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欲考较一国家一民族之文化，上层首当注意其“学术”，下层则当注意其“风俗”。学术为文化导先路。苟非有学术领导，则文化将无向往，非停滞不前，则迷惑失途。风俗为文化奠深基。苟非能形成为风俗，则文化理想，仅如空中楼阁，终将烟销而云散。

中国文化传统，绵亘数千年，乃由吾中华民族所独自创建，自有其独特性之存在。即就中国社会风俗言，虽数千年来历时递变，然亦有其前后相承、一贯不断之独特性。即以当前可目睹者言，全球社会，各地风俗，可谓无一相似。风俗然，学术亦然。中国学术，显亦有其独特性。苟不然，此社会风俗之独特性，又由何来。惟风俗易晓，学术难明。其间分别，如是而已。中国与外族文化之接触，最先为印度佛教之东来。佛教虽为一宗教，而其所内涵之学术意义亦特丰。佛教之中国化，则胥由中国学术传统中所赋有之独特性之功。南北朝、隋、唐高僧，多兼通内外学，遂使中国学术逐渐渗入于佛教信仰中，而佛教之在中国，乃亦随之而变。

近代中国，与欧西文化接触，双方文化传统各不同，因此上而学术，下而风俗，双方亦各不同。近代国人，乃有“国学”一名词之兴起。或疑学术当具世界共同性，何可独立于世界共同性学术之外，而别标“国学”一名词。不知同属人类，斯必具人类之共同性，然亦何害于各人有各人之个性。即就西方言，不论文学、史学、哲学，英、美、法、德诸邦，纵在同一文化系统之下，亦复有其在学术上各自内涵之独特性之存在。更何论中国与西欧，其相互间，在学术上之不能无相异，事更宜然，理无足怪。

今国人一切以信奉西方为归，群遵西方学术成规，返治中国传统旧存诸学，精神宗旨既各异趋，道途格局亦不一致。必求以西方作绳律，则中国旧学，乃若不见有是处。抑且欲了解中国旧学，亦当从中国旧学本所具有之精神宗旨、道途格局寻求了解，否则将貌似神非，并亦一无所知。既所不知，又何从而有正确之批判。

或又谓时代变，斯学术亦当随而变，此固是矣。不仅西方学术，远自希腊，迄于现代，固已时时有变。即中国学术亦然。自西周以迄先秦，下经两汉，循至于近代，亦何尝不随时有变。如人之自婴孩而成年而壮而老，岂不亦随时有变。然而各有生命，各有个性。我不能变而为彼，彼亦不能变而为我，此则终有其不可变者。故人贵求自立，谓他人父，而血统终不属，此亦无奈之何者。

今人又竞言复兴文化，又必申言其决非复古，斯亦是矣。然复兴究与改造有不同。新中国之新文化则仍当从旧中国旧文化中翻新，此始得谓之是复兴。若必待彻底毁灭了旧中国旧文化，赤地新建，异军特起，此又乌得谓之中国与中国文化之复兴。故欲复兴国家，复兴文化，首当复兴学术。而新学术则仍当从旧学术中翻新复兴。此始为中国学术文化将来光明一坦途。

推此言之，如欲创造中国新文学，仍当先求了解中国旧文学，期能从旧文学中翻新复兴，而后乃有合理的中国新文学之产生。若一意模仿抄袭西方文学，决心舍我而从之，此非中国文学之复兴，乃属中国文学之革命，其事易知，不烦深辨。而且以中国人使用中国文字描写中国社会人生，亦决不能即成为西方文学。邯郸学步，非驴非马，其此之谓矣。

今若谓中国旧文学已死去，则中国社会人生依然存在，中国文字亦依然使用，只把这“的、那、吗”换去了“之、乎、者、也”，何得云中国文学已死。若仅谓近代中国人已不能读中国古书，故说中国旧文学已死去，则正贵有志创造新文学者，能从中国古书《诗经》《楚辞》《文选》乃及唐宋以下各家诗、文、词、曲、说部中，熟玩深思，取精用宏，独具机杼，使其推陈而出新，乃庶有当于文学复兴或中国新文学之称。否则只是西方文学之侵入与替代，断非中国文学之复兴与创造。抑且即在今日，能读《诗经》《楚辞》《文选》古籍者，亦尚有人。又乌得谓旧文学已全死去。纵谓其非社会大众所知，则岂《阳春白雪》，亦当不得预于歌唱之林，乃惟《下里巴人》方得为音乐之正宗？试问西方，亦岂如是。

要之，中国学术之必有其独特性，亦如中国传统文化之有其独特性，两者相关，不可分割。非了解中国学术之独特性，即亦将无以了解中国文化之独特性。惟从另一面言之，亦可谓不明中国文化之独特性，即无以明中国学术之独特性。今姑举其最大者言之，中国文化之独特性，偏重在人文精神一面，中国学术亦然。近人率多认文、史、哲诸科谓是属于人文方面，其实中国学术之有关此诸科者，其内涵精神亦复有其独特处。中国传统，重视其人所为之学，而更重视为此学之人。中国传统，每认为学属于人，而非人属于学。故人之为学，必能以人为主而学为从。当以人为学之中心，而不以学为人之中心，故中国学术乃亦尚通不尚专。既贵其学之能专，尤更贵其人之能通。故学问所尚，在能完成人人之德性，而不尚为学术分门类，使人人获有其部分之智识。苟其仅见学，不见人，人隐于学，而不能以学显人，斯即非中国传统之所贵。

中国自古亦即有所谓专家畴人之学，如天文、历法、算数、医药之类，此皆近代所谓属于自然科学方面者，此等诸学，每易使人隐于学，而不能以学显人。故中国古人传统，每若对此等诸学较近忽视。实非忽视，乃求矫人之专一于此等诸学，各不相通，而易起其他之流弊。即如孔门“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亦何莫不然。一若此诸艺皆独立在人之外，人乃从而学之，此则学为主而人为从，乃为孔子所深戒。故孔子告子夏则曰：“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又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若仅知玉帛钟鼓谓是礼乐之所在，此即谓之“小人儒”。求能超乎玉帛钟鼓，而知礼乐之中主要在有人，复有人之心之存在，斯乃为真知礼乐者，如是而后始得谓之“君子儒”。故孔子教人学六艺，乃必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与“道”不同。苟徒知“游于艺”以为学，将使人没于艺，而终必背于道。近代科学发明中有原子弹，然原子弹若果不能召致世界和平，则亦艺而非道。故谓中国学术之独特性所在，乃在其重人尤过于重学，重内尤过于重外，重道尤过于重艺。能由此思之，亦不难窥见中国传统学术之甚深独特性所在矣。

本书取名《中国学术通义》，亦可简称《国学通义》，乃汇集来港、台近三十年中所为杂文之有关讨论中国传统学术之独特性所在者。首篇曰《四部概论》。中国学术自魏、晋以下，向分经、史、子、集四部。分而论之，合而观之，四部学之大要，约略可见。次为《中国儒学与文化传统》。儒学尤为中国学术之中心。四部之学，莫不以儒为主。亦可谓儒学即是中国文化精神之中心。明于古今儒学之流变，即知中国学术文化古今之变，与夫其为变之所在矣。第三篇曰《朱子学术述评》。朱子为孔子以后儒学之集大成者，其于四部之学皆有关涉。又自魏晋以下，儒、释、道三家之相争，乃由朱子而融会归一。此下八百年，述朱反朱，亦莫不以朱子为中心。明乎朱子之学，则先秦以下中国学术关键，胥莫外于此矣。本书中惟此稿，成在民国三十四年对日抗战期间，距今适三十年。篇中见解，幸有改进。取材一承旧稿，而阐述微有增易。今不知此所汇集，谬误又几何？恐年老更无长进，歉悚何似。又次曰《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史学》。昔人谓“六经皆史”，欲治一民族一国家之文化，主要即在其历史，昧忽其历史实迹，则一切皆落于虚谈。尤其中国史学，乃更易见我所谓中国学术之独特性所在。近日国人不治史，不明往昔，而好作讥弹，此皆如无的放矢。又或以西方人眼光治中国史，仍将渺不得国史真相。下有附篇，同明一意。又其次曰《中国文化传统中之文学》。清儒章实斋有言：后世集部，即古代子部之流变。此论殊寓深义。若如所言，则中国古代有经、子，后世衍出史部与文集，本末一贯。四部之学，可以归纳而为二。章氏之为《文史通义》，即此意也。近代又谓中国以前旧文学皆已死去，不知中国各代文学中皆寓有各代之人生。谓旧文学已死去，即不啻若谓吾中华民族自今以前之旧人生、旧文化皆已死去。则当前吾国人，将尽如行尸走肉。提倡新文学，乃欲为当前国人借魂起尸，其为狂妄，实莫甚焉。

读者试综合上列诸篇，而会通观之，庶可知中国学术，实自有其独特性，而非可以专凭西方成见以为评骘。亦非可以一依西方成规以资研穷。治国学则必先寻究穷治国学之方法与途径。下附《泛论学术与师道》，及《有关学问之系统》等诸篇，皆近通论性质，可资读者有志进修之借镜。学术明而后文化明，学术复兴而后文化可复兴。区区之意，窃在于此。其或语有不择，见迕当世，知我罪我，所不敢计。是为序。

一九七五年春上元节钱穆自识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时年八十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