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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那拍出来可不好看,

而且要花上许多年。

所有相机都离开了,

去了别的战场。

——维斯拉瓦·辛波斯卡

第一次走进教室,我就能认出他们何以见得是 我们的人 我们的人 脸上都印着无形的耳光。兔子似的闪烁神情,体内那种特别的紧张,嗅嗅空气以判断危险来自何方的动物本能。 我们性 表现在紧绷忧郁的面容中,眉头一抹阴云里,总也挺不直的背上,近乎内化,几不可察。“我们的人蹑手蹑脚走在城市中,仿佛那是一座丛林,让人心惊肉跳。”塞利姆会这样说。我们全是 我们的

我们像弃船求生的老鼠一样逃离了那个国家,跑得到处都是。很多人已在国内奔波许久,东躲西藏,以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以为它只是一场暴雨,而非一场大火。他们躲在亲戚、朋友或朋友的朋友那里,对方也会尽力帮忙。他们会去临时搭建的难民营、废弃的旅游景区、愿意收留他们的旅馆——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大部分旅馆都愿意,但“只能在冬天没有游客的时候收留他们,之后就只能自求多福了,然后他们就会回家,战争不可能永远打下去,没有战争能永远打下去,战争让人们疲惫不堪,等到累得受不了了,自然就不打了”。有的人在那里待了一年,两年,三年——毕竟,再也没有游客了——有的离开了。他们都有故事要讲。

有一个贝尔格莱德女人,“看清了时局的发展方向”,也看到了塞尔维亚同胞身上的仇恨,对此深感恐惧,于是变卖房产,在战争爆发前夕搬去了 和平 的克罗地亚。她在罗维尼买了一套公寓。等到克罗地亚人开始露出獠牙时,她又卖掉罗维尼的公寓,搬到了萨拉热窝。塞尔维亚人扔出的第一波手榴弹——这些为她和家人的命运所准备的炮弹,大概是沿着她手掌的纹路来的——把她的萨拉热窝公寓炸成了两半。“谢天谢地,当时她不在家,”她的一个朋友朴实无华地说,“她现在还不错,刚到的信里写的。天底下那么多城市,谁能想到她最后去了加拉加斯!”

斯洛文尼亚难民——那些克族人——去了萨格勒布、伊斯特拉和海边。波斯尼亚难民或向南去克罗地亚,或向东去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的塞族人起初是悄悄地撤走,后来被大规模驱逐。伏伊伏丁那的匈牙利人无声无息地溜去了匈牙利,不久后一批塞族人也跟进了。很快,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也动了起来……

我们从一个地方逃往另一个地方,能去哪儿就去哪儿。要付多少钱取决于当时的具体情况。有的人只顾他们自己,有的也会想着其他人,还有的根本懒得问谁是谁。有些波斯尼亚穆斯林去了土耳其、伊朗、伊拉克乃至巴基斯坦,许多人都后悔了。有些波斯尼亚犹太人去了以色列, 其中 很多也后悔了。他们连名带姓地改了名字,还买了廉价的护照,趁着还能买到。不久前还无比重要的东西——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国籍——一下子变得一文不值。取而代之的是生存。但只要生存有了保障,抵达了安全的海岸,他们舒口气,掐自己一下,确认自己还活着,就又挂出了国旗,摆出了圣像和国徽,点上了蜡烛。

逃到哪儿的都有。第一时间夺路而逃的人去的地方最好:美国、加拿大;那些犹豫、迷茫的,就只能拿着有效期只有一两个月的游客签证,在差一点的地方里看看哪里还能去,之后回国,琢磨着重新上路。一片混乱之中,小道消息是许多人唯一的指南,听说哪里不要签证就能去,哪里没有签证去不了,哪里日子好过些,哪里日子难过些,哪里欢迎他们,哪里不欢迎他们。有些人发现自己去了原本不可能见到的国家。率先分裂出来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国护照迅速升值。有一段时间,拿着克罗地亚护照可以去英国——直到英国人调整政策,关上了大门。少数天真的人听信了过时的流言——比如南非会对白人张开双臂——于是就去了。塞尔维亚人去希腊很容易,作为游客和妓女,作为发战争财的人,作为洗钱的人,作为小偷。有些人手持三本护照——克罗地亚一本,波斯尼亚一本, 南斯拉夫 一本——指望着至少有一本能用得上;其他人决定等待,好像战争是一场即将停息的风暴。有孩子的人关心孩子胜过自己:孩子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欧洲充塞着 前南人 。涌入的战争难民数以十万计。记录在案的名字有几十万个,已经取得合法难民身份的人的名字。瑞典接收了七万左右,德国三十万,荷兰五万。非法难民的数目更是庞大。我们到处都是。没有人的故事足够有个人特色,或者足够令人错愕。因为死亡本身失去了令人错愕的力量。死亡已经太多了。

我很快学会在人群中找出同胞。男人最显眼,尤其是年龄稍大的。各大火车站和跳蚤市场是他们的聚集点。三四人一伙儿,海豚似的。他们身穿风衣,尤喜皮衣,手插在兜里,站在一起——一会儿重心放在左脚上,一会儿放在右脚——吐出烟气,驱散恐惧,一会儿就散了。

在我和戈兰居住的柏林社区,我们会停在一家难民 俱乐部 的大玻璃窗前。透过玻璃,我能看见 我们的人 在无声地打牌,盯着电视机,偶尔对瓶吹啤酒。墙上的手绘地图装饰着明信片。它有一套自己的地理学。他们来自的地方——布尔奇科或者比耶利纳——位于世界中心:这些男人离开的家乡只是这两个地方而已。笼罩在烟圈中的他们看起来像他们的前国籍一样 ;他们仿佛墓里的尸体,爬出来喝一瓶啤酒,打一局牌,但终究还是落到了错的地方。

我在街上经常能听到些许他们的语言。全都是数字。他们永远都在谈论数字。马克,五百马克,三百马克,一千马克……在阿姆斯特丹则是Guće ,多少多少Guće……他们会像嘟囔似的把元音拖长,这种对真实或虚构中的钱无休无止的计算,与其说是谈论,不如说是嘟囔。

他们对自己所处国家的居民都有一套蔑称:德国人是Švabo(施瓦伯人),荷兰人是Dačer(达舍人),瑞典人是Šved(什外德人)。这让他们自我感觉相当良好。他们说话时点缀着“就像我说的”和“就拿我来说吧”,突出自己在手头事情中的地位,不管事情有多小,不管他们在事情中的作用有多小。坚定就是一切。“我用十一分钟就能从东村到莱顿广场。”“你十一分钟怎么过得去?最起码也得十五分钟吧。你掐过时间吗?我可是掐过的,兄弟。整十五分钟。从坐上电车算起。”男人们就沉浸在里面,这些对话里。每一个词都是为了推迟与羞辱的遭遇,为了驱散恐惧。

他们出行的方式和聚集的地点显露了个人空间的丧失:屋前的长椅上,他们能看见世界在眼前经过;或者水边,他们能看见什么船进来,什么人走下跳板;城里的广场,他们可以和朋友们散步;咖啡馆,他们可以坐在桌旁,喝自己的饮品。在欧洲的城市里,他们徒劳地寻觅着被他们丢在身后的空间的坐标。

他们还在寻觅人的坐标。戈兰时常患上 思南病 ,发作起来时,他就会把街上偶遇的第一个 同胞 拽到家里喝一杯。我很快就听了一大堆德国难民中心的故事,以及难民在那里的经历。 我们的人 像胶水一样粘在每一个他们遇到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波兰人或保加利亚人身上,感觉和他们有一种类似于自己人的纽带。一个波斯尼亚人跟我们讲,有些波兰女人会坐一天大巴来柏林,用优惠价卖给 我们的人 波兰奶酪和香肠,偶尔还能 在草垛里滚一滚 (性交)。赚到钱以后,她们就在柏林买好一周所需的用品,然后乘大巴回家。他们总能在街上嗅出自己人:诀窍就是他们共同的不幸。这个波斯尼亚人还讲了一家柏林妓院(他用的是德国人的俗语Puff)的事,他在那里把难民补助给花光了。他去找的女孩名叫玛莎,她“榨干了他”又“不给任何回报”,但他觉得没关系。“因为她是俄罗斯人,是我们的人。我不会把钱扔在德国姑娘身上的。那些德国姑娘没有灵魂。不像我们的。”他这里说的 我们的 指的是他的俄罗斯姑娘玛莎。

男人抱怨得比谁都多;他们永远在抱怨。抱怨天气,抱怨战争,抱怨自己的命运,抱怨遭受的不公。住在难民营里,他们抱怨条件;不住,也抱怨条件。他们抱怨救济;他们抱怨不得不接受救济的羞辱;他们抱怨领不到救济。他们每一刻都在用同样的强度抱怨着每一件事情。仿佛生命本身就是惩罚:什么都恼,什么都疼,什么都扎;什么都不够,什么都受够了。

女人远没有男人显眼。她们一直在背景里,却是生活的维系者:是她们把窟窿堵上,免得漏风;是她们做着每天的工作。男人好像没有工作似的;对他们来说,当难民就像当残废。

在阿姆斯特丹,我偶尔会去一家名叫 贝拉 的波斯尼亚咖啡馆,那里聚集着一批闷闷不乐、紧闭嘴唇的人,来打牌或者看电视。我每次去都会引来人们长时间的注视,面对一个侵入男性领域的女人,他们的眼神里什么都没有表达——连惊讶或愤怒都没有。我会在吧台旁坐下,点一份 我们的 (土耳其式)咖啡,坐上一会儿,好像在忏悔似的,还会本能地垂下肩膀,以便融入进来。我感觉到他们脸上看不见的巴掌在向我袭来。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那里。是出于一种模糊的、闻一闻自己 一伙儿 的愿望,也许吧,我根本不确定自己和他们是一伙儿——或者说,曾是一伙儿过。

在一部分时间里,我的学生们也认同自己是 我们的人 ,尽管我们谁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在一部分时间里则会拒绝,仿佛它意味着某种真实的、具体的危险。当我们拒绝时,我们既拒绝归属于 那边的我们的人 ,也拒绝归属于 这边的我们的人 。有时,我们会认同我们模糊的共同身份,有时又会嫌恶地拒斥它。我一次又一次听人说:“那不是我的战争!”它不是我们的战争。但是,它又是我们的战争。因为如果它不曾是我们的战争,我们如今不会来到这里。因为如果它曾是我们的战争,我们如今也不会来到这里。 W8uTEHpmOI1npSEsyPe2+m6/tT7RS8q35tGggdNvjwtdKFL/m7jCKrDIz1bIvN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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