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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安森跟一位初级合伙人去伦敦调查几笔贷款的情况。这次出差预示他将真正被这家公司接纳。他此时二十七岁，体重超标了一点，但绝对说不上肥胖，他的举止跟他的年纪不甚相称，老成持重。年纪大的人和年轻人都喜欢他，信任他。母亲们把女儿交给他，都感到安全放心，因为他每进一个房间，总是将自己归在那里最年老、最保守的人一边。“你们和我，”他似乎在说，“靠得住，明事理。”
他对各种人，男人的和女人的弱点有一种本能的了解，又相当宽容。而这种了解又使他像牧师一样更关注和维护自己外在的形象。典型的例子是他坚持每星期日上午到时兴的圣公会主日学校去教课――虽然他只是回来冲上一个凉水澡，换上一套常礼服，却跟隔天晚上还在花天酒地的他判若两人。有一天，坐在前排的几个孩子好像感觉到了什么，起身挪到了最后一排。他常常讲起这件事，每次都能惹得旁人哄堂大笑。
他父亲去世后，他是家族里的实际掌门人，事实上是他在引导年轻一代的命运。由于某种复杂的原因，他的权势没有伸展到他父亲的房地产中去，而是由他的叔父罗伯特掌管。罗伯特是家族中唯一爱马的人员，为人温厚，酷爱喝酒，经常跟到惠特莱山晃悠的一伙人在一起。
罗伯特叔父和婶婶艾德娜一直是安森青年时期的知心朋友。罗伯特对其侄子未能利用本身优越的条件爱上马匹，而感到失望。他支持他加入在美国最难入会的一个城市俱乐部――只有一个曾对纽约市的建设做出过贡献的家族才能参加的俱乐部，换句话说只有在1880年前发家致富的家族人员才有资格加入。安森在被接纳为该俱乐部会员后对它十分淡漠，而仍热衷于耶鲁俱乐部。罗伯特叔父曾为此事找他谈过一次。更有甚者，安森竟然婉言拒绝介入罗伯特·亨特自己守旧又不甚受人重视的经纪行。叔父对他的态度也就变得更为冷淡。他像一个小学教师，已经教授完了他所知道的一切，悄悄从安森的生活中溜走。
安森的生活中有许多朋友――几乎没人没得到过他的倾力相助；也没有一个人不曾被他弄得十分难堪，他有时讲话咄咄逼人，有时兴致所至，不分场合喝得烂醉如泥，让人感到十分尴尬。其他人在这方面犯了点毛病，他就会感到烦恼，难以忍受，而对自己的缺点却三言两语，轻描淡写。怪事发生在他自己身上时，他就说给大家听，大笑几声了之。
那个春天我在纽约工作，常常跟他一起去耶鲁俱乐部进午餐，因为在我的大学建立自己的俱乐部之前，这个俱乐部是跟耶鲁大学合伙办的。我已经在报上读到波拉结婚的消息，有一天下午我问到他关于她的事时，不知什么东西感动了他，他向我原原本本讲述了他们俩的故事。此后他常常邀请我到他家里跟他家里人一起吃饭。他这样做，仿佛我们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仿佛他深信的那个刻骨铭心的记忆已经渐渐转移到我身上。
我发现尽管母亲们对他很信任，可他对姑娘们的态度并非一视同仁，一般呵护。这完全取决于姑娘自身――如果她但凡表现出一点儿生性随便，生活不够检点的话，她就必须管好自己，即使有他陪着也不能大意。
“生活，”他这样解释道，“使我玩世不恭。”
他说的生活是指波拉。有时，特别是在他饮酒时，他的心态有点扭曲，认为她冷酷无情地把他甩了。
他的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或者更确切地说，他认为水性杨花的女子不值得难舍难分的想法，直接导致了他与杜丽·卡吉尔小姐恋爱的结局。这不是他那几年里唯一的一次恋爱，但是这一次是几乎让他动心的一次，也是对他的生活态度产生深刻影响的一次。
杜丽是一名声名狼藉的“营销人员”的女儿。她父亲是靠婚姻跻身于上流社会的。她本人则长大后加入了青年女子联盟，经常出入豪华的广场酒店和州议会。只有少数像亨特那样的老家族才有可能质疑她的“归属”，因为她的照片时常出现在报纸上，比一般家庭身世与社会地位无可置疑的女孩子更受人注意，更令人钦羡。她长着一头黑发，双唇胭红，脸色红润可爱，但是在她跟安森相识的第一年，她用灰色中带点粉红的粉底掩饰起来，因为当时红润的脸色不时髦――时髦的是维多利亚时代流行的灰白色。她穿着黑色简洁的套装，站立时双手插在口袋里，身子微微向前倾，脸部表情是一种有克制的幽默。她跳舞的姿势优美――她喜欢跳舞胜过一切，仅次于谈情说爱这件事。她打十岁开始便一直在恋爱，通常是单恋，喜欢那些不搭理她的男孩子。那些对她有好感的男孩――人数还不少――反倒在短短接触之后让她感到厌烦。尽管她恋爱屡遭失败，她心中还是保留着一份热烈的情感。遇到机会时，她常常跃跃欲试――有时她成功了，而更多的时候，败下阵来。
这个没有得到爱情的、吉卜赛人样的女郎从未想到在那些拒绝爱她的人身上有某种相似之处――他们都有一种坚实的直觉，能洞察她的弱点――不是感情上的弱点，而是指导思想上的弱点。安森跟她第一次邂逅时，就看出了这一点，那时离波拉结婚不到一个月。那段时间他喝酒很凶，有一个星期他佯作爱上了她。然后，他突然跟她断了，把她全忘了――他很快在她的心中占据了一个控制的地位。
像当时的许多姑娘一样，杜丽很是懒散，言行放肆，随心所欲。先一代人中的某些逾矩违规之举现在已经司空见惯，否定过时的行为举止成了战后的一个潮流。杜丽的行为举止既有陈旧的东西又有低劣的东西。她也在安森身上看到了这两种东西的极致，而那些感情上无所作为的女人追求的正是这二者――纵情享受和侠骨义气。安森兼而有之，两者交替出现。她感到在他的性格里既有骄奢淫逸的一面，又有阳刚坚强的一面。这二者满足了她本性中的种种需要。
她深感事情的进展很不易，但她误解了其中的原因。她以为安森和他的家庭期望缔结的是一个更加荣华富贵的婚姻，但是她立刻揣想到她可以利用的有利条件是他爱喝酒的癖性。
他们是在大型的社交舞会上相遇相识的，但是随着她对他的痴迷加深，他们设法寻找更多的机会在一起。像大多数的母亲一样，卡吉尔太太相信安森是绝对可以依赖的，所以她允许杜丽跟他一起去远处的乡村俱乐部和郊区的别墅，并不深追细问他们的活动，也不对他们深更半夜归来的缘由多加盘问。开始他们的解释也许是如实的，但是杜丽想俘获安森的世俗念头很快被她迅速上升的感情吞没了。在出租车和私家汽车后座亲吻已经不再能够满足他们了，他们做了件有趣的事：
他们有一段时间溜出了他们的世界，滑入低一档的世界中。在那里，安森的开怀畅饮和杜丽的不守时等等都不太被人注意，也不会被人说三道四。这个世界由各色各样的人组成――有些是安森在耶鲁的朋友和他们的妻子，两三个年轻的经纪人和证券推销商，还有一些人是刚从大学毕业，尚未确定工作，手头有钱，挥霍逍遥。这个世界给予他们某些在他们所属的世界里难以取得的自由，弥补那个世界在空间和规模上的不足之处。再者，这个世界以他们为中心运转，让杜丽享受到一种屈尊俯就的愉悦，但安森就不能分享这种愉悦，因为从童年时代起，他一生自以为是，将自己高踞在他人之上，一贯以屈尊的姿态出现。
他没有爱上她，在漫长的冬天里，他们谈情说爱，很热火时，他就反复对她这么说；到了春天，他感到厌倦，试图用其他的动力振作一下他的生活。再说，他认识到要么他现在就跟她断绝来往，要么就接受诱惑并为此承担责任。她家里竭力促成此事的态度迫使他必须当机立断。一天傍晚卡吉尔先生小心翼翼地叩敲书房门，说他在餐厅里留着一瓶陈年白兰地。此时安森感到生活在紧逼他。那天夜里他写了一封短信给她，信中说他很快要去休假，考虑到种种情况，他们最好不再相会了。
这时已是六月。他的家关闭了市里的住宅，举家到乡下去了。所以他临时住到耶鲁俱乐部里去。随着他跟杜丽两人事情的发展，我已经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有些说法，添油加醋，很是滑稽，说什么他鄙视朝三暮四的女人，在他信赖的社会殿堂里不给她们一席之地。那天夜里，当他告诉我他肯定要与她一刀两断时，我很高兴。我曾见过杜丽几次，每次都在我心头涌起一股怜悯之情，对她苦苦挣扎的无奈深感同情；同时，因了解到有关她的许多我本无权知道的情况，又感到羞愧。她被人叫作“美丽的小东西”，不过在她身上有一种不顾一切的精神，颇为吸引我注意。要是她的精力不是如此过人的话，那么她绝对不会这般钟情，愿把生命都豁出去的样子。不过我很高兴听说她若要这样做的话，也不会在我眼前做。
安森准备第二天上午将向她辞行的信留在她家里。她的家任人出入，这在第五大道街区的住宅里是不多见的。而且，他知道卡吉尔夫妇根据从杜丽那里得到的错误消息，已提前出国旅行去了，以便让他们的女儿行动更自由些。当他从耶鲁俱乐部的大门走出来，踏进麦迪逊大街时，邮递员与他擦肩而过，于是他转身尾随他返回去，落入他眼帘的第一封信恰好是杜丽的笔迹。
他知道这封信会说些什么――他知道她会先来上一段孤寂和悲怆的独白，然后满纸的谴责、追忆以及无数个“我不知是否……”――原先他与波拉·利吉德尔通信时的绵绵情话似乎已是上个世纪的事了。在翻阅了一些票据账单后，他把杜丽的信挑出来放在面上，打开来。他大吃一惊，里面只是一张简短的，但较正式的便条，说她周末不可能陪他去乡间，因为芝加哥的佩里·赫尔出人意料地来到这里；接着又说这一切都是由安森引起的：“――假若我感到你是像我爱你一样爱我的话，我会随时随地陪你去，但是佩里对我这么好，他非常想要我嫁给他――”
安森轻蔑地笑了笑，因为他已多次收到过这种骗人落入圈套的信。再者，他知道杜丽是如何精心策划这个计谋的：很可能是她把言听计从的佩里叫来，计算好他到达的时间――甚至这张便条也是细细琢磨过的，叫他心生醋意，但又不至于让他受不了。像很多妥协信一样，便条写得既不以势压人，也不活力四射，而是带着怯生生的失望。
他突然发起火来。他在大厅里坐下来，又把信念了一遍。然后他走到电话机旁，给杜丽打电话，用明确而强硬的语气对她说，他已经收到她的便笺，他将按他们原先计划的那样五点钟去找她。没等到她假惺惺地说完她“也许可以匀出一个小时”，他就把电话挂了，走到他楼下的办公室。他一边走，一边把自己的那封信撕得粉碎，撒到马路上。
他没有嫉妒――她对于他来说并没有什么――而是她那用心良苦的计谋使他身上那种倔强和自我放纵的本性冒了出来。这个计谋出自一个智力低下的人，但不能予以忽视。如果她想要知道她属于哪号人，那么她很快就会明白。
他五点一刻来到了她家的台阶上。杜丽在穿衣服准备上街。他默默地听着这样一句话：“我只能匀给你一个小时。”这话也正是她在电话里一开始说的那句话。
“杜丽，戴上帽子，”他说道，“我们出去走走。”
他们朝麦迪逊街走去，穿过它上了第五大道。此时安森的衬衣在闷热的天气中湿乎乎地贴在他胖胖的身体上。他很少说话，没苛责她，也没挑逗她。但是还没等他们一同走过六个街区，她已经又是他的人了。她对那张便笺表示歉意，还说作为赔礼她不再去见佩里，甚至说她愿意他要什么给什么。她满以为他来找她，是因为他开始爱上了她。
“我很热。”在他们走到七十一号街时，他说道，“我穿的是一套厚西服，走到我家时我进去换一下衣服，你在楼下等我一会儿，你不在意吧？我只要一会儿。”
她很快乐。他感到热，表示对她亲密无间，任何有关他身体上的感受都使她激动不已。当他们来到铁栅门，安森掏出钥匙时，她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愉悦。
楼下很暗，在他乘电梯上去时，杜丽撩开窗帘，透过网眼纱帘瞧了瞧路对面的房子。她听到电梯的机械声停了下来。她心想逗弄他一下，便揿了让电梯下来的按钮。然后，在一种强烈的冲动之下，她走进了电梯，让它开至她猜想他所在的楼层。
“安森。”她喊了一声，哈哈一笑。
“稍等一会儿。”他从卧室里应答道……在短促的延迟后，他又说：“现在你可以进来了。”
他已换好衣服，正在扣西装背心上的纽扣。
“这是我的房间，”他轻声说道，“你喜欢吗？”
她看到了挂在墙上的波拉的照片，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它，正如五年前波拉看安森跟少年时代的女友合影时的神情一样。她听说过有关波拉的情况――有的时候，她用其中的某些情节来折磨自己。
顿时，她举起双臂走近安森。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此时窗外庭院里已经亮起了灯光，呈现一派隐约的黄昏景象，暮色温柔，尽管当时照在对面屋后顶上的阳光仍很明亮。再过半小时，室内会变得相当昏暗。没有预料到的机遇突然出现，使他们不知所措，两人有些喘不过气，抱得更紧了。现在必须做出决定，刻不容缓。他们一边互相拥抱着，一边抬起了各自的头――他们的眼睛不约而同地落到了波拉的照片上，她的那双眼睛似乎从墙上直直地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安森突然放下他的双臂，坐到写字桌旁，拿出一串钥匙，一把把地去试，想打开抽屉。
“想不想喝一点儿？”安森用一种粗哑的声音说道。
“不想喝，安森。”
他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一饮而尽。然后，他打开通向大厅的门。
“过来。”他说。
杜丽迟疑了一下。
“安森――反正我今晚跟你一起去乡下。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当然清楚。”他猛然回答。
他们坐上杜丽的汽车，驱车前往长岛，在感情上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亲近。他们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此时没有照片上波拉的音容笑貌来使他们想起他们之间所缺乏的东西，而当他俩在长岛寂静又炎热的黑夜里单独相处在一起时，他们对什么都不在乎了。
他们准备度周末的那套房产位于长岛华盛顿港，是属于安森的一个堂妹的，她嫁给了一个蒙大拿的铜矿主。汽车驶进了一条漫长的私家车道，从一间守门的小屋开始，然后在国外引进的白杨小树下蜿蜒伸展。车沿着车道驶向一座具有西班牙建筑风格、粉红色外墙的豪宅。安森以前经常来这里做客。
饭后，他们去一家叫作林克思的俱乐部跳舞。到了午夜时分，安森确信她的堂姐妹们在凌晨两点前是不会离开的，所以他就对她们说杜丽觉得累了，他要先把她送回去，然后再回来跳舞。两人怀着激动的心情战战兢兢地坐进一辆借来的汽车里，驶向华盛顿湾。当他们到达门房时，停了下来，安森对守夜人说了几句话。
“卡尔，你什么时候出去巡查？”
“马上就去。”
“那么在外出的人回来之前，你一直在这里？”
“是的，先生。”
“那好，你听着：如果有汽车来，不管是谁的车，从这道门进去，我要你立即打电话告诉里面。”他塞给卡尔五块钱，“听明白没有？”
“明白了，安森先生。”他作风老派，所以既没有眨一下眼，也没微微一笑。然而，坐在车里的杜丽，却把脸稍稍转向旁边。
安森有一把钥匙。进屋后，他给两人各倒了一杯酒。杜丽没有碰她的那一杯。然后，他看清楚了电话放的位置。他发现电话就在他们房间的边上，很容易听到铃响，而他们的房间都在第一层楼里。
五分钟后，他敲敲杜丽房间的门。
“是安森吗？”他走进去随手关上了门。她不安地斜倚在床上，两个胳膊肘斜撑在枕头上。在他坐到她身旁时，他把她搂在怀里。
“安森，我亲爱的。”
他没有回答。
“安森。……安森！我爱你。……说你爱我。现在就说。为啥不说哟？即令你不当真，为啥不说哪？”
他没有在听。他发觉波拉的照片就挂在这面墙上，正好在她头顶上方。
他站起来，走近那幅照片。镜框在经过三次反射的月光下发出暗淡的亮光――在镜框里他看到一张模糊不清的脸，他发现他并不认识它。他差一点抽泣起来，转过身用一种厌恶的眼光注视着床上的那个娇小人形。
“这一切全是傻昏了头，”他含混不清地说道，“我不知道我当初是怎么想的。我并不爱你，你最好等候那个爱你的人。我一点儿都不爱你，你懂吗？”
他戛然停下了，匆匆走了出去。回到客厅里，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手指头似乎都不听使唤。此时前门突然打开，他的堂妹走了进来。
“哟，安森，听说杜丽有点儿不舒服，”她关切地问道，“我听说她身体不舒服……”
“没什么，”他打断了她的话，提高嗓子说话，好让他的声音传到杜丽的房间里去，“她感到有点儿累了，她去睡了。”
此后有段时间，安森都相信有一位保护神在干扰人间的婚恋嫁娶。但是，杜丽·卡吉尔却躺在床上，呆呆地瞧着头上的天花板，再也不相信任何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