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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僻居西土，就文化言，较东方远为落后。故秦之措施，大抵袭自东方；其任用以见功者，亦率东土之士也。秦自襄公始国，与东方诸侯通聘享之礼。及缪公，与晋通婚姻，与东方交涉益频。重用虞遗臣百里奚、蹇叔，称霸西戎。然东侵之路，为晋所扼。终春秋世，秦人未获逞志于东方。自此以往，直至孝公变法，而其势遂变。而东方文化之西渐，亦自孝公后而其迹益著。
商鞅卫人。孝公变法，全出商鞅之主张。为鞅之参谋者有尸佼，晋人。其人殆出于儒，今《穀梁传》尚有其遗说。鞅之创制变法，大体受之李悝。《晋书·刑法志》言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六篇，商鞅受之以相秦”，是也。商鞅之措施，又时时与吴起相似。商鞅、吴起，盖同承李悝之遗意也。今据《史记·商君列传》，商鞅变法有极关重要者几端：
一、废贵族世袭。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二、行县制。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
三、禁大家族聚居。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
四、行新田制。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
五、推行地方自治。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
六、制军爵。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
七、奖农织。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收录为官奴婢）
八、建新都。筑冀阙宫廷于咸阳，自雍徙都之。
九、统一度量衡。平斗斛权衡丈尺。
一〇、法律上之平等。太子犯法，刑其师傅。
要之商鞅新法之意义，务在破弃旧传封建贵族制度之种种束缚，而趋于新军国之建设也。旧传封建制度之积弊，在东方文化较高诸邦，久已呈露。有识之士，激于世变，咸思改革。然以受古代文化之染缚较深，种种因袭牵制，荡涤匪易。魏文侯以大夫篡位，其自身地位之演进，本亦崛起于新时代机运之下，故其对于当时要求改革之新潮流，比较易于接受。然李悝虽相魏，似未大施其抱负。吴起于武侯世，亦不久遭谗而去。其在楚，终以变法改制见杀。商鞅较二人为后起。而秦人在文化历史上之演进，较之东方诸国，乃远为落后，故转得为种种之创新。其实商鞅变法，其最重要者，如上列一、二、三、四诸项，在东方晋、楚诸国，本属早已推行。商鞅不过携带东方之新空气，至西方如法炮制，使西方人赶上东方一步。而结果则后来居上，新军国之创建，惟秦为最有成功焉。
史称孝公立，河山以东强国六，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可见当时东方诸邦对秦人之鄙视。自商鞅入秦，其势遂一变。自后有张仪、范雎，皆魏人，仕秦，建伟绩。甘茂、公孙衍亦籍三晋。秦用客卿，其效大著。盖三晋之与秦，一则壤地相接，二则三晋学风多尚功利、务实际，亦与秦土旧风易于相得。则此所谓文化西渐者，其实以受三晋之影响为大。至于东方齐鲁诸邦，当时认为中国历史文化正统之代表，其学风思潮，每喜以整个社会之改造为帜志者，似尚未与秦人发生多少关系也。
范雎秉政时，荀卿入秦。荀卿赵人，亦籍三晋，然游学齐之稷下，精儒业，得当时东方文化之深义。范雎问之曰：“入秦何见？”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则其殆无儒耶？” （《荀子·强国篇》） 是荀卿亦赞许秦之法治，而讥其无儒。可证秦至昭王时，尚未受齐鲁东方文化之感染，故荀子嫌之也。而其法治之美，则自商君以来，迄于范雎，盖成于三晋人之手者为多。秦之富强，则皆三晋法治新统之成绩也。
秦人本无文化可言。东方游士之西入秦者，又大多为功名之士，对其故土文化，本已抱不满之感，欲求别辟新局以就功业。秦人之视文化，亦仅以为致国富强之捷径，于东土文化本身之佳美，及其意味之深邃处，则并未能认识接受而消融以为我有也。故东土文化之西渐之在秦人视之，仍为一种客体，并未能真有栽根立脚之点。商鞅车裂，张仪见逐，范雎退绌。其他如公孙衍、甘茂之徒，均不能安身于秦廷。观于秦人对东方游士及客卿之态度，即可见其对东土文化感情之一斑矣。其大规模的为东方文化西渐之鼓动者，厥为吕不韦。
吕不韦亦籍三晋，然其在秦所努力者，实欲将东方学术思想之全部，移殖西土；不仅如商鞅、范雎诸人，只求在政治上有所建白而已。史称吕不韦为秦相国，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群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十二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当时东方诸国，以武力言，固已远不敌秦。而言文化，则仍不脱其鄙视秦人之旧见。邯郸之役，东方诸国议欲帝秦。鲁仲连慷慨陈辞曰：“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则肆然而为帝，过而为政于天下，则连有赴东海而死耳，不忍为之民也。” （《史记·鲁仲连传》） 即其语已可见。蔺相如使秦，直斥其君自缪公以来，未尝有坚明之约束。又渑池之会，强秦君击盆缻以辱之。此均是东方人于文化上轻傲秦人之证。至吕不韦，乃欲将东方学术文化大传统，移殖西土。其愿力固宏，其成绩亦殊可观。即今传《吕氏春秋》一书，便是其成绩之结晶品也。然当时吕氏宾客，虽居秦土，彼等观念上，亦并不尊秦，似仍抱其以东方文化轻傲秦土之素习。明儒方孝孺谓：“其书数秦先王之过无所惮，而秦不以罪，则秦法犹宽。” （《逊志斋集》卷四《读吕氏春秋》） 其实非秦法之宽，此特当时东西文化高下一种应有之现象而已。今姑拈数例为说。《吕氏·谨听篇》：
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今之世当之矣。
吕氏著书，已在始皇世，至始皇八年而成。其时周室已灭，而六国皆未亡，故篇中之言如是。然吕不韦为秦相国，其宾客著书，全不为秦留地步，仅以与六国同列，岂不可怪？又《功名篇》：
欲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今之世至寒矣，至热矣，而民无走者，取则行钧也。欲为天子，所以示民，不可不异。行不异乱，虽信今， （信，伸也。言得志） 民犹无走。民无走，王者废矣，暴君幸矣，民绝望矣。
此明讥秦政，虽以武强伸于一时，犹不为民所走也。不韦书成，布诸咸阳市门，而其言犹如此。则当时吕氏宾客，口谈议论，其所不见于文字者，又当如何乎？凭此推想，则无怪不韦之终必招忌贾祸矣。旧史述不韦事迹，其实多可疑处。最著者如称秦始皇为吕不韦子，其说实无根。同时楚相春申君见杀，而杀之者楚幽王悼，亦流言是春申君子。其情迹与吕不韦大体相似。同时发生此二怪事，较之古史传说，桀、纣暴行，先后相类，更为出奇。昔人辨始皇非吕出者，本已多有其说。 （详见《史记志疑》） 余考《秦策》，吕不韦为子楚游秦，已在孝文王时。所说乃孝文后弟阳泉君。与《史记》所载不同。若依《秦策》，不韦入秦，始皇已生十年，不韦岂能预为钓奇！至不韦纳姬事，《秦策》亦无之。史公不取《秦策》，由其好奇。而不韦之死，其幕后殆有政治上之背景，未必真由嫪毐也。《魏策》有一节：或谓魏王曰：“秦自四境之内，执法以下至于长挽者，故毕曰与嫪氏乎？与吕氏乎？今王割地赂秦，以为嫪功，太后之德王也深，天下必舍吕氏而从嫪氏，则王之怨报矣。”据此，则吕氏与嫪氏为政敌，太后袒嫪氏。嫪氏得志，秦政必乱，故诸侯之怨可报。此亦未见有嫪氏由吕氏进身之迹。至以大阴关桐轮等种种丑闻，竟不知其何由而四播。大抵不韦在秦，虽居相国尊显之位，而兵权实力，则并不在握。始皇既忌之，故因治嫪毐而牵连诬陷不韦。嫪毐既自称为始皇之假父，吕氏宾客，实力不足以抗秦，遂造为飞谣以自快，因谓不韦是始皇真父耳。《秦始皇本纪》载：十二年不韦死，“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可见秦廷忌视不韦宾客，尤以晋人为甚。故借入不韦罪而尽逐之。其年秋，复嫪毐舍人迁蜀者，而吕氏门下宾客，终无明文许复；则此事后面有政治上之关系甚显。吕氏之在当时，是否有取秦而代之意，今虽不易轻断；然东方宾客在文化的见地上轻傲秦人，而秦人对东方文化亦始终不脱其歧视与嫉视之意，则为吕氏取祸之最大原因也。其后因始皇迁太后于雍，齐人茅焦说之，曰：“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秦。”秦王乃迎太后入咸阳。茅焦之说，仍以东方文化为高压，谓有迁母之名，不免为东方人所轻耳。自《史记》载吕不韦事，不免惑于流言，未能抉出当时真相；遂使以下焚书、坑儒诸案，于史实上均不免多增一重之黯晦；故特为之辨析。至于《吕氏春秋》一书在当时学术思想史上之贡献及其重要性，则非此所能详也。
吕不韦既死，东方学者入秦见祸者尚有韩非。非，韩之诸公子，亦籍三晋，与李斯俱事荀卿。或传其书至秦，始皇见之，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其后秦攻韩，韩遣非入秦，非竟囚死。非之死，史称李斯谮杀之。然考《韩非》书有《存韩篇》，称韩客上书，言韩未可举；其人自为韩非。其后有李斯驳议，谓：“非之来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韩为重于韩也。秦、韩之交亲，则非重；此自便之计。臣视非之言文，其淫说靡辨才甚。臣恐陛下淫非辨，因不详察事情。”史所称李斯谮杀非者，疑即指此。然此犹不失为一种政见之异同，斯之为秦谋者如此，未见其即为谮也。又考《秦策》，韩非、姚贾相谮，不及李斯。李斯晚节不终，众恶归之，今亦无可深辨。惟韩非以韩之诸公子，在秦建存韩之议，史称李斯、姚贾谮非，谓：“秦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今不用，久留而归，此自遗患也。不如诛之。”此实秦廷必诛韩非之真意。至秦王始见《韩非》书而深爱之者，亦有故。余考晚周学术，大抵邹衍、吕不韦为一派，荀卿、韩非为一派。邹衍、吕不韦取径宽，主兼容并包，有浑涵之势。荀卿、韩非取径狭，主定于一是，有肃杀之气。秦人于东土文化，始终未能近受，特借以为吞噬搏攫之用。不韦既见杀，而始皇得读《韩非》书，见其所谓“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五蠧》） 一类之语，宜其深喜之。其卒于囚杀非，与其始之深慕非者，其实本于同一心理。要之秦人之视东土之文教及学者，仅等于一种工具。使其无所用，或且为我害，则摧残毁灭之不少惜。决不如东方人对自己文化，有历史传统之观感，与深厚之爱护也。
在韩非前，尚有尉缭，大梁人，亦籍三晋。来游秦，秦王与亢礼，衣服食饮与缭同。缭曰：“秦王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不可与久游。”乃亡去。秦固止以为国尉。此人可谓有深识。其实此非秦始皇一人之性情为然。秦廷对东方文化与学人之心理，始终如是，自其对商鞅以来未有变也。
李斯本亦吕不韦舍人，后为秦客卿。始皇十年，不韦免。是岁，秦议一切逐客。《史记·李斯传》谓由郑国开渠事，然当与吕不韦狱有关，实秦人对东方客卿擅权之一种反动也。李斯上书说，历述秦收客卿之效。又谓珠玉狗马声色之玩，一切物质享用，秦皆取之于东方，何得取人而独不然！秦卒罢逐客令，而李斯大用事。良以秦人对东土文化，虽抱歧视之念，然终不得不降心以相就。且李斯学于荀卿，其议论意趣，亦主于严肃统治。其对东方文化现状，多抱一种裁制之态度。此点与吕不韦极违异，而与秦之国情则较合。斯又为上蔡布衣，与韩非之为韩诸公子，易招秦廷之忌者又别；此其所以独能得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