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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帝灭六国，一天下，其政治措施之重要者，当首推废封建而行郡县。然封建之废，实不始于秦。自春秋以来，西周封建旧制，固已日在崩坏之中。封建制渐崩坏，即郡县制渐推行，二者相因，本属一事。考之《左传》，晋人早有县制。自曲沃并晋，献公患桓、庄之族逼，而尽杀群公子。及骊姬之乱，诅无畜群公子，而晋遂无公族。县制行，当始其时。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晋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县赏胥臣。为“县”字之始见。） 晋国政权之早得集中，殆亦其国势日隆之一因。至于顷公时，晋之宗家祁傒孙，叔向子，相恶于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尽灭其族，而分其邑为十县，各令其子为大夫。晋益弱，六卿日大。自后晋遂亡。而其所创县制，则三家因之，勿能革也。春秋时，除晋外，行县制者犹有楚。宣公十一年，楚子县陈。十二年，郑伯逆楚子，曰：“使改事君，夷于九县。”然则楚以灭人国为县也。内废公族，外灭人国，即封建制崩坏之两因，亦即县制推行之两因也。《史记·秦本纪》，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其时尚在曲沃武公并晋之前。及厉共公二十一年，初县频阳，则正晋六卿擅权时也。其后商鞅入秦，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则秦之政治区域，至此已正式以县制划分矣。郡名亦始于六国。史言乐毅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齐愍王遗楚怀王书曰：“四国争事秦，则楚为郡县。”张仪说燕昭王曰：“今时赵之于秦，犹郡县也。”可见郡县制决不始于秦人统一之后。 （参读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二“郡县”条。）
始皇二十六年尽灭六国，丞相王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无以镇之。请立诸子。”始皇下其议。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内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观此，则秦之群臣，有昧于时变，而欲恢复古代封建之旧制者。始皇、李斯，则循时势之推迁，因现状而为政。特未徇当时群臣复古之议耳，非能以一时一手一足之烈，毁天下之封建以为郡县也。
战国二百余年，苦于兵革。寝兵之说，春秋时如宋向戌之徒已倡之。自后墨家尤盛倡此义。然此实时代一般之理想。秦既统一，其不复封建，亦以求长期之宁息。又继之以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又三十二年刻碣石门云：“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堕城郭，决川防，夷险阻，免兵役，实与销锋镝实同为一种寝兵之企图，所以副长期兵争之后与民休息之意，而为统一盛运一最受憧憬之美景也。
秦人之润色统一，又复极致力于新首都之建设。其意在集天下之视听，而耸动镇炫之，以使凝定于一尊也。盖中国疆土既广，列国分争已久，咸阳既为中国历史上一统的新首都之创始，在当时自不得不有一番文物之藻饰也。其著者：一、徙天下豪富至咸阳十二万户。二、大兴宫殿，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不移而具。又为阿房殿，高数十仞，东西五里，南北千步，从车罗骑，四马骛驰，旌旗不桡。为阙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务使极其宏丽。既兼东方诸国之所有，而又更驾而上之。而其时东方诸大都会，如魏之大梁、楚之郢、赵之邯郸，均以军事残破，独齐之临淄稍得全，然固不得与咸阳伍；而咸阳遂翘然为全国之首邑焉。
秦人于内则努力于新首都之创建，外则岁时巡行郡县，同为当时抟固一统局面之政策。求为便于巡行，则治驰道。其事在始皇二十七年。《汉书·贾山传》有云：“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 （三丈中央地，惟皇帝得行，树之以为界） 厚筑其外，隐以金椎， （隐，筑也） 树以青松。”其制壮丽如此。其后三十五年，又除道，道九原， （今河套地） 抵云阳， （今陕西淳化县北） 堑山堙谷直通之。《史记·蒙恬传》谓：“使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而始皇崩。”其后太史公又云：“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是蒙恬直道，始皇崩时虽未就，殆其后又足成之也。
始皇二十六年，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又琅琊刻石：“器械一量，同书文字。”凡此皆所以努力于造成当时一统之局面者。而于社会风俗之统整，秦人亦颇能注意，其事均见于其巡行之刻石。会稽一刻，尤为后人称道。其辞曰：“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顾氏亭林称其“坊民正俗之意，未异于三王”。并为推论其意，谓：“考之《国语》，越王勾践栖于会稽，恐国人不蕃，故令壮者无取老妇，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生子女有赏。《左传》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吴越春秋》至谓勾践以寡妇淫佚过犯，皆输山上，士有忧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当时勾践欲民之多，不复禁其淫佚，至盛奖之。以至六国之末，而其风犹在。始皇始为之厉禁，而特著于刻石之文，且不著之于燕、齐，而独著之于越。” （《日知录》卷十三“《秦纪》会稽山刻石”条） 今按：琅琊刻石云：“以明人事，合同父子。”是尚孝也。又曰：“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是重农也。此二者，皆为后来汉治之所重。又曰：“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又之罘刻石曰：“黔首改化，远迩同度。”则秦之注意于全国社会风俗之统整，固不仅会稽一刻为然已。
上述五端，皆为秦廷对于国内统治之努力。此外又注意于边境之开拓及防御。三十三年，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因筑长城，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中国版图之恢廓，盖自秦时已奠其规模。近世言秦政，率斥其专制。然按实而论，秦人初创中国统一之新局，其所努力，亦均为当时事势所需；实未可一一深非也。
秦政之尤招后世非议者，则为其焚书、坑儒事。此两事关系当时史实甚大，当专论之于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