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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有一群人（其中大多数是医生，他们全是犹太人）开始每星期三在维也纳的一间公寓聚会。“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前身是弗洛伊德的“星期三学会”，而其第一任会长就是阿德勒。
虽然身为维也纳圈的第二号重要人物，也是“个体心理学”的创建者，然而阿德勒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弗洛伊德的弟子。弗洛伊德盛气凌人、带着贵族气息，来自高知家庭，住在维也纳的繁华地区，而阿德勒是粮商之子，相貌平平，在市郊长大。弗洛伊德以丰富的古典知识和古董收藏闻名，阿德勒则是孜孜矻矻于提升劳工阶层的健康与教育及女性权利。
两人著名的决裂发生在1911年，弗洛伊德只相信所有心理议题都是源自压抑的性感受，阿德勒对这一观点越来越恼怒。在此之后的几年，阿德勒出版了《器官缺陷及其心理补偿的研究》（ Study of Organ Inferiority and Its Psychical Compensation ），主张人们对于自己的身体与身体缺陷的认知，是塑造他们人生目标的主要因素。弗洛伊德相信人类完全受潜意识心灵的骚动驱使，而阿德勒把人类看作社会性存在，创造出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来回应环境及自己觉得缺乏的东西。每个人都自然而然地追求个人权力与自我认同感，如果心理健康，我们也会努力适应社会，并且为大义贡献一己之力。
跟弗洛伊德一样，阿德勒也相信童年初期形塑了人的心灵，而且那些行为模式会惊人地保持不变，延续到成年。不同的是弗洛伊德聚焦于婴儿的性行为，而阿德勒更感兴趣的是儿童如何寻求加强自己在这个世界的权力。其他人似乎都比自己高大、有力量，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每位孩童都会寻找最容易的途径来获得他们需要的。
阿德勒因“出生顺序”（或者我们在家庭的位置）的观点而闻名。举个例子，家庭中最小的孩子因为明显地比其他人幼小而且权力小，往往会努力“超越家里其他成员，成为最能干的一员”。发展途径上的岔路会把孩子导向不同的路，有的模仿大人让自己变得更加果断和强大，有的则刻意展露弱点以取得大人的协助和关注。
简单来说，每个孩子的发展方式都是最能补偿他们弱点的。阿德勒指出：“一千种才华和能力都是源自我们自觉不足。”想要获得认可的渴望其实也是一种自卑感。良好的抚育应该能够化解这种自卑感，得到良好抚育的孩子不会发展出不平衡需求，一心求胜不惜牺牲别人。我们可以假定，小时候承受的某种精神、身体或环境上的障碍是个问题，然而这些究竟是一个人的资本还是负累取决于环境。最关键的是，我们是否把缺点看成缺点。
企图驱除自卑感的心理往往会形塑一个人的一生，有时候人们会试图以极端方式来补偿。阿德勒为此发明了一个词，那就是著名的“自卑情结”。自卑情结可能让人更加胆怯或容易退缩，同样也可能让人们产生以超高成就来补偿的心理。这就是“病态的权力驱动力”，不惜以他人和社会整体为代价来展现自己。阿德勒将拿破仑作为自卑情结作祟的经典案例，评价拿破仑是对世界造成巨大冲击的小个子。
阿德勒的基本原则是，我们的心灵不是由遗传因素而是社会影响塑造的。性格源自两股相反力量之间独特的交互作用。这两股力量是：对权力或者个人扩张的需求，以及对“社会情感”与和谐共融的需求。
两股力量互相对立，而我们之所以独一无二，是因为我们会以不同方式来接纳或排斥这两股力量。例如正常状况下，人们对支配地位的追求会因为意识到社群期待而收敛，虚荣或骄傲会有所节制。不过，当野心或虚荣占据主导地位时，一个人的心理成长就会突然停止。如阿德勒戏剧性地陈述：“对权力饥渴的人会走向自己的毁灭。”
如果忽视或轻蔑其中一股力量（社会情感和社群期待），当事人会显露出某些带有侵略性质的性格特征，比如虚荣、野心勃勃、眼红、嫉妒、好扮演上帝、贪婪；也有可能表现出不带侵略性质的性格特征，比如退缩、焦虑、胆怯、不懂社交礼仪。无论是哪股力量占上风，通常都是因为根深蒂固的自信心的缺乏。不过这种力量也会产生一种强度或张力，能够带来巨大能量。这样的人生活在“期待伟大的胜利中”，以补偿那些不足的感受，然而结果却是他们膨胀的自我意识让他们丧失了某些现实感。他们在意的只剩下会在世上留下什么印记，以及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尽管他们自认是英雄人物，旁人却能看得出来，他们以自我为中心实际上限制了他们好好享受人生的各种可能性。他们忘记自己是跟其他人联结的人类。
阿德勒指出虚荣或高傲的人通常会试图隐藏他们对未来的展望，表示自己只是“有野心”，更温和的说法是他们“充满活力”。他们会巧妙地伪装自己的真实感受。为了显示自己不虚荣，他们可能刻意不注重衣着，或者表现得过度谦虚。不过阿德勒犀利地评述道：“虚荣的人把生活中的每件事归结为一个问题——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阿德勒想弄清楚，伟大的成就只是虚荣心给人类带来的好处吗？想要改变世界，“自我扩张”当然是必要动机。要正面看待虚荣吗？他的答案是否定的。在真正的天才身上，虚荣心起不了什么作用，事实上只会降低成就的价值。真正造福人类的伟大功业都不是受虚荣心激发的，与之对立的“社会情感”才是原动力。我们多少都有点虚荣，不过健康的人能够通过为别人奉献来升华他们的虚荣心。
虚荣的人本质上不允许自己“屈服”于社会需求。他们专注于获取特定的地位、身份或目标。对于社区或家庭应担负的正常义务，别人视为理所当然，他们却觉得自己可以推脱。而结果通常是他们变得更孤立，与人关系不好。这种人太习惯于把自己放在第一位，而且善于怪罪旁人。
共同生活必然涉及一些律法和原则，是人们绕不开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社群中的他人，才能身心健康地生存下来。如达尔文指出的，弱小的动物永远无法单独存活。阿德勒断言：“适应社群是个人要掌握的最重要心理功能。”人们可能获得许多外在成就，但如果少了这种至关重要的社会适应，他们或许会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而亲近他的人也是这么看待他。阿德勒说，这样的人实际上是社会公敌。
阿德勒心理学中的一项核心观念是：个人永远努力朝目标前进。弗洛伊德认为我们受过往种种所驱动，而阿德勒抱持目的论的观点，认为目标是我们的驱动力，无论你是否意识到这些目标。我们的心灵不是静态的，而是必须通过目标（无论是为私或为公）来激活，并且会持续朝着实现目标前行。我们“编造”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活在这种虚构之中。本质上，这些编造不会总符合事实，不过可以让我们充满能量地活着，让我们永远朝向某个目标前进。
正是目标导向让我们的心灵坚不可摧，并且十分抗拒改变。阿德勒写道：“人类最难做到的就是认识自己和改变自己。”或许，更重要的原因是，社会集体的聪明才智平衡了个人的渴望。
阿德勒强调“个人权力”和“社会情感”这两股双生的形塑力量，他的用意在于说明，当人们了解之后就不会不知不觉受其摆布。从他书中描述的真实人物片段，我们可以看到与自己的共通处。或许我们蜗居在家庭或社区里，忘记我们曾拥有的职业梦想；或许我们把自己看作“世界之王”，能够任意违抗社会习俗。而这两种状况都是不平衡的，终究会限制我们的可能性。
《理解人性》的大部分内容读起来比较偏向哲学，而不是心理学。书中有过多关于个人性格的概括、论述来自传闻轶事，而不是以实证经验为依据。缺少科学数据的支撑是阿德勒的著作遭受批评的主要原因之一。不过，自卑情结这类概念已经成为日常用语了。
阿德勒和弗洛伊德一样，都有坚定的知识进程想要达成，不过受到社会主义倾向的影响，阿德勒的目标放得低一点。他想要实际了解童年如何塑造了成年的生活，而这方面的知识可能造福整个社会。与文化精英弗洛伊德不同，阿德勒相信理解人性的工作不应该只留给心理学家来完成，而是每个人都要承担的重要任务，因为无知会带来不好的后果。《理解人性》一书是以阿德勒在维也纳人民学院为期一年的讲座为基础整理而成，通过这种路径来研究心理学具有异乎寻常的民主色彩，也就再适切不过了。这是一本人人都能阅读且能理解的著作。
阿德勒于1870年出生于维也纳，他在家中七个孩子中排行第二，5岁时罹患严重肺炎，还曾目睹过弟弟去世。因为个人经历，他立誓成为医生。
阿德勒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医学，1895年取得博士学位。1898年他写了一篇医学专论，探讨裁缝的健康与工作条件，第二年遇见了弗洛伊德。从此之后，阿德勒一直参与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直到1912年与其他八人决裂，创立了个体心理学学会。之后他也出版了影响深远的《论神经症性格》（ The Neurotic Constitution ）、《生活的科学》（ The Science of Living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德勒中断事业到军医院服务，这次经历坚定了他的反战立场。
战后，他开了第一家专注儿童心理健康的诊所，而后在维也纳各地陆续成立了21所。因为阿德勒是犹太人，维也纳当局在1932年关闭了这些诊所。于是阿德勒移民美国，在长岛医学院担任教授一职。从1927年开始，他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的客座教授，同时他在欧洲与美国的公开演讲让他名声大噪。
阿德勒殁于1937年，死因是心脏病突然发作。当时他身在苏格兰的亚伯丁，那里是他欧洲巡回演讲的其中一站。阿德勒与妻子拉伊萨在1897年结婚，婚后生育了四名子女。
阿德勒其他著作包括《个体心理学的实践与理论》（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 ）、《生活的科学》（ The Science of Living ），以及备受欢迎的《自卑与超越》（ What Life Could Mean to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