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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人常言孔、孟之学，又言儒学，言汉学、宋学，经学、理学，皆重言“学”。而近人好言孔子思想、儒家思想云云。窃谓中国本缺纯思辨之哲学，故论思想必究其学术。若不问其学术所本，而遽求其思想所归，则子贡已言之：“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颜回亦有“虽欲从之，末由也已”之叹。今居二千五百年之后，而空谈孔子思想，鲜不能使人无单薄空洞之感矣。
孔子之学，惟颜回言之最尽，曰“博文”，曰“约礼”。博文之大者，曰“六艺”，曰“《诗》《书》”。孔子博学，执御执射，又曰：“我多能鄙事。”学而时习，皆游于艺之事也。近代科学繁兴，各项工技日新月异，然其为艺也则一。若使孔子生今日，决不目为鄙事而不习。清儒颜习斋论此最深至。此孔学之一途也。
然习斋矫枉过正，不轻习艺而过斥读书。其弟子李恕谷，已悟其非。颜、李之学不能大传于后，亦习斋创议偏激，有以使然。子路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孔子已斥其佞矣。孔门教人读书，首重《诗》《书》。《诗》属文，《书》属史。不通文史而高论仁道，亦非孔学正轨也。
后儒博文之学，偏重《诗》《书》经典，而忽射、御实艺。汉儒如郑康成，宋儒如朱子，皆旷代大儒，亦文亦史，于书无所不晓。其他或偏文，或偏史，其博涉之程度有差等，要之皆有闻于博文之教。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博文必归于约礼，于是有朱陆之异同。象山、阳明，其于依仁、据德之教，可谓易简。然象山曰：“尧舜以前，曾读何书来。”又曰：“我不识一字，也将堂堂地做一人。”则于孔门博文之训，仍不能谓无憾。
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颜渊问为邦”，“雍也可使南面”，此皆列德行之科。则孔门之所谓德行，修、齐、治、平，一以贯之，其极必至于能治国平天下。否则何以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岂孝、弟、忠、信，而谓可以藏之不用者乎？故知宋儒论孔学，不论程、朱、陆、王，于依仁、据德之教，阐发良多，而于志道之义，则追求未切。龙川、水心之掎摭朱子，亭林、习斋之纠弹阳明，皆非无见而然也。
东汉诸儒，风标纯美，此亦孔门约礼之一端也。清儒治经，考据明通，此亦孔门博文之一端也。然于儒风衰微之世，转多通艺多才之士，或擅一技，精一能，或留意典章制度，能出而济世用，其著者如唐、如元，此亦儒之一格也。
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又曰：“吾道一以贯之。”自宋明理学诸儒兴，然后非可与适道者，即不可与共学，而孔学之规模狭矣。自有清儒，谓惟训诂考据始可尽儒学之能事，是乃可与共学，而终不能相与以适道，斯孔学之境界浅矣。
近儒偏尊清人之考据训诂，而深斥经学与儒统，此又学术之一变也。其风忽焉，既不可久，亦有窥其弊而转治宋学者，乃以谈心说性拈为哲学思辨之题材。此又非孔门志道约礼之学之真相也。
故孔子博学而能一贯。其博学也，必“游于艺”，“依于仁”，“据于德”。游于艺，必尚实习，求实用。依于仁，必施之于人道。据于德，必归之于一己之德性。学必博，乃思以求通。所通者即道也。有小道焉，有大道焉。博弈亦有道，苟不多窥古人成局，不多与名家对手，若不于多变之中运吾思以求其通，而曰“吾知弈道”，斯必为无知之归矣。故多学而一贯之者，乃道也。博学而能一贯之，斯其道大矣。道之大，可以通于天。然必据于德，非性所近，即不可据。又必依于仁，非人所近，即不可依。又必先游于艺，凡人世间一切艺，皆必依仁、据德而始成其为一艺者。故“游于艺”，乃为学之始事。“志于道”，乃为学之终极。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而夫子何所不学，又何常师之有。大哉孔子！斯其所以博学而无所成名也。
孔门之学，有始卒焉，有本末焉。今日而言尊孔子，莫过于广共学之途。使人人游于艺，有时习之乐。进而博之，深之，教其依于仁，据于德，而志于道。实学光昌，大道宏通，则人得所安，性得所畅，而孔子之思想，亦即此而在，庶乎使学者亦可仰企于颜子之叹“欲从末由”之一境也。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为孔子诞辰纪念作，
原题名《略论孔学与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