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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莫斯科，国内外文献学家都在寻找仍在世的前一个时代的见证者；在这里，著名作家的遗孀身价最高（比如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任何幸存下来、比别人活得更久，并且可以作证的人都备受崇敬；这里充斥着回忆录、纪念品和日记，充斥着收藏家和档案管理员，充斥着真真假假的艺术家，充斥着 进去 （sat）过（比如说劳改营）的人，以及因为没 进去 过而自觉羞愧的人。——我见到了皮利尼亚克的儿子，鲍里斯。不错，这里的确有很多 猎人 ，追逐着幸存下来的上个时代的见证者，但我自认并不属于此列：我对席卷所有人的传记狂热无感，尽管我能理解它从何而来。在这种环境下，俄国形式主义者所赢得的斗争——为艺术作品的文本而进行的伟大斗争——被证明是徒劳的。无数作家只得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文本湮没在巨细靡遗的传记狂潮中……
鲍里斯·安德洛尼卡什维利是皮利尼亚克与第三任妻子、著名的格鲁吉亚电影演员兼导演基拉·安德洛尼卡什维利所生的儿子。鲍里斯高大、健壮、英俊，是一名训练有素的电影演员。他自封为格鲁吉亚人，为自己的贵族姓氏感到自豪，说俄语时带着浓重的格鲁吉亚腔，在家里喝chacha
，吃khachapuri
。他真正的故乡不是寒冷而乏味的莫斯科，而是被伊萨克·巴别尔誉为“玫瑰与羊脂之城”的第比利斯。我们见面时，他已经放弃了电影事业，正忙着管理父亲的遗产。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他做起来颇为业余。他自己也写过几部散文，正处在第二段婚姻中，期间有了两个孩子，五岁的基拉和两岁的桑德罗。
那篇关于鲍里斯·皮利尼亚克的硕士论文，我始终没写出来。我中途放弃了。不久之后，我把《裸年》《暴雪》和《故事之为故事的故事》翻译成了克罗地亚语。我确实完成了一篇硕士论文，但讨论的是完全不相干的主题。我又见过鲍里斯两次，最后一次是在1989年9月6日，他在莫斯科逗留期间。那次他送了我一本最新出版的皮利尼亚克文集，序言是他亲自写的。若非扉页上的题献标有日期，我恐怕早已记不起这个细节了。我当时差点儿没认出他来，他的表情隐约流露出内心的某种屈服。我们又通了几封信，便失去了联系。苏联解体了，接着南斯拉夫也解体了，四年后，我离开了这个国家。我已经合上了许多文件夹，其中包括在莫斯科的那一年，那时我本应深入研究皮利尼亚克的作品，但我探究的不是文学，而是生活，尽管在当时，两者似乎难以分割。
七年后，鲍里斯·安德洛尼卡什维利逝世，享年六十二岁。这个消息我是在网上看到的。他的两卷本文集于2007年出版。他的女儿基拉完成了硕士学业，出版了一本关于祖父的书，还编辑了两卷令人印象深刻的皮利尼亚克书信集。我不确定自己会不会读这些书。我经常在不同的国家穿行，身上的行李越少越好。我已经合上了很多文件夹，而一旦被合上，它们就变得不可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