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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春秋以来，迄于战国，举凡政治、社会、学术思想诸端，均走上一急剧变动之状态。虽其变动之起，或先或后，孰主孰从，有难一言判者；要其相激相荡，以同趋于急剧之变动则一。今试扼要言之。
春秋时代中国诸夏活动之疆土，西限于秦，仅属陕西之东南部。南止于楚，仅属湖北之西北部。北极于晋、卫诸国，晋惟山西之南部，卫仅河南之北部。东达齐、鲁，治化不及于海滨。所谓“中国”者，如此而止。然诸侯错处，见经传者略凡百三十九。其间又杂以戎、狄、蛮、夷。盖当时所谓一国，其意义仅属于一城，与后世所谓“国”者大异。“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国之元首，即一族之宗子。其下则为宗子之同姓近戚，或分封采邑，或同治国政。是一国即一宗、一族之异称。其国际间之往来，则朝聘、盟会、宴享、庆吊，亦无异于数大宗族间之家庭酬酢。此以言其政治。若论庶民，则惟务稼穑。贵族筑城郭居中央为领主。其四鄙则划井为耕地，农人居之。又间以林地或牧场，薮泽或池塘，以及于郊封而止。所谓“封疆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凡土地之所有权，则全属王侯。山林薮泽，渔猎樵采之利，直属封君地主，农民并不得与。而农民之耕于地者，则纳税与服役，而为之臣属焉。以言学术，则“政教不分，官师合一”。大率一国之历史、宗教、政治，三者每混而不别。其典籍掌之史祝，藏之宗庙，即其一宗一姓之父兄子弟亦未必尽晓，无论下民也。
此等状态，春秋二百四十余年，固已日驰月骤，变动而不可止。及于战国，而其为变益烈。循至造成一绝异之阶段。其先诸侯兼并，次则大夫篡夺。一姓、一宗封建世袭之诸侯渐次沦亡，而军政国家之规模于以形成。在内则务开辟，在外则事吞并。遍设郡县以直辖于中央。食俸任职之官吏，代分邑受土之贵族而兴。各国争务于尽地力，刬阡陌，废封疆畔岸，而肆农力于畎亩。于是耕者一夫不定于百亩，而民田亦得自由买卖。井田之制废，而土地之所有权乃自封君转入于庶民。同时山泽解禁，自由工商业勃起。大都市如临淄、邯郸，数百里相望。国家又兴募军，养武士。筑城开渠，建宫室，制兵械。诸大工役竞起，不得不广备奴役。而游士朋兴，君卿贵族争养食客。而社会之剧变，遂与春秋以来大殊其貌相。
然此一时代潮流中剧变之尤堪注目者，则厥为社会学术之勃兴。王官之学散而为诸子，其后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之书籍，凡七十九家，一千二百四十三篇，而词赋、兵法之类不与焉。可想其著述之富。而一大师之所号召，其朋徒之盛，风声之广，盖尤后世之所少见也。然燕惟庞煖二篇列纵横家，秦则自吕不韦后乃有著述。然不韦固亦东方人也。则其时各国学术，高下盛衰亦远异。大抵先起者为儒、墨，孔丘、墨翟皆鲁人，其学风所被，亦以齐鲁东方为盛。继起乃有法家、兵家、纵横家，如李克、吴起、商鞅、尸佼、申不害、公孙衍、张仪之徒，则三晋之士为多。论其学风，不徒先后有殊，亦复东西有别。东方齐鲁学人，大率尚文化，重历史。其学风对象，以整个社会为主。重一般之人生，不以狭义的国家富强为出发点。故其议论思想，往往求为整个社会谋彻底之改进。此为儒、墨两家所同。其后道家继起，其论学态度亦复同也。至三晋之士，则其目光意气，往往仅限于一国，仅以谋其国家之富强为基准。其用意所在，仅就现状粗加以革新，并不能注意及于整个之社会、全部之人生。其思想大体，仅为因利就便，趋于目前之功利而止。故其议论，往往尚权力而薄文化，重现实而轻历史。则法家、兵家、纵横家皆然。此则其大较也。至于秦，僻处西垂，其文化程度较东方为远逊。其所赖以兴国措政，以追逐于时代潮流急转之下者，则尽东土之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