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讲理学最忌的是搬弄几个性理上的字面，作训诂条理的工夫，却全不得其人精神之所在。次之则争道统，立门户。尤其是讲王学，上述的伎俩，更是使不得。王学虽说是简易直捷，他的简易直捷，还从深细曲折处来。这是一本四五万字的小册子，若要把王学的深细曲折处一一剖示，自所不能；但王学之真着精神处，亦已扼要地显露。读者须脱弃训诂和条理的眼光，直透大义，反向自心，则自无不豁然解悟。为要指点争道统、闹门户的无聊，在起首增了两章，在结梢又添了一章，讲及北宋以下理学诸儒的努力和见地，直到阳明末后，以及清儒。虽则粗略已极，对于王学真切的认识上，决非无补。至于阳明一生事业，因本书体裁所限，不得不格外地从略。在第三、第四和第八章里，虽也叙到个大概，到底有不完不备之嫌。阳明讲学，偏重实行，事上磨炼，是其着精神处。讲王学的人，自然不可不深切注意于阳明一生的事业。读者能把《阳明全书》里详细的《年谱》和近人余重燿的《阳明先生传纂》仔细一读，庶无缺憾。本书所引各家原文，均据黄氏父子两学案；别有称举，则随条附注，此不备列。著者在人事纷拏之际，草促成书，未能精心结撰。本所欲言，十不得一，而气脉文理亦先后有殊。此则深所自疚。其纰缪处，以待大雅之教正。

中华民国十九年三月无锡钱穆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