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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劫持大脑还是演化残留，现有的理论都认为我们爱喝酒是一个错误，并且酒精和其他麻醉品在当代人类社会中几乎没有任何功能。需要在你的环境中定位卡路里密集区域？去超市吧。需要保存食物？把它放在冰箱里。粪便中有寄生虫吗？大多数医生会推荐处方抗寄生虫药而不是一盒香烟。污水？煮一下就行了。然而事实是，人们仍然很喜欢喝酒，迷恋兴奋感，这需要他们抵制看似强大的选择压力。不同文明群体一致对酒精和其他药物保持着顽强的热情。
以演化视角来研究问题的美妙之处在于，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解释人类行为中令人费解的方面，而且让我们一开始就承认这些谜题存在。以宗教为例。我的职业训练是宗教历史学，在这个领域，我们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作为一个基本的、不加反思的逻辑预设——在世界各地和全部的时间里，人类都相信无形的超自然存在者，为此牺牲了巨额财富，并为服务诸神付出了巨大代价。在世界各地，因为宗教而衍生出的一系列痛苦、代价高昂或超级不便的行为，一旦你开始思考，就会感到吃惊。割掉包皮，放弃美味营养的贝类和肉类，禁食，跪下，自我鞭打，念诵咒语，在你唯一的休息日穿着不舒服的指定着装正襟危坐几个小时听无聊的布道，在脸颊上刺穿金属桩等。所有这一切似乎没有任何生物学意义。当我们从演化的视角来审视这一切时，这些初看起来令人费解的行为，才变得容易理解。
事关崇拜，不同的人类群体同样挥霍无度。在古代中国，很大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是和死人一起埋在地下。秦始皇陵的参观者惊叹于各个兵马俑的细节、完好无损的战车，以及为保护死去的皇帝全军排成一列的令人敬畏的景象。很少有人会问，为什么一开始有人想建造如此浪费的工程。请记住，所有这些都是花费巨资建造的，然后就那么埋在地下了，还有数量惊人的牺牲的马匹和人。中国不是孤例。想想古埃及或阿兹特克的金字塔、希腊神庙和基督教大教堂。可以肯定，任何前现代文化中最宏大、最昂贵和最奢华的建筑都服务于宗教目的。
从演化的角度来看，这一切都非常愚蠢。就像科学家所做的那样，我们假设这些付出服务的超自然存在者实际上并不存在，那么宗教行为是极度浪费的、违背演化适应性的。既然没有超自然的惩罚等候着我们，个人如果放弃将金属桩刺穿脸颊的痛苦和危险，把时间用于追求实用的目标，而不是向不存在的神祈祷，并尽情享受蛋白质和卡路里，应该比一个虔诚的人更成功、更健康，因此留下更多的后代。由于不存在的祖先灵魂没有惩罚活人的力量，那些投入劳动来改善城墙、建造灌溉运河、训练军队——而不是花时间去竖立无用的纪念碑或把整支仿制军队埋在地下的文明，应该比那些宗教意识更浓厚的群体更胜一筹。然而，这并不是我们在历史记载中看到的。那些幸存下来、扩张并吞噬其他文化的文化，其铺张浪费和草菅人命的程度和规模往往令人咋舌。作为科学家，我们只能得出结论，肯定还有其他一些具有演化适应性的动力在起作用，例如群体身份认同或社会凝聚力。
麻醉品的使用像宗教一样让我们感到困惑，同样，对它进行科学反思的时机也已经成熟。然而，就像宗教信仰和实践一样，人类对麻醉品的使用是如此普遍，以至于人们对其存在的奥秘熟视无睹。只有当我们通过演化的视角来看待麻醉品的使用时，这种现象的真正奇怪本质才变得清晰起来。鉴于酒精和其他化学麻醉品的社会成本——家庭虐待、醉酒斗殴、浪费资源、宿醉，以及无法正常行使功能的士兵和工人——为什么酒精和类似物质的生产和消费仍然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核心？众所周知，乔治·华盛顿战胜了黑森雇佣兵的强大力量，因为后者在饮酒狂欢之后丧失了行动能力。然而他继续坚持认为，烈性酒对军事组织的好处是公认的、没有讨论余地；他建议国会建立公共酿酒厂，以确保向初出茅庐的美国陆军继续稳定供应朗姆酒。
尽管对酒精做出了这种奇怪的承诺，但美国和美国陆军最终都经营得相当不错。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从古至今麻醉品的生产和消费在文化生活中占据了核心地位。无论在世界上哪个地方，只要你能找到人，你都会发现人们花了大量的时间、财富和精力，所求的无非就是爽一把。在古代苏美尔，据估计，生产用于特定仪式或日常生活的啤酒，消耗了近一半的粮食。
在印加帝国有组织的劳动力中，很大一部分用来生产和销售以玉米为原料的麻醉品，奇洽。
即使是墓葬也离不开酒精。很难找到一种文化不使用大量的酒精、大麻或其他麻醉品送走死者。商朝的中国坟墓里，摆满了各种形状和大小的精美酒器，包括陶器和青铜器。
用今天的话来说，这相当于将几辆全新的奔驰SUV埋在地下，后备厢里装满了复古的勃艮第酒。古埃及的精英是世界上第一批葡萄酒“鉴赏家”，他们的坟墓中也装满了酒罐子，这些罐子仔细记录了酒的生产年份、品质以及它出自哪位酿酒师。
由于麻醉品在人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经济和政治权力往往建立在生产或供应麻醉品的能力之上。印加皇帝对奇洽生产的垄断，象征并强化了他的政治统治地位。在澳大利亚作为殖民地的早期，权力完全依赖于对朗姆酒的控制和分配，以至于新南威尔士州的第一座建筑是“一个安全酒窖”，它保护着珍贵的进口液体，这些酒精也是新南威尔士州的硬通货。
因此，文明与发酵的这种结合一直是人类历史上不变的主题。我们最早的神话将饮酒等同于成为真正的人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苏美尔神话将啤酒带来的快乐描绘成将动物性的恩基杜转变为人类的关键。在古埃及神话中，至高无上的神拉被人们所做的事情激怒了，命令凶猛的狮头女神哈索尔彻底毁灭人类。在哈索尔愉快地开始横冲直撞之后，拉怜悯人类并决定叫她离开，但哈索尔不听。为了制止哈索尔，拉最后诱骗她喝了一湖泊的啤酒，啤酒还被染成了红色以伪装成人血。哈索尔喝得酩酊大醉，一睡不起。“因此，”马克·福赛斯（Mark For-syth）说，“人类被啤酒拯救了。”
文化的扩张也可以追随着酒精的步伐。在评论美国的拓荒史时，马克·吐温将威士忌描述为“最早的文明先驱”，领先于铁路、报纸和传教士。
到目前为止，在美洲早期的欧洲人定居点中发现的技术最先进、最有价值的文物是铜制蒸馏器，它的进口成本高昂，价值超过同等重量的黄金。
正如作家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所说，苹果佬约翰尼（Johnny Ap-pleseed）——现在被美国神话描绘成意图把健康、富含维生素的苹果作为礼物传播给饥饿的定居者——实际上是“美国的酒神”，把急需的酒精带到西部拓荒前线。美国农场主拼命地寻找约翰尼的苹果，并不是为了在餐桌上吃，而是用来制作苹果烈酒。
醉酒在文化里的中心地位延续至今。例如，在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传统家庭里，仍然有大大小小的许多罐子，用来把玉米酿制成奇洽，这一过程需要很多天，但生产出的饮料很容易变质。
（用酒精保持食物的理论可以休矣……
）安第斯妇女工作日的很大一部分仅用于维持奇洽的供应；非洲的小米啤酒也是如此，其生产定义了男女的性别角色，并主导着农业和家庭的节奏。
在大洋洲的卡瓦文化中，生产这种致人兴奋的块茎，垄断了大片耕地和农业劳动力，其消费主导了社会和仪式活动。
在市场经济方面，据世界各地的官方报告，酒精和香烟的支出至少是当代家庭食品支出的1/3；在一些国家（爱尔兰、捷克共和国），这一数字上升到一半或更多。
鉴于黑市的盛行和关于这一话题情况的瞒报，实际支出肯定还要更高。我们应该感到震惊，这是一笔巨资。
此外，就这个演化错误而言，它让个人和社会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在大洋洲，消费卡瓦会导致广泛的负面健康后果，从宿醉到皮炎再到严重的肝损伤。酒精造成的后果更严重。2014年，一家加拿大研究机构估计，酒精消费的年度经济成本为146亿加元，包括对健康、执法和经济生产力的影响。对于加拿大这样规模的国家来说，这个数字是相当巨大的。这包括14800人死亡、88000人住院和139000年的生产寿命损失（productive life lost）。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估计，2006—2010年，过度饮酒导致每年8000人死亡，250万年的潜在寿命损失，以及249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2018年，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上一篇广为人知的文章得出结论，饮酒是威胁全球人类健康最严重的因素之一，与全球15—49岁人群中近10%的死亡有关。“关于酒精对健康益处的一般看法需要修正，”它总结道，“使用最新的调查和分析方法，（我们）再次确认了饮酒对全球死亡和残疾的影响。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最安全的饮酒水平是滴酒不沾。”
鉴于醉酒的危险，我们应该同情莎士比亚笔下的卡西奥的痛苦和困惑，在被鬼鬼祟祟的伊阿古欺骗后，愤怒的奥赛罗因醉酒而解雇了他：
啊，你空虚缥缈的旨酒的精灵，
要是你还没有一个名字，
让我们叫你魔鬼吧！……
上帝啊！人们居然会把一个仇敌
放进自己的嘴里，让它偷去他们的头脑！
我们居然会在欢天喜地之中，
把自己变成了畜生！
（莎士比亚，《奥赛罗》，第二幕，第三场，朱生豪译）
为什么我们会自愿毒化我们的思想？尽管付出了可怕的代价，我们仍然如此积极和热情地把自己变成野兽，这真是一个谜。考虑到我们的生物属性，这个谜题更是难以捉摸。我们大脑的其他颠覆者，比如色情和垃圾食品，还没受到约束，是因为人类一时还没有现成的防御措施。麻醉品的情况就不同了。与其他物种不同，人类对这个窃取大脑的仇敌具有遗传和文化防御能力。这不能不让我们深长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