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人们喜欢自慰，他们也喜欢喝醉，喜欢吃奶油夹心蛋糕。此类活动通常不是同时进行，但也看个人喜好。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早就被告知，这些看似不同的快乐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它们是演化上的错误，是人类为了不劳而获而摸索出的旁门左道。演化为我们提供的一丝丝快乐，是为了让我们做一些推进其计划的事情，比如滋养我们的身体或传递我们的基因。然而，精明的灵长类动物已经钻这个系统的空子很久了——发明了色情作品、节育手段和垃圾食品，寻找或者创造出让大脑充满多巴胺的物质，冷酷地无视演化最初的设计目标。我们是根深蒂固的享乐者，无论何时何地，我们胡子眉毛一把抓，不放过一丝一毫出神的机会。当有人囫囵吞掉一块奶油夹心蛋糕，喝下一口野格圣鹿酒，再观摩一番《浪荡公子逍遥游之四》，而后感到内啡肽飙升的愉悦时，他们得到了不应得的奖励。演化对此一定怒不可遏。

有一类演化错误，可以被理解为演化的“残留”，它发生在这样的情境中：某些行为和驱力曾经具有演化适应性但现已过时，成了我们的困扰。我们对奶油夹心蛋糕的渴望，就是演化残留的一个典型例子。垃圾食品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演化让我们喜欢糖和脂肪。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这是一个明智的策略，因为狩猎-采集者时刻生活在饥饿的阴影之下。然而，在现代社会大多数人都可以轻松获得廉价的糖果、碳水化合物和加工过的肉类，有时还是组合成可诱发心脏病的套餐端上来，真帮了大忙！另一种类型的演化错误，可以说发生在演化被“劫持”的时候。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种非法的方式，来利用一种最初旨在奖励其他更具演化适应性行为的快乐系统。自慰是一种典型的演化劫持。性高潮是为了奖励我们进行交配，从而帮助基因进入下一代。然而我们可以欺骗自己的身体，以无数种与生殖毫不相干的方式，获得同样的奖励。

关于我们对酒精的错爱是属于劫持还是残留，目前学界还有争议。劫持理论的支持者声称，酒精饮料让我们感觉良好，因为它们的活性成分——乙醇——恰好触发大脑释放了让我们感到获得奖励的化学物质。这是一个设计中的小故障：这些化学物质实际上是演化用来奖励真正的适应性行为的，比如吃有营养的东西或把敌人推入焦油坑。但大脑会被欺骗，摄入乙醇是欺骗大脑的最简单的方法之一。

残留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对醉酒的渴望，可能曾经让我们的祖先具备了各种各样的演化适应性，但时至今日，这种渴望变得极度不具适应性。

无论属于劫持还是残留，演化错误之所以继续存在，是因为自然选择还没有费心清除它们。这通常是因为它们要么成本小，要么只是最近才成为问题。演化可以对自慰视而不见，只要我们对性高潮的追求仍然足够把基因传递给下一代。垃圾食品是一个现代问题，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酒精也是演化可以忽略的东西，起码直到最近都是如此。这是因为酒精和糖一样，在自然界中只少量存在。从自然发酵的水果中搞点让人上头的东西出来，还需要一些严肃的工作。只有当农业和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发酵出现——大约是在9000年前，从演化的角度看不过是一眨眼之间——大量人群才获得了醉酒的机会，从此许多易感的人被推上滑道，滑道尽头是普遍的醉酒、虚掷的周末和受损的肝脏。

认为酒精或其他化学麻醉品是演化上的错误，这种观点里有一个至关重要却常被忽视的特征：它认为醉酒、爽一把，像自慰或者狂吃垃圾食品一样，是一种绝对的恶习。恶习是一种习惯行为，它虽然给人带来短暂的快感，但最终却对自己和他人有害，或者至少是浪费时间。事实上，即使是最狂热的自慰爱好者也不得不承认，在同等条件下，很可能还有其他更有成效的方式来度过一个周末的午后。沉溺于这些恶习可能让人感觉很好，但它不会给你我（或者任何其他人）带来任何好处。

然而，恶习与恶习之间毕竟有差别。上文谈到《浪荡公子逍遥游之四》的场景里，真正会让演化夜不能寐的，其实是喝下的那口野格圣鹿酒。浪费了一点本可以工作的时间去自慰，没什么大不了。相比之下，酒精可能真的有害处。酒精中毒是一种异常的精神状态，典型特征是自控能力下降以及出现不同程度的欣快或抑郁，这是因为很大一部分大脑暂时受损了。正如“酒精中毒”这个术语所暗示的，它涉及一种毒素的吸收，这种物质对人体非常有害，以至于我们拥有精心设计的多层生理机制，致力于分解它，并尽快从我们的身体排出。至少，我们的身体明确把酒精视为一种严重的威胁。

酒精饮料通常会提供一点卡路里，但几乎没有营养价值，并且是由本就珍贵的、历史上稀缺的谷物或水果制成。摄入酒精会损害认知和运动技能，破坏肝脏，杀死脑细胞，并助长不明智的跳舞、调情、打架，甚至更多的放荡行为。低剂量的酒精可以让我们快乐，更善于交际。一旦开始喝多，我们很快就会遇上口齿不清、激烈的争吵、哭哭啼啼的示爱、不恰当的身体接触，甚至是突然唱起的卡拉OK。虽然酩酊大醉会引发出神体验，像是无私忘我以及团队联结，但它也经常导致呕吐、受伤、断片、不明智的文身和严重的财产损失，姑且不提宿醉。

从演化的角度看，使用某些药物是有道理的。咖啡、尼古丁和其他多数兴奋剂基本上是性能增强剂，使我们能够追求正常的演化目标，让我们如虎添翼；我们的运动功能没受损害，对现实的控制依旧牢固。真正令人费解的是使用麻醉品（主要是酒精）。这是因为，麻醉品从进入我们血液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伤害我们，减缓我们的反应速度，使我们的感官迟钝，并模糊我们的意识。他们通过作用于大脑中的前额叶皮层（PFC）——这是我们认知控制和目标导向行为的中心——来实现这一点。因此，在本书中，“醉酒”（intoxication）这一术语不仅包括更富戏剧性的醉酒状态——法律意义上的“醉酒”（drunk），还包括最初抿的几口葡萄酒带来的柔和、快乐的兴奋感。醉酒看似无害，像是温和的社交兴奋，但它已经破坏了那些可以说是使人之为人的能力：有意识地管理自己的行为，专注于任务，并保持清晰的自我意识的能力。

鉴于PFC是我们这个物种成功的关键之一，摄入任何剂量的酒精或其他麻醉品似乎都很愚蠢。PFC是大脑生理构造中的昂贵部件，它的完全发育需要20多年的时间，也是最晚成熟的部分。因此，一个略显奇怪的事实是，一些社会里庆祝21岁生日的惯例，竟然是用化学麻醉品来煞一煞PFC的威风。既然损害我们的认知控制会让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缺乏明显的好处，那为什么人类仍然喜欢喝醉？为什么世界各地的人，无论来自哪种文化背景，都会不辞辛劳地把有益健康的谷物和美味的水果转化为苦涩的、低剂量的神经毒素，或者在当地的生物群落里寻找令人陶醉的植物？

虽然鲜有人提及，但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人类集中聪明才智、齐心协力试图解决的一大问题，就是如何把自己灌醉。即使是处于饥饿边缘的小型社会，也会留出很大一部分珍贵的谷物或水果用于生产酒精。在前殖民时期的墨西哥，有一些部落，虽然还没形成有组织的农业，依然长途跋涉，趁着仙人掌结果子的短暂间隙将果子采摘下来酿酒。酒精短缺的移民，会拿制鞋皮革、草、当地的昆虫等一切能拿到手的东西进行发酵。中亚的游牧民族，由于难以获得淀粉或糖分，只好用发酵过的马奶制酒。在当代社会，人们花费了惊人比例的家庭预算，购买酒精和其他麻醉品。即使在立法禁酒的国家，也有许多人试图使用清洁产品或香水把自己灌醉，然后不幸痛苦身亡。

极少数不生产酒精的文明，则无一例外地用其他一些致人兴奋的物质代替，例如卡瓦酒、含致幻剂的烟草，或者是大麻。在传统社会中，如果生物群落中存在某种可以刺激神经的东西，你可以确定当地人已经使用了数千年。通常情况下，它的味道很糟糕，并且有剧烈的副作用。例如，死藤水（ayahuas-ca）是一种由亚马孙藤蔓制成的致幻酒，味道极苦涩，很快就会引起剧烈的腹泻和呕吐。在一些南美文化中，人们甚至会舔毒蟾蜍。无论在世界上哪个地方，只要有人群，你都会发现他们做着令人作呕的事情，付出了难以置信的代价，并花费了大量的资源和精力，唯一的目的就是爽一把。鉴于醉酒驱力对人类的存在如此重要，考古学家帕特里克·麦戈文（Patrick McGovern）曾半开玩笑地建议我们称呼自己这个物种为“酒人”（Homo imbibens）。

这种改变心智状态的欲望有着古老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文明之初。在今天的土耳其东部的一处距今约12000年的遗址里，人们发现了一些大桶的残骸，它们似乎用于酿酒；结合遗址里关于节日和舞蹈的图像来分析，这暗示着人们曾聚集于此，发酵谷物或葡萄，演奏音乐，在人类开启农业之前就开始酩酊大醉。事实上，考古学家已经提出，各式各样的酒精不仅仅是农业发明的副产品，更是发明农业的动机——驱动最初的农民的，是对啤酒而不是对面包的渴望。来自世界各地的关于早期人类的考古发现，总是包含大量专门用于生产和消费啤酒和葡萄酒的精致器皿，这绝非偶然。

苏美尔神话甚至将人类文明的起源与饮酒（以及良好的性行为）联系起来。在史诗《吉尔伽美什》（成书于约公元前2000年，可能是我们现存最古老的文学作品）中，野人恩基杜（Enkidu）本来与动物自由自在地生活在一起，被寺庙里的一个妓女驯服后才变成了人。在给他整整一周心神荡漾的性爱之前，她首先用文明的两大支柱——面包和啤酒——喂饱了他。他特别爱酒，连喝了七壶，“（他）情绪高涨，引吭高歌”。直到那之后他们才进入云雨正题。在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200年之间的某个时候，古代雅利安人从中亚大草原迁移到印度次大陆，他们围绕一种叫作“苏摩”（soma）的神秘麻醉品，建立起了他们的宗教体系。不过，关于苏摩究竟是什么，学者们还在激烈争论，目前的主流理论认为它是一种由毒蝇伞致幻蘑菇制成的液体；但无论如何，它显然药效甚强。《梨俱吠陀》（作于约公元前1200年）里有一首赞美诗记录了因陀罗的几句话，因为苏摩神酒的药效显现，他的思绪开始飞速运转，他疯狂得失去了理智，但也充满了震撼宇宙的力量：

五部落尚不及一目之斑。吾不饮苏摩乎？

举世合一尚不及吾一翼。吾不饮苏摩乎？

伟哉，吾超乎天地之上。吾不饮苏摩乎？

信矣，吾将辟地，或此或彼。吾不饮苏摩乎？

吾将击地轰轰然，或此或彼。吾不饮苏摩乎？

一翼升天，一翼伏地。吾不饮苏摩乎？

大哉，大哉！翱翔云霄间。吾不饮苏摩乎？

为什么最重要的吠陀之一被想象为不仅极度亢奋，而且要从迷幻蘑菇的混合物中汲取力量？尤其令人费解的是，所讨论的药物实际上更有可能让人匍匐在地、备感无助、瞳孔扩张、运动协调能力急剧下降，显然无力“击地轰轰然”。既然如此，如果在前往维持宇宙秩序或杀死仇敌之前，因陀罗选择饱餐一顿美食或痛饮营养丰富的牛奶，这样描写岂不是更合情理？

采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人类行为，我们有望澄清关于人类存在的深刻困惑，否则它们仍然会在众目睽睽之下遁形。一旦我们开始深入、系统地思考我们对麻醉品的嗜好，其由来之久、波及之广以及影响之深，我们就无法再轻信目前的标准叙事，即这只是某种演化的意外事件。考虑到人类过去几千年来为使用麻醉品而付出的高昂成本，我们预期遗传演化的方向是：尽快从我们的动机系统中清除掉任何对酒精的意外偏好。如果乙醇碰巧破解了我们神经系统里的快乐密码，演化应该马上重设一套密码。如果我们爱好喝酒是演化的残留，那么演化应该早就准备好了解酒的阿司匹林。但演化并没有这么做，我们要理解为什么会这样，这可不单单是出于学术兴趣。如果不理解使用麻醉品在演化意义上的来龙去脉，我们就无法开始清晰有效地思考麻醉品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应当发挥什么作用。

虽然市面上已经有了许多关于酒精和其他麻醉品历史的消遣书籍，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哪本书来就这一基本问题——我们一开始为什么想爽一把——提供一个全面、有说服力的回答。 ^[1] 综观人类历史，麻醉品的受欢迎程度、持久性和重要性都需要解释，这也是我在接下来的篇章里试图完成的任务。本书打破了围绕我们种种醉酒观念的都市传说和坊间印象的纠葛，综合利用来自考古学、历史、认知神经科学、精神药理学、社会心理学、文学、诗歌和遗传学的证据，为我们的醉酒驱力提供了一套严格的、有科学依据的解释。我的核心论点是，在漫长的演化进程中，追求喝醉、兴奋，或者认知上改变的状态，有助于个体的生存和繁荣，有助于文化的赓续和发扬。说到醉酒，那种认为它是“演化错误”的观点不可能是对的。我们之所以喝醉，其实有很充分的演化原因。这意味着，目前我们关于醉酒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有错误、不连贯、不完整，或者三者兼而有之。

让我们从第一个观点开始。演化并不愚蠢，而且它的进展速度比大多数人以为的要快得多。牧民在基因水平上已经适应了成年后喝牛奶，西藏人已经适应了高海拔地区的生活，而居住在船屋里的东南亚人，在几代人的时间内就适应了潜水和在水下屏住呼吸。如果酒精或毒品只是劫持了大脑中的快乐中枢，或者几千年前曾经具有演化适应性，但现在纯粹是恶习，那么演化本应该很快就弄清楚这一点，并坚定地制止这种胡闹。这是因为，与色情作品或垃圾食品不同，酒精和其他麻醉品在生理和社交方面都非常昂贵。当基因允许我们浪费一点时间自慰，或吃过多奶油夹心蛋糕长胖了几斤，我们的基因付出的只是很低的成本。酒后驾车撞上电线杆，因肝损伤而死亡，或因酗酒而失去生计和家庭，这些对我们的基因健康造成了更为严重和直接的威胁。同样，文化也可以对无害的恶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尤其是那些可能让人们更加温驯和顺从的恶习。马克思从未将色情作品称为人民的鸦片，但如果他曾经浏览过因特网，他可能会这么说。真正的鸦片，就像任何化学麻醉品一样，潜在地对文化有严重破坏性。

基因或文化演变，并没有根除我们所谓的意外偏好——即使存在完美的“解决方案”（下文将会提到）——这个事实意味着肯定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放纵的成本必须与特定的、有针对性的收益相平衡。本书认为，化学物质诱发的醉酒绝不是演化上的错误，它其实有助于解决许多人类特有的挑战：增强创造力、缓解压力、建立信任，以及让部落思维根深蒂固的灵长类动物与陌生人奇迹般地实现合作。把自己灌醉的欲望，以及醉酒对个人和社会带来的效益，对促进大规模社会的诞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醉酒，就没有文明。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观点。饮酒促进社会凝聚力这一事实，听起来不像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新发现。然而，如果不了解人类在文明中面临的具体合作问题，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整个历史和世界范围内，酒精和类似的物质几乎一直是普遍的首选解决方案。如果一盘激动人心的十字戏就足够，为什么还要靠一种有毒的、破坏器官的、令人麻木的化学物质来维系社交？不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无法明智地讨论，是否可以用密室逃脱或激光枪战游戏取代下班后的喝酒闲聊。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在结束一天的辛苦工作之后，特地喝一两杯酒来放松一下。问题是，下午的骑行可以代替它吗？15分钟的冥想怎么样？如果不了解相关的生物化学、遗传学和神经科学，我们就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类似地，一个古老的观念认为，诗意的灵感来自瓶底。为什么瓶子里装的得是酒，茶不行吗？饮酒的具体影响是什么，它怎么就能提高创造力，以及多少剂量才能达到最佳效果？（提示：在你看到瓶底之前。）作为缪斯，酒精与迷幻蘑菇或LSD相比如何？跟在公园里简单的散步相比呢？围绕麻醉品消费有无数的谜题需要解开，但目前还没有一个真正全面的回答。有些人确实可以千杯不醉，有些人喝了几口淡啤酒就会脸红、恶心。大多数人成功地将麻醉品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而另一些人却因酗酒而无法正常生活。是哪些基因决定了这些不同的反应，我们如何解释它们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综合考虑各个因素，禁止饮酒似乎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为什么这种文化禁令相对罕见，被人们在实践中广泛回避？这些问题的答案对时下的各种议题——例如酒精在工作场合的作用是什么，合法的饮酒年龄是多大——有何影响？应该让人感到不安的是，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通常是在完全不了解相关科学的情况下发生的。充其量，我们的思考是基于某些相互脱节的事实或知识碎片，而没有得益于更为开阔的演化视角。

尽管其他形式的麻醉品在这个故事中也发挥了作用，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主要聚焦于酒精。酒精是无可置疑的麻醉品之王。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它。如果你让一个文化工程团队设计一种物质，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个人创造力和团队合作水平，他们会想出非常像酒精的东西：一个简单的分子；几乎可以用任何碳水化合物轻松制成；易于食用；可储存；可精确定量；对认知的影响复杂但可预测、适度；能迅速从体内排出；容易融入社会习俗；可以打包进美味配送系统；与食物很好搭配。无论大麻、苏摩或舞蹈触发的出神有怎样的好处和功能，都没有表现出如此齐全的特征，而且它们还有更加明显的缺点。吃完迷幻蘑菇极度兴奋的那会儿，恐怕很难商讨合同条款；关于大麻，不同人吸食之后的反应差别很大；整夜跳舞、废寝忘食，第二天上班会变得格外困难。相比之下，两杯鸡尾酒带来的宿醉是一个相对较小的负担。这就是酒精在进入新的文化环境后，往往会取代其他麻醉品，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毒品”的原因。

化学中毒显然是危险的。酒精已经毁掉了许多生命，并将继续蹂躏世界各地的个体和社群。为酒精的好处而辩护，除了声称“为快乐而快乐”时让我们有隐隐的心理不安，也可能引起强烈的反弹，因为许多人对于使用麻醉品的沉重代价抱有合理的忧虑。但是，理解我们追求快感背后的演化原因，有助于为相关讨论提供洞察——由于不了解这些科学与人类学知识，我们一直在盲目行事。

我们的分析将为日常生活提供一些清晰且易于实施的建议，但也会提出更复杂或有争议的政策问题，例如酒精在工作场所或大学中的最佳角色。在我们这个越来越留心避免助长不当行为的时代，我们很可能会认为这些场合最好不要沾酒，但这并非定论。鉴于各式各样的麻醉品给现代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我们必须重新评估醉酒的历史益处，无论是在个体层面还是在群体层面。现代出现的蒸馏技术和社会孤立，彻底改变了酒精在秩序和混乱之间维系的脆弱平衡，制造出了崭新的危险，虽然我们目前才刚刚朦胧地意识到。

醉酒的行为之所以经久不衰，而且对人类的社会生活如此重要，说明醉酒的收益在人类历史上肯定超过那些更明显的代价。在我们这个极度复杂，且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着的现代世界中，我们只有从广泛的历史、心理和演化视角着眼，才能正确评估醉酒的益处。

显然，奶油夹心蛋糕对你有害；自慰很可能不会让你失明，但社会效益有限。为酒精辩护却更为复杂。正如早期现代法国美食家布里亚-萨瓦兰（Brillat-Savarin）所说，解释人类对醉酒的渴望确实“非常值得哲学头脑的关注”。然而，探讨我们为什么喝醉这个问题——或者说酒精为哪些问题或挑战提供了解决方案——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我们哲学或科学方面的兴趣。考察我们醉酒驱力的功能，将使我们更好地评估酒精和其他麻醉品在当今生活中真正的作用。考虑到误解这种作用的潜在成本之高，兹事体大，我们无法像现在这样跌跌撞撞地前进，任凭流俗观念、一知半解的政策或清教徒的偏见牵着鼻子走。关于醉酒，历史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喝过酒，喝过什么酒。但是，我们只有把历史与科学结合起来，才能最终开始理解我们一开始为什么想要喝醉，理解让我们不时浑然忘我如何可能有某些好处。

[1] 上述作品中最有趣、可读性最强的是Forsyth 2017，Gately 2008，Walton 2001。Gately 2008可能是关于饮酒史的最全面的资源，对本书早期阶段的成形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虽然Gately顺便提到了酒精的一些潜在的个人和社会层面的功能，但没有试图为这种现象提供严格的心理学、神经生物学、遗传学或文化演化解释。Forsyth 2017出版于本书写作的早期，可以看作是Gately综合作品的更简短、更精练的幽默版本。Forsyth确实从“我们为什么一开始想喝醉”的问题开始。然而，他很快——甚至相当不加批判地——接受了Robert Dudley的“醉猴”假说［“我们人类是寻觅酒精的冠军，醉猴假说解释了原因”（2017:15）］，这与他继续讲述的醉酒历史不符，我将在第一章中解释。

下文我们还会讨论到，在学术界，一些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对于醉酒的功能提出了一些解释，最突出的是：Dietler 2006;O.Dietrich et al.2012;Robin Dunbar 2014;Robin Dunbar et al.2016;Guerra-Doce 2014;E.Hagen and Tushingham2019;D.Heath 2000;Jennings and Bowser 2009;McGovern 2009;Wadley and Hayden 2015。关于该主题的最重要的文集也许是Hockings and Dunbar 2020，它是在本书写作的最后阶段出版的；Heath 2000第6章（“心有自己的理由：人们为什么喝酒？”）也强烈推荐。我们还将探讨Robert Dudley和Matthew Carriga等生物学家的演化假设；有关这些理论的简要调查，请参阅M.Carrigan 2020:24-25或McGovern 2020:86-87。然而，更典型的是，化学麻醉品要么在人类学界被忽视，要么被视为文化“能指”，对人类的心理没有任何潜在影响。例如，请参阅MacAndrew和Edgerton的评论，即酒精摄入本身“很可能”没有抑制认知，只有一些运动效应，然后作为该文化中麻醉的可见社会象征（MacAndrew和Edgerton 1969）。Dietler 2006概述了使用人类学方法探讨酒精的历史，尽管他认为最近的文化建构主义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功能主义的发展。最后，关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类学论文集，这些论文代表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主导人类学的更为独特的饮酒文化观点，请参阅Douglas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