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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最初发想的地点，是在一个颇为奢华的场所。一天，《哈泼》杂志的编辑路易斯·拉方（Lewis Lapham）带我到一家法式乡村风餐厅，讨论我未来可以替他们写些什么文章。那里光一顿午餐就要价30美元，印象中我吃了鲑鱼和田园沙拉。当我们的对话转到贫穷问题上时，我对这个比较熟悉的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认为我们可以做一些跟大众文化有关的题材。譬如说，那些缺乏专业能力的人，到底是怎么靠微薄的薪水来生活？尤其是几近400万名的女性，她们因为福利制度修改而被迫进入劳动市场，又该如何靠着一小时6或7美元的薪资生存下去？接着，我就说了一句后来有很多机会感到后悔的话：“实在应该有人去做一些老式的新闻调查工作，你知道，就是自己实际到那些地方亲身体验看看。”我指的是某些比我年轻的人，某些求知若渴、有时间做这些工作的新进记者。但这时拉方脸上露出有点疯狂、要笑不笑的表情，我知道这是他下定决心时的样子。过了长长的几秒后，他吐出三个字：“你来做。”
上一次有人劝诱我舍弃正常生活去从事工时长而低薪的劳动工作，已经是70年代的事了。当时有数十名（也许数百名）60年代的激进分子开始进入工厂，想让自己“无产阶级化”，并在过程中组织起工人阶级。但那可不是我。我同情那些父母，他们付钱让这些想成为蓝领阶级的孩子上大学，也同情这些激进分子试图加以“提升”的对象。在我自己的家庭里，低薪生活离我从来就不遥远。在许多时候，它其实让我很珍惜自己现在的写作生活，即便收入不高。我姐姐做过一份又一份低薪工作，包括电话公司客服人员、工厂工人和接待员。她必须一面工作，一面不断跟她所谓的“薪水奴隶的绝望感”对抗。我和已结婚17年的先生坠入情网时，他还是一名时薪4.50美元的仓库工人。当他最后终于逃离那里，成为卡车司机工会的组织者之一时，他才大大松了一口气。我父亲是一名铜矿工人，祖父和叔叔不是在矿场就是在联合太平洋公司工作。所以对我来说，整天坐在书桌前不只是一项特权，更是一项责任，我想替在我生命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人们发声，即便有些已不在人世。他们有许多话想说，但愿意听的人却少之又少。
除了我自己的疑虑不安之外，有些家族成员还于事无补地不断以各种方式提醒我，其实我可以在不影响自己研究工作的情况下进行这项计划。例如我可以改用新进人员的标准来发给自己薪水，收自己房租钱和一些生活费用如瓦斯等，然后在一个月后把这些数字加总起来就得了。若以我们镇上一般平均6至7美元时薪的薪水，租一间月租大约400美元的房子住，最后加总出来的薪水和支出也许可以勉强平衡。但若我们谈的是一名被摒除在福利制度外的单亲妈妈，她是否可以在失去政府协助，如食物券、医疗补助、住房和儿童照护津贴等的情况下生存，那么答案不用我出门到外头去体会就已经知道了。全美游民联盟（National Coalition for the Homeless）在1998年（也就是这项计划进行的那年）指出，取全美境内的平均数来计算，一个人需要赚到8.89美元的时薪，才能租得起一间附一个卧房的公寓。另外，公共政策前行中心（Preamble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则估计，在符合福利政策补助资格的人之中，每97人只有1人能取得这种工作，赚得“让人活得下去的薪资”。我干吗还费事去证实这些令人难过的事实呢？等到我再也无法逃避这项逐渐逼近的工作时，我开始感觉自己有点像以前认识的一名老人，他会用计算器算好账本上的收支结果，然后再回头用笔把每一笔账目的数字算一遍，只为了确认先前的结果没错。
到头来，克服我内心犹豫的唯一方法就是把自己当成一名科学家，而事实上，我受的教育也正是如此。我拥有生物学博士学位，而且并不是靠着坐在书桌前搬弄一些数字得来的。在这个领域里，你是可以天马行空地思考，但到最后，你还是必须实地下去做，投身到每天发生在自然界的混沌不明中。在自然界里，连最平凡的小地方都会冒出惊喜。也许，等我真正着手进行这项计划，就会在低薪劳工的世界里发现某些隐藏的经济原则。毕竟，如果像以华盛顿为总部的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在1998年所指出的一样，有30%的劳动人口都靠着8美元或更少的时薪挣扎度日，那么他们大概找到了某些我还不晓得的秘诀，使他们能够存活下来。或许，我甚至还能像修改福利政策的那些家伙们信誓旦旦讲的一样，在自己身上发掘到所谓“走出家庭所带来的振奋心理效应”。又或者在另一方面，会有出乎意料的代价等着我去付（身体上、财务上和情感上的），推翻这一切事先的算计。无论如何，得到答案的唯一方式，就是不要怕弄脏手，走出去实际做。
秉持着科学精神，我首先决定出一些原则和参数。很显然地，第一项原则就是在找工作的时候，任何单靠我受的教育或平时工作经验就会的工作都不能选（但这么说的意思可不是征求专栏作家的广告就有一大堆）。第二项原则是，我必须在所有能做的工作中找到薪水最高的，并确实保住它。意思就是，我不能摆出马克思主义者的架势大骂雇主一番，或溜班躲在女厕所里读书。第三项原则是，我必须在安全性和隐私性尚可的前提下，尽可能找到最低等级的住宿环境。虽然我对这方面的概念有些模糊，而且后来也证明，我的标准随着时间过去也越降越低。
我努力坚持这些原则，但随着计划实际进行，我会在某些时刻稍微做调整，或甚至把它们丢在一边。例如在1998年春末，当我刚开始在佛罗里达州的西屿（Key West）进行这项计划时，我曾跟面试者说，我能用正确的法文或德文跟欧洲客人讲“您好”，想藉此得到女接待员的工作，但这是我唯一一次泄露自己真正的教育背景。2000年初夏，在这项计划的最后一站明尼阿波利斯，我又违背另一条原则，因为我没去做当时薪水最高的那份工作。我做这个决定的原因是否有理，留待各位读者来判断。而计划进行到最后，我更是再也忍受不住怒气，放胆痛斥雇主一顿（虽然是私下地，也从来没被管理阶层听到）。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向未来的雇主推销自己，特别是该怎么解释我为何这么缺乏相关工作经验。诚实是最好的策略，讲实话但保留一些细节不谈，似乎是最容易的方式。于是我跟面试者说自己是一名离婚妇女，在当了许多年家庭主妇之后决定重回职场。这些话确实并非谎言。有时候（虽然不是每次）我会掺进一点清洁妇的工作经验。我住在西屿的时候，经常会在晚餐后帮我室友做一点清理工作，所以我就请室友帮我写介绍信，作为面试时的履历文件。此外，一般应征表格也会要求填写教育程度，在这点上，我想博士学位不会有任何加分的效果，甚至反而可能让雇主怀疑我有酗酒或更糟的问题才沦落至此。因此我把自己的教育程度定为只念了三年大学，但列出我真正读过的母校名称。结果，没人对我的背景有疑问，而在几十个雇主中，只有一个费事去确认我的介绍信。有一次，一个特别爱聊天的面试者问到我的嗜好，我回答：“写作。”而她似乎完全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即便她面试我的工作就算目不识丁也能做得非常好。
最后，为求安心，我设下一些底线，以免我遇到的考验超乎我的承受能力。第一，我一定要有车子。在西屿我是开自己的车，在其他城市则利用租车服务，我用信用卡而不是工作收入付这笔费用。没错，我是可以多走些路，或把可能的工作机会限制在大众交通工具能抵达的地点。但我只是觉得，一个老是在写等巴士的故事，对读者来说大概没什么吸引力。第二，我摒除流浪街头这项选择，因为这个计划的主要用意在于：看我能否在几个城市找到工作，并在当下赚得足以支付下个月房租的薪水。若我付完某一周的房租之后就完全没钱了，我会当场把这个计划喊停，不会去住游民庇护所或睡在车上。此外，我也无意让自己饿肚子。我在这项“实验”开始的前夕就向自己保证，若事情真的发展到我钱包空空，连吃下一餐饭都成问题，我会去挖出我的提款卡，然后偷偷大吃一顿。
所以，这本书并不是关于什么出生入死的“卧底”冒险经验。我做的事几乎任何人都做得来：找到工作，把这些工作做好，努力量入为出，使收支平衡。事实上，这正是几百万名美国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只是他们既没有号角吹奏陪伴出征，也没有像我一样怕得发抖。
当然，我和从事这些全美国最不吸引人工作的人非常不同。这些不同之处一方面对我有帮助，一方面也限制了我。最明显的不同就是，我只是去造访一下这个世界，但这些人往往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得待在里面。此外，我还有至今所累积的实际资产当靠山，比如银行存款、退休储蓄、健康保险和一个有好几个房间的家，因此根本不可能做到什么“亲身体验贫穷”，或了解身为一个长期低收入劳工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我做这件事的目标是更直接而客观的：看看我可不可以把收入和支出打平，就像真正的穷人每天都必须做的事情一样。此外，我一生中已经跟贫穷不期而遇过太多次，足以知道那不是一种你会想体验的生活，那里充满太多恐惧的滋味了。
我比许多低收入劳工更有利的一点是：我是白人，而且会说地道英语。我不认为这会影响到我被录用的几率，因为劳工市场在1998年到2000年间极度紧缩，业者几乎是有人就用，但这点几乎确定影响到我被雇去做“什么样”的工作。在西屿的时候，我原本以为饭店房间清洁人员会是我比较容易找到的工作，所以最初是朝这个方向找，但后来我却不断发现自己被雇去当服务生，原因无疑就在于我的种族和英语能力。正如后来事情的发展一样，当服务生的收入并没有比当饭店房间清洁人员多，至少我在西屿工作的淡季期间小费其实很少。但这次经验确实对我选择其他的居住与工作地点有帮助。举例来说，我会排除掉一些地方如纽约和洛杉矶，因为那里的劳工阶级主要是由有色人种构成，若一个满口地道英语的白人女子在那里找低阶入门工作，很可能只会显得饥不择食或启人疑窦。
我还有其他优势（例如车子），使我跟当时许多同事截然不同。理想上，若我想完全重现一名被迫脱离福利制度的女性如何重新进入职场，我必定还会拖着几个小孩要养，但我自己的小孩都早已长大，而且他们没有一个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借我来度一个月的贫穷假。除了有移动能力和没有家累之外，跟大部分长期处于低收入状态的劳工们相比，我的健康状况也很可能比她们好。我拥有的优势实在太多了。
除了以上这些之外，若我和其他劳工们在更隐蔽的面向上还有什么不一样，目前为止倒还没人告诉过我。当然，我完全没有刻意扮演某种角色，或去符合一般人想象中低收入女性劳工的样子。在任何能穿便服的场合里，我都穿着平常自己就会穿的衣服，保持我平常的发型和化妆。跟同事聊天的时候，我会谈到自己真正的孩子、婚姻状况以及人际关系，我没有理由去捏造一个全然虚构的生活。不过我确实有修饰自己的语言：在我刚开始做一份新工作的时候，因为担心可能显得傲慢或不敬，我会藏住原本说话时会夹带的一些脏话（这主要还拜卡车队之赐）。除了这点之外，我会开玩笑，讲些挖苦话，提供我的看法跟意见，以及多得出乎意料的健康建议，就跟我在其他任何场合会做的事情一样。
进行完这项计划之后，好几次有人问我：跟你一起工作的人难道都没发觉真相？因为问的人大都假设，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平常讲话就一定不太一样，而且谈话内容层次比较高。我希望我可以跟各位说，真的曾经有一些雇主或同事觉得我很特别，例如我比较有智慧或比大多数人受过更多教育，但这种情况从来没发生过。我猜那是因为，唯一真正使我显得“特别”的地方，就是我竟然如此缺乏工作经验。换个方式来说，跟我们这些写作维生的人比起来，低收入劳工们也有多样的人格特质或能力，也能展现出风趣和聪颖。若有任何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认为如此，那么此人还真该去拓展一下自己的朋友圈。
当然，自始至终一直有个只有我知道的差别存在：我不是为钱工作，而是为了一篇文章和后来变成的书。我每天下班回家不是去面对普通的居家生活，而是面对一台笔记本电脑，花一两个小时记录当天发生的事。而且我得说，我是非常勤奋地做这件事，因为显然不可能在白天工作时还记笔记。这台让我可以连结到自己过去和未来的笔记本电脑，象征着这其中的欺瞒。这种欺瞒相当程度地困扰着我，至少是在面对我关心、想进一步认识的人时，让我很不好受（在这里我想提一下，本书中所有名字和个人细节都经过更改，包括所有同事和出现在计划中的其他人士，以便保护他们的隐私。我也更改了大多数的工作场所名称及其确切地点，以便更确实保证我所遇到的人们身份不会曝光）。
在每个地方的工作快要结束时，我都会煎熬不已地向几名选择好的同事揭露“真实身份”。结果她们的反应总是惊人地很不戏剧化，我最喜欢的是：“你的意思是，下星期你不会来上晚班了？”我想了很久，为什么她们没有更多惊讶的情绪或甚至被骗的愤慨，部分答案也许就在一般人对写作的看法。几年前，当我嫁给第二任丈夫时，他骄傲地跟担任旅馆停车员的叔叔说我是个作家。那位叔叔回答：“谁不是啊？”每个有读写能力的人都能“写作”，在我通过这项计划结识或遇到的低收入劳工之中，有一些会写日记短文和诗，甚至还有一个在写长篇科幻小说。
不过，计划进行到后期我才发现，也可能是我太把自己的“欺瞒”无限上纲了。举例来说，当服务生这件事情根本无法作假，你要不把食物送到餐桌上，要不就是没有。别人认识到的我就是个服务生、清洁人员、老人之家的助手或售货员，这不是因为我假装成那样的人，而是因为我就是那样的人，至少在我跟他们相处的时候是如此。在做每份工作、居住在每个地方的时候，工作都耗掉我所有精力和大部分思考能力。这点我并没有夸大。即便我从一开始就有预感，要把薪水和房租打平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我还是非常努力试图做到。
我并不想宣称自己的经验可以代表任何人，因为我的情况根本一点也不具代表性。我只想请各位读者记得，每当我在这条路上蹒跚颠踬的时候，正是反映着以下这项事实：在社会如此富足丰裕的时刻，即便有着种族、教育、健康及动机所带来的一切优势，一个人在经济的最底层仍然必须挣扎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