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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谈论“故乡”，这是一门学问，也是一种心境。什么是故乡，简单说就是自己出生或长期生活的地方。《史记·高祖本纪》录有刘邦《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李白《静夜思》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杜甫《月夜忆舍弟》：“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等等，等等。故乡又叫家乡、老家、故里、桑梓等。可别一听“乡”字，就以为是山村、边地或县以下行政单位；这里的“乡”，也可泛指自己生长的地方或者祖籍。比如，你出生在北京或上海，那这里就是你的故乡。
科举考试时代，籍贯很重要；现代社会不一样，人口流动很厉害，原籍在哪里已没有多少意义了。以前填各种表格，都有籍贯这一栏，现在你拿护照看，改为出生地了。可这也不保险，很多人出生不久就离开，故乡的记忆照样很模糊。你低头思的是哪一个故乡，很难精确定义。1924年，周作人写《故乡的野菜》，其中有这么一段：“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这个态度我很喜欢——你曾经长期生活过的地方，无论乡村、小城或都市，都是你的故乡。
你我的故乡，很可能不止一个。因为，最近40年中国城市化进展神速，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城市化率，1949年是10.64%，1979年为19.99%，2018年已经是59.58%了。也就是说，当下中国，有一半以上人口生活在各大、中、小城市。很多人都跟你我一样，儿时在农村或小镇，每天与青山绿水为伴；念大学后，洗净了泥腿子，变成了城里人。今日繁华都会里很多衣冠楚楚的“成功人士”，往上推一辈或20年，都是“乡下人”。这些有农村生活经验的“城里人”，整个生命被裁成两截，一截在城，一截留乡。因此，今人的怀乡，大致包含三层意思，一是生活在都市而怀念乡村，二是人到中老年而怀念儿时，三是在互联网时代而怀念农业文明或工业文明。
在一个虚拟世界越来越发达、越来越玄幻的时代，谈论“在地”且有“实感”的故乡，不纯粹是怀旧，更包含一种文化理想与生活趣味。谈故乡，不妨就从自家脚下，一直说到那遥远的四面八方。今天就谈四个“乡”——乡音、乡土、乡愁、乡情。
学语言或文学的，喜欢抠字眼，“乡”通“向”，四乡应该就是四方。《国语·越语下》：“皇天后土，四乡地主正之。”或者《庄子·说剑》：“中和民意，以安四乡。”这么说，四乡就是指四方。可我从小就说“四乡六里”，或者“四乡邻里”，那里的“四乡”，除方向之外，似乎还包含距离。长大后游走四方，方才知道这是潮汕话，别的地方并不这么说。所谓“四乡六里”，我的理解是看得见、走得到、摸得着、不太遥远的四面八方——包含地理、历史与人文。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唐人贺知章的诗句众口相传。此君浙江人，武周证圣元年（695）中进士、状元，而后长居长安，晚年回到故乡，写下《回乡偶书二首》。在朝当官，必须说唐代的国语（雅言），这跟自小熟悉的吴越方言有很大差别。几十年后回去，还能“乡音未改”吗？我很怀疑。在外谋生者，游走四方时，必须跟使用国语或各地方言的人打交道，不知不觉中，乡音就改了。前些年我在港中大教书，某次参加香港潮州商会雅集，恰好汕头电视台来录节目，希望大家都为家乡说几句。在场的人要不说粤语，要不说普通话，只有我自告奋勇，用自认为标准的潮州话侃侃而谈。可很快地，我就意识到自己语言笨拙乏味，都是简单的判断句，像初中生一样。事后反省，口音没变，语法没问题，但我离开家乡40年，这40年中涌现的大量新词及新的表达方式，我都必须在脑海里翻译一遍，才能磕磕巴巴说出来。这不太流畅的“乡音”，还能说“未改”吗？当然，贺知章生活的时代，语言变化没有今天这么大，但长期在外生活的，说话不可能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乡音”其实很难保持纯粹。
这种尴尬局面，是方言区长大的人所必须面对的。我在《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中，专门讨论为何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大课堂一定要发放讲义，主要原因是教授们方音很重，北方学生听不懂。所谓“某籍某系”，特指浙江籍学者在北大中文系占绝对主导地位，他们都很有学问，但讲课不无问题——有讲义那就好多了。等到1980年代我在北大教书，沟通没有问题，但南方口音依旧是个遗憾。可我没有自卑感，甚至半开玩笑说，北方朋友太可惜了，他们缺少方言与国语之间的巨大张力，语言敏感度不够。
八九十年代中国电影里的中共领袖，为何选择讲方言而不是普通话？中央文史研究馆开会，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知情人回答：当时电影主管部门曾召集各地影院负责人征求意见，问银幕上的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到底该怎么讲话。80%以上的人认为，毛泽东应该讲湖南话、邓小平应该讲四川话，因为此前的电视新闻或纪录片已做了大量铺垫，大家对他们的声音有记忆，让他们在银幕上改讲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不好接受。于是有关方面规定，历史影片中，中共政治局委员以上讲方言，以下说普通话。当然，考虑到接受度，讲的都是改良过的方言或方言腔的普通话。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大学老师上讲台，不用测试普通话，学生能听得懂就行。
最近这些年，常有年轻的潮籍朋友来访，若不特别说明，单从口音已经分辨不出来了。这让我既喜又忧。喜的是家乡普通话推广得很好，忧的是方言逐渐丧失。在大一统国家，因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方言及地方文化日渐衰微，是个大趋势。幼教提前，影视发达，与此相应的是童谣消失，戏曲没落，这实在很令人遗憾。前几天跟香港的梁文道聊天，他在筹划用方言讲述历史文化，就选了粤语与上海话两种。其实，在我看来，后者都有点勉强。因政治体制及文化传统，目前只有珠三角尤其是香港的学者能用粤语开学术研讨会。这里说的不是日常沟通，也不是方言学会议，而是天上地下古今中外文史哲等，都能用方言来讨论，这大概只有香港能做得到。
1950年代我们的任务是推广普通话，如今则反过来，必须有意识地保护方言。以广东为例，广府、潮汕与客家三大方言区，其实兼及文化、经济与政治。若编地方文化读本，我不看好笼而统之的“岭南文化”，而主张按方言区来编。《潮汕文化读本》（广东教育出版社，2017年）出来后，这个思路基本上被认可了。可惜的是，另外两个方言区的文化读本因各种原因，至今仍未落实。
《潮汕文化读本》各册前面的“致同学们”，原来有一段话，正式出版时被删去：
举个小小的例证，与“乡音未改鬓毛衰”的上一辈乃至上几辈人相反，而今走出家乡的大学生，普遍乡音不明显。一方面是学校推广普通话，已经取得绝大成绩；另一方面，为了日后闯荡世界，方言区的孩子们也都自觉不自觉地远离方言。以致到了今天，谈及如何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必须从方言、童谣及地方戏曲入手。这一点，是以前从未想过的。
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二者如车之双轮，最好能并驾齐驱，因其背后的思路是国际化与地方性、国家与乡土、经济与文化。考虑到当下中国，方言及其代表的区域文化处弱势地位，需着力扶持。
最近为《潮州民间文学选辑》撰写总序，杨睿聪的《潮州俗谜》《潮州的习俗》和沈敏的《潮安年节风俗谈》今人阅读起来没问题，丘玉麟的《潮州歌谣》已经有些陌生了，到了方言小说《长光里》（张美淦、钟勃），更是不得不借助注释。才不到百年时间，方言已经出现如此变异，下一代能否读懂并接纳方言作品，是个严峻的挑战。而没有文学滋养及学问熏陶的方言，会变得日益粗糙，且苍白无力。在这个意义上，不仅是方言学家，一般读书人也都有责任关注方言在当代中国的命运。
20多年前，在京都大学访学，有一天某日本教授问我，假如你是明清时代的读书人，从潮州到京城赴考，要走多少天，是水路还是陆路，路上怎么住宿，会不会被黑店老板做成人肉包子，还有，万一有机会参加殿试，你们潮州人能与皇帝沟通吗？说实话，当时被问住了，因我从没想过这些问题。多年后，读翁辉东等编《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1909）第五课“位置二”：“居广东省城东北，相距一千六十里；北京之南，相距七千二百里。”这里说的不是空间的直线距离，也不是今天大家熟悉的铁路或公路，而是根据当年的驿站路程统计的。假如你是潮州府的读书人，一路过关斩将，有机会到京城参加会试及殿试，那你该怎么走？查《明会典》及明隆庆四年休宁黄汴撰《一统路程图记》，大概是这么走的，从凤城水马驿（潮州），经过产溪水驿（丰顺）、灵山马驿（潮阳）、程江驿（梅县）、榄潭水驿（梅县）、北山马驿（惠来）、武宁马驿（惠来）、大陂马驿（惠来），继续往西走，来到广州，再折往北，经过清远县、英德县、曲江县、大庾县等，出了广东，再往北一直走，走走走，来到了今天河北的涿州，60里就是良乡县，30里到达卢沟河，再走40里，终于进了顺城门。记得1904年清廷颁布《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小学一、二年级应注重乡土教育，其中地理课程的教学宗旨是“养成其爱乡土之心”，具体内容包括“方向子午、步数多少、道里远近，次及于附近之先贤祠墓、近处山水”等，再加上“舟车之交通”，逐渐由近及远。现在交通发达了，近处搭高铁，远处乘飞机，沿途的风光及险阻均被忽略，家乡的位置也就变得十分模糊。
图1-1 《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
我之关注乡土教育，有学理思考，有历史探究，也有现实刺激。去年在韩山师院潮州师范分院讲《乡土教材的编写与教学》，我提及现代中国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学家潘光旦的《说乡土教育》（1946）。在这篇半个多世纪前的文章里，潘先生感叹“近代教育下的青年，对于纵横多少万里的地理，和对于上下多少万年的历史，不难取得一知半解”，可唯独对于自己的家乡知之甚少。你问“他从小生长的家乡最初是怎样开拓的，后来有些甚么重要的变迁，出过甚么重要的人才，对一省一国有过甚么文化上的贡献，本乡的地形地质如何，山川的脉络如何，有何名胜古迹，有何特别的自然和人工的产物”，他很可能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应对。不瞒大家，我在北大接待家乡来的优秀学子，经常碰到这种尴尬的局面，很想跟他们聊聊家乡的事，可聊不下去。谈移民路线、方言形成或韩愈治潮的虚实，那属于历史，不懂可以原谅；说1991年潮汕三市分立的故事，以及当下各市的发展情况，他们也都没有我知道得多，而我已经离开家乡四十多年了。换句话说，今天的孩子们，从小心无旁骛，一心只读圣贤书，好不容易考上了北大、清华，更是胸怀全世界，不把小小的家乡放在眼里。高考压力山大，教材日趋一统，城市迅速扩张，科技日新月异，对于年轻一代来说，故乡变得可有可无。
从晚清提倡乡土教育，到我们编写《潮汕文化读本》，都是关注当地的自然环境、人文历史、文学艺术、物产及人情等。只不过时代不同，今天的读本可以编得更精致，也更实用。从家庭、邻里、地区，说到社会、国家、世界，如此由近及远的目的，是希望保留学习认知过程中的温度与情感。在一个越来越同质化的时代，多元文化的保存以及个人的独特体验，其实很重要。
刚才提及杨睿聪1930年印行的《潮州的习俗》，那本书虽在潮州制作，封面设计挺好看，还请了钱玄同题写书名，书中更以补白形式，引入周作人、江绍原、何思敬以及《国立中大民俗周刊》的言论。其中岂明《水里的东西》称：“我们平常只会梦想，所见的或是天堂，或是地狱，但总不大愿意来望一望这凡俗的人世，看这上边有些什么人，是怎么想。社会人类学与民俗学是这一角落的明灯，不过在中国自然还不发达，也还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发达。”这段文字，乃周作人1930年5月所写的“草木虫鱼之五”，收入《看云集》。主旨是谈论“凡俗的人世”，从自己家乡的“河水鬼”以及日本的“河童”说起，辨析传说与信仰背后的历史与人情。“我愿意使河水鬼来做个先锋，引起大家对于这方面的调查与研究之兴趣。”其实，谚语、童谣、节庆、习俗、信仰、禁忌等，都包含深刻的民心与哲理，关键是能否读懂它们。借用周作人为另一个潮汕人林培庐编的《潮州七贤故事集》所写的序言（1933）：“歌谣故事之为民间文学，须以保有原来的色相为条件”，切忌将其文艺化，也不要忙着褒贬。第一是实录，第二是阐释，第三才是传承。可以剔除过于荒诞不经的部分，但建议放长视线，不要太急功近利。所谓“旅游开发”，并非传播乡土文化的最佳路径，因其容易走向过分商业化。
图1-2 《潮州的习俗》
朋友们见面，聊各自的故乡，有眉飞色舞的，但更多的是忧心忡忡——尤其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去年起，我带着老学生们续编“漫说文化”丛书（共十二册），收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各专题的散文随笔，其中《城乡变奏》这一册，含“城市记忆”“城市之美”“我的家乡”“故乡疼痛”四辑，很明显，前两辑文章好，可选的也很多；谈故乡这一辑最弱，选了刘亮程、梁鸿、南帆、梁衡等八篇，还是不太满意，感觉没超过“五四”时期乡土小说的立场与趣味。
今天众多乡愁文章的模型，乃鲁迅1921年所撰小说《故乡》。“我冒着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不仅仅是故乡颓败的感慨，鲁迅更反省“我”和闰土关系微妙而又不可逆的变化，追怀“海边碧绿的沙地”以及“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思考着地上的路是如何形成的。这当然是故乡书写的经典，但不该是全部。
鲁迅1935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导言”中，谈及“乡土文学”的特征：“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侨寓他乡，怀念故土，在书写乡愁的同时，隐含着“眩耀他的眼界”。无论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文体可以不同，谈“故乡”的心情与趣味相通。可此类话题谈多谈久了，容易滑向矫情。等而下之的，用怜悯的眼光及高高在上的姿态，俯瞰故乡贫瘠的土地以及不甚富裕的民众，欣赏自己的同情心。
鲁迅没提到的是，假如这个“乡土”不是偏远的贵州、榆关或山阴，而是上海、广州或北京，该如何书写，以及能否纳入“乡土文学”的论述范围。这就说到文章开头提及的“故乡”不仅是边地或乡村，还可以是都市或像潮州这样的小城。十几年前指导一位韩国留学生撰写博士论文，她一反国人基于京海对立的预设而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平描写成“乡村气十足的城市”，借用好些当年韩国游客的文章，说明在那时的韩国人看来，北京已经很都市、很繁华了。请记得，城市的大小与繁华程度，只是相对而言。我儿时生活在汕头农校，那是在洋铁岭下，在少年的我看来，潮州就是了不起的城市了。只要是远走他乡，即便从小生活在大都市的，也都会有乡愁。
不仅远走高飞的，几十年不离本乡本土的人，同样有自己的乡愁。比如感叹时光流逝，今非昔比。今天中国的城市或乡村，对照四十年或一百年前的模样，当然是面目全非了。怎么看待这种巨大的变化，可不能一味感怀“过去的好时光”。
这就说到乡愁的可爱与可疑。比如饮食，很多人感叹现在的食品不如以前好吃。尤其是游子归乡，都说这不是以前的味道。其实，儿时的记忆并不可靠，时间会过滤掉很多尴尬与不快，一次次追忆，强化了你我对故乡食物的美好印象。如果真的是“古早味道”，你还不一定喜欢呢。再说，有什么理由要求故乡几十年不变？我们的口味及食品，其实都在变化，既要适应个体的味蕾，更得适应时代的风气。如何兼及想象中的故乡风味与现代人的感官享受，还有今天的都市怎么改，小城如何建，新农村应该是什么样子，这都是需要认真探索的。
今天的中国，诗意与痼疾兼有。谈故乡，不能太文艺腔，还得有历史感与现实关怀，否则会显得很矫情。“乡愁”，这本是个很好的词，挺优美的，可近些年似乎被玩坏了。记得《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的作者梁鸿，在一次演讲答问时脱口而出：“现在一听到‘故乡’‘乡愁’这样的词就头皮发麻，就想呕吐。想呕吐不是说不爱‘故乡’‘乡愁’这些词了，而是因为它叙说太多太多了，我们反而把它忘掉了。如果今天一定要谈‘故乡’对我意味着什么，我说，实在是难以承受之重。”（《梁鸿：听到“故乡”和“乡愁”就呕吐》，腾讯文化，2015年3月17日）确实，就像梁鸿提醒的，今天谈故乡，聊乡土，说乡愁，切忌把它抒情化、田园化、牧歌化。
为何桑梓情深，因为那是我的家乡，谈论它、了解它、传播它，与其说是为了家乡，不如说是为了自己。很多人客居异乡，猛然涌上心头的是“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该到为家乡做点事的时候了。读书人除了知书达理，还讲剑及屦及。坐而言，起而行，若你真想改造社会，不妨就从自己熟悉的故乡做起。
我在北京已经生活了35年，照周作人的说法，北京也是我的故乡。2001年起，我好几回在北大讲授“北京研究”专题课，主持相关国际研讨会，出版《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等。有感于很多人在北京生活多年，对这座八百年古都及国际性大都市毫无了解，也不感兴趣，前些年我撰写了《宣南一日游》（2012）：“可惜不是北大校长，否则，我会设计若干考察路线，要求所有北大学生，不管你学什么专业，在学期间，至少必须有一次‘京城一日游’——用自己的双脚与双眼，亲近这座因历史悠久而让人肃然起敬、因华丽转身而显得分外妖娆、也因堵车及空气污染而使人郁闷的国际大都市。”了解自己的故乡或脚下的土地，这不仅是知识积累，更是情景交融。学问讲求切己，如今的人文学者，很多人悬在半空中，表面上知识渊博，可那是电脑检索得来的。读书人的“接地气”，常被解读为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关注底层”，我的理解更为平实，那就是贴近时代，关注日常，接近民众生活，获得真实感受。
比起北京来，潮州更是我的故乡，若有可能，当然愿意为其添砖加瓦。虽然2001年教育部颁布《基础教育课程纲要》，提出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的概念，乡土教育于是有了某种生存空间。但因没有硬性规定，远离高考成绩，在实际教学中，往往被忽视。有机会和朋友们合作编写《潮汕文化读本》，对我来说，无关业绩，更多的是还愿。这个过程很开心，至今想来，仍是美好的记忆。
有理想有才学的人，常常幻想一出手就惊天动地，否则，宁愿袖手旁观——这种心态很不好。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得意与失意，不能坐等条件成熟。一眨眼，半辈子就过去了。凡过分追求完美的，结果很可能什么事情都干不成。胡适1929年12月为新月书店版《人权论集》撰写序言，引了佛经故事里的“鹦鹉救火”：鹦鹉不问自家能力大小以及成功与否，只因“尝侨居是山，禽兽行善，皆为兄弟，不忍见耳”。这则故事的结尾很光明，“天神嘉感，即为灭火”；可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感天动地极少见。做好事而不求回报，只是为了尽心尽力，这才是真正的乡情。
故乡确实不尽如人意，可这怨谁呢？你是否也有一份责任？对于远走高飞且在异乡取得很大业绩的你，在表达爱心与倾注乡情时，请尊重那些在地的奋斗者。说实话，家乡的变化，最终还是得靠坚守在本乡本土的朋友们。远在异乡的你我，即便能助一臂之力，也不能代替他们的思考与努力。错把故乡当他乡，还没下马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以为可以复制你成功的异乡经验，那是不对的。误认的结果必定是乱动，最后很可能双方都不开心。理智的做法是，退后一步，明白自己的位置与局限，除了坚持《深情凝视“这一方水土”》
，再就是因应故乡朋友的呼唤，小叩大鸣，在某个特定领域，略尽绵薄之力，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2019年3月8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初刊《南方都市报》2019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