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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里的资深人士坚持认为安森该到国外去过夏天。他们说七年来他很少休假。他辛劳过度，需要换个环境。但安森拒不答应。
“要我去，”他公开宣布，“我就不再回来了。”
“那是胡闹，老兄。你三个月后回来，忧愁全消，跟以前一样健康。”
“不。”他顽固地摇摇头，“一旦停下来，我就不会回来工作了。要是我停下来，那就是说我放弃了，我完蛋了。”
“我们不妨冒险试一试。如果你愿意，待上六个月也行——我们不怕你会离开我们。嗨，要是你不工作，你会难受死了。”
他们为他安排了外出的事宜。他们喜欢安森――人人都喜欢安森――近来他身上出现的一些变化给办公室蒙上了一层阴影。一直以来，他对工作兢兢业业，精神饱满，对同级和下属关心备至，还有他在哪里，哪里便朝气蓬勃……可是，近四个月来，他显得神经高度紧张，这些品质化解成了四十岁男子才常表现的烦躁和悲观。在他参与的每一笔生意中，他成了累赘，成了阻力。
“要是我走，我决不回来。”他说道。
在他出海远航的前三天，波拉·利吉德尔·哈格蒂在分娩时死去了。这段时间，我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很多，因为我们要一起越洋出国，但是在我们的友好交往中，他是第一次没跟我说一句他内心的感受，我也看不出他感情上有丝毫的变化。他主要关注的事实是他已经三十岁了。他常常在交谈时，话锋一转，提醒你这个事实，然后陷入沉默，仿佛他认为这句话的本身就足以引发出一系列的思绪。像他的合伙人一样，我对他身上的这种变化感到惊讶。我很高兴，“巴黎号”邮轮终于起航了，驶进欧美大陆间的茫茫大海之中，把他的王国留在了身后。
“喝一杯怎样？”他建议。
我们走进酒吧，带着起航当天所特有的放纵情绪，要了四杯马提尼。一杯酒下肚后，他身上出现了变化。他突然把手一伸，拍了拍我的膝盖，带着几个月来我第一次看到他流露出来的欢快情绪。
“你看到那个戴红色宽顶无檐圆帽的姑娘吗？”他问道，“那个脸色红润的姑娘，码头上有两只警犬向她告别。”
“她很漂亮。”我附和了一声。
“我在船上总务长的办公室里查过她的信息了，发现她单身一人。过几分钟我去把服务员找来。今晚约她跟我们一起吃饭。”
过了一会儿，他离开了我。不到一个小时，他就开始在甲板上跟她一起散步，用他有力而清脆的声音对她说话。她那顶红色的帽子成了一个亮点，映现在铁青色的海水上面。她不时抬头仰望，她头上的短发随之闪烁。她不停地微笑，显得很开心，兴味十足，还带着某种期盼。晚餐时，我们喝香槟，非常快乐。之后，他兴致勃勃地玩台球，有好几个人看到我跟他在一起，过来问我他的名字。我去睡觉时，他和那个姑娘还在酒吧的一个雅座里谈笑风生。
在那次旅途中，我与他相处的时间比我希望的要少。他本想给我也找个伴，四个人一起，但是找不到人，所以我只是在吃饭时见到他。虽然他有时会到酒吧去喝一杯鸡尾酒，他会对我说一些有关那个戴红帽子姑娘的事，以及他跟她的一些经历，说得都很奇妙和有趣，就像他一贯的作风那样。我很高兴他又回到了老样子，至少是我认识的那个样子，我跟他也感到自在多了。我并不认为他很快活，除非有人爱上他，像铁屑碰到磁铁，相吸相附，帮助他认识自己，向他做出某种承诺。我不知道承诺的内容是什么。或许是说，世上总有女人会把她们最亮丽、最清新、最宝贵的时光用于呵护和保护他心中最珍爱的优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