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谈“弘扬传统文化”,必须兼顾高文典册与百姓日用——写在书本上,汇集成各种“皇皇大典”的,是“文化积累”;活在乡野间,主要靠口传与实践的风土人情,同样是值得关怀的“文化承传”。而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后者的声音非常微弱——即便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杆大旗可以略为借用。
任何时代的教育,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敏锐地发现问题,指出缺憾,这不算太难;难处在于如何进一步完善,而不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教育的事,关系千家万户,不到万不得已,别轻言推倒重来,最好采取补天而不是拆台的策略。目前由教育部统一规划的全国性义务教育,从宗旨、学制、课程到教学方式,乃现代中国无数教育家努力的结果,有很大的合理性,不是读经班或在家教育所能挑战的。当然,它也有不少遗憾,那就努力修补吧——引入乡土教育,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
所谓“传统文化的传承”,并非只是背诵古诗文,单纯回到四书五经或唐诗宋词,那是没有出路的。教育必须与时俱进,寻求更加合理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方式,此乃有责任感的读书人的共同愿望。知识从何而来,知书能否达礼,怎样学习更有效,哪些道理非深入体悟不可,还有,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对话,往圣与今贤的交流,书本知识与日常经验的结合等,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探究。借助晚清以及当下乡土教材的编写与教学,笔者希望能推进上述话题。以《潮汕文化读本》的编写为例,思考当下中国的读书人,如何超越小资情调的“乡愁”,在教育实践中,情系家国,学通远近,文含雅俗。
谈及乡土教育,晚清最后十年朝野的协力推进,值得我们认真借鉴。1904年1月13日,清廷颁布《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小学一、二年级应注重乡土教育,具体做法是——
历史: 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诸名人之事迹,令人敬仰叹慕、增长志气者为之解说,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
地理: 尤当先讲乡土有关系之地理,以养成其爱乡土之心。先自学校附近指示其方向子午、步数多少、道里远近,次及于附近之先贤祠墓、近处山水,间亦带领小学生寻访古迹为之解说,俾其因故事而记地理,兼及居民之职业、贫富之原因、舟车之交通、物产之生殖,并使认识地图,渐次由近及远,令其凑合本版分合地图尤善。
格致: 先就教室中器具、学校用品,及庭园中动物、植物、矿物(金、石、煤炭等物为矿物),渐次及于附近山林、川泽之动物、植物、矿物,为之解说其生活变化作用,以动其博识多闻之慕念。
一年多后,学务大臣责令编书局制作《乡土志例目》,发交各府厅州县,按目查考,依例编写,而后“呈请学务大臣审定,通行各省小学堂授课” 。若全都照章办事,则晚清的乡土教育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展开。好在与《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同时发布的,还有《奏定学务纲要》,那里有“教科书应颁发目录,令京外官局、私家合力编辑”;而私家所纂教科书,“呈由学务大臣鉴定,确合教科程度者,学堂暂时亦可采用,准著书人自行刊印售卖,予以版权” 。发行量大且意识形态色彩浓烈的“伦理”或“国文”教科书,官方审查比较严格 ;至于乡土教材则相对宽松多了,各省府县行政长官批准即可。
晚清的乡土志与教科书有密切联系,编写者不乏一身二任者,如翁辉东、黄人雄既编《海阳县乡土志》,也编《潮州乡土历史教科书》与《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但总的来说,乡土志有源远流长的方志可资借鉴,更能显示学问与见识;教科书则完全是新起炉灶,重在教化与普及。前者若编得好,可纳入学术史考察;后者因追求浅白与实用,只能在教育史上论述。具体到编写者,前者可以是知县挂名(如广东修《新会乡土志》的蔡尧燨和修《新兴县乡土志》的邹增佑);后者则大都是学堂教师执笔。这么说,似乎尊卑有序;可放在历史长河中,那些分门别类的教科书其实更值得关注,因其开启了一种新的教育形式。
晚清乡土文化教育以及相关教科书的编写,背后涌动着救亡图存的时代大潮。蔡惠泽(字润卿)为翁辉东等编《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所撰“弁言”称:“夫地理学之关系于爱国心至巨,爱国必基于爱乡,故乡土地理之编尤亟亟不容缓,潮州乡土地理又有甚焉者。” 这其实是那时候知识界的共识。引领这个编写乡土教科书潮流的上海国学保存会,1907年在其直隶、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广东等省“乡土历史地理教科书”的广告中,除了介绍“编辑宗旨”“图书特色”,更强调其“功效作用”:
泰西各国教育,咸注重乡土史志一门。就其闻见中最亲切有味者以为教授,则记忆力与感觉力皆易粘触。所以感发其爱乡土心,由是而知爱国,其为效至巨。
再往上追,你会在留日学生关于爱国须爱乡、爱乡必爱国的诸多论述中找到此说的滥觞。不过这位“序于汕头中华新报社”的蔡惠泽还是有所发挥——为何潮州人尤其应该学习乡土地理呢?因“我父老子弟之工商于南洋群岛者,波波相续,不可以数计”;而在外的潮州人之所以拒绝诱惑,不被同化,“盖于爱国心是赖”。在这个意义上,普设学校,“日以我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教育其子弟,其宜也” 。
短短几年间,从朝廷到民间竟一致认定,强化乡土教育,乃提振国人爱国精神的最佳途径。于是,举国上下,编写乡土教材蔚然成风。 只可惜随着辛亥革命成功,朝代更迭,学制转变,此风潮也就迅速衰落。此后不同时期,虽偶有努力,再无如此规模与气势了。
传统中国社会缺乏国家观念,因此,必须通过乡土教育来培养国人的爱国心,那是晚清救亡图存大背景下知识界的思考。今天不一定了,我们谈论乡土,更多地基于文化多样性的考虑——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之间并不完全合拍,前者势如破竹,后者则举步维艰。这个时候,相对于欧美主导的“国际潮流”,我们讲“本土情怀”;相对于步调一致的“国家意志”,我们讲“乡土意识”。简单点说,对外讲“本土”,对内讲“乡土”,都是立足当下,自居边缘,与中心展开积极对话,或拨乱纠偏,或拾遗补缺。谈论乡土,最好兼及理智与感情,超越“谁不说俺家乡好”,拒绝片面的褒扬与贬抑,在自信与自省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对于乡土的记忆与认知,并非自然而然形成,这与早年教育及日常经验有直接关联。十年前,我应邀为《南方日报》组织的《广东历史文化行》作序,谈及“如何深情地凝视你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一方水土’” ;去年我撰写《六看家乡潮汕——一个人文学者的观察与思考》,结尾处提及《潮汕读本》的编写计划:“以历史、语言、风俗、民情、文学、艺术为主体,兼及教育课本与文化读物,分小学、中学及成人三种,既要接地气,又得有高度。”如今,这包含小学三册、初中一册的《潮汕文化读本》已经刊行(高中及成人分册尚在修订中),在书前的序中,有一段话可谓感慨系之: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偏见与难题,某种意义上,教育的任务就是帮助我们“纠偏”与“克难”。40年前的中国,刚从“文革”噩梦中醒来,年轻人满腔热情地拥抱那个完全陌生的外部世界。40年后的今天,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崛起,远在天边的人与事,不再遥不可及;反而是眼皮底下的日常生活,以及那些蕴含着历史、文化与精神的习俗,因习焉不察,容易被忽视。因此,所谓的“世界眼光”,必须辅以“本土情怀”,我们的知识及趣味才不会出现严重的偏差。
今天谈乡土文化,没有百年前亡国灭种的紧迫感,但不等于问题不严重。即便你常居潮汕,家乡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同样不是自然获得。那些既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的“乡土”,必须不断提醒与学习,才可能被记忆。
热爱家乡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这一般不会有异议;问题在于,这种乡土情怀,到底该怎样承传、如何发展,这就要说到《潮汕文化读本》的编写。
江湖上行走,若被问及是哪里人,有多种回答方案:南方人、广东人、潮汕人、潮安人,甚至可以细到哪个镇哪个村。那么,讲授乡土文化,到底是哪个级别的呢?换句话说,你的“家乡”到底有多大,是省、是市、是县、还是村?
编写乡土教科书,首先必须界定“何为乡土”,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只是规定一二年级开设乡土历史、地理、格致三门课,每周各一节课,至于这乡土教材的编写范围,到底是省是府还是县,不做统一规定。这样一来,编写及使用哪一级的教材,其实是大有讲究的。假如你当年在潮汕某学堂教书,选用黄节编《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那没有问题;如果你觉得不合适,愿意编潮州府或澄海县的乡土教科书,同样可以接受。
图1-6 《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
那当年的情况到底怎样?著名学者及诗人刘师培、陈去病、黄节等为江苏、安徽、直隶、江西、广东等省编写的乡土教科书就有15种 ,因出自名人之手,虽系普及读物,仍然备受关注。即便如此,今日查阅这些教材,也都无法凑齐。至于其他人所编,散佚情况那就更严重了。
王有朋主编《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收录大陆及台湾17家大图书馆所藏教科书目录,其中“小学教材”部分专设“乡土教育”(中学及师范无此课程),仅收录了晚清乡土教科书25种。 其中省一级最多,共19种。府一级的有汤寅臣编《扬州历史教科书》(出版者不详,1908年)、林骏编《广州乡土格致教科书》(萃文书报会社,1909年)、翁辉东与黄人雄编《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剑光编书社,1909年)。县一级的则是马钟琇纂修《东安乡土地理教科书》(天津大公报馆,1907年)、马锡纯编《泰州乡土历史教科书》(泰州教育会劝学所,1908年)以及旧庐编《常昭乡土历史教科书》(城南商立学堂,1908年)。如此记载,当然有很多遗漏。比如潮州的乡土教科书,目前能找到的,就还有另外六种。
先说这三种县编乡土教材,都是大有来头的——这里的“东安”,不是湖南永州市东安县,而是清代直隶省东安县,1914年改安次县,现为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居京津之间,位置很重要,单看该书由天津大公报馆印制,就可以明白其中道理。清代的“泰州”属扬州府,1996年“扬泰分设”,泰州由县级市升为地级市,现辖三市三区,2007年增补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常昭”指的是苏州府下面的常熟、昭文二县,清代有分有合;今天的常熟市乃副地级市,由苏州市代管,与潮州一样,是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1987),不过经济比潮州好多了。 单看这三种县编教材你就明白,敢于撇开省、府两级而另起炉灶的,必定是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地区。
回到广东的情况。《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收录25种晚清乡土教科书,其中广东占了8种——除黄节编历史、地理、格致三种教科书外,再就是黄佛颐编《广东乡土史教科书》(时中学校,1906年)、岑锡祥、黄培堃编《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粤东编译公司,1909年)、蔡铸编《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粤东编译公司,1909年),以及林骏编《广州乡土格致教科书》、翁辉东与黄人雄编《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这里有偶然性,受这17大图书馆收藏的限制,如刘师培的《江宁乡土历史教科书》与《江宁乡土地理教科书》就没有列入;潮州只列一种,也远远不够。暂时以此“总目”为例,假设晚清编写乡土教科书,广东一省最为积极。
若以府为单位,则潮州不仅在广东,而且在全国,都很可能独占鳌头。因得到诸多学者的热忱帮助 ,我看到的晚清潮州乡土教科书有以下七种:
(1)蔡鹏云编:《(最新)澄海乡土历史教科书》,澄海:景韩学校,1919年10月第十版(宣统元年[1909]?初版)
(2)蔡鹏云编:《(最新)澄海乡土格致教科书》,澄海:景韩学堂,宣统元年(1909)初版
(3)蔡鹏云编:《(最新)澄海乡土地理教科书》,澄海:景韩学堂(上海萃英书局印刷),宣统二年(1910)二月第四版(初版宣统元年[1909]?)
(4)郑鬯亮编:《(最新)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揭阳:邢万顺书局,宣统元年(1909)?初版
(5)翁辉东、黄人雄编:《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海阳:创光编书社,宣统元年(1909)初版
(6)翁辉东、黄人雄编:《潮州乡土历史教科书》,海阳:创光编书社,宣统元年(1909)初版,次年二月第三版
(7)林宴琼编:《潮州乡土格致教科书》,汕头:中华新报馆,宣统二年(1910)初版
晚清广东辖有九府四直隶州,府州这一级所编乡土教科书(不含乡土志),目前知道的,除了林骏编《广东乡土格致教科书》、萧启冈与杨家鼐编《学部审定嘉应新体乡土地理教科书》(启新书局,1910年),再就是潮州这七种了。随着考求深入,广府及嘉应的乡土教科书或许会增加,但大的格局不会改变。
那么,晚清潮州人为何热心编写乡土教科书呢?在我看来,理由很简单:第一,非主流;第二,有文化。这其实牵涉广东省内广府、潮州与客家这三大民系(或曰三个方言区)各自的自我定位。广府占主流地位,不管谁来编广东的“乡土历史”或“乡土地理”教科书,都必定以广府文化为中心。而比起嘉应州来,历史悠久且辖有九县的潮州府,当然更有资格编写自认为合适的乡土教科书了。除了教学需要、商业计较,这里还包含某种文化上的独立、自尊与自信。
这就说到今天编乡土教材,为何选择“潮汕文化”,而不是“岭南文化”或“潮州文化”作为基本框架。今天的潮汕四市,略小于晚清的潮州府(原本九县中的丰顺、大埔,现归梅州市管辖),但基本风貌仍在。而今天作为行政区划的“潮州市”,虽拥有“府城”的历史与光荣,但代表不了整个大潮汕。若以此为名,就像晚清的澄海县编教科书一样,会有难以克服的局限。蔡鹏云所编三书中,“格致”大致妥帖,因潮汕各地物产,本就大同小异;“地理”仅限澄海,已经有点画地为牢了;问题最大的是“历史”,因“本书由《广东通志》潮府志澄海志搜摘纂录,间及正史,并采取近事” ,虽也提及韩愈治潮(第一册第五课“文化肇于唐代”),但基本上局限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澄海建制后的人物与故事,必定偏于琐碎。
编乡土教材,范围太小,施展不开;范围太大呢,则很容易纠缠不清,且矛盾重重。不妨以“岭南文化”为例。考虑到地域文化与行政区划错综复杂的关系,今天讲“岭南文化”,其实很憋屈——既甩开了广西与海南,又不好妄谈香港和澳门,只能在广东省所辖范围做文章。而且,广东省内三大民系,你还得努力做到“一碗水端平”。于是,评选“岭南文化十大名片”,粤菜、粤剧、广东音乐、广东骑楼、黄埔军校旧址、端砚、开平碉楼、广交会、孙中山、六祖惠能,基本上都是珠三角的人物与故事 ,为了表示公平,再添上“潮州功夫茶”和“客家围龙屋”。明眼人一看,后两者显然属于“政策性照顾”。不是抱怨如此评选不公,而是感叹谈“文化”而局限于现有的行政区划,无论你怎么努力,都只能是全力以赴堵漏洞,很难有精彩的表现。
去年8月,我应邀在广州289艺术PARK开园暨“新时代视野中的岭南文化”活动演讲,题为《岭南文化如何自我更新》,最后归结为以下三句话——第一,必须意识到,不管是教育还是文化,国际化与本土性,二者应并行不悖;即便做不到相互扶持,也别互相拆台。第二,理工科注重国际化,人文及社科对本土性有更明确的追求。政府倾向于发展科技,故国际化优先;而具远见卓识的民间人士,有义务经营好不断更新的“乡土文化”。第三,“上天入地求创新,雅俗并进图发展”。所谓“上天”,就是国际化——至少也是全国视野,不满足于华南称霸;所谓“入地”,就是努力接地气,关注自己脚下“这一方水土”所蕴含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风土民情,尤其是方言文化。
在我看来,广东三大民系各有特色,全都不可低估,也都无法互相取代。若你想编写乡土文化教科书,最佳状态是行政区与方言区重合。这也是我为何认定“岭南文化读本”很难编好,而《潮汕文化读本》以及《客家文化读本》《广府文化读本》则大有可为的缘故。
借鉴晚清乡土教科书编写的经验教训,我们今天完全有可能更好地重建潮汕人的“乡土记忆”,进而达成因“爱乡”而“爱国”,以及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目标。只是今人编写《潮汕文化读本》,不可能再像晚清那样,将乡土教育集中在小学一二年级,而必须拉长战线。之所以设计小学三册、初中一册、高中及成人一册,目的是由浅入深,依次递进,符合学习规律。此外,晚清学堂章程规定,乡土教科书分历史、地理与格致(物产)三种,本意是兼及时间与空间、人事与自然、物产与习俗;可分科太细,必定重床叠屋,既浪费课时,也很难编好。三科合一,以文本为中心,不求体系完整,但求片断精彩,这样,更适合于教学。
另外,今天的乡土教材,并非国家规定的必修课,要想在课堂上真正站稳脚跟,就必须有“统编教材”所不可及处。回过头来,总结与林伦伦、黄挺合作主编《潮汕文化读本》的特点,比较得意的有以下三点:第一,乡土气息;第二,儿童趣味,第三,文章魅力。
先说“乡土气息”。中国史视野中的往圣先贤,与潮州乡土志上的英雄豪杰,不是一个概念。之所以编乡土教科书,就是希望“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诸名人之事迹”,让学生们见贤思齐。中国通史不必谈论明嘉靖壬辰科状元林大钦(1511—1545),而潮州乡土教材则不能漏了他。翁辉东、黄人雄编《潮州乡土历史教科书》第三册第六课《林大钦讲学》:“林大钦,少聪颖异俦。嘉靖登殿撰,官词垣三年,乞养归。结庐宝云岩,与乡弟子讲贯六经,究性命之学。时人称东莆先生。”而我们编《潮汕文化读本》小学三四年级的第三课《林大钦对对子》,相对要有趣得多。
图1-7 《潮州乡土历史教科书》
更理想的例子是各地物产介绍。林宴琼编《潮州乡土格致教科书》编目有点杂乱,可课文有趣,以第三十三课《鲢、鳙》为例:
鲢(《本草》)一作 鱼,俗呼鳞鱼,大头细鳞,背青腹白,形扁。又,鳙(郭璞云)形似鲢,而色黑,其头最大,俗呼大头松。鳞之美味在腹,而松之美味在头。
蔡鹏云编《(最新)澄海乡土格致教科书》,内页署“澄海乡土物产教科书”。第一册前三课教鸡、鹅、鸭,最后三课则是孔雀、犬、猫,这不算稀奇。有趣的是第二册,一半以上篇幅讲河鲜与海产,如河豚、石首、鲨鱼、墨鱼、虾蟹、龟鳖鲎、蚶、薄壳、日月蚝、九孔螺、田螺等。要说对于海产品的了解,潮州府中,海阳(潮安)不及澄海,大埔、丰顺更不要说了。至于同属广东的嘉应州,或省外的云南、贵州等,更有可能不知“龟鳖鲎”为何物。全国各地的谚语、俗语、歇后语,有的可意会,如闽台流行的“金厝边,银乡里”“秀才人情纸半张”“好马不食回头草”,北方人也能看得懂;但有的则需要生活经验,如潮汕人喜欢说的“龟笑鳖无毛,蟹笑蜞无膏”,不是生活在沿海,很难准确领会。
不满足于静止地介绍当地物产,《潮汕文化读本》一二年级第十三课《南风去了东风来》以及第十七课《雨落落》,借助童谣的吟唱,带出诸多海鲜与河鲜的介绍,除了兼及图像与声音(拜科技进步所赐),还有文化百科、活动天地等,对于儿童来说,既新鲜,又有趣,相信教学效果会很好。
编写乡土教材,必须借鉴先贤所撰各种地方文献,但教科书的特点,决定了其不以专深见长,而更注重儿童的认知水平与接受能力。《奏定学务纲要》再三叮嘱:“盖视此学堂之程度,以为教科书之浅深;又视此学堂之年限,以为教科书之多少,其书自然恰适于用。” 也就是说,学问大小不是关键,关键在于是否体现儿童趣味。晚清编写乡土教科书,体例上都遵循《学堂章程》的规定,如小学一二年级共四册,每册十八课,每课150字以内,文字尽量浅显,且配以插图等;最后,还可能提供教学参考书。可何为“浅显”,不同人体会不一样;没有教过书的,往往忽略了儿童的接受特点。请看刘师培编《江苏乡土历史教科书》第一册第一课“上古时代江苏之情况”:
上古之时,江苏省地,属于苗族。有共工氏者,苗族之酋长,立国江淮间。其国南境,盖达江南。自伏羲、女娲以来,时与中国战争,以颛顼、帝喾二朝为尤盛。中国之所以不能通江南者,以共工氏阻其间也。历尧、舜、禹三朝,共工之余裔,悉为中国所平。是为江南省入中国之始,然其地仍为夷民所居。《禹贡》有岛夷,商有鬋发文身之国,而商末之时,犹有荆蛮。盖自昔日江苏土著之民,与汉族不同者也。
这还不算,为了落实《编辑大意》“凡课中事实,皆可考见,讲师由此可以得教授之法”的承诺,作者还在《江苏乡土历史教科参考书》这一课上,加了五个注,单是提及“共工”一句,就引了《国语》《左传》《淮南子》《楚辞》《史记》《逸周书》《书经》等。 那是因为,此前一年他刚出版了《中国历史教科书》和《中国地理教科书》,博学多闻、驾轻就熟的刘师培,编写小学教科书时,依旧驰骋才华。而这样的教科书,虽很好看,但无法教。
教科书的最大特点,在于不脱离学生的学习、思考及接受能力。在这方面,潮州的七种乡土教材全部出自教师之手:蔡鹏云是澄海景韩学堂的教习,后任该校校长;翁辉东、黄人雄是汕头同文学堂师范毕业生(见书后海阳县令签署的版权保护令),编书那两年在海阳县东凤育才小学堂、龙溪肇敏小学堂任教;林宴琼是潮阳端本学堂校长,郑鬯亮则是汕头正英学堂毕业生,编书时任该校教习, 这就难怪诸人编写的教材比较贴合学生的水平及趣味。比如,同样讲沿革,翁辉东等《潮州乡土历史教科书》第一册第一课只有两句话:
潮地唐虞时属南交,周始名海阳。秦汉置县,名曰揭阳,属南海郡。
紧接着,第二课讲晋至隋,第三课说唐至明,第四课则从明成化言及当下,也都以几句话概括。如此教学内容,比刘师培编《江苏乡土历史教科书》简单多了。可即便如此,这种“从头说起”的历史课(不管是中国史还是地方史),其实与儿童趣味格格不入。单是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古人名字,就会把孩子们吓跑的。
图1-8 《潮汕文化读本》第一册
有感于此,这回《潮汕文化读本》的编写,采取了专家学者与一线教师相结合的办法,兼及理论与实践,选择阶梯性的知识传授方式,第一册童谣、第二册故事、第三册古诗、第四册(初中)散文、第五册(高中)论文,让有关潮汕的历史、地理、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知识都隐藏在众多有趣的诗文中,经过多年讲习,力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最后说说文章魅力。这其实是借鉴语文教材的编写经验——首先是好文章,而后才是知识与立场。一般认为,乡土教科书只是介绍相关知识,文章好坏不必太计较。如翁辉东等《潮州乡土历史教科书》第一册第十三课《韩愈善政一》:
韩愈因谏迎佛骨,被贬守潮。始设乡校,延赵德为师,文风渐盛。并创筑南北堤,为一方保障。
第十四课《韩愈善政二》:
潮城东北意溪中,有鳄鱼,为潮民害。韩愈投以猪羊,为文驱之,鱼忽去,民害始除。
文字浅白,意思也没错,可就是文章不美——这可有点对不起韩愈这位大文豪。以潮汕的历史传统及文化水准,无论讨论什么话题,完全可以找到雅俗共赏的好文章。
过去只求把事情讲清楚,现在需要考虑逻辑推进以及文章美感。以韩愈对于潮州的重要性,三五句话是说不清的。《潮汕文化读本》起码有五篇课文牵涉这位大人物——小学三四年级第一、二课《韩愈祭鳄鱼》《留衣亭:韩愈与大颠和尚的故事》属于讲故事,小学五六年级第四课《谒韩祠》(清人吴兴祚)、第六课《韩山》(宋人刘允)则是古诗,再加上初中册第二十二课《古祠不老 文德永辉——潮州韩文公祠》(今人曾楚楠),如此步步推进,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兼及韩愈业绩(知识)与后人追怀(文辞)。
引入文体的观念,注重文章的趣味,兼及声音与图像,这其实是吸纳语文课教学的特点。“乡土”不仅是话题、是材料、是知识、是情怀,同时也应该是好文章。二十多年前,为《漫说文化》撰序时,我提及选择一批有文化意味而又妙趣横生的散文分专题汇编成册,目的是让读者体会到:“‘文化’不仅凝聚在高文典册上,而且渗透在日常生活中,落实在为你所熟悉的一种情感,一种心态,一种习俗,一种生活方式。” 在乡土教材的编写及教学中,这种打通古今、兼及雅俗、既日常又好玩的“文化”,更有可能、也更应该得到充分的落实。
我之关注乡土文化教育,有学理的思考,有历史的探究,也有现实的刺激。那天读现代中国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学家潘光旦的《说乡土教育》,真的出了一身冷汗:
近代教育下的青年,对于纵横多少万里的地理,和对于上下多少万年的历史,不难取得一知半解,而对于大学青年,对于这全部历史环境里的某些部分,可能还了解得相当详细,前途如果成一个专家的话,他可能知道得比谁都彻底。但我们如果问他,人是怎么一回事,他自己又是怎样一个人,他的家世来历如何,他的高祖父母以至于母党的前辈,是些甚么人,他从小生长的家乡最初是怎样开拓的,后来有些甚么重要的变迁,出过甚么重要的人才,对一省一国有过甚么文化上的贡献,本乡的地形地质如何,山川的脉络如何,有何名胜古迹,有何特别的自然和人工的产物——他可以瞠目不知所对。我曾经向不少的青年提出过这一类的问题,真正答复得有些要领的可以说十无一二,这不是很奇特么?
半个多世纪前的这段话,今天读来,依旧如芒在背。离乡多年,你我还记得湘子桥头的“二只锉牛一只溜”、笔架山下的宋窑遗址,或者凤凰塔塔尖那3米高的铁葫芦吗?
夜深人静,打开百年前翁辉东等编《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第三课:“吾潮土壤肥饶,人民富庶,海岸延长,岛屿环列,诚可爱之土地也。” 不禁会心一笑,是的,谁不说俺家乡好!读到描述潮州位置的第四、五课:“潮城在北纬二十三度三十一分,东经一百一十六度五十七分”;“居广东省城东北,相距一千六十里;北京之南,相距七千二百里。” 猛然涌上心头的,竟然是“八千里路云和月”!
《潮汕文化读本·致同学们》开篇这段话,虽略嫌煽情,却是道出了乡土文化教育的真谛:
也许有一天,你会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求学、工作乃至定居,夜深人静,回想曾经生活过的潮汕——那些日渐远逝的乡音、人物与食品,说不定你会泪流满面。当然,你也可能长居潮汕,但千万别以为这么一来,家乡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你就了如指掌。有关乡土的缤纷知识,并非自然习得,同样需要学习与提醒、关怀与记忆。
有感于高考压力山大,教材日趋一统,城市迅速扩张,科技泯灭距离,年轻一代的“空间感”被极度扭曲,而“寂寞的家乡”也正日渐消亡,你我不妨剑及屦及,就从发掘、传播、表彰我们理应熟悉的“乡土文化”做起。
2017年3月12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初刊《潮州日报》2017年4月13日、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