌，注明选自“丘本”第几页（指丘玉麟《潮州歌谣》），以供有心人对照，凸显半个世纪潮州歌谣的变迁。有的方言做了注释，包括词义或民俗。注音则采用国际音标，且考虑到潮州方言八个音调，用阿拉伯数字1—8标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编辑凡例》：“潮州歌谣包括了潮州方言区、客家方言区和畲族区等多种方言歌谣。搜集时，我们在坚持忠实记录和保持地方特色的前提下，力求做到语言规范化。”具体做法包括把不少潮州人才能看得懂的方言字词改成规范语，如“禾埠”“胶己”改为“丈夫”“自己”；而“对那些改用规范字后则失义、失‘味’、失韵的方言字词，则用同音规范字代替（借音字），并加注释加以说明”。

如何书写方言歌谣，既不能失义与失味，又不能太僻与太难，中间的分寸不太好把握。多年后，专门研究潮州方言的林伦伦教授，在《粤东闽语方言俗字研究》 中，对粤东闽语潮汕方言俗字的存在历史及其研究成果做了追溯和综述，并根据明清以来的民间文学、民间文艺作品的文献资料和现实生活中的方言俗字使用资料，研究分析了方言俗字使用的方法，提出了规范用字的若干原则，比如从“正”、从“俗”、从“便”。

翻阅《潮州歌谣集成（资料本）》的《后记》，觉得编者还是太乐观了：“潮州民谣，是潮州地方民间文学中的一朵鲜花，它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无论妇孺老幼皆能随口唱出，多少年，多少代，母亲教给儿子，祖母传给孙子，就像韩江的流水一样，长流不息。从山区到平原，从城市到农村，无处不有，汇合成歌谣的大海，浩瀚无边，因此，我们搜集整理出来的这个集子中区区数百首歌谣，就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此理想化的叙述，不符合我的观察。所谓潮州歌谣“无论妇孺老幼皆能随口唱出”，1930年代没有，1980年代做不到，在今天更是遥远的记忆了。

也正是有感于此，才需要我在书展及月历中为“潮汕歌谣”摇旗呐喊。当初制作月历，希望其能走出潮汕地区，故定了以下原则：一、不限童谣；二、不能猥亵；三、拒绝太僻；四、回避悲苦；五、最好吉祥；六、文字在懂与不懂之间——最后一点，纯粹是针对方言的魅力与局限。月历很受家乡人的欢迎，我又突发奇想：能不能为其配乐呢？因为，歌谣本来主要以口头形式流传，写成书法或制成月历，总是隔一层。

不久前在韩山师院做专题演讲，题为“远去的乡土与纸上的声音——潮汕歌谣的学习与传播”。演讲中，我特意要求播放陈玛原谱曲、唐洁洁或黄堃演唱的潮州方言歌曲《月光月疏朵》，还有五条人乐队2009年发行的专辑《县城记》中的《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海丰话也属于潮汕方言）。这么做，不仅是调节气氛，更想借此讨论歌谣如何穿越方言壁障。在“非遗”保护之外，我希望潮汕歌谣能更上一层楼，比如结合书法、绘画、摄影、音乐、动漫、短视频等，让它真正动起来、活起来、传下去、走出去。

如此考量，很大原因是读到陈泳超《白茆山歌的现代传承史——以“革命”为标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其中对江苏省常熟市白茆乡的山歌演唱在当下面临困境的描述，让我心有戚戚焉。民歌大都起源于耕作，属于乡民的自娱自乐，白茆山歌是很理想的样本：“平时，或在劳动或在休闲时候，邻近村子的人经常会对山歌，这里泾塘河汊纵横交错，只要隔开一条水，就可以自然分成两队人马，互相盘歌对唱，不需要任何组织和准备，纯属天机凑缘，这可以视为中型的对山歌活动。还有大型的对山歌活动，那就比较震撼人心了。”（第27页）因好几次进京表演，白茆山歌在全国名气很大，故“从2002年开始，每隔五年要召开一次大型的山歌艺术节，以代替和张扬传统山歌会的功能”。可是，当地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已极少自发唱山歌的了，“舞台表演成为白茆山歌的主要存在形式”。理由很简单，生活方式变了，没有农田耕作，没有夏秋纳凉，对歌因而只能存在于长辈的记忆中。（第139—146页）

名扬全国的白茆山歌尚且如此，潮州歌谣本就传唱范围不广，该如何长期坚守，且对整个精神文化建设发挥作用？因专业缘故，我特别关心歌谣对于文学创作的意义。钱仲联编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收录了黄遵宪《山歌》九首。篇首云：“土俗好为歌，男女赠答，颇有《子夜》《读曲》遗意。采其能笔于书者，得数首。”（上册第54页）换句话说，黄遵宪听到的山歌，也有许多因不能“笔于书”而落选。另外，凡记录下来的，大都作了某些修订或润色。罗香林藏黄遵宪手写《山歌》共15首，写本后有题记五则，编者钱仲联因“题记中又有‘仆今创为此体’一语，故知《山歌》之作，乃在光绪十七年，特编于卷一少作之中耳”（第54—55页）。也就是说，这些入集的山歌，是黄遵宪按客家山歌的风格创作的。比如“催人出门鸡乱啼，送人离别水东西。挽水西流想无法，从今不养五更鸡”（上册第57页），确实“颇有《子夜》《读曲》遗意”。很可惜，能从家乡的歌谣中获得灵感与养分，而后阔步走上现代诗坛的，毕竟少而又少。

近日读颜同林《方言与中国现代新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其中第四章“作为背景的歌谣与方言文学”，提及新诗发展史上有过三次取法或借鉴歌谣的运动。只是“歌谣与新诗都各有各的宿命，两个运行的圈子始终只有部分重叠”；“歌谣是新诗最可靠而不求索取的同盟军，它的意义在于无私地敞开，而不是有力地替代”。（第224页）这么说来，新诗对于歌谣的“始乱终弃”，在情理之中。需要探究的是，经由这一番索取与借鉴，新诗能否上一个台阶，或者说在与新诗的对话中，歌谣是否同样有所斩获——至少借助新诗的全国性视野，歌谣也该捕获走出去的机遇。

因各自所处学科（人类学、俗文学、民俗学、文艺学、方言学）不同，学者们谈论歌谣，研究方法及工作目标千差万别，只是在强调“地方性”这一点上，多少会有共同语言。而我当初之书写“潮汕歌谣”，既是乡情的自然流露，也具学术直觉——在全球化严重受阻的当下，适当调整接收频道，仔细倾听那些日渐湮没的乡野声音，未尝不是一种心灵的抚慰。当然，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本就应该兼而有之，而非取而代之。

2020年12月29日于海南陵水客舍
（初刊《南方都市报》2021年1月10日） q8yxk5Tz4StvJtksadpveRIgCL77fvloKwQ7g3JzY9aTpcKyozstTjrIFdP7UFZ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