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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强烈反对将小说削减为观点。在我看来，读者们总是会被流行的信念引入歧途，认为一部小说是从某一个源头性的“观点”中生发出来的，而那些将小说当作一种完全的智性活动、一种通过纯粹装饰性的叙事手法来对观点进行理性表述的批评实践，则进一步将读者带偏。在讨论那些明显涉及社会、政治或伦理议题的小说时，尤其是在讨论被认为是“点子文学”（literature of ideas）的科幻小说时，这样的批评声音是如此常见（尤其是在教学和学术性文本中），以至于将我逼到了几乎有点疯狂的反对派那一边。
作为回应，我发现自己总是在说智性与写小说或读小说无关，说写作只是一种纯粹的入神状态，说我在写作时只追求让自己的无意识思维掌控故事进程，而理性思维则只在修改时负责对真实性进行审查。
这一切都千真万确，但只说了一半。因为人们往往只看到和讨论另外那一半，以至于我为了矫枉过正而把写作说成某种玄之又玄的东西。
当批评家说我手段高超心机深厚时，即便他们意在赞美，我仍不得不否认自己的小说有任何说教意图。当然实际上是有的。我希望能避免说教，但好为人师的冲动往往比我自己的意志更强大。然而，我宁愿自己因为抵抗这种冲动的努力而非失败被夸奖。
即便是在相对成熟的批评中，那种将某个角色（特别是某个令人同情的角色）所说的话等同于作家想法的幼稚理解，也会驱使我否认自己赞同于角色所说的话，即便有时候我的确赞同。除此之外我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声明角色的声音永远不是来自作者的声音？
Je suis Mme Bovary.
福楼拜如是说，带着一如既往的嗟叹。我说：
J’aime Shevek mais je ne suis pas Shevek.
嫉妒荷马与莎士比亚，他们作为半真实半虚构的存在，逃过了如此粗暴的同化。他们不费吹灰之力便能置身于事外，而我则不得不处心积虑大费周张，并且永远无法完全成功。
因此，《一无所有》作为一本不仅涉及政治、社会与伦理，更是通过明确的政治理论来处理这些议题的科幻小说，曾给我带来太多伤痛。人们通常（并非一直如此但却常常如此）把它当作一部论著而不是一部小说来讨论。这当然是它自己的错——谁让它宣称自己是一部乌托邦呢（即便是“不确定的”）？ [2] 每个人都知道，乌托邦不应该作为小说，而应该作为社会理论或社会实践的蓝图来读。
但事实在于，从十七岁在哲学入门课上读到柏拉图的《理想国》时起，我就一直把乌托邦当作小说。实际上，我一直把所有东西当作小说，包括历史、回忆录和报纸。我认为博尔赫斯说的对，一切散文都是小说。因此当我着手去写一部乌托邦作品时，我当然是在写小说。
对于它被当作一部论著我并不感到奇怪，但我会好奇，那些把它当作论著来读的人，有没有想过我为什么把它当作小说来写。他们是否像看上去那样，对使其成为小说的要素无动于衷——譬如不能被简化为单一主题阐释的内在自相矛盾的小说式叙事，譬如拒绝被缩减为抽象概念和二元对立的小说式“深描”（来自格尔茨的术语）
，譬如逃避寓言式阐释的具象为角色及其戏剧冲突的伦理困境，譬如并非完全对理性思维开放的各种象征元素的呈现？
或许你能够理解，我拿起这部关于《一无所有》的文集时为什么会缩头缩脑。过往的经验让我预期会读到一套智力操演，即便不指控我说教、道德主义、政治天真、无可救药的异性恋、刺耳的女性主义，或者布尔乔亚式软弱，即便它们对这部作品“说什么”表示兴趣或支持，也必定会全然无视它“如何说”。
在小说中，“如何说”就是“说什么”，因此有用的批评会让你看到一部小说是如何说出它所说的东西的。
让我感动和惊喜的是，这部文集正是这样做的。这些文章在谈论的并不是这本书的观点，而是这本书本身。
或许表达这份感激的最佳方式，是承认阅读这些文章让我对自己是如何写的，以及为何这样写这本书的理解，远远超过了曾经的认知。它们极少夸赞这本书的目的性，从而让我能够自在地夸赞它的非目的性，让我再一次思考我曾经想做什么，又是如何尝试去做的。它们将这本书按照我曾孕育它的模样交还给我，不是对观点的解说，而是对观点的具象化，是一件革命性的手工艺品，包含着能够革新思想与感知的潜在的永恒动力，正如同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设计，或者我曾成长于其中的伯纳德·梅贝克（Bernard Maybeck）所设计的房屋。
这些批评家让我看到，我在写作本书时，看似遵循某种并非武断却也并非理性决定过程而创造出来的叙事中，其事件与人物关系是如何构成一座建筑的，其本质上是美学的，并且 正因为如此 而实现一种智性或理性的设计。他们让我得以看到，那些连接与回响、跳跃与重复所形成的系统，是如何让叙事结构得以成立的。这正是我最初理解的那种批评，严肃、有的放矢、通俗易懂。这种批评对于阅读我的文章或者其他人的文章来说都是无价的帮助，我向其致敬。
尽管在写作本书之前，我曾全身心地沉浸于乌托邦文学，沉浸于和平无政府主义文学和“共时物理学”（姑且认为它存在）中，但我对于相关理论思想的知识却很薄弱。当我读到这些文章中一再出现的引用——首当其冲是黑格尔，还有巴赫金、阿多诺、马尔库塞等等——我又不禁有点缩头缩脑。我很惭愧。我使用抽象思维的能力并不比一只小狗好到哪里去。无论那时还是现在，我都仅仅知道这些作家的名字和声誉而已，我的书并非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写成，而他们也无法为书中的任何内容负责，无论正面还是负面。这最多只能被视为某种有趣的思想之间的平行或交错（就像卡尔·荣格的“阴影”理论与我的《地海巫师》一样）。
另一方面，我很高兴看到自己的思想实验能够与那些的确对此有贡献的思想家们并列比照——首先是老子，还有克鲁泡特金和保罗·古德曼。
这本文集中的许多作者将《一无所有》视作我作品中与众不同的一部。这种非历史化的观点似乎有点怪异，因为这本书已经面世很久了，而且并非与我的其他作品全然不同。在此之后，我于1982年写过一篇相当长的关于乌托邦的讨论文章，名为《一个非欧几里得观点：加利福尼亚是个寒冷之地》，而这篇文章则清晰地联系着我的第二部（或许与第一部极为不同）乌托邦小说，《总在回家》（
Always Coming Home
, 1985）。思考《一无所有》时，我很难把这两部作品抛诸脑后。它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以比较我在那部早期作品和之后的文章与小说中所作的尝试——既有一致性，也有思想的变化，进步，退步，美学与智性的意图。此外，文集中这些作者无一例外地拒绝将《一无所有》读作一部单一主题、一元化且思想封闭的文本，这让我渴望看到他们中一些人会如何理解《总在回家》，后者经常被读作（或者被弃而不读）一部描绘伪印第安人幸福猎场
的天真且倒退的画卷。一部分评论家指出《一无所有》中的叙事实验与后现代主义带有明确自我意识的虚构性，这些都在《总在回家》中得到进一步延伸。我自己会好奇，为什么我只有在写乌托邦（或者多少掺杂了其他东西的半乌托邦）时才使用这些特定技巧。在其中一些文章中，我开始抓住一点头绪，并且很希望能多学一些。
我没有在其中发现任何需要更正的地方——没有任何在我看来明显的错误或误读。我要指出的是，海恩人的负疚感并非毫无缘由或虚无缥缈。人们会从其他“海恩系列”的故事中发现，作为所有人类的祖先，海恩人有过一段漫长的历史，它就像所有人类的历史一样可怕。因此在小说结尾处登场的凯索，他对于希望的追寻其实是深思熟虑的。然而他究竟找到了还是没找到，书中并没有告诉我们。在一些文章中，我感受到了一点点一厢情愿的倾向。这本书并非圆满收场，它有一个开放式结局。不止一篇文章指出，当谢维克和凯索抵达阿纳瑞斯时，他们很可能会被愤怒的暴民杀死。谢维克关于他的人民的那些计划与希望，极可能落空或者化为乌有。这样的结局并不会让凯索吃惊。
说到书的结局，我必须再次感谢本书的第一位读者与批评者，达科·苏恩文，他带着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无情眼光和一位朋友的慈悲心肠对待我的无政府主义手稿。全书原本只有十二章
，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十二章？”达科愤怒地叫道，“应该是奇数才对！这个闭环又是怎么回事？你不能封闭这个文本！这个环是打开的还是关上的？”
环打开了。所有的门都打开了。
为了打开所有的门，你必须先有一座屋子。
那些帮助我建造这座四面通风的想象之屋的人，那些为其带来慷慨的评论和敏锐的感知，让每个房间都充满响亮而无尽的争论从而生生不息的人，我深表谢意。欢迎你们，ammari
。
本文初次发表于《厄休拉·勒古恩〈一无所有〉中的新乌托邦政治》（劳伦斯·戴维斯与彼得·斯蒂尔曼编，莱克星顿出版社，2005年），是对该书中所收录文章的统一回复，2014年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
[1] 《一无所有》（ The Dispossessed ）是勒古恩1974年发表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小说，故事围绕天仓五星系的一对双子星阿纳瑞斯与乌拉斯之间的关系展开。安塞波是根据小说主人公谢维克的数学理论发明出来的瞬时通讯设备。
[2] 该书副标题为“不确定的乌托邦”（ An Ambiguous Utop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