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

孔子生平言行，具载于其门人弟子之所记，复经其再传、三传门人弟子之结集而成之《论语》一书中。其有关于政治活动上之大节，则备详于《春秋左氏传》。其他有关孔子言行及其家世先后，又散见于先秦古籍如《孟子》《春秋公羊》《穀梁传》《小戴礼记·檀弓》诸篇，以及《世本》《孔子家语》等书者，当尚有三十种之多。最后，西汉司马迁《史记》采集以前各书材料成《孔子世家》，是为记载孔子生平首尾条贯之第一篇传记。

然司马迁之《孔子世家》，一则选择材料不谨严，真伪杂糅。一则编排材料多重复，次序颠倒。后人不断加以考订，又不断有人续为孔子作新传，或则失之贪多无厌，或则失之审核不精，终不能于《孔子世家》以外别成一惬当人心之新传。

本书综合司马迁以下各家考订所得，重为孔子作传。其最大宗旨，乃在孔子之为人，即其所自述所谓“学不厌、教不倦”者，而寻求孔子毕生为学之日进无疆，与其教育事业之博大深微，为主要中心，而政治事业次之。因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上之主要贡献，厥在其自为学与其教育事业之两项。后代尊孔子为至圣先师，其意义即在此。故本书所采材料亦以《论语》为主。凡属孔子之学术思想，悉从其所以自为学与其教育事业之所至为主要中心。孔子毕生志业，可以由此推见。而孔子之政治事业，则为其以学以教之当境实践之一部分。虽事隔两千五百年，孔子之政治事业已不足全为现代人所承袭，然在其政治事业之背后，实有其以学以教之当境实践之一番精神，为孔子学术思想以学以教、有体有用之一种具体表现。欲求孔子学术思想之笃实深厚处，此一部分亦为不可忽。

孔子生平除其自学与教人与其政治事业外，尚有著述事业一项，实当为孔子生平事业表现中较更居次之第三项。在此一项中，其明白可征信者，厥惟晚年作《春秋》一事。其所谓订《礼》《乐》，事过境迁，已难详说，并已逐渐失却其重要性。至于删《诗》《书》，事并无据。赞《周易》则更不足信。

以上关于孔子之学与教，与其政治事业、著述事业三项层次递演之重要性，及其关于著述方面之真伪问题，皆据《论语》一书之记载而为之判定。汉儒尊孔，则不免将此三项事业之重要性首尾倒置。汉儒以《论语》列于小学，与《孝经》《尔雅》并视，已为不伦。而重视五经，特立博士，为国家教育之最高课程，因此以求通经致用，则乃自著述事业递次及于政治事业，而在孔子生平所最重视之自学与教人精神，则不免转居其后。故在汉代博士发扬孔学方面，其主要工作乃转成为对古代经典之训诂章句，此岂得与孔子之“述而不作”同等相拟。则无怪乎至于东汉，博士皆倚席不讲，而太学生清议遂招致党锢之祸，而直迄于炎汉之亡。此下庄老、释氏迭兴并盛，虽唐代崛起，终亦无以挽此颓趋。此非谓《诗》《书》《礼》《易》可视为与儒学无关，乃谓孔子毕生精神，其所谓学不厌、教不倦之真实内容，终不免于忽视耳。

宋代儒学复兴，乃始于孔子生平志业之重要性获得正确之衡定。学与教为先，而政治次之，著述乃其余事。故于五经之上，更重四书，以孟子继孔子而并称，代替了汉唐时代以孔子继周公而齐称之旧规。此不得不谓乃宋儒阐扬孔子精神之一大贡献。宋儒理学传统迄于明代之亡而亦衰。清儒反宋尊汉，自标其学为汉学，乃从专治古经籍之训诂考据而堕入故纸堆中，实并不能如汉唐儒之有意于通经致用，尚能在政治上有建树。而孔子生平最重要之自学与教人之精神，清儒更所不了。下及晚清末运，今文《公羊》学骤起，又与乾嘉治经不同。推其极，亦不过欲重返之于如汉唐儒之通经而致用，其意似乎欲凭治古经籍之所得为根据，而以兴起新政治。此距孔子生平所最重视之自学与教人精神，隔离仍远。人才不作，则一切无可言。学术错误，其遗祸直迄于民国创兴以来之六十年。今者痛定思痛，果欲复兴中国文化，不得不重振孔子儒家传统，而阐扬孔子生平所最重视之自学与教人精神，实尤为目前当务之急。本书编撰，着眼在此。爰特揭发于《序言》中，以期读者之注意。

本书为求能获国人之广泛诵读，故篇幅力求精简。凡属孔子生平事迹，经历后人递述，其间不少增益失真处，皆一律删削。本书写作之经过，其用心于刊落不着笔处，实尤胜过于下笔写入处。凡经前人辩论，审定其为可疑与不可信者，本书皆更不提及，以求简净。亦有不得尽略者，则于正文外别附“疑辨”二十五条，措辞亦力求简净，只略指其有可疑与不可信而止，更不多及于考证辨订之详。作者旧著《先秦诸子系年》之第一卷，多于孔子事迹有所疑辨考订，本书只于“疑辨”诸条中提及《系年》篇名，以便读者之参阅，更不再事摘录。

自宋以来，关于孔子生平事迹之考订辨证，几于代有其人，而尤以清代为多。综计宋、元、明、清四代，何止数十百家。本书之写定，皆博稽成说，或则取其一是，舍其诸非。或则酌采数说，会成一是。若一一详其依据人名、书名、篇名及其所以为说之大概，则篇幅之增，当较今在十倍之上。今亦尽量略去，只写出一结论。虽若有掠美前人之嫌，亦可免炫博夸多之讥。

清儒崔述有《洙泗考信录》及《续录》两编，为考订辨论孔子生平行事诸家中之尤详备者。其书亦多经后人引用。惟崔书疑及《论语》，实其一大失。若考孔子行事，并《论语》而疑之，则先秦古籍中将无一书可奉为可信之基本，如此将终不免于专凭一己意见以上下进退两千年前之古籍，实非考据之正规。本书一依《论语》为张本，遇《论语》中有可疑处，若崔氏所举，必博征当时情实，善为解释，使归可信，不敢轻肆疑辨。其他立说亦有超出前人之外者，然亦不敢自标为作者个人之创见。立说必求有本，群说必求相通，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窃愿以此自附于孔子之垂谕。

作者在民国十四年曾著《论语要略》一书，实为作者根据《论语》为孔子试作新传之第一书。民国二十四年有《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凡四卷，其第一卷乃为孔子生平行事，博引诸家，详加考辨，所得近三十篇。一九六三年又成《论语新解》，备采前人成说，荟粹为书，惟全不引前人人名、书名、篇名及其为说之详，惟求提要钩玄，融铸为作者一家之言，其体例与今书相似。惟《新解》乃就《论语》全书逐条逐字解释，重在义理思想方面，而于事迹之考订则缺。本书继三书而作，限于体裁有别，于孔子学术思想方面仅能择要涉及，远不能与《新解》相比。但本书见解亦有越出于以上三书之外者。他日重有所获不可知，在此四书中见解傥有相异，暂当以本书为定。读者傥能由此书进而涉及上述三书，则尤为作者所私幸。

本书作意，旨在能获广泛之读者，故措辞力求简净平易，务求免于艰深繁博之弊。惟恨行文不能尽求通俗化。如《论语》《左传》《史记》以及其他先秦古籍，本书皆引录各书原文，未能译为白话。一则此等原文皆远在两千年以上，乃为孔子作传之第一手珍贵材料，作者学力不足，若一一将之译成近代通行之白话，恐未必能尽符原文之真。若读者爱其易读，而不再进窥古籍，则所失将远胜于所得，此其一。又孔子言行，义理深邃，读者苟非自具学问基础，纵使亲身经历孔子之耳提面命，亦难得真实之了解，此其二。又孔子远在两千五百年之前，当时之列国形势、政治实况、社会详情，皆与两千五百年后吾侪所处今日大相悬隔。吾侪苟非略知孔子当年春秋时代之情形，自于孔子当时言行不能有亲切之体悟，此其三。故贵读此书者能继此进读《论语》以及其他先秦古籍，庶于孔子言行与其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之第一大圣人者，能不断有更深之认识。且莫谓一读本书，即可对了解孔子尽其能事。亦莫怪本书之未能更致力于通俗化，未能使人人一读本书而尽获其所欲知，则幸甚幸甚。

本书开始撰写于一九七三年之九月，稿毕于一九七四年之二月。三月入医院，为右眼割除白内障，四月补此序。

一九七四年四月钱穆识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