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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是在1975年。我从（如今已不存在的）南斯拉夫出发，前往（如今已不存在的）苏联，进行为期两个学期的访学。有一个特殊的事件铭刻在我第一次去莫斯科市中心的记忆里。当时我需要去卫生间，但饭店或咖啡馆不是那么容易进的，到处都大排长龙，公共卫生间更是几乎不存在。但我后来还是奇迹般地找到一个。就在我走出隔间的时候，一群吉卜赛女人围了上来，大概有五六个。我完全搞不懂她们想要我做什么。口沫横飞中，她们轻柔地摸遍我的全身，拿起我的手，摊开我的手掌，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随后，她们消失了，像出现时那样迅速。我迷迷糊糊走到大街上，发现手里攥着一个纸团。我打开手掌。一把破碎的彩票掉了出来。我检查手提包，大概有两百卢布不翼而飞，在当时，这相当于苏联人两个月的平均收入。丢钱完全没有困扰到我，相反，一在莫斯科落地，我就好像飞进了布尔加科夫笔下《大师与玛格丽特》中的日常生活。如果说皮利尼亚克的女主人公索菲亚是透过屠格涅夫式的浪漫主义棱镜看世界，那我（至少在当时）使用的是一个布尔加科夫式的棱镜。

我被安排住进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学生宿舍，住在B区513室，和一个学数学的女同胞共用洗手间和门厅。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清这座大楼的出入口，以及如何在划分成不同区域的庞大迷宫中找到要找的东西。B区我那层楼住的有南斯拉夫人、芬兰人，还有阿拉伯人——公共厨房里热烘烘的陌生香料味道宣示着他们的存在。三个芬兰人中有一个获得了一项奖学金，他的博士研究对象是当时尚在人世的米哈伊尔·肖洛霍夫。三个芬兰人，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很快就忘了他们所为何来，在紧闭的房门后面喝得昏天黑地，一直到回国的前一刻都停不下来。各种各样的禁令使得当地人很难搞到伏特加，但外国人可以利用护照和硬通货在连锁商店买到。连锁商店名叫 小白桦 （Beriozka），那里的伏特加比芬兰便宜很多。

和芬兰人不同，我来这里的目的是为我的硕士论文搜集资料，研究对象是鲍里斯·皮利尼亚克。在为期十个月的学年中，我在列宁图书馆（也就是今天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度过了最初的两三个月。光是进入图书馆就是一种折磨：首先，你得排无休止的长队进入衣帽寄存处；然后，再排无休止的长队通过图书馆警卫的安检口（我还记得手袋里的东西每天都是怎样被倾倒在桌子上的），才能进入图书馆的功能区；再然后，你还得等待一个类似于火车和铁轨模型的装置把预约的图书传送到你面前（我该不会是在做梦吧，真的存在这种东西吗？！）。也许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在图书馆睡觉，让安静的鼾声成为整个氛围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图书馆每天只允许复印二十页，所以那两三台复印机前总是排着长队。复印纸粗糙厚重，和硬纸板差不多。要是付得起钱，可以雇一个 代理 来替你排队和复印。不过，最令人厌恶的还是图书馆阁楼的吸烟区——一个又小又闷的房间，放着几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桌上有几个大圆锡盒，都是废弃的胶卷盒，里面堆满了烟头和烟灰。烟头山的脚下坐着其殉难者，也就是烟鬼们。就连食堂也无法带来一点预想中的人性和温暖，因为也要排很长的队才能进入，然而这种等待并不值得：糟糕的咖啡、无人不知的俄罗斯好茶，更不用说那些惨不忍睹的热狗，它们出现在各种地方——学生食堂的主食柜台、街头小贩的锅子，还有廉价的莫斯科小吃店。

图书馆中的工作是艰苦的，需要耐心，我显然不具备它所要求的超凡魅力。相比之下，莫斯科的平行文学生活则有趣极了。在这种平行生活中，人们在朋友和各种社会关系的帮助下四处奔走：一个在图书馆工作的朋友会给我需要的书拍照。然后我们把胶片冲洗出来，排列成书页的样子。我有好几箱这样的书，都印在相纸上。这种平行生活里居住着上一个时代的见证者，结交他们远比在图书馆学习更有用。在这里，人们仿佛置身于冥府，可以见到俄罗斯先锋派的最长寿的代表，那些纯靠运气活下来的人； ^[3] 在这里，书籍被秘密地复制和分发。像我这样的外国人很有用：我们可以在小白桦买到一些很难找到的书的俄语版，把tamizdat（在国外出版的俄语作品）走私到苏联，并像邮递员一样把手稿走私出去。 6p5Uy6ueWjq47yoWHg72LLCZXwJS1mj2qZ2fHWNqeLfjEmxdY+zvZS7LSGGIqv7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