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记

［西汉之前］佚名

《乐记》作者到底属谁，至今无定论。20世纪围绕《乐记》作者的争论，主要是由对传统材料不同解读所造成的。有三个问题影响了对其作者的判定。

一是典籍中对《乐记》作者的不同交代。《汉书·艺文志》认为《乐记》为西汉河间王刘德、毛生等编纂，书中说：“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而《隋书·音乐志》引南朝沈约于天监元年（502）给梁武帝《奏答》中的一段话，涉及《乐记》作者问题，《奏答》云：“窃以秦代灭学，《乐经》残亡。至于汉武帝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其内史丞王定，传授常山王禹。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案汉初典章灭绝，诸儒捃拾沟渠墙壁之间，得片简遗文，与礼事相关者，即编次以为礼，皆非圣人之言。《月令》取《吕氏春秋》，《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乐记》取《公孙尼子》，《檀弓》残杂，又非方幅典诰之书也。”沈约的观点与《汉书·艺文志》并没有什么不同。

而唐人张守节认为，《乐记》为公孙尼子所撰。他在《史记正义》中说：“其《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 张守节没有做任何说明。其实，这是对《隋书·音乐志》引沈约语的误解。沈约在《奏答》中，虽然指出《乐记》杂取了《公孙尼子》（《公孙尼子》一书，在《汉书·艺文志》中已有著录）的内容，但并没有说《乐记》为公孙尼子所作。沈约明明说：《月令》取《吕氏春秋》，《中庸》等取自《子思子》，《乐记》取《公孙尼子》。《公孙尼子》所指是书，而非人，不知何故，有些论者将其引述成“《乐记》取公孙尼子” ，以此作为公孙尼子作《乐记》的基本证据。

二是传世版本问题。在《汉书·艺文志》的文字中，有关于《乐记》的两个不同传世版本问题，一是刘向的二十三篇本，一是王禹本。王禹本和刘向所传的不同。有的论者根据这一线索，认为，王禹所传的本子由刘德传给王定，王定传王禹，其名《乐记》，又称《乐元语》，此书已经失传。此书并不是如今流传的《乐记》，今传之《乐记》为另一书，它是刘向所校定的二十三篇。

按今本《乐记》被收入《礼记》一书，共十一篇（《乐本》《乐论》《乐礼》《乐施》《乐言》《乐象》《乐情》《魏文侯》《宾牟贾》《乐化》《师乙》），而刘向《别录》说《乐记》有二十三篇，二十三篇的前十一篇和今本同，只是排序有异，后十二篇今亡佚。正因此，为公孙尼子作《乐记》留下了讨论的空间。

三是从今本十一篇内容看，其中有与《荀子·乐论》《周易·系辞传》以及《吕氏春秋》等内容相同或相似者，这就引起了到底是《乐记》抄录上述著作，还是上述著作抄录《乐记》的讨论，不同的推论会直接影响《乐记》创作时代的判定，从而影响《乐记》作者的推定。如推定《乐记》抄录《荀子》，即相应在作者判定上更倾向于刘德等，反之，则又可以倾向于作者是公孙尼子的判断。

围绕以上三个问题的不同解读，20世纪关于《乐记》作者的讨论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以郭沫若、杨公骥、周柱铨等为代表的公孙尼子说，二是以蔡仲德等为代表的刘德、毛生等编纂说。再一种观点，既不认同公孙尼子说，又不同意河间王说，或以为乃是汉人所作，然所作者尚难遽然而定；或以为公孙尼子可能有二人，一是作为儒家的公孙尼子，他是战国时期人，一是作为杂家的公孙尼子，应是汉人。如此等等。

从现有的材料看，我比较倾向于刘德、毛生等编纂说。因为《汉书·艺文志》毕竟有明确交代，而且班固《艺文志》主要由刘歆《七略》删削而成，而《七略》则是刘歆得其父刘向校书之论所写成。可以这样说，刘向校书所见的二十三篇本《乐记》，就是今本《乐记》所见原本，王禹所传的本子虽是一个异本，有文字上的差异，但并非别有一书，否则，《艺文志》没有必要将它与刘向本比勘而言。《乐记》与《荀子·乐论》《吕览》《易传》相同或相似处，是《乐记》一书性质所决定的，它本来就不是独立创作的私家著作，而是综合先秦以来论乐之说而成的。《奏答》说“捃拾遗文”，“编次”而成，是可信的。正因此，《乐记》可以视为西汉之前我国音乐理论的集大成著作，并非反映的是刘德一家的观点。

本文所用底本为清孙希旦《礼记集解》本，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2010年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