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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的环境）极具欺骗性，却常常不可避免地构成我们对世界其他地方的第一印象。旅行手册里充满了有意的误导——不过人们对此喜闻乐见。我们可以不理会手册里那些像甜点一样诱人的图片，机场却是确实存在的，能带来粗糙而真实的体验。
新加坡机场一直以功能齐全、效率高、规划合理而著称。看起来好像有人事先就演算好了一切，算出要花多少钱并且按时付款。
位于伦敦的希思罗机场
却一片混乱，像一艘自命不凡、缓慢而笨重的船——一艘在海上却不断重建的船。工作人员都没有礼貌，为拥有一点小权力而窃喜。多年来我一直不能忘却的场景，是一位认真的中国学生被一个移民官员找碴儿，这个官员用米德尔塞克斯
口音说出的要求令人难以理解。
印尼雅加达的新机场表面上看起来很吸引人，就像一座向世界开放的传统建筑。整体效果却像患有巨人症的必胜客。士兵们穿着不雅的紧身制服，站在周围无所事事，似乎手都没有地方放。如果你与他们目光相对，他们会红着脸玩弄靴子。我们被引导至两个通道，一个给有签证的人，一个给没有签证的人，而我并没有签证。工作人员用印尼语一一盘问为什么没有签证。事实上，经过一些象征性的等待，每个人都会被允许入境。
“为什么没有签证？”
“因为在印尼驻伦敦大使馆，他们说我不需要签证。”这是我在印度尼西亚用印尼语说的第一句话。会起作用吗？在外人看来，说一种新的语言总是像编一本难以置信的小说。官员顿了顿，皱了皱眉，然后咧嘴大笑。
“非常好。”他说道，慈父般地拍了拍我的手臂。那一刻，我知道我在印度尼西亚会一切顺利的。
出海关后，外面是喧闹的世界，疲惫不堪的人们习惯性地在愤怒中讨价还价。一位身材矮胖的男人走近我，他的一只眼睛有疤痕，长发油腻，衣服很脏，像一个海盗。事实上，他非常乐于助人。我们开始对出租车车费讨价还价。他对我在西非这所严酷的学校获得的还价技巧感到震惊。
我不是和你一样的人吗？难道我的孩子不用吃饭吗？你为什么要问这么多来侮辱我，等等。
“哦，好吧，”他说，“正常票价是一万四千。”
他把我带到一辆破旧的小面包车前，它局促地停在长长的豪华轿车中间。另一个相貌可疑的大个子钻了进来。如果是在西非，我肯定会对此感到非常不高兴。局面将是二对一。车可能会停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或许一把刀在黑暗中被拔出。像往常一样，我犹豫不决，因为语言不够流利而气馁。一个人很难同时做到既坚定又语无伦次。为时已晚，我们出发了。
我的同伴用听起来很神秘的辅音和咕噜咕噜的元音与司机交谈，我根本无法理解。这一定是雅加达的方言巴达维
。我们很有风度地互相自我介绍，交换了丁香味的香烟，大家都是满脸笑容。我学会了“火柴”这个词。司机随后开始了我无法跟上的长篇大论，我再次哑口无言，假装明白地点点头。有一个词一次又一次地出现：cewek。它似乎总是与不幸联系在一起。它是什么意思？是政府、油价，还是宗教信仰的一些形而上学术语？最后，看起来我需要做出一些评论。
“‘cewek’是什么意思？”我感觉到自己的语气在颤抖，就像一位法官在询问爵士乐的定义。他俩都转过身来盯着我看。
“cewek？”他们双手平放在胸前，仿佛抓着西瓜，在空中勾勒出蜿蜒的曲线。啊，可能是表示女性的俚语吧。我不知道我应和了什么。
我们在黑暗中飞速前进。硬纸板做的凯旋门矗立在路边，上面的铭文宣告了四十年来的自由。
夜空中的光芒表明这是座城市，蔓延着由人类粪便、木柴烟和提纯不佳的汽油燃烧混合而成的浓郁气味。火光在黑暗中闪烁，铁路货运车、烧毁的卡车、在垃圾堆中拾拣的模模糊糊的人影、奇怪的荒凉棚屋……你经常来印度尼西亚吗？不，这是我第一次来。那么，你是从哪里学会印尼语的呢？伦敦。在伦敦可以学习吗？啊，那很好。是的。英国女人会喜欢印尼男人吗？她们会爱他们的。但印尼男人是不是太矮了？浓缩的都是精华。哇！确实如此。他们咧嘴笑了。都是关于女人的话题。我要去哪里？不，不，明天吧。我累了。只要一个酒店，不要太贵的。
他们毫不掩饰，抽了更多的香烟。通常我不吸烟，但这是一种与人打交道的有效方式。我们在一家小旅馆前停了下来，他们叫嚷着进行交流。住满了，去街角试试，那里也满员了，再找个新地方。我们在一栋不起眼的建筑前停了下来，光秃秃的灯泡闪闪发光。它很便宜。一切看起来都是光秃秃的，但很干净。我们爬了几层楼，出租车司机也来了。我们爬上梯子，来到屋顶。这是一个小木屋，有一张硬板床、一个风扇。这就够了。出租车司机绽开了笑容。看，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好地方。又是更多的香烟，握手。
这家酒店由来自万鸦老
的学生经营，他们是长得像华人的基督徒，与业主有着紧密但不明确的亲属关系。对某些人来说，就像在西方一样，“学生”这个词是对放荡、游手好闲的人的委婉说法。但对皮特来说不是。
我还未进门，他就来找我了。我犯了一个错误，在登记时将职业描述为教师。
“我是一名学生。”他自豪地说道。
“什么专业？”
“哲学。”在印度尼西亚，哲学是一门厚重的学科，“我读过亚里士多德、萨特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我想和你讨论我的毕业论文，名为《后存在主义世界中的人类困境》。”
“呃。也许我应该先吃饭。我去哪儿比较好呢？”
我被带到另一个地方，那里的年轻人在一个改装过的车库里煮面条，同时轮流使用一台打字机。
“请原谅。我们是新闻专业的学生，但只有一台打字机。”
他们在爪哇的酷暑中打字、炒菜和喋喋不休，他们使用母语——婆罗洲的方言。他们能听懂我，但我听不懂他们。最后，他们用印尼语把要说的话打出来给我看。
这是我在新加坡之后看到的又一个令我惊叹的地方，温暖且有人情味。中产阶级和穷苦之家紧挨着，马路旁的小巷展示的不是城市生活，而是村庄。大人们无情地擦洗孩子、准备食物，勉强维持生活。人们向陌生人挥手微笑，尽管陌生人并不少见。大人们恐吓要把孩子交给陌生人，嘲笑被吓哭的孩子。无论白天黑夜，都有一排排赤身裸体的孩子在公共浴室前排队。一块牌子向一个没人相信它的世界宣告：“生两个孩子就够了。”卖食品的人四处游荡，一个疯女人在街上跑来跑去做鬼脸。
在路的两边是敞开的下水道，被垃圾堵住了。下雨时脏水四溢，好在几个月都没有下雨了。孩子们在下水道里划船。有个人来钓青蛙吃。黑暗中，我的脚突然扎进了一边的下水道中。新闻专业的学生们吓坏了，他们把肥皂塞到我手里，咕哝着安慰我的话。
“你离开时，我们送你回家，否则异装者可能找上你。他们非常强壮，专门在酒店外面等美国富人。”
但回到酒店，等待我的只有皮特。他向我挥舞着复印的文章。“拜托，我跟爱因斯坦相处有困难。”他说得爱因斯坦好像是个顽固的孩子。
“这是用英文写的一句话：‘空间是无限的，但并非没有边界。’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为此纠结了半个小时。直到这时，他才透露他的床底下有一本字典，和冰箱、电话还有其他贵重的东西放在一起。床的上面是他轮流拼床打滚的表兄弟们，像哈罗德百货促销的套头衫一样纠缠在一起。他们若无其事地进来，睡觉，又若无其事地出去，随时都会挠着痒出现。在皮特的监视下，我没从他们嘴里听到过“cewek”这个字眼。
“如果我叔叔看到这里有女人，他会把我们都赶到街上。就这样。但他是一个好人。”
“是的，我能理解。”
天气闷热，死气沉沉。屋顶上吹来一阵微风，蚊子在窗户上开始嗡嗡叫。是时候睡觉了。
凌晨四点半，突然有人在我耳边大喊大叫，我被吵醒了。火灾？不。有人兴奋地宣布现在是印尼西部时间四点三十分
。他们好像在使用扩音器。
我透过窗户睡眼惺忪地往外看。在一百英尺外，一座清真寺的尖塔高高耸立。两个扩音器的喇叭正对着我这边，气势汹汹叫人害怕。随着一阵响亮的噼啪声，一位宣礼员的讲话充斥了整个天空，然后是另一位。到了五点开始认真祷告的时候，我成了五个清真寺扩音器的焦点，每个扩音器都在大声喊出信息的不同部分，好像将我专门圈出特别需要救赎一样。整个小屋都因他们的虔诚而颤抖。在祷告结束时，声音通常会平息下来，但今天是星期五，无线电波开始传递关于服从父母和圣言的严肃信息。
从屋顶上可以看到，整个街区的人就像空袭中的伦敦市民一样坚定地做着自己的事情。街对面，一家制作衬衫的血汗工厂经理挥手示意他的“兔子”——这是一种推测。他的孩子们已经跑远，到外面猎鸽子、踢足球。只有一个，看起来像一只被剥了皮的兔子，留着狰狞的发型，被父亲拖着去清真寺。他对我咧嘴笑了笑。
“你为什么不来？”
“明天吧。”
卖沙茶酱烤肉的男人，像连环杀手一样津津有味地磨着刀。普通百姓艰难求生。
身后传来礼貌的咳嗽声。是皮特，刚洗完澡后的他湿漉漉的，手里却抓着一本大书。他是基督徒，不会去清真寺。
“所有场所要几个小时后才能开放，”他说，“我们可以坐下来一起读我的论文。”
至少过了一个小时，我觉得自己表现出了足够的专注。这是一部渊博的作品，却被注重细枝末节的、学术性分类的大手所拖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非常缜密。”
皮特很高兴。
“别担心。我们以后有足够的时间继续讨论。这一版还没有包含附加内容。”
在楼梯的底部，他张贴了一份新的规定清单，不再允许将上膛的步枪带进卧室。他还竭力禁止女人进入，除非出示婚姻证明。然而，在这个令人头疼的领域里，含糊的英语术语让他无所适从。上面写着：“禁止女性进入，除非经由她们的丈夫。”
今天是参观博物馆、与学术界接触的一天。晚上，我将搭乘前往爪哇东端泗水
的通宵巴士，在那里乘船前往苏拉威西岛。
我见过的每个人都谈到雅加达的狡猾扒手。印尼人对他们偷东西的技巧有种反常的自豪，英国人对足球流氓的下流和火车大盗的大胆
也是同样的感觉。因为不断收到警告，我购买了一种奇怪的腰带，足以装下所有现金和证件。第一次穿上它，我热得大汗淋漓，肚子显得硕大无比。
这一天都在漫长的长途旅行中度过，公共汽车、出租车、步行、由割草机发动机驱动的三轮车轮番上阵。在所有官方场合，我都受到了极大的尊重，并被要求在访客簿上签名。然而，如果我要求见任何具体的人，那他要么是没到，要么已经离开，要么正在开会。不过，他们很快就会回来——但不确定。有人非常坚定地报告说，一位我要联系的女士刚刚离开了办公室。后来我发现她在澳大利亚已经两年了。我改变了策略，尝试在我到达之前就打电话。此时此刻，我该羡慕那些发出咔嗒声、嗡嗡声，每次都能让你接通对方的新加坡电话了。我加入一个电话亭外的队列，亭子里坐着一个腰身肥大的男人，正与人闲聊，这是上班族的典型作风。太阳火辣辣的。一名警察从附近的办公室里出来，对我咧嘴一笑。我也笑了笑，用滑稽的夸张方式擦了擦额头。他对着电话亭里的男人点了点头，做了个手势。我也点了点头。他招呼我过去。
“用我的手机。”他邀请道。
我打了几个电话后提出要付他话费，但被他挥手拒绝了。
“很高兴见到你。欢迎来到雅加达。”
用外语通话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对语言的不理解，使本就岌岌可危的交流过程愈发困难。如果人们窃窃私语或大喊大叫，有滑稽的口音或语速很快，如果他们咳嗽或有卡车经过，整个交流的大厦就会坍塌。打电话有特殊的习俗。在世界各地，人们几乎都用“哈啰”或他们的语音系统中类似的问候词开始一次通话。然而，通常这个词不是英语中的问候语，而只是一种呼叫信号，你必须立即正确地回以问候，否则会被认为粗鲁无礼。当电话在英格兰还是让人费解的新鲜事物时，电话礼仪刚处于成形阶段，接电话究竟应该以“哈啰”还是“喂”开头，人们意见不一。现在是说“哈啰”居多。但是，当通话进行到一半时，我突然意识到，不知道当地结束通话的惯例是什么，这令我很不安。你是否应该说“希望再次收到你的回音”？当你们从未真正见过面时，你是否应该在最后高兴地说“直到我们再次见面”？我的第一次通话无限拉长，远超常规通话时间。最终，我学会了“再见”“结束”这两个词。
如何称呼人令人头痛。为了让自己与广播时代保持一致，印尼人不得不发明一个新词“你”，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有关年龄、地位和尊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决定了如何称呼你现实中看到的每个人。然而，当我在通话中尝试使用这个词时，每个人都嘲笑我。
是时候整理我的巴士票了。皮特从一堆杂物中，翻出两个表兄弟的东西，并责成他们确保我顺利通行。新的通知宣布客房价格上涨。
“不过，不适用于你，”皮特说，“你是朋友。”
印尼人的众多优点之一，反而是他们无法处理抽象、正式的关系。除了去酒店，你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在家里用餐，谈论你遇到的各种麻烦。一周后，你就成了这个家庭中的一员，他们关心的就是你所关心的事。印尼的传统文化中基本没有姓氏存在，常常是直呼其名，这也是避免说“你/我”的方式之一。与一个你不知道名字的人交谈甚至会很尴尬，因为在与皮特交谈时，你往往不会说“你今天忙吗？”，而是说“皮特今天忙吗？”，这种人际交流方式可以让人们很快浸入情感的暖流中。
在异国他乡，一个人会迅速退回到童年时期的依赖状态。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无法过马路，这真是一种耻辱。但我就是做不到独自过马路。问题不在于通常情况下那种从左侧行驶到右侧行驶的习惯转换（印度尼西亚人靠左行驶），而是过马路的技巧完全不同。在英格兰，你会等待一个间隙，然后简单地穿过。在雅加达，没有这样的间隙。你与疾驰而来的司机互相妥协，他们减速到足以让你冲过去，然后司机会立即加速。你知道哪些车会让你通过，哪些不会——至少当地人知道怎样判断。对外国人来说，过马路就是急刹车的声音，间不容发、混乱不堪。皮特的两个表兄弟冷静地带着我穿过市中心，好像根本没有交通堵塞一样，还一边指着路上好玩的东西。
“在这里你可以买到冰激凌，但吃了会生病。所有雕像都是由印尼独立的元勋苏加诺竖立的。我们给它们起了不雅的名字。这里有一家百货公司。”
我们进入了一个顶部覆盖着防水油布的矮墩墩的塔楼，它看起来就像是送给某个孩子的巨大的礼物，孩子在打开包装的过程中就对它失去了兴趣。雇佣的工作人员几乎全是穿着干净制服的学生。货架上陈列的货物尽可能多地摊满所有空间。学生们急切地扑向寥寥无几的顾客，精心包好所有东西，甚至包括铅笔。购买任何东西都至少要经过三个不同的步骤。这让我想起了什么？没错，苏联！
表兄弟们都惊呆了：“你怎么知道？这座百货大楼是苏联人为我们建造的。”
我们继续前行，来到一间一尘不染的办公室，从一位精明麻利的女士那里买了一张公共汽车票。办公室毗邻一条被垃圾和污水堵塞的运河。我们不得不跨过一只死猫才进入办公室。
表兄弟们牵着我的手穿过马路，把我送了回去。我看过印尼产品展会吗？不，听起来不妙。然后，他们决定带我去。
我们徒步穿过一路的尘土和尾气，来到一个巨大的公园。经过电话亭旁边的警察局时，一名警察向我们挥手致意。表兄弟们都肃然起敬。
“他认识你吗？为什么他朝你打招呼？”
展会的目的是让人们意识到有很多好东西是在印度尼西亚制造的，这样就没有必要进口了。对于英国人来说，所有产品有一种相当枯燥、熟悉的“购买英国货”的味道。四周的摊位上陈列着各种鞋子、电饭锅、家具、丁香香烟。一个标明了“印尼传统文化”的走廊，展示着来自伊里安查亚
的丑陋的现代雕刻品。然而，人们从中获得的乐趣，比预期的要多，比起类似的、假正经的西式活动还要有趣。人们津津有味地品尝着食物和饮料。一场流行音乐节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麦克风出现故障反倒让人们更加欢乐。天真的孩子们在大木托盘上被拖拉机拖来拖去。显然，印尼人做得很好，一个关于建筑和开发的幻想世界在有机玻璃下绽放。
街上，年轻人推销着用纸板和金属丝制成的加鲁达
的帽子，上面贴着紫色和绿色的羽毛。我选了一种朴素的样式，这些羽毛让我想起武吉士街。帽子的艺术效果相当惊人——一对金、红两色的翅膀在佩戴者的额头上展开，中央竖起像鹰一样的猛禽的鸟头，喙张开着，准备杀死蛇和其他不好的动物。一位戴着类似头饰的可敬的印尼绅士冲上来挑战我，模拟斗鸡。真是可笑又有趣！
离开时，我们被一个非常漂亮的孩子搭讪。他有着天使般令人爱怜的棕色眼睛和刺猬般的头发。他露出完美的牙齿，指着我的帽子。
“把那顶帽子给我？”真是很难拒绝他。但这顶帽子是我为皮特准备的。孩子又说道：“给我钱。”顿时，我就不再心软了。表兄弟们发出嘘声。
“这是我的帽子，”我坚定地说，“是给朋友买的。”让人心软的眼睛变成了石榴石。孩子皱着眉头，定了定神，用流畅的英语说：“老猪先生。”然后就跑开了，顺带做了一个表兄弟们拒绝解释的手势。
很难把漂亮的人想得太坏，而且许多印尼人确实很漂亮。我在印尼一开始遇到的问题与在非洲正好相反。去非洲的人们必须克服一开始的刻板印象，因为当地文化从很多要素看是不友善的。评估一个人民族志的质量，可以通过他设法克服价值判断的程度，这种价值判断又被称为“文化偏见”。迄今为止，印尼呈现出一张张如此美丽、如此热情友好的面孔，以至于很难看清这些表象背后存在的瑕疵。与西非人交谈始终是一件难事，自始至终，你都意识到自己在为互相理解而努力，努力在两个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然而，印尼人似乎“只是普通人”。语言上的理解却比想象中的程度要低，因此无法进行审视——这是一种危险的情况。
有一些令人尴尬的事件，即便多年以后，当你乘坐电梯时，走在大街上或者试图入睡时，它仍会突然出现在脑海中，让你畏缩甚至大声呻吟。我在雅加达就遭遇了类似事件。
在大巴发车之前，我算了下，发现刚好有时间去剧院。印尼的电视节目都非常糟糕，可能是世界上最烂的。这样的好处之一是传统戏剧仍在蓬勃发展。在爪哇的许多城镇，传统的木偶戏、音乐和舞蹈仍然吸引着大量观众。我听说过一个印尼哇扬戏
的巡回演出团，哇扬戏是一种基于木偶剧的戏剧表演，以古老的印度史诗为基础，但也有真人演员扮演的角色。皮特劝我去看。
“这剧特别吸引人。最有趣的是里面的女人，都是男人扮演的。你根本看不出来。”
我拿着行李去现场，打算看完后直接上大巴。其中一位演员非常友好，邀请我去后台看其他人化妆。他们愉快地挥手致意，笑着将苍白的面霜拍打在彼此身上。角落里是扮演女性角色的演员，正在仔细地画着自己的脸。皮影戏对演员身体要求极高，演员要模仿木偶僵硬、不自然的动作。有些人在倒立，有些人像运动员一样调整身体机能。一个小型管弦乐队叮当作响，将我挤向一侧。出于礼貌，我称赞了一位扮演女性的演员的模仿能力。在全部都是男性的更衣室里，我放心地说，这乳房是多么逼真，令人信服。
房间里一片寂静。这位演员脸涨得通红。
“那个，”一个男人轻声说，“你在和我妻子说话。”我结结巴巴地找个借口逃到舞台的另一边，发誓下次见到皮特时要掐死他。我感觉糟透了，成了最糟糕的那种粗鲁、笨拙的西方人。我无法专心看戏，离开的时候终于松了一口气。
公共汽车装有空调和有色玻璃。车窗外，表兄弟们含泪向我挥手。他们是来送我的。我旁边坐着一位法国人，是一位严厉的苦行者，他相信理性，相信自我否定会带来灾难。他是来写一篇关于印尼诊所的论文的。这个人很无趣。
玻璃挡住了窗外景物鲜艳的色彩，将其转变为英格兰冬日的阴霾灰暗。寒冷的空气强化了这种错觉，似乎窗外应该是雨中滑溜溜的欧洲高速公路，而不是香蕉摊和尘土。
上车时我们收到一个小盒子，里面装着调味牛奶和一个满是粉红色、黄色和绿色的鲜艳蛋糕。法国人拒绝了。
“这些颜色看着肯定有毒。”
座位是以亚洲人的腿长设计的，两个西方人很难坐得下去。
以前，人类学家几乎用生育习俗解释一切，从1917年俄国革命到离婚率，无所不包。当然，比起英国，这种解释一切的风格在美国更受欢迎，在英国则被视为典型的美国化的、无用的小聪明。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曾被鼓励去嘲笑襁褓诱发的愤怒，或严格的如厕训练而导致的不安全感。不知何故，人们觉得印度尼西亚人阅读过这些观点，并深以为然。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大人就会拿一个沉重的、毫无生气的圆柱形枕头来安抚小孩，这种枕头被称为“竹夫人”
。如果孩子暴躁易怒，父母就让孩子将身体放松地搭在这样的枕头上，鼓励孩子抱着它直到入睡。尤其是年轻男人，在结婚前他们应该依偎在这样贞洁的床伴边。可能正是因为这个，配偶可以替代枕头，紧挨着睡在一起。没有东西可以拥抱的印尼人，就像烟斗客嘴里什么都没有，焦躁不安、心不在焉。在街上，可以看到人们讲话时总喜欢靠着路灯杆、砖墙的角、汽车挡泥板。他们肯定是需要拥抱的。
公共汽车一开动，乘客们就开始相互倚靠睡做一团，像一帮表兄弟，或者一篮小狗一样，他们把腿绕在一起，把头靠在彼此的胸膛上。一群陌生人为了能睡好，像是在协商能否拥抱在一起。法国人和我冷漠地分开坐着，小心翼翼，生怕我们的膝盖相碰。
无论如何努力也睡不着。司机猛地发车，车牢牢占据路中央，又在盲区超车，迫使迎面而来的车辆驶离道路。偶尔，他会遇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一位迎面而来的卡车司机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他们以惊险的速度冲向对方，直到最后一刻，才在狂野而眩晕的转弯中，认识到他们是多么雷同。
电视屏幕上播放着本地制作的电影。车上观众很喜欢，还有认证标志说明这电影适合观看。我看了感觉极其痛苦，让我回忆起此前发生的那件令我尴尬不已的事。
这是一个奇奇怪怪的喜剧故事，讲述了一个家族的命运，这个家族德高望重的首领庇护着众多能力低下的仆人、一群适婚的实习护士，以及一个异装拳击手兼女仆。情节围绕其中一名女仆意外怀孕展开，继而发生的问题是，由于语言上的混乱，大家认为异装者怀孕了。
车停了下来，好让大家吃点东西。乘客们从人堆里抽身下车，食物简单但还算健康，最迫切需要的是厕所。这辆公共汽车配备了卫生设施，但被堆在过道上的每人至少五个行李箱挡住了。想要走进厕所，就要所有人帮忙才行。
对于西方人来说，在公共场所方便是一件复杂的事，尽管只涉及简单的设备——一个中央的孔，两侧的防滑垫。和在苏联一样，这里没有卫生纸，但不同的是用水很方便。这种设计对穿裤子的人不太友好。如我所料，印尼人应付得很好，但西方人一出厕所，看起来好像遇到了一个泼水的恶作剧。男性在公共厕所小便同样不方便，需要端庄得体和注意清洁的技术细节。只能用左手如厕，用右手捧水清洗。我注意到，法国人上完厕所后，厕所看起来像被水浇了一样，心中不由得窃喜。
乘客们爬回车上，再次相互倚靠。法国人和我恢复了士兵般的坐姿。在一片漆黑中，我们穿过了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
根据词典，旅行（travel）在词源上与古法语（travail）有关，意为“悲伤”“艰难”。正是在泗水，语言重新发挥了它描述现实的作用。我曾把我的旅行想象成一件简单的事情，无非是先乘坐公共汽车再坐船，然后驶向冉冉升起的太阳。事实却并非如此。
司机出发晚了一个小时，却提前一个小时到达泗水。下车时间是幽暗的拂晓，空气中生出几分寒意，预示着将是炎热的一天。大巴车站的那个人很热情。去市区还为时过早，我可以把行李先寄存在这里。他问我要不要洗澡，直到后来我才发现他隐含的善意——城里发生了旱灾，公共供水已中断，水必须从有水车的商人那里高价购买。如果早先我知道这些，就不会将他水箱里的水那么挥霍浪费了。这是通常的布置，在水泥房里放一罐水，你只需把它倒在头上。收音机里传来一段布道，我听出了“贪婪”和“欲望”这两个词。我还没有学会其他表示恶习的词。
像往常一样，一个印尼人很乐意承担照顾我的责任。他是一个看起来有些憔悴的苦行者，说话低声如耳语。也许你想让我带你去教堂？也许你想吃饭？说完，他就沉默了，想从他嘴里套出话来是不可能的。我们在越来越压抑的沉默中吃着饭。他拒绝了我所有的付款请求，并自豪地抽出一些他放在桌子上的文件。它们是描述英国塑料灯开关的小册子。革命期间，他几乎被训练成一名工程师，但当时政治活动太多，资金非常匮乏。之后，英国军队来了，摧毁了这座城市，他却成了一名电工。日本开关比英国的便宜，但英国的质量更好。大坝决堤了，话语不断从他嘴里迸发出来，滔滔不绝——一个工匠在谈论他一生从事的行业，说得很自豪，很投入。他告诉我家庭布线的大量细节问题，作为回报，他希望听到神奇的“中央供暖”是怎么回事。我好不容易脱身。他追着我到街上——请问，英国的电线是什么颜色的？三脚插头和两脚插头，哪个更好？我坐上三轮车，车夫快速踩下踏板把我带离了现场。高温下，汗水开始在我抖动的啤酒肚周围流淌。他站在马路上，挥舞着他的小册子向我告别。
当我准备搭公交车去港口时，我遇到另一个男人，是一个看起来像深色美拉尼西亚人
的安汶人
——头发卷曲，鼻子肉乎乎的，像爱尔兰人的一样；我立即把他当成“安汶大叔”，开始觉得自己像接力比赛中的接力棒。港口？不怎么样，一个全是小偷的地方。我最好和他一起去。
航运办公室是迄今为止我感到最接近非洲的地方，里面挤满了被警察赶来的贼眉鼠眼的人物。但这里的警察我是第一次见到，他们身材魁梧、面无表情，腰里别着长长的警棍，嘴抿得紧紧的，头上戴着印有军队标志的钢盔。他们向索要证件的人猛扑过去。我第一次感受到恐惧，那种弥漫在非洲政府办公室周围的强烈气氛。
安汶大叔冷漠地看着他们，吐了口唾沫：“真正的军队都很好。但是这些人……”
所有售票处都关门了，完全无视张贴出来的办公时间。一名警察用警棍敲打着柜台，示意我过去。他要求我解释来意并出示护照。然而，突然间我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感到被骚扰，而是发现他想帮助我。非常尴尬的是，我被人领着穿过侧门到了一个签发船票的人的办公室。几分钟后，我羞怯地拿着一张有效的船票重新出现在人群中，但坏消息是四天之内都没有船到苏拉威西岛。安汶大叔再次出现在我身边。“将一千卢比交到中士手中是正常的。他们的收入不足以维持生计。”
我在手里折了一张纸币。
“非常感谢你。”我说。中士的嘴角出现短暂的闪烁，那张纸币以鱼儿入水的速度和优雅的姿态消失了。
“不客气。”
我转身感谢安汶大叔，但他不会轻易被甩开。
“等你找到一家合适的旅馆，我才会离开。你是基督徒同胞。”
在一个基督教被视为严肃的宗教，而不仅仅是无神论的委婉说法的国家，听到这句话让人有点震惊。
安汶大叔透露他年轻时曾是一名水手，他和现场的老水手攀谈了一会儿。一家酒店？干净的？不要太贵？很快，我们就回到镇上，寻找一家名为“竹斋”的酒店——一个好听的东方名字，看出来是将酒店和语言学校结合在了一起——可能是那些付不起房费的人，通过教授不规则动词抵账。这在任何时候都比洗碗要好。
那是地狱的景象。炎热、肮脏，到处都是蟑螂，它们相信自己拥有居住权，以至于坐在墙壁上，对路人嗤之以鼻。
安汶大叔挥手示意我们离开，我们开始了对酒店的新一轮考察，价格都太过昂贵。任何一个我都不想住，但我知道我不会被抛弃在路上。他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主动提出在他的住处附近有个可以落脚的地方。不可否认它离市中心有点远，在海滩上，但简单干净。唯一的伙伴是个普通的渔民，听起来很棒。我们坐上一辆像卡车一样的巴士后座，在一团蓝色的烟雾中匆匆离开。
乘客一个接一个下车，随后上来一些抱着鱼篓的无牙老太婆和害羞地咯咯笑的学童。房屋逐渐消失，眼前是稻田和一望无际的沙地。突然间，看不到其他汽车了，只有年轻男人驾驶的摩托车——每辆摩托车的后座上都坐着一个女孩。他们经过我们身边时挥手致意，咧嘴微笑。和往常一样，我开始幻想我想要的酒店，一个高雅而又简洁的地方，我站在沙滩上，海浪拍打着金色的沙滩，有简单的食物供应。
这家酒店是印尼的迪士尼乐园，一个色彩艳丽的巨大建筑，包含射击场、旋转木马，还有巨大的褪了色的米老鼠和唐老鸭石膏像。你可以买到冰激凌和爆米花。其中一家旅馆，是由一连串闷热的箱子搭建的，多半是为风流事设计的。我可能是唯一租了一整天房间的人。但是安汶大叔和我都知道彼此承担的责任和感激之情是如此沉重，我会在这里过夜。凑巧，我感到眼睛后面开始发热，只能不惜一切代价上床休息。我们就此分开，含糊地承诺会再次见面。房间里一台老式空调散发着怪味，还在滴水。床垫上有圆珠笔的字迹，是对当地女性魅力的评论。琢磨着其中的一些术语，我睡着了。
我醒来时发现一个十二岁的美拉尼西亚女孩正站在我身边笑。是幻觉吗？不太可能。我说早上好。“晚上好。”她纠正我。然后安汶大叔走进来，他牵着一个黑黑的小男孩的手，手里拿着一个看起来像可折叠饼架的东西。
“我给你带来了食物。当我告诉我的孙子们关于你的事情时，他们都不相信，所以我带他们来看一眼。”
他们过来观察我，拉扯我手臂上的毛，欣赏我的大鼻子，并为自己鼻子的娇小感到遗憾。我们走在海滩松软的泥土上，我不明智地提到明天会寻找另一个地方住。安汶大叔看起来很沮丧。
“我让你失望了。明天我什么时候来？”我的反对是徒劳的，“我不能丢下你。”
第二天，我们再次试着参考旅行指南。结果在它的指引下，我们来到了一家多年前已被拆除的酒店。安汶大叔认为是时候采取特别行动了，他询问了一名守卫银行的士兵。士兵紧挨着岗亭，给了我们一个地址。我决定不管是什么样子，都住在那里。幸运的是，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地方：宽敞、凉爽、便宜。四周的人们都洋溢着笑容。安汶大叔拒绝我给他买午餐，也拒绝我支付他回家的车费。
“如果我在英格兰迷路了，你也会为我做同样的事情。”他声称。我感到深深的羞愧。
这时候，我已经开始辨认酒店的风格，它的前厅挤满了看起来性情温和却游手好闲的人。
“不。我真的不在这里工作。我来看我的表弟。”
学童们会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顺便来到这里，盯着电视看很久，然后抽一支烟。每个人都抽烟，甚至五岁的孩子也抽。酒店后面潜伏着一个干瘪的按摩师。她会抓住路人，捏得他们的手骨吱吱作响。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风已经侵入你的关节。你非常需要按摩。”我从未见过她有生意。
这里是一片欢快又邋遢的区域。道路中间是废弃的铁轨。早上有一个花市，傍晚时分，还有人出售童装和塑料桶。闲晃的人坐着闲聊。有时，他们对着一张巨大的海报傻笑，海报上是一个快乐的印度尼西亚农民，肩上扛着锄头，大步迈向美好的未来，上面写着：“移居伊里安查亚，更好的生活在等着你。”这让我想起自己童年时看到的澳大利亚移民海报，上面是一个穿着本科生毕业长袍和泳裤的人，手里拿着一张文凭。我会考虑去伊里安查亚的。这些闲人没有被诱惑到吗？
他们眼睛骨碌碌地转着。这里是家，有朋友和家人。去了那边，土著会杀了他们，还是家乡更好。
到了傍晚，男人们换上了纱笼，这样在灼热的天气中要凉爽得多。这些闲人坚定地认为我也应该买一条。我觉得自己欠他们一个微笑。
对店里的华人女孩来说，这是她们几个月来知道的最有趣的事情。
“看，那个白色的人（puttyman，即印尼语orang putih）正在买纱笼。”“putih”在印尼语中是“白色”的意思，所以“puttyman”是英语和印尼语的混杂。也许这个词对那些女孩们来说特别具有画面感。她们咯咯地笑了起来。
闲晃的人们兴致勃勃地等待我买东西。他们高兴地鼓起掌来。为那条纱笼，人群的热情持续爆发了至少一个小时。我似乎什么都做错了，我试着从脚下往上拉，而不是把它从头上往下套。搞笑的是，这纱笼非常短，露出了毛茸茸的小腿和靴子。这些闲人一致认为它对于白人来说太短了，联合起来找华人退货。他们带着一个更长的纱笼回来了，是鲜艳的橙色。我把它绑在身上，却掉了下来。他们帮我系上，又太紧了，我坐不下去。一位年迈的按摩师和一位来自外岛的老太太加入我们，老太太正在前往麦加的途中。
“我会在朝圣的途中死去。我认识苏加诺。我的房子价值七千五百万卢比。你为那件纱笼付了多少钱？什么？你被宰了。”
此后，她默默地看着电视，面无表情地咀嚼着槟榔，电视屏幕上一个几乎赤裸的白人女子随着流行音乐旋转、扭动。电视画面模糊。一只花猫走了进来。作为尾声，我试图穿着纱笼上楼，结果摔了个四脚朝天。人们看了很兴奋。
我那本靠不住的旅行指南宣称，泗水过去曾被旅行者忽视，这是不公平的。现在它是一个值得考虑去旅游的地方。这本指南在这方面大错特错。泗水是一个炎热的工业城镇，充斥着廉价的现代建筑。老城区在战争结束后几乎被英国人完全摧毁
。打发这几天真的很难。
幸运的是，其中一个闲人有了解决办法，邀请我一起去动物园。通常我对第三世界的动物园很有戒心，而更接受英国的风格，对待动物要心肠柔软。我参观过非洲动物园，那里的狮子被关在小笼子里，你可以租一根尖棒戳它们的眼睛，让它们咆哮，有时动物会得到报复的机会。在另一个非洲动物园里，爬行动物围栏里的树木长期无人修剪，以至于蛇能够直接从树上爬到游客身上。
泗水动物园看起来还不错。许多动物与饲养员建立了牢固的友谊。
这里的建筑暗示了奇怪的动物分类。大象住在有点像混凝土建造的清真寺中。奇特的是，长颈鹿被当成华人，调皮地住在佛塔中。猴子被当成印度教徒，在小佛塔上无休止地来回踱步。我的导游深深享受着这一切。
“这里有很多人。”我评论说。
“是的。这是妓女揽客的地方。”
不幸的是，他使用了委婉的说法“kupu-kupu malam”，意为“夜蝶”“飞蛾”，所以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主要吸引人的不是鳞翅目昆虫。
最可爱的是红毛猩猩（印尼语称其为“森林人”）。饲养员出现时，它们欢呼雀跃地扑到他身上，用大手臂搂着他。猩猩就像印尼人一样需要拥抱，随后坐到他的摩托车上——一只猩猩在车把上，另一只在后座上。
我们穿过集市往回走，那里最畅销的零售商品之一是戴安娜女士牌爽身粉，罐上不能免俗地装饰有牧羊犬流苏。
其中一个闲人说：“镇上还有一个英国人在大学里教英语。你得去看看他。”
“嗯，不过我来印尼不是来看英国人的。”
“你们英国人难道不想见见老乡吗？真是奇怪。”
“他叫什么名字？”
“戈弗雷·巴特菲尔德，文学硕士。”
戈弗雷住在该城市一个略显破旧的公寓楼里，那是古老的荷兰式建筑，受潮严重。白色的粉饰灰泥和黑色的百叶窗隐约带有都铎式建筑
的风情。屋内灯泡昏暗，铺设了剑麻地毯，流露出勤俭节约的气息。一个嘎吱作响的电梯笼子通向五楼。大门通向一个楼梯平台。有些住户敞开大门让空气流通，但所有人家都有一扇钢条做成的外门，就像监狱的牢房。
一个只穿着纱笼的年轻华人出现了，和我自己的装扮一样。
“哈啰。我马库斯。你进来。你坐。戈弗雷休息中。你想喝点什么？”好像大家都在等着我似的。他倒了一大杯不知是什么东西的饮品和汤力水。啊，不是杜松子酒，而是米酒，勤俭节约的进一步体现。他匆匆忙忙跑到另一个房间，能听见说话的声音。这名华人再次出现，像主持人介绍演员一样挥了挥手。
戈弗雷也穿着纱笼。他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有着稀疏发灰的头发，堆积如山的脂肪像山坡上的梯田一样，从他的胸膛上倾泻而下，走路时胸口的肥肉摇晃着。他抓起递过来的那杯饮品，一饮而尽，递过去准备再倒满。
“你好。”他见到我毫不意外。他的嗓音沙哑，听起来像是长期吸烟造成的，双手沾满了尼古丁味。戈弗雷庞大的身躯坐了下来，传来一种厨房设备的嘎嘎作响声，看来他练习过如何平衡自己的身体，就像一个人把坚果渣倒进细窄的下水道口一样。他轻轻调整纱笼。
纱笼是唯一不凸显他肥硕身材的部分。他开始了不间断的长篇大论，谈到了他的众多才能、气候的有益影响（他将其归因于他惊人的好体格）以及右翼政治的优势。他说这些似乎并不需要答复。厨房里的吵闹声来自另一个华人，这次是个穿裤子、戴眼镜的人。
“戈弗雷，我认为高压锅在三分钟内就会爆炸。”高压锅一定是节省的另一个标志。
“对，”戈弗雷轻快地说，“所以你知道了。”他指着马库斯说：“这是第一夫人。这个，”他向厨房里的年轻人示意，“这是二号老婆。就是这样。”他仔细观察我，发现我没有任何反应。
“我们到阳台去坐坐吧。”
于是，我就在阳台听英语老师戈弗雷讲述，像他之前的许多毕业于牛津、剑桥的人一样，被酗酒和同性恋生活的浪潮席卷到这个遥远的浅滩上。
戈弗雷找了个舒适的姿势把自己安顿下来，然后开始逐一列举他生命中的重要事件。他没有想到还有其他可能的谈话主题。可以说，这是一场经过多次重复而变得天衣无缝的表演。说话间，他将双筒望远镜举到眼前，打量着马路对面正在建造一座高楼的衣衫褴褛的工人。他在英格兰南部有一个很少见面的妻子，他称她为“老婆娘”。他是随驻新加坡的英国皇家空军来到这里的。
“那些日子里到处都是同性恋。不知道哪个人不是。”
战后他被临时调派到荷兰，不知何故从未回过家。
“那个穿红短裤的人又来了。”的确，一个非常黑的红衣男人开始引导装满水泥的搅拌机。他笑着向戈弗雷挥了挥手。
“棒极了！”
戈弗雷不情愿地收起望远镜，看着我。
“你，”他说，“一定是个老师。”这不是恭维。他出去全力对付高压锅了。
第一个“老婆”出发去就读的大学听课。第二个“老婆”尼科向我讲述了许多有钱又漂亮的人想和他上床却被他拒绝，这时戈弗雷回来了，并用炊具里的东西吓唬我们。烹煮这只鸡的时候出了大问题。我们把它当作一种美味的肉酱来吃，而戈弗雷则向我们解释了建立稳固政府的必要性和王室的好处。
“我离开英国的时间越长，”他解释说，“这一切对我来说就越发清晰。”
浴室里有一罐戴安娜牌爽身粉。是时候找个借口离开了。戈弗雷坚持要开车送我回去。在建筑的后面停着一辆老旧但整洁的莫里斯小轿车
，在东方的神秘气氛中显得格格不入。它喷出一股上过蜡的人造革和人造橡胶的气味。我们上车时，一个年轻人正从大楼的拐角处经过。戈弗雷色眯眯、大胆地盯着他看，以魅惑的姿态摆动巨大的臀部。那个年轻人在我们周围绕了一大圈，然后回头看了看，脸上混杂着恐惧和难以置信的表情。
“啊，”戈弗雷说，“他很感兴趣。你可以发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