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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孔子世家》：
桓子嬖臣曰仲梁怀，与阳虎有隙……阳虎执怀……囚桓子，与盟而醳之。阳虎由此益轻季氏。
阳虎为季氏家臣，其囚季桓子事，详见《左传》定公五年。季氏为鲁三家之首，执鲁政，而其家臣阳虎乃生心叛季氏。孔子素主裁抑权臣，其于季氏有“是可忍孰不可忍”之叹。阳虎既欲叛季氏，乃欲攀援孔子以自重。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阳货》。）
《孟子》书亦记此事曰：
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阳货瞰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 （《滕文公》下。）
此阳货即《左传》《史记》中之阳虎，盖虎是其名。其时鲁政已乱，阳货虽为家臣，而权位之尊拟于大夫。孔子虽不欲接受其攀援，然亦不欲自背于当时共行之礼，乃瞰阳货之亡而往答拜。涂中之语，辞缓意峻，一如平常，货亦无奈之何。此事究在何时，不可知。但应在定公五年后。
《史记·孔子世家》：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于季氏，因阳虎为乱，欲废三桓之适，更立其庶孽阳虎素所善者。遂执季桓子。桓子诈之，得脱。
此事详《左传》。公山不狃为季氏私邑费之宰。内结阳虎，将季桓子于蒲圃而杀之。桓子知其谋，以计得脱。其事发于阳虎，不狃在外，阴构其事，而实未露叛形。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阳货》。）
弗扰即不狃。谓其以费畔，乃指其存心叛季氏。而孔子在当时讲学授徒，以主张反权臣闻于时，故不狃召之；亦犹阳虎之欲引孔子出仕，以张大反季氏之势力。孔子闻召欲往者，此特一时久郁之心，遇有可为，不能无动。因其时不狃反迹未著，而其不阿季氏之态度则已襮露，与人俱知。故孔子闻召，偶动其欲往之心。子路不悦者，其意若谓孔子大圣，何为下侪一家宰。但孔子心中殊不在此等上计较。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阳货》。） 孔子自有一番理想与抱负，固不计用我者之为谁也。然而终于不往。其欲往，见孔子之仁。其终于不往，见孔子之知。
《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
此数语乃道出了孔子当时心事。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 （《季氏》。）
此引上一章，不啻统言春秋二百四十年间之世变，下一章专言鲁公室与三家之升沉。孔子非于其间有私愤好，亦非谓西周盛时周公所定种种礼制，此下皆当一一恪遵不变。然而，此二百数十年来之往事，则已昭昭在目。有道者如此，无道者如彼，吉凶祸福，判若列眉。孔子特抱一番行道救世之心。苟遇可为，不忍不出。其曰“吾其为东周”，则孔子心中早有一番打算，早有一幅构图，固非为维持周公之旧礼制于不变不坏而已。然而孔子则终于不出。不得已而终已，则其心事诚有难与人以共晓者。故亦不与弟子如子路辈详言之也。
公山之召，其事应在定公之八年，时孔子已年五十。
孔子又曰：
吾五十而知天命。 （《为政》。）
人当以行道为职，此属天命。但天命人以行道，而道有不行之时，此亦是天命。阳货、公山弗扰皆欲攀孔子出仕，而孔子终不出。若有可为之机，而终坚拒不为。盖知此辈皆不足与谋，枉尺直寻，终不可直。孔子在五十前居家授徒，既已声名洋溢，而孔子终于坚贞自守，高蹈不仕。然此尚在孔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之阶段。孔子五十以后，乃终于一出，其意态若由消极一转而为积极，实则并非如此。孔子三十以后之家居授徒，早已是一种积极态度。所以若前后出处有转变，此乃孔子由“不惑”转进到“知天命”，在己则学养日深，而在人则更不易知。
孔子又曰：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学而》。）
如其欲赴公山弗扰之召而子路不悦，孔子实难以言辞披揭其内心之所蕴。吾道所在，既不能骤喻于吾朋，则亦惟有循循善诱教人不倦之一法，夫亦何愠之有？
【疑辨六】
亦有疑阳货、公山弗扰之事者。疑阳货不得为大夫，疑公山弗扰并不以此年叛。但阳货虽为季氏家臣，亦得侪于大夫之位，此即见季氏之擅鲁。公山弗扰在当时虽无叛迹，而已有叛情。皆不必疑。
《史记·孔子世家》：
定公九年，阳虎……奔于齐……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
鲁国既经阳虎之乱，三家各有所憬悟。在此机缘中，孔子遂得出仕。在鲁君臣既有起用孔子之意，孔子亦遂翩然而出。其时孔子年五十一。在一年之间而升迁如此之速，则当时鲁君与季氏其欲重用孔子之心情亦可见矣。
【疑辨七】
孔子为中都宰，其事先见于《檀弓》，又见于《孔子家语》。今传《家语》乃王肃伪本，然司马迁所见当是《家语》之原本。既此三书同有此事，应无可疑。鲁国国卿，季氏为司徒，叔孙为司马，孟孙为司空。孔子自中都宰迁司空，亦见《孔子家语》。应为小司空，属下大夫之职。又迁司寇，《韩诗外传》载其命辞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孙，鲁孔丘，命尔为司寇。”此是命卿之辞。孔子至是始为卿职。史迁特称为大司寇，明其非属小司寇。则其前称司空，乃属小司空可知。史迁以前各书，如《左传》《孟子》《檀弓》《荀子》《吕氏春秋》《韩诗外传》等，皆称孔子为司寇，是即大司寇也。疑及孔子仕鲁官职名位之差错者甚多，今以司空、司寇之大小分释之，则事亦无疑。至于《檀弓》《家语》载孔子为中都宰及司空时行事，或有可疑。但为时甚暂，无大关系可言，今俱不著。又《荀子》及他书又言孔子诛少正卯，其事不可信，详拙著《先秦诸子系年·孔子诛少正卯辨》。
《左传》定公十年：
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孔丘相。犁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齐侯从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将盟，齐人加于载书，曰：“齐师出竟，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兹无还揖，对曰：“而不反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
此夹谷在山东泰安莱芜县。齐灵公灭莱，莱民播流在此。所谓“相”，乃为鲁君相礼，于一切盟会之仪作辅助也。春秋时，遇外交事，诸侯出境，相其君而行者非卿莫属。鲁自僖公而下，相君而出者皆属三家，皆卿职也。如鲁昭公如楚，孟僖子相，即其例。此次会齐于夹谷，乃由孔子相，此必孔子已为司寇之后。自鲁定公七年后，齐景公背晋争霸，郑、卫已服，而其时晋亦已衰，齐、鲁逼处。而此数年来两国积怨日深，殆是孔子力主和解，献谋与齐相会。三家者惧齐强，恐遭挫辱，不敢行，乃以孔子当其冲。齐君臣果武装莱人威胁鲁君，以求得志，幸孔子以大义正道之言辞折服之。乃齐人复于临盟前，在盟书上添加盟辞，责鲁以以小事大之礼，遇齐师有事出境，则鲁必以甲车三百乘从行。当此时，拒之则盟不成，若勉为屈从，则吃眼前亏太大。孔子又临机应变，即就两国眼前事，阳虎以鲁汶阳郓、讙、龟阴之田奔齐，谓齐若不回归此三地，则鲁亦无必当从命之义。汶阳田本属鲁，齐纳鲁叛臣而有之。今两国既言好，齐亦无必当据有此田之理由。孔子此时只就事言事，既不激昂，亦不萎弱，而先得眼前之利。即以此三地之田赋，亦足当甲车三百乘之供矣。
【疑辨八】
夹谷之会，其事又见于《穀梁传》，有“优施舞于鲁君幕下，孔子使斩之，首足异门而出”之语。恐其事不可信。又此次之会，似乃鲁欲和解于齐，乃《史记·孔子世家》有齐大夫犁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一若齐来乞盟于鲁。过欲为孔子渲染，疑亦非当时情实。郓、讙、龟阴之田皆在汶阳，本属季氏。前一年阳虎以之奔齐，至是鲁、齐既言好，齐欲与晋争霸，欲鲁舍晋事齐，故归此三地之田。既不为惧鲁之用孔子，亦不为齐君自悔其会于夹谷之不义无礼而谢过，《左传》记载甚明。过分渲染，欲为孔子夸张，反失情实，遂滋疑辨。但孔子之相定公会夹谷，其功绩表现亦已甚著。后人依据《左传》而疑《穀梁》与《史记》是也。若因《穀梁》与《史记》之记载失实而牵连并疑《左传》，遂谓《左传》所记亦并无其事，则更失之。今既无明确反证，即难否认《左传》所记夹谷一会之详情。
孔子为鲁司寇，其政治上之表现有两大事。其一为相定公与齐会夹谷，继之则为其“堕三都”之主张。相夹谷在定公十年，堕三都在定公十二年。
《公羊传》定公十二年：
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于是帅师堕郈，帅师堕费。
《左传》定公十二年：
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子伪不知，我将不堕。”冬十二月，公围成，弗克。
其时季氏专鲁政。孔子出仕，由中都宰一年之中而骤迁至司寇卿职。虽曰出鲁公之任命，实则由季氏之主张。孔子相夹谷之会，而齐人来归汶阳之田，此田即季氏家宰叛季氏而挟以投齐者。由此季氏对孔子当益信重。而孔子弟子仲由乃得为季孙氏之家宰，则季氏之信任孔子，大可于此推见。《公羊传》云“三月不违”。三月已历一季之久，言孔子于季孙氏可以历一季之久而所言不相违。则凡孔子之言，季孙氏盖多能听从。故孟子曰：“孔子于季孙氏，为见行可之仕。”言孔子得季孙氏信任，见为可以明志行道也。然孔子当时所欲进行之大政事，首先即为剥夺季孙氏以及孟孙、叔孙氏三家所获之非法政权，以重归之于鲁公室。此非孔子欲谋不利于三家，孔子特欲为三家久远之利而始有此主张。故孔子直告季孙，谓依古礼，私家不当藏兵甲。私家之封邑，其城亦不得逾百雉。孔子以此告季孙氏，正如与虎谋皮。然季孙氏亦自怀隐忧。前在昭公时，南蒯即曾以费叛。及阳虎之乱，费宰公山不狃实与同谋。今阳虎出奔已三年，而公山不狃仍为费宰，季氏亦无如之何。其城大，又险固，季氏可以据此背叛鲁君，然其家臣亦可据此背叛季氏。今季氏正受此患苦。故季氏纵不能深明孔子所陈之道义，然亦知孔子所言非为谋我，乃为我谋，故终依孔子言堕费。其实孔子亦不仅为季氏谋，乃为鲁国谋；亦不仅为鲁国谋，乃为中国、为全人类谋。就孔子当时之政情，则惟有从此下手也。费宰公山不狃，即其前欲召孔子之人，至是乃正式抗命。前一年，侯犯即以郈叛适齐。孔子与子路之提议堕三都，殆亦由侯犯事而起。其时齐已归郈于鲁，故叔孙氏首堕郈，亦以其时郈无宰，故堕之易。叔孙辄乃叔孙氏之庶子，无宠。阳虎之乱，即谋以辄代其父州仇。既不得志，至是乃追随公山不狃同叛。其时叔孙一家亦复是臣叛于外，子叛于内，各竞其私，离散争夺，与季孙氏家同有不可终日之势。依孔子、子路之献议，庶可振奋人心，重趋团结。惟孟孙氏一家较不然。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受父遗命，往学礼于孔子。然懿子袭父位，主一家之政，其亲受教诲之日宜不多。殆是见道未明，信道未笃。虽不欲违孔子堕都之议，然前阳虎之乱，图杀孟懿子，而阳虎欲自代之，幸成宰公敛处父警觉有谋，懿子得免，阳虎亦终败。故懿子极信重处父。处父所言亦若有理。自当时形势言之，春秋之晚世，已不如春秋之初年，列国疆土日辟，国与国间壤地相接，已不能只以一城建国。堕都即不啻自毁国防，故曰：“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抑且三家自鲁桓公以来，历世绵长。当懿子时，孟氏一家兄弟和睦，主臣一气，不如季、叔两家之散乱，则何为必效两家自堕其都？懿子既不欲公开违命，亦两可于处父之言，乃一任处父自守其都。处父固能臣，而季、叔两家见成之固守，亦抱兔死狐悲之心，乃作首鼠两端之计，不复出全力攻之，于是围成弗克。堕三都之议至是受了大顿挫。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雍也》。）
时费宰公山不狃已奔齐，季氏惩于其家臣之凶恶，乃择孔子弟子中知名者为之。闵子骞少孔子十五岁，已届强仕之年，在孔门居德行之科。季氏物色及之，可谓允得其选。然闵子坚决辞谢。今不知此事约在何时，当已在围成弗克之后。鲁国政情又趋复杂，闵子或早知孔子有去位之意，故不愿一出也。《论语》记孔子与人语及其门弟子，或对其门弟子之问答，皆斥其名。虽颜、冉高弟亦曰回曰雍。独闵子云子骞，终《论语》一书不见损名，其贤由此可知。惜其详不传。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先进》。）
此事不知在季氏欲使闵子为费宰之前后，然总是略相同时事，相距必不远。当时季氏选任一费宰，必招之孔子之门，其尊信孔子可知。子羔少孔子三十岁，与颜子同年。定公十二年，子羔年仅二十四。孔子欲其继续为学，不欲其早年出仕，说如此将要害了他。子路虽随口强辩，然亦终不果使。孔子当时虽为鲁司寇，献身政治，然群弟子相随，依然继续其二十年来所造成的一个学术团体精神，据此亦可想见。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雍也》。）
此两事并不同在一时，乃由弟子合记为一章。孔子为鲁司寇，其弟子相随出仕者，自子路外，又见此三人。子华，公西赤字，少孔子三十二岁。若以鲁定公十一年计，是年应二十一。冉求少孔子二十九岁，是年应二十四。皆甚年少。子华长于外交礼仪，适以有事，孔子试使之于齐。冉有长理财，孔子使之掌经济出纳。子华之使齐乃暂职。冉有掌经济，乃近在孔子耳目之前。故二人虽年少，孔子因材试用，以资历练。子路不悟孔子之意，乃欲使子羔为费宰。此当独当一面，故孔子说要害了他。原思少孔子二十六岁，较冉有、子华年长，然亦不到三十岁。孔子使为家宰。是孔子为鲁司寇已引用了门下许多弟子。子路最年长，荐为季氏宰。原思、冉有、公西赤诸人则皆在身边录用。而如闵子骞、冉伯牛、仲弓、颜渊，皆孔门杰出人物，孔子并不汲汲使用。闵子骞拒为费宰，孔子亦默许之。孔子盖欲留此辈作将来之大用。是孔子一面从事政治，一面仍用心留意在教育上。政治责任可以随时离去，教育事业则终身以之。至于俸禄一节，孔子或与多，或与少，皆有斟酌。其弟子或代友请益，或自我请辞，亦皆不苟。师弟子之间既严且和，行政一如讲学，讲学亦犹行政，亦所谓“吾道一以贯之”矣。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宪问》。）
宪即原思，以贫见称，亦能高洁自守。孔子使为宰，与禄厚，原宪辞，若以为耻。故孔子告之，邦有道，固当出身任事，食禄非可耻。若邦无道，不能退身引避，仍然任事食禄，始可耻。此见孔门师弟子无一事不是讲学论道，而孔子之因人施教亦由此可见。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八佾》。）
定公之问，必在孔子为司寇时。是时三家擅权，政不在公室。君使臣以礼，则对臣当加制裁，始可使臣知有敬畏。臣事君以忠，则当对君有奉献，自削其私权益。孔子辞若和缓，但鲁之君臣俱受责备。孔子之主张堕三都，其措施亦即本此章之意。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子路》。）
定公只漫引人言为问，故孔子亦引人言为答。观定公两问，知其非有精志可成大业之君。当时用孔子者亦为季氏，非定公。而孔子预闻鲁政，乃欲抑私奉公，即不啻欲抑季氏奉定公，则其难亦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