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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谈“弘扬传统文化”，必须兼顾高文典册与百姓日用——写在书本上，汇集成各种“皇皇大典”的，是“文化积累”；活在乡野间，主要靠口传与实践的风土人情，同样是值得关怀的“文化承传”。而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后者的声音非常微弱——即便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杆大旗可以略为借用。
任何时代的教育，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敏锐地发现问题，指出缺憾，这不算太难；难处在于如何进一步完善，而不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教育的事，关系千家万户，不到万不得已，别轻言推倒重来，最好采取补天而不是拆台的策略。目前由教育部统一规划的全国性义务教育，从宗旨、学制、课程到教学方式，乃现代中国无数教育家努力的结果，有很大的合理性，不是读经班或在家教育所能挑战的。当然，它也有不少遗憾，那就努力修补吧——引入乡土教育，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
所谓“传统文化的传承”，并非只是背诵古诗文，单纯回到四书五经或唐诗宋词，那是没有出路的。教育必须与时俱进，寻求更加合理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方式，此乃有责任感的读书人的共同愿望。知识从何而来，知书能否达礼，怎样学习更有效，哪些道理非深入体悟不可，还有，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对话，往圣与今贤的交流，书本知识与日常经验的结合等，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探究。借助晚清以及当下乡土教材的编写与教学，笔者希望能推进上述话题。以《潮汕文化读本》的编写为例，思考当下中国的读书人，如何超越小资情调的“乡愁”，在教育实践中，情系家国，学通远近，文含雅俗。
谈及乡土教育，晚清最后十年朝野的协力推进，值得我们认真借鉴。1904年1月13日，清廷颁布《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小学一、二年级应注重乡土教育，具体做法是——
历史： 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诸名人之事迹，令人敬仰叹慕、增长志气者为之解说，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
地理： 尤当先讲乡土有关系之地理，以养成其爱乡土之心。先自学校附近指示其方向子午、步数多少、道里远近，次及于附近之先贤祠墓、近处山水，间亦带领小学生寻访古迹为之解说，俾其因故事而记地理，兼及居民之职业、贫富之原因、舟车之交通、物产之生殖，并使认识地图，渐次由近及远，令其凑合本版分合地图尤善。
格致：
先就教室中器具、学校用品，及庭园中动物、植物、矿物（金、石、煤炭等物为矿物），渐次及于附近山林、川泽之动物、植物、矿物，为之解说其生活变化作用，以动其博识多闻之慕念。
一年多后，学务大臣责令编书局制作《乡土志例目》，发交各府厅州县，按目查考，依例编写，而后“呈请学务大臣审定，通行各省小学堂授课”
。若全都照章办事，则晚清的乡土教育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展开。好在与《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同时发布的，还有《奏定学务纲要》，那里有“教科书应颁发目录，令京外官局、私家合力编辑”；而私家所纂教科书，“呈由学务大臣鉴定，确合教科程度者，学堂暂时亦可采用，准著书人自行刊印售卖，予以版权”
。发行量大且意识形态色彩浓烈的“伦理”或“国文”教科书，官方审查比较严格
；至于乡土教材则相对宽松多了，各省府县行政长官批准即可。
晚清的乡土志与教科书有密切联系，编写者不乏一身二任者，如翁辉东、黄人雄既编《海阳县乡土志》，也编《潮州乡土历史教科书》与《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但总的来说，乡土志有源远流长的方志可资借鉴，更能显示学问与见识；教科书则完全是新起炉灶，重在教化与普及。前者若编得好，可纳入学术史考察；后者因追求浅白与实用，只能在教育史上论述。具体到编写者，前者可以是知县挂名（如广东修《新会乡土志》的蔡尧燨和修《新兴县乡土志》的邹增佑）；后者则大都是学堂教师执笔。这么说，似乎尊卑有序；可放在历史长河中，那些分门别类的教科书其实更值得关注，因其开启了一种新的教育形式。
晚清乡土文化教育以及相关教科书的编写，背后涌动着救亡图存的时代大潮。蔡惠泽（字润卿）为翁辉东等编《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所撰“弁言”称：“夫地理学之关系于爱国心至巨，爱国必基于爱乡，故乡土地理之编尤亟亟不容缓，潮州乡土地理又有甚焉者。”
这其实是那时候知识界的共识。引领这个编写乡土教科书潮流的上海国学保存会，1907年在其直隶、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广东等省“乡土历史地理教科书”的广告中，除了介绍“编辑宗旨”“图书特色”，更强调其“功效作用”：
泰西各国教育，咸注重乡土史志一门。就其闻见中最亲切有味者以为教授，则记忆力与感觉力皆易粘触。所以感发其爱乡土心，由是而知爱国，其为效至巨。
再往上追，你会在留日学生关于爱国须爱乡、爱乡必爱国的诸多论述中找到此说的滥觞。不过这位“序于汕头中华新报社”的蔡惠泽还是有所发挥——为何潮州人尤其应该学习乡土地理呢？因“我父老子弟之工商于南洋群岛者，波波相续，不可以数计”；而在外的潮州人之所以拒绝诱惑，不被同化，“盖于爱国心是赖”。在这个意义上，普设学校，“日以我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教育其子弟，其宜也”
。
短短几年间，从朝廷到民间竟一致认定，强化乡土教育，乃提振国人爱国精神的最佳途径。于是，举国上下，编写乡土教材蔚然成风。
只可惜随着辛亥革命成功，朝代更迭，学制转变，此风潮也就迅速衰落。此后不同时期，虽偶有努力，再无如此规模与气势了。
传统中国社会缺乏国家观念，因此，必须通过乡土教育来培养国人的爱国心，那是晚清救亡图存大背景下知识界的思考。今天不一定了，我们谈论乡土，更多地基于文化多样性的考虑——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之间并不完全合拍，前者势如破竹，后者则举步维艰。这个时候，相对于欧美主导的“国际潮流”，我们讲“本土情怀”；相对于步调一致的“国家意志”，我们讲“乡土意识”。简单点说，对外讲“本土”，对内讲“乡土”，都是立足当下，自居边缘，与中心展开积极对话，或拨乱纠偏，或拾遗补缺。谈论乡土，最好兼及理智与感情，超越“谁不说俺家乡好”，拒绝片面的褒扬与贬抑，在自信与自省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对于乡土的记忆与认知，并非自然而然形成，这与早年教育及日常经验有直接关联。十年前，我应邀为《南方日报》组织的《广东历史文化行》作序，谈及“如何深情地凝视你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一方水土’”
；去年我撰写《六看家乡潮汕——一个人文学者的观察与思考》，结尾处提及《潮汕读本》的编写计划：“以历史、语言、风俗、民情、文学、艺术为主体，兼及教育课本与文化读物，分小学、中学及成人三种，既要接地气，又得有高度。”如今，这包含小学三册、初中一册的《潮汕文化读本》已经刊行（高中及成人分册尚在修订中），在书前的序中，有一段话可谓感慨系之：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偏见与难题，某种意义上，教育的任务就是帮助我们“纠偏”与“克难”。40年前的中国，刚从“文革”噩梦中醒来，年轻人满腔热情地拥抱那个完全陌生的外部世界。40年后的今天，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崛起，远在天边的人与事，不再遥不可及；反而是眼皮底下的日常生活，以及那些蕴含着历史、文化与精神的习俗，因习焉不察，容易被忽视。因此，所谓的“世界眼光”，必须辅以“本土情怀”，我们的知识及趣味才不会出现严重的偏差。
今天谈乡土文化，没有百年前亡国灭种的紧迫感，但不等于问题不严重。即便你常居潮汕，家乡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同样不是自然获得。那些既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的“乡土”，必须不断提醒与学习，才可能被记忆。
热爱家乡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这一般不会有异议；问题在于，这种乡土情怀，到底该怎样承传、如何发展，这就要说到《潮汕文化读本》的编写。
江湖上行走，若被问及是哪里人，有多种回答方案：南方人、广东人、潮汕人、潮安人，甚至可以细到哪个镇哪个村。那么，讲授乡土文化，到底是哪个级别的呢？换句话说，你的“家乡”到底有多大，是省、是市、是县、还是村？
编写乡土教科书，首先必须界定“何为乡土”，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只是规定一二年级开设乡土历史、地理、格致三门课，每周各一节课，至于这乡土教材的编写范围，到底是省是府还是县，不做统一规定。这样一来，编写及使用哪一级的教材，其实是大有讲究的。假如你当年在潮汕某学堂教书，选用黄节编《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那没有问题；如果你觉得不合适，愿意编潮州府或澄海县的乡土教科书，同样可以接受。
图1-6 《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
那当年的情况到底怎样？著名学者及诗人刘师培、陈去病、黄节等为江苏、安徽、直隶、江西、广东等省编写的乡土教科书就有15种
，因出自名人之手，虽系普及读物，仍然备受关注。即便如此，今日查阅这些教材，也都无法凑齐。至于其他人所编，散佚情况那就更严重了。
王有朋主编《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收录大陆及台湾17家大图书馆所藏教科书目录，其中“小学教材”部分专设“乡土教育”（中学及师范无此课程），仅收录了晚清乡土教科书25种。
其中省一级最多，共19种。府一级的有汤寅臣编《扬州历史教科书》（出版者不详，1908年）、林骏编《广州乡土格致教科书》（萃文书报会社，1909年）、翁辉东与黄人雄编《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剑光编书社，1909年）。县一级的则是马钟琇纂修《东安乡土地理教科书》（天津大公报馆，1907年）、马锡纯编《泰州乡土历史教科书》（泰州教育会劝学所，1908年）以及旧庐编《常昭乡土历史教科书》（城南商立学堂，1908年）。如此记载，当然有很多遗漏。比如潮州的乡土教科书，目前能找到的，就还有另外六种。
先说这三种县编乡土教材，都是大有来头的——这里的“东安”，不是湖南永州市东安县，而是清代直隶省东安县，1914年改安次县，现为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居京津之间，位置很重要，单看该书由天津大公报馆印制，就可以明白其中道理。清代的“泰州”属扬州府，1996年“扬泰分设”，泰州由县级市升为地级市，现辖三市三区，2007年增补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常昭”指的是苏州府下面的常熟、昭文二县，清代有分有合；今天的常熟市乃副地级市，由苏州市代管，与潮州一样，是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1987），不过经济比潮州好多了。
单看这三种县编教材你就明白，敢于撇开省、府两级而另起炉灶的，必定是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地区。
回到广东的情况。《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收录25种晚清乡土教科书，其中广东占了8种——除黄节编历史、地理、格致三种教科书外，再就是黄佛颐编《广东乡土史教科书》（时中学校，1906年）、岑锡祥、黄培堃编《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粤东编译公司，1909年）、蔡铸编《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粤东编译公司，1909年），以及林骏编《广州乡土格致教科书》、翁辉东与黄人雄编《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这里有偶然性，受这17大图书馆收藏的限制，如刘师培的《江宁乡土历史教科书》与《江宁乡土地理教科书》就没有列入；潮州只列一种，也远远不够。暂时以此“总目”为例，假设晚清编写乡土教科书，广东一省最为积极。
若以府为单位，则潮州不仅在广东，而且在全国，都很可能独占鳌头。因得到诸多学者的热忱帮助
，我看到的晚清潮州乡土教科书有以下七种：
（1）蔡鹏云编：《（最新）澄海乡土历史教科书》，澄海：景韩学校，1919年10月第十版（宣统元年［1909］？初版）
（2）蔡鹏云编：《（最新）澄海乡土格致教科书》，澄海：景韩学堂，宣统元年（1909）初版
（3）蔡鹏云编：《（最新）澄海乡土地理教科书》，澄海：景韩学堂（上海萃英书局印刷），宣统二年（1910）二月第四版（初版宣统元年［1909］？）
（4）郑鬯亮编：《（最新）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揭阳：邢万顺书局，宣统元年（1909）？初版
（5）翁辉东、黄人雄编：《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海阳：创光编书社，宣统元年（1909）初版
（6）翁辉东、黄人雄编：《潮州乡土历史教科书》，海阳：创光编书社，宣统元年（1909）初版，次年二月第三版
（7）林宴琼编：《潮州乡土格致教科书》，汕头：中华新报馆，宣统二年（1910）初版
晚清广东辖有九府四直隶州，府州这一级所编乡土教科书（不含乡土志），目前知道的，除了林骏编《广东乡土格致教科书》、萧启冈与杨家鼐编《学部审定嘉应新体乡土地理教科书》（启新书局，1910年），再就是潮州这七种了。随着考求深入，广府及嘉应的乡土教科书或许会增加，但大的格局不会改变。
那么，晚清潮州人为何热心编写乡土教科书呢？在我看来，理由很简单：第一，非主流；第二，有文化。这其实牵涉广东省内广府、潮州与客家这三大民系（或曰三个方言区）各自的自我定位。广府占主流地位，不管谁来编广东的“乡土历史”或“乡土地理”教科书，都必定以广府文化为中心。而比起嘉应州来，历史悠久且辖有九县的潮州府，当然更有资格编写自认为合适的乡土教科书了。除了教学需要、商业计较，这里还包含某种文化上的独立、自尊与自信。
这就说到今天编乡土教材，为何选择“潮汕文化”，而不是“岭南文化”或“潮州文化”作为基本框架。今天的潮汕四市，略小于晚清的潮州府（原本九县中的丰顺、大埔，现归梅州市管辖），但基本风貌仍在。而今天作为行政区划的“潮州市”，虽拥有“府城”的历史与光荣，但代表不了整个大潮汕。若以此为名，就像晚清的澄海县编教科书一样，会有难以克服的局限。蔡鹏云所编三书中，“格致”大致妥帖，因潮汕各地物产，本就大同小异；“地理”仅限澄海，已经有点画地为牢了；问题最大的是“历史”，因“本书由《广东通志》潮府志澄海志搜摘纂录，间及正史，并采取近事”
，虽也提及韩愈治潮（第一册第五课“文化肇于唐代”），但基本上局限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澄海建制后的人物与故事，必定偏于琐碎。
编乡土教材，范围太小，施展不开；范围太大呢，则很容易纠缠不清，且矛盾重重。不妨以“岭南文化”为例。考虑到地域文化与行政区划错综复杂的关系，今天讲“岭南文化”，其实很憋屈——既甩开了广西与海南，又不好妄谈香港和澳门，只能在广东省所辖范围做文章。而且，广东省内三大民系，你还得努力做到“一碗水端平”。于是，评选“岭南文化十大名片”，粤菜、粤剧、广东音乐、广东骑楼、黄埔军校旧址、端砚、开平碉楼、广交会、孙中山、六祖惠能，基本上都是珠三角的人物与故事
，为了表示公平，再添上“潮州功夫茶”和“客家围龙屋”。明眼人一看，后两者显然属于“政策性照顾”。不是抱怨如此评选不公，而是感叹谈“文化”而局限于现有的行政区划，无论你怎么努力，都只能是全力以赴堵漏洞，很难有精彩的表现。
去年8月，我应邀在广州289艺术PARK开园暨“新时代视野中的岭南文化”活动演讲，题为《岭南文化如何自我更新》，最后归结为以下三句话——第一，必须意识到，不管是教育还是文化，国际化与本土性，二者应并行不悖；即便做不到相互扶持，也别互相拆台。第二，理工科注重国际化，人文及社科对本土性有更明确的追求。政府倾向于发展科技，故国际化优先；而具远见卓识的民间人士，有义务经营好不断更新的“乡土文化”。第三，“上天入地求创新，雅俗并进图发展”。所谓“上天”，就是国际化——至少也是全国视野，不满足于华南称霸；所谓“入地”，就是努力接地气，关注自己脚下“这一方水土”所蕴含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风土民情，尤其是方言文化。
在我看来，广东三大民系各有特色，全都不可低估，也都无法互相取代。若你想编写乡土文化教科书，最佳状态是行政区与方言区重合。这也是我为何认定“岭南文化读本”很难编好，而《潮汕文化读本》以及《客家文化读本》《广府文化读本》则大有可为的缘故。
借鉴晚清乡土教科书编写的经验教训，我们今天完全有可能更好地重建潮汕人的“乡土记忆”，进而达成因“爱乡”而“爱国”，以及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目标。只是今人编写《潮汕文化读本》，不可能再像晚清那样，将乡土教育集中在小学一二年级，而必须拉长战线。之所以设计小学三册、初中一册、高中及成人一册，目的是由浅入深，依次递进，符合学习规律。此外，晚清学堂章程规定，乡土教科书分历史、地理与格致（物产）三种，本意是兼及时间与空间、人事与自然、物产与习俗；可分科太细，必定重床叠屋，既浪费课时，也很难编好。三科合一，以文本为中心，不求体系完整，但求片断精彩，这样，更适合于教学。
另外，今天的乡土教材，并非国家规定的必修课，要想在课堂上真正站稳脚跟，就必须有“统编教材”所不可及处。回过头来，总结与林伦伦、黄挺合作主编《潮汕文化读本》的特点，比较得意的有以下三点：第一，乡土气息；第二，儿童趣味，第三，文章魅力。
先说“乡土气息”。中国史视野中的往圣先贤，与潮州乡土志上的英雄豪杰，不是一个概念。之所以编乡土教科书，就是希望“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诸名人之事迹”，让学生们见贤思齐。中国通史不必谈论明嘉靖壬辰科状元林大钦（1511—1545），而潮州乡土教材则不能漏了他。翁辉东、黄人雄编《潮州乡土历史教科书》第三册第六课《林大钦讲学》：“林大钦，少聪颖异俦。嘉靖登殿撰，官词垣三年，乞养归。结庐宝云岩，与乡弟子讲贯六经，究性命之学。时人称东莆先生。”而我们编《潮汕文化读本》小学三四年级的第三课《林大钦对对子》，相对要有趣得多。
图1-7 《潮州乡土历史教科书》
更理想的例子是各地物产介绍。林宴琼编《潮州乡土格致教科书》编目有点杂乱，可课文有趣，以第三十三课《鲢、鳙》为例：
鲢（《本草》）一作
鱼，俗呼鳞鱼，大头细鳞，背青腹白，形扁。又，鳙（郭璞云）形似鲢，而色黑，其头最大，俗呼大头松。鳞之美味在腹，而松之美味在头。
蔡鹏云编《（最新）澄海乡土格致教科书》，内页署“澄海乡土物产教科书”。第一册前三课教鸡、鹅、鸭，最后三课则是孔雀、犬、猫，这不算稀奇。有趣的是第二册，一半以上篇幅讲河鲜与海产，如河豚、石首、鲨鱼、墨鱼、虾蟹、龟鳖鲎、蚶、薄壳、日月蚝、九孔螺、田螺等。要说对于海产品的了解，潮州府中，海阳（潮安）不及澄海，大埔、丰顺更不要说了。至于同属广东的嘉应州，或省外的云南、贵州等，更有可能不知“龟鳖鲎”为何物。全国各地的谚语、俗语、歇后语，有的可意会，如闽台流行的“金厝边，银乡里”“秀才人情纸半张”“好马不食回头草”，北方人也能看得懂；但有的则需要生活经验，如潮汕人喜欢说的“龟笑鳖无毛，蟹笑蜞无膏”，不是生活在沿海，很难准确领会。
不满足于静止地介绍当地物产，《潮汕文化读本》一二年级第十三课《南风去了东风来》以及第十七课《雨落落》，借助童谣的吟唱，带出诸多海鲜与河鲜的介绍，除了兼及图像与声音（拜科技进步所赐），还有文化百科、活动天地等，对于儿童来说，既新鲜，又有趣，相信教学效果会很好。
编写乡土教材，必须借鉴先贤所撰各种地方文献，但教科书的特点，决定了其不以专深见长，而更注重儿童的认知水平与接受能力。《奏定学务纲要》再三叮嘱：“盖视此学堂之程度，以为教科书之浅深；又视此学堂之年限，以为教科书之多少，其书自然恰适于用。”
也就是说，学问大小不是关键，关键在于是否体现儿童趣味。晚清编写乡土教科书，体例上都遵循《学堂章程》的规定，如小学一二年级共四册，每册十八课，每课150字以内，文字尽量浅显，且配以插图等；最后，还可能提供教学参考书。可何为“浅显”，不同人体会不一样；没有教过书的，往往忽略了儿童的接受特点。请看刘师培编《江苏乡土历史教科书》第一册第一课“上古时代江苏之情况”：
上古之时，江苏省地，属于苗族。有共工氏者，苗族之酋长，立国江淮间。其国南境，盖达江南。自伏羲、女娲以来，时与中国战争，以颛顼、帝喾二朝为尤盛。中国之所以不能通江南者，以共工氏阻其间也。历尧、舜、禹三朝，共工之余裔，悉为中国所平。是为江南省入中国之始，然其地仍为夷民所居。《禹贡》有岛夷，商有鬋发文身之国，而商末之时，犹有荆蛮。盖自昔日江苏土著之民，与汉族不同者也。
这还不算，为了落实《编辑大意》“凡课中事实，皆可考见，讲师由此可以得教授之法”的承诺，作者还在《江苏乡土历史教科参考书》这一课上，加了五个注，单是提及“共工”一句，就引了《国语》《左传》《淮南子》《楚辞》《史记》《逸周书》《书经》等。
那是因为，此前一年他刚出版了《中国历史教科书》和《中国地理教科书》，博学多闻、驾轻就熟的刘师培，编写小学教科书时，依旧驰骋才华。而这样的教科书，虽很好看，但无法教。
教科书的最大特点，在于不脱离学生的学习、思考及接受能力。在这方面，潮州的七种乡土教材全部出自教师之手：蔡鹏云是澄海景韩学堂的教习，后任该校校长；翁辉东、黄人雄是汕头同文学堂师范毕业生（见书后海阳县令签署的版权保护令），编书那两年在海阳县东凤育才小学堂、龙溪肇敏小学堂任教；林宴琼是潮阳端本学堂校长，郑鬯亮则是汕头正英学堂毕业生，编书时任该校教习，
这就难怪诸人编写的教材比较贴合学生的水平及趣味。比如，同样讲沿革，翁辉东等《潮州乡土历史教科书》第一册第一课只有两句话：
潮地唐虞时属南交，周始名海阳。秦汉置县，名曰揭阳，属南海郡。
紧接着，第二课讲晋至隋，第三课说唐至明，第四课则从明成化言及当下，也都以几句话概括。如此教学内容，比刘师培编《江苏乡土历史教科书》简单多了。可即便如此，这种“从头说起”的历史课（不管是中国史还是地方史），其实与儿童趣味格格不入。单是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古人名字，就会把孩子们吓跑的。
图1-8 《潮汕文化读本》第一册
有感于此，这回《潮汕文化读本》的编写，采取了专家学者与一线教师相结合的办法，兼及理论与实践，选择阶梯性的知识传授方式，第一册童谣、第二册故事、第三册古诗、第四册（初中）散文、第五册（高中）论文，让有关潮汕的历史、地理、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知识都隐藏在众多有趣的诗文中，经过多年讲习，力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最后说说文章魅力。这其实是借鉴语文教材的编写经验——首先是好文章，而后才是知识与立场。一般认为，乡土教科书只是介绍相关知识，文章好坏不必太计较。如翁辉东等《潮州乡土历史教科书》第一册第十三课《韩愈善政一》：
韩愈因谏迎佛骨，被贬守潮。始设乡校，延赵德为师，文风渐盛。并创筑南北堤，为一方保障。
第十四课《韩愈善政二》：
潮城东北意溪中，有鳄鱼，为潮民害。韩愈投以猪羊，为文驱之，鱼忽去，民害始除。
文字浅白，意思也没错，可就是文章不美——这可有点对不起韩愈这位大文豪。以潮汕的历史传统及文化水准，无论讨论什么话题，完全可以找到雅俗共赏的好文章。
过去只求把事情讲清楚，现在需要考虑逻辑推进以及文章美感。以韩愈对于潮州的重要性，三五句话是说不清的。《潮汕文化读本》起码有五篇课文牵涉这位大人物——小学三四年级第一、二课《韩愈祭鳄鱼》《留衣亭：韩愈与大颠和尚的故事》属于讲故事，小学五六年级第四课《谒韩祠》（清人吴兴祚）、第六课《韩山》（宋人刘允）则是古诗，再加上初中册第二十二课《古祠不老 文德永辉——潮州韩文公祠》（今人曾楚楠），如此步步推进，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兼及韩愈业绩（知识）与后人追怀（文辞）。
引入文体的观念，注重文章的趣味，兼及声音与图像，这其实是吸纳语文课教学的特点。“乡土”不仅是话题、是材料、是知识、是情怀，同时也应该是好文章。二十多年前，为《漫说文化》撰序时，我提及选择一批有文化意味而又妙趣横生的散文分专题汇编成册，目的是让读者体会到：“‘文化’不仅凝聚在高文典册上，而且渗透在日常生活中，落实在为你所熟悉的一种情感，一种心态，一种习俗，一种生活方式。”
在乡土教材的编写及教学中，这种打通古今、兼及雅俗、既日常又好玩的“文化”，更有可能、也更应该得到充分的落实。
我之关注乡土文化教育，有学理的思考，有历史的探究，也有现实的刺激。那天读现代中国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学家潘光旦的《说乡土教育》，真的出了一身冷汗：
近代教育下的青年，对于纵横多少万里的地理，和对于上下多少万年的历史，不难取得一知半解，而对于大学青年，对于这全部历史环境里的某些部分，可能还了解得相当详细，前途如果成一个专家的话，他可能知道得比谁都彻底。但我们如果问他，人是怎么一回事，他自己又是怎样一个人，他的家世来历如何，他的高祖父母以至于母党的前辈，是些甚么人，他从小生长的家乡最初是怎样开拓的，后来有些甚么重要的变迁，出过甚么重要的人才，对一省一国有过甚么文化上的贡献，本乡的地形地质如何，山川的脉络如何，有何名胜古迹，有何特别的自然和人工的产物——他可以瞠目不知所对。我曾经向不少的青年提出过这一类的问题，真正答复得有些要领的可以说十无一二，这不是很奇特么？
半个多世纪前的这段话，今天读来，依旧如芒在背。离乡多年，你我还记得湘子桥头的“二只锉牛一只溜”、笔架山下的宋窑遗址，或者凤凰塔塔尖那3米高的铁葫芦吗？
夜深人静，打开百年前翁辉东等编《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第三课：“吾潮土壤肥饶，人民富庶，海岸延长，岛屿环列，诚可爱之土地也。”
不禁会心一笑，是的，谁不说俺家乡好！读到描述潮州位置的第四、五课：“潮城在北纬二十三度三十一分，东经一百一十六度五十七分”；“居广东省城东北，相距一千六十里；北京之南，相距七千二百里。”
猛然涌上心头的，竟然是“八千里路云和月”！
《潮汕文化读本·致同学们》开篇这段话，虽略嫌煽情，却是道出了乡土文化教育的真谛：
也许有一天，你会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求学、工作乃至定居，夜深人静，回想曾经生活过的潮汕——那些日渐远逝的乡音、人物与食品，说不定你会泪流满面。当然，你也可能长居潮汕，但千万别以为这么一来，家乡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你就了如指掌。有关乡土的缤纷知识，并非自然习得，同样需要学习与提醒、关怀与记忆。
有感于高考压力山大，教材日趋一统，城市迅速扩张，科技泯灭距离，年轻一代的“空间感”被极度扭曲，而“寂寞的家乡”也正日渐消亡，你我不妨剑及屦及，就从发掘、传播、表彰我们理应熟悉的“乡土文化”做起。
2017年3月12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初刊《潮州日报》2017年4月13日、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