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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序说

一 《论语》之编辑者及其年代

考《论语》之编辑者,凡有数说:

甲、郑玄云:“《论语》乃仲弓、子夏等所撰定。”( 见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引 )邢昺疏谓:“仲弓下脱子游二字。”

然其说不足信。何者?

曾子少孔子四十六岁,于高足弟子中最少,而《论语》载其临没之言,则非二子所撰定也。 (安井息轩《论语集说》)

乙、程子云:“《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 朱子《论语集注·序说》 )其说盖本于柳子厚。

柳子云:或问曰:“儒者称《论语》孔子弟子所记,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已。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何哉?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然则有子何以称子?”曰:“孔子之殁也,诸弟子以有子为似夫子,立而师之;其后不能对诸子之问,乃叱避而退;则固尝有师之号矣。今所记独曾子最后死,余是以知之。盖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与为之尔。”或曰:“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 (《论语辩》)

柳氏此说,按之《论语》首篇《学而》,信而有证。然其说亦有可疑。何者?

姚鼐曰:“《檀弓》最推子游,似子游之徒所为;而于子游称字,曾子、有子称子,似圣门相沿称皆如是,非于称字、称子有重轻也。” (《古文辞类纂》)

丙、或乃谓:上论成于琴张,而下论成于原思,故二子独称名,其不成于他人之手者审矣。( 徂徕一新《论语征甲》

此说尤无理。

或此二章 (《子罕》“太宰”章书“牢曰”,琴牢去姓而书名;《宪问》首章书“宪问”,原宪去姓而书名) 乃二子所记,门人编辑此书,直取其所记而载之耳,未足以为《论语》成于二子之证也。 (安井息轩《论语集说》)

盖《论语》成于何人之手,今日殊难确定。

丁、班固《汉书·艺文志》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皇侃引《论语通》云:“《论语》者,是孔子没后七十弟子之门人共所撰录也。”

惟此说最为无病。大抵《论语》所记,自应有一部分为孔子弟子当时亲手所记录;而全书之纂辑增订,则出于七十子之门人耳。至其书名,直至汉初始见。则《论语》之编辑,或在周末秦时?今考书中,亦有战国末年人窜乱之迹,盖又非尽七十子门人之真相矣。

二 《论语》之真伪

古书每真伪混淆,不易别择,《论语》虽大致可信,而其间亦有窜乱。今略举前人考订之说如次:

甲 版本之异同

《论语》有三种:

一、《鲁论语》二十篇,行于鲁。

二、《齐论语》二十二篇,比《鲁论》多《问王》《知道》两篇。其他二十篇中,章句亦颇多于《鲁论语》。行于齐。

三、《古论语》,出孔子壁中。无《问王》《知道》,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篇》。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文异者四百余字。

西汉末有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遂合而更定,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之二十篇,号《张侯论》。由是学者多从张氏,余家浸微。后世所行之《论语》,殆即张禹更定之本也。故同一《论语》,而有齐、鲁之异,有多寡之殊;则《论语》一书,固有后人之所续入,非尽孔门之原本矣。《齐论》既多《问王》《知道》二篇,而二十篇中章句复多于《鲁论》;则《齐论》之中,后人所附益者应尤多。张禹本佞臣,学识浅陋,其更定《论语》,篇目虽从《鲁论》,而文句则兼采于《齐论》;此《论语》非孔门真本,而经后人窜乱之证也。 (说本崔述《洙泗考信录·论语源流附考》。)

乙 附记混入正文之误

古人书籍,皆用竹简,传抄收藏皆不易;又篇皆别行,故篇末空白处,传之者往往以书外之文缀记填入。在本人仅为省事备忘,非必有意作伪;而后人展转传抄,遂以混入正文。先秦古书,似此者甚众。《论语》亦有其例。如:

一、《季氏篇》末“邦君之妻”章。

二、《微子篇》末“周公谓鲁公”章、“周有八士”章等。

皆或与孔门无关,或文义不类,疑皆非原有之正文也。 (本崔述《洙泗考信录》。)

丙 末五篇之可疑

《论语》可疑之处,犹不尽于上举篇末之零章已也。据清儒崔述之考证,则全书二十篇中之末五篇即《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曰》,皆有可疑之点。今约述其论证如下:

一、《论语》通例称孔子皆曰“子”,惟记其与君大夫问答乃称“孔子”;而《季氏篇》章首皆称“孔子”,《微子篇》亦往往称“孔子”,《子张篇》有称“仲尼”者。

二、《论语》所记门弟子与孔子对面问答,亦皆呼之为“子”,对面呼“夫子”,乃战国时人语,春秋时无之;而《阳货篇》“武城”“佛肸”两章,于孔子前皆称“夫子”。

三、《季氏篇》“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云云,考冉有、季路并无同时仕于季氏之事。

四、《季氏篇》文多排偶,全与他篇不伦;《阳货篇》文亦错出不均,而“问仁”“六言”“三疾”等章,文体略与《季氏篇》同。《微子篇》杂记古今轶事,有与孔门绝无涉者。

五、《尧曰篇》,《古论语》本两篇,或一章,或二章,其文尤不类。盖皆断简无所属,附之于书末者。《鲁论语》以其少,故合之。而不学者遂附会之,以为终篇历叙尧、舜、禹、汤、武王之事,而以孔子继之矣!( 按,此指柳宗元《论语辩》。

丁 上下论之相异

且《论语》之可疑,尚不止于末五篇而已也。盖《论语》一书,尚有上论、下论之辨焉。

伊藤仁斋云:“《论语》二十篇,相传分上下,犹后世所谓正续三集之类乎?盖编《论语》者先录前十篇,自相传习;而又次后十篇,以补前所遗者;故今合为二十篇云。盖观《乡党》一篇,其体制要当编在全书之最后,而今适居第十篇,则知前十篇本已自为成书矣。” (《论语古义叙由》)

今考前人论《论语》前后十篇文体之异者,约有如下之五说:

一、《论语》前十篇记孔子对定公、哀公之问,皆变文称“孔子对曰”者,朱子所谓尊君是也。至答康子、懿子、武伯之问,则但称“子曰”。乃《先进篇》答康子弟子好学之问,《颜渊篇》答问政、患盗、杀无道之问,皆称“孔子对曰”。疑前十篇去圣未远,礼制方明;后十篇则后人所续记,其时卿位益尊,卿权益重,盖有习于当世之称,而未尝详考其体例者。

二、《论语》前十篇记君大夫之问,皆但言问,不言“问于孔子”。后十篇中,《先进》《子路》两篇亦然;独《颜渊篇》三记康子之问,皆称“问于孔子”,齐景公之问政亦然,卫灵公之问陈亦然。盖后十篇皆后人所追记,原不出于一人之手,而传经者辑而合之,是以文体参差互异也。( 《子路篇》义最精密,文体亦与前十篇略同,《宪问篇》次之,《季氏篇》文体最异,《微子》《尧曰》亦参差不一;惟《子张篇》所记皆门弟子之言,无可疑者。 )至门人之问,更不烦称“问于孔子”;乃《阳货篇》子张问仁,《尧曰篇》子张问政,皆称“问于孔子”。其皆后人采之他书,而非孔氏遗书明甚。( 以上据崔述《论语余说》。

三、《论语》前十篇文皆简,后十篇则文皆长。《前论》文过百字者仅两章,他虽长章不满百字;《后论》则三百余字者一章,一二百字者八九章。

四、《论语》前十篇非孔子及门弟子之言不录,惟《乡党》一章记孔子行事,故章皆无冒头突起,其他未有突起及杂记古人之言者。后十篇中如“齐景公有马千驷”“邦君之妻”“太师挚适齐”“周有八士”等章,皆突起,非孔子言,亦非门弟子之言。又如“柳下惠为士师”“周公谓鲁公”及“尧曰”等章,皆杂记古人之言,与《戴记·檀弓》各篇相似,而与前十篇体例不类。

五、《论语》前十篇篇目,皆除“子曰”“子谓”等字,惟《子罕》即以发首二字为篇目;后十篇则惟《先进》除发首“子曰”二字,其余即皆以发首二三字为篇目。前十篇以人名为目者三,后十篇以人名为目者九。今制简表如次:

(以上徂徕春台《论语古训外传》附录《论语先后编说》。)

据上四例,则知《论语》一书,其中亦自有分别,非全部皆孔门相传之精辟,学者固当分别而观之矣。善乎赵瓯北之言曰:

战国及汉初人书,所载孔子遗言轶事甚多。《论语》所记,本亦同此记载之类,齐鲁诸儒讨论而定,始谓之《论语》。语者圣人之遗言,论者诸儒之讨论也。于杂记圣人言行真伪错杂中,取其纯粹以成此书,固见其有识;然安必无一二滥收者,固未可以其载在《论语》,而遂一一信以为实事也。 (见《陔余丛考》卷四。)

必明乎此,而后始可以读《论语》。

三 《论语》之内容及其价值

《论语》一书,其编次体例,并无规定;篇章先后,似亦无甚意义。论其内容,则如《汉书·艺文志》所谓“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略举纲要,可分以下之各类:

一、关于个人人格修养之教训。

二、关于社会伦理之教训。

三、政治谈。

四、哲理谈。

五、对于门弟子及古人时人之批评。

六、孔子之出处及其日常行事。

七、孔子之自述语。

八、弟子之诵美及时人之批评。( 孔子人格之反映

九、孔门弟子之言论行事。

上列第一、二两项,约占全书之半;其余七项,则亦占全书之半。《论语》内容,大略如此。要之,《论语》者,表见孔子人格思想之良书也。舍《论语》则孔子为人之精神,及其思想之大要,亦将无所考见。夫孔子人格之伟大,与其思想行事影响于后世之隆久,宜为含识之伦所共认,则《论语》之价值,亦从可想见。盖孔子为人有若干之价值者,则《论语》一书亦附带而有若干之价值也。

四 《论语》之读法及本要略编纂之体例

《论语》一书,既有若是重大之价值,则吾侪将用何法以善读之乎?窃谓读《论语》者,当分四步下手。

一、《论语》价值,既在表见孔子之为人;则读《论语》者,其主旨自在研究孔子,可无待言。而凡研究一伟大之人物者,最先首当注意其一生之行实,次及其人之性情,以至于日常之琐事;凡以考察其为人真精神之所在,而使其全人格之真相,活现于我之脑际,自明晰而感亲昵,自亲昵而生了解,然后乃研究其思想学说之大体,乃为得之。《孟子》曰:“颂其言,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万章》下) 故读书者,不贵其闻书中之言,而尤贵于识书中之人。求识孔子之为人,即读《论语》者第一步主要之工夫也。

二、求识孔子之为人,不可不知孔子之时代背景。凡孔子当时之政治情势,社会状况,以及学术界之风尚,士大夫之生活,人民之心理,及孔子当身所交接之人物,所经过之邦域,均当一一顾及;而后孔子在当时之思想学说行事等等,乃可以考见其来源,审察其成效,而辨别其是非得失之所在。故读《论语》者,其眼光尤当旁及于孔子以外之人物,如孔门之诸弟子,孔子所遇列国之君卿大夫及并世贤者,大半载于《论语》。又当参考《左传》《国语》诸书,以见其详,以推而至于孔子时代之全景。是为读《论语》所当注意之第二步。

三、一伟大之人格,高尚之学风,其影响所及,常不止于当其身而已也。若孔子则流风所被,迄今未沫,则历来学者对于孔子之态度与意见,亦不可不知。顾兹事体大,无已,则即取历来学者对于《论语》一书之注释发明,择要浏览;不徒可以为读《论语》原文之一助,亦借此以见各时代学者对于《论语》一书之意见与态度为何如,而孔子对于后世之影响亦从可知也。 (别详下节。)

四、孔子为二千五百年以前之人物,孔子学说思想为二千五百年以前之学说思想,吾侪生二千五百年以后,读其书,不可以不知时世之差。孰者为历久不磨之真理,可以俟诸百世而不惑,犹可以为吾侪所取信;孰者仅为时代之产品,事过境迁,已不复适用于今日,而不足以资崇奉。夫治学本所以致用,此则为读《论语》者一最后之工夫也。

要而言之,则读书者:

一、当注意于书中之人物、时代、行事,使书本有活气。

二、当注意于书中之分类、组织、系统,使书本有条理。

三、当注意于本书与同时及前后各时有关系之书籍,使书本有联络。

四、当注意于本书于我侪切身切世有关系之事项,使书本有应用。

读他书如是,读《论语》亦莫勿然。至于此册之编辑,则以限于篇幅,未能详备,注意所及,仅在上列第一步工夫。先叙孔子事略,乃及其学说之大要,次及门弟子言行。编选材料,一本《论语》本书,而亦时及同时及后世有关系之书籍。于上论四步读法,盖亦微引其端。触类旁通,是在读者。

五 《论语》之注释书关系书及本要略参考之材料

《论语》之注释最先有汉郑康成注,已佚,近人有辑本。其后有:

一、魏何晏《集解》,梁皇侃《义疏》。何晏本即现行十三经注疏所载。

二、宋朱熹《论语集注》,《论语或问》。《集注》简明,为宋以来至今通行之读本。

三、清刘宝楠《论语正义》。

何晏《集解》,可以代表魏晋及两汉人对《论语》之见解;朱熹《集注》,可以代表宋明人对《论语》之见解;刘宝楠《正义》,可以代表清儒对《论语》之见解。各时代学者治学之目标与方法既有不同,故其对于同一书之见解,亦不能出于一致。学者当平心参观,乃可以兼其长而略其短。

其他有关于研究《论语》之书籍,殆不下五六百种,可见《论语》一书,其取得古今学者之注意者为甚至矣。本《要略》先详事实,次陈义理,并尚简要,不贵博辩。所引专及原文,或兼附注释,取易明晓,则以朱《集注》、刘《正义》为主。其他取材,均注出处。 (所引日本诸儒说,均见蟹江义丸《孔子研究》。) 或有仅具定论,未能详陈考订辨释之所以然,则以篇幅所限,然亦足为学者研究《论语》之一臂助也。 SbYSrkqdxLwChsAHFwmmBhfbqgWhg9hq9b5FHL8kJpyfeRUxrteaSNv7RHPgOv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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