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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
孔子生士族家庭中，其家必有俎豆礼器。其母党亦士族，在其乡党亲戚中宜尚多士族。为士者必习礼。孔子儿时，耳濡目染，以礼为嬉，已是一士族家庭中好儿童。
孔子自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为政》。）
孔子幼年期之教育情况，其详不可知。当时士族家庭多学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以为进身谋生之途，是即所谓儒业。《说文》：“儒，术士之称。”术士即犹言艺士也。儒乃当时社会一行业，一名色，已先孔子而有。即叔梁纥、孔防叔上不列于贵族，下不侪于平民，亦是一士，其所业亦即是儒。惟自孔子以后，而儒业始大变。孔子告子夏：“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 （《雍也》。） 可见儒业已先有。惟孔子欲其弟子为道义儒，勿仅为职业儒，其告子夏者即此意。
孔子又曰：
三年学，不志于谷，不易得也。 （《泰伯》。）
可见其时所谓学，皆谋求进身贵族阶层，得一职业，获一分谷禄为生。若仅止于此，是即孔子所谓之“小人儒”。孔子之为学，乃从所习六艺中，探讨其意义所在，及其源流演变，与其是非得失之判，于是乃知所学中有道义。孔子之所谓“君子儒”，乃在其职业上能守道义，以明道行道为主。不合道则宁弃职而去。此乃孔子所传之儒学。自此以后，儒成一学派，为百家讲学之开先，乃不复是一职业矣。孔子自谓“十有五而志于学”，殆已于此方面知所趋向，并不专指自己对儒者诸艺肯用功学习言。
《檀弓》：
孔子既祥，五日弹琴而不成声，十日而成笙歌。
父母之丧满一年为小祥，满两年为大祥，皆有祭。此当指母卒大祥之祭。时孔子尚在少年，然已礼乐斯须不去身。此见孔子十五志学后精神。
士族习儒业为出仕，此乃一家生活所赖。孔子早孤家贫，更不得不急谋出仕。
《孟子》：
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 （《万章》下。）
委吏乃主管仓库委积之事，乘田乃主管牛羊放牧蕃息之事。当时贵族家庭即任用儒士来任此等职务。
孔子自曰：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子罕》。）
为委吏必料量升斗，会计出纳。为乘田必晨夕饲养，出放返系。此等皆鄙事。孔子以早年地位卑贱，故多习此等事。
《家语》：
（孔子）至十九，娶于宋之幵官氏，一岁而生鱼。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鱼赐孔子。荣君之贶，故因此名曰鲤，而字伯鱼。
幵官氏亦在鲁，见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云宋幵官氏，则亦如孔氏，其家乃自宋徙鲁。古者国君诸侯赐及其下，事有多端。或逢鲁君以捕鱼为娱，孔子以一士参预其役，例可得赐，而适逢孔鲤之生。不必谓孔子在二十岁前已出仕，故能获国君之赐。以情事推之，孔子始仕尚在后。
《左传》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来朝，昭公问少皡氏官名云云，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是岁孔子年二十七。其时必已出仕，故能见异国之君。故知孔子出仕当在此前。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八佾》。）
此事不知在何年？然亦必已出仕，故得入太庙充助祭之役。见称曰“鄹人之子”者，其时尚年少，当必在三十前。然其时孔子已以知礼知名，故或人讥之。“是礼也”，应为反问辞。孔子听或人之言，反问说：“即此便是礼吗？”盖其时鲁太庙中多种种不合礼之礼。如三家之以《雍》彻，孔子曰：“《雍》之歌，何取于三家之堂？” （《八佾》。） 此乃明斥其非礼。但在孔子初入太庙时，年尚少，位尚卑，明知太庙中种种非礼，不便明斥，遂只装像不知一般，问此陈何器？此歌何诗？其意欲人因此反省，知此器不宜在此陈列，此诗不宜在此歌颂。特其辞若缓，而其意则峻。若仅是知得许多器物歌诗，习得许多礼乐仪式，徒以供当时贵族奢僭失礼之役使，此乃孔子所谓仅志于谷之小人儒。必当明得礼意，求能矫正当时贵族之种种奢僭非礼者，乃始得为君子儒。孔子十五志学，至其始出仕，已能有此情意，达此境界，此远与当时一般人所想象之所谓“知礼”不同，则宜乎招来或人之讥矣。
孔子又自曰：
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 （《为政》。）
知孔子之学，非追随时代之风气，志在求业而学。若是追随时代，志在求业，此非可谓之“志于学”。孔子之志于学，乃是一种超越时代，会通古今之学。孔子在十五之幼年，而已于此有所窥见而有志寻求，可谓卓乎不伦矣。“三十而立”者，孔子至于三十，乃确乎卓然有立，独立不倚，强立不反，自知其所学之有成，而不随众为俯仰。此一进程，正可于“子入太庙”之一节记载中觇其梗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