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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房中人丁衰旺不一，初则每房各得良田一万亩以上。继则丁旺者愈分愈少，丁衰者得长保其富，并日增日多。故数传后，七房贫富日以悬殊。大房丁最旺，余之六世祖以下，至余之伯父辈乃得五世同堂。余之曾祖父兄弟两人，长房七子，次房五子，又分十二房。故余祖父辈共十二人。一宅前后共七进，每进七开间，中为厅堂，左右各三间，供居住。又每进间，东西两偏有厢房，亦供居住。宅之两侧，各有一长弄，皆称弄堂。长房七家由东弄堂出入，次房五家，由西弄堂出入。中间大门非遇事不开。其后每家又各生子女，先祖父鞠如公为东弄堂七房之长，即生四女两男共六人。故余有四姑母、一伯父，先父最小为一家之幼。其他家以此为推。故“五世同堂”各家，分得住屋甚少，田亩亦寡。自余幼时，一家有田百亩二百亩者称富有，余只数十亩。而余先伯父及先父，皆已不名一尺之地，沦为赤贫。老七房中有三房，其中两房至余幼年皆单传，一房仅两兄弟，各拥田数千亩至万亩。其他三房，则亦贫如五世同堂。
贫富既分，一切情形亦相悬隔。老七房中之三房富者，轮为乡间绅士。上通官府，下管附近乡里赋税差役等事。有他事争执，亦至绅士家裁判，可免进城涉讼。七房桥阖族中事，亦渐归三房轮为绅士者主持决夺。余四房避不参预。相传五世同堂内西弄堂一寡妇，尚称富有，一子未婚，一女未嫁。其子常犯规越矩，多行不法。其时，大家庭之规模尚存，而大家庭之礼法，已荡然不见。诸祖父叔伯兄长前辈，皆莫奈之何。其时为绅士者为老七房中之第三房，对之屡加教斥，亦不听。乃送之县狱。五世同堂内诸祖父皆竞赴老三房请求释放。不许，谓需拘禁有时，或可有悔改之望。不幸其子竟瘐毙狱中，值老三房绅士亦卧病在床。一夕，其瘐死者之母，忽梦子来诉，已在阴司申冤得直。请多烧冥繦，可供地下使用，使速毙。其母醒，告其女，女亦同梦此事。翌晨，告素常相亲诸家，亦有同获此梦者，乃赴市购大量锡箔。凡五世同堂中妇女，皆竞折之。堆门外大广场焚化。此间大堆纸锭烧完，西边老三房病绅亦告气绝。此事在余幼年尚闻传述。则诸房间之感情隔阂，亦可想见。
五世同堂之大门，悬有“五世同堂”一立匾。第二进大厅为鸿议堂，为七房各宅中最大一厅，淮军讨洪杨驻此，集官绅共议防守事宜，因名。第三进为素书堂，后四进堂小无名。西弄堂五叔祖分得素书堂之西偏三间为其家屋。不知为何，一人亲自登屋拆除，惟素书堂，及堂匾尚保留。拆下砖瓦木石，尽以出卖。诸兄弟竟未能劝阻。鸿议堂本有楠木长窗二十四扇，精雕《西厢记》全部，亦为宅中人盗卖。堂中长案大桌及几椅等，亦盗卖一空。仅五世同堂一宅之内，其分崩离析，家法荡然已如此。其素书堂西偏拆去部分，称为“塌屋基”，竟亦未能重建。
至于子弟教育，更不堪言。余幼时所知，族中诸兄长及伯叔父辈，大率仅读四书。能读《诗经》《左传》，乃如凤毛麟角。殆绝无通五经者。虽老三房富有，力能延师，而溺情安富，不求上进，子弟学业上亦率与其他四房相类。科第功名，乃若与七房桥全族无缘。少数贫苦者出门经商，或为伙计，或开小店铺，获得温饱即止。大多数则依赖数十亩一两百亩田租，游荡不事生产。离七房桥西一华里许有一小市名“鸿声里”，亦由钱姓聚族而居者占大多数。晨旭方升，七房桥三十左右以上人，无论辈分，结队赴市上喝茶进面点，至午始返。午后不乏再去者。亦有中午不返，至晚始归者。在家则养黄雀，或养蟋蟀，春秋两节相聚决斗为娱。亦有远方来参加者，亦有分赴远方作斗者。斗鸟斗蟋蟀外，冬春之交，以放风筝为乐。风筝形状各异，大小不等。在老四房中，有一伯父，阁楼上藏蟋蟀盆五六百以上。雇佣在家，扎大风筝，须八人抬之，始可移至田野间。风筝上装弦筲，天空中呼啸声四起。入夜则结挂灯笼。大风筝可悬灯笼二十以上，光耀数里外。四围诸村落，皆以此称羡七房桥。七房桥族人老幼，亦以此自喜。大家庭之堕落，逮余幼年，殆已达于顶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