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和王献之

“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乃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至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羲之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此见世传王右军《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一文中，明非右军所作，后人依托为之者。中多谬误，汉石经非三体书，即其显明的一例。且羲之足迹，曾否北至许下洛中，亦是问题，但是师事卫茂漪，以及得见曹、蔡、钟、张遗迹，即索靖等书，亦必搜集临写，这是可信的事实。至于改变本师一事，那是精勤学书的好学生。对于启蒙先生，很自然也是必然地演进经过，无足怪者。《阁帖》中有《卫稽首和南帖》，前人认为是唐人临写本，此说可信。我们今日虽不能确知卫书的真实形貌，然就帖中所说的“随世所学，规摹钟繇”两句话推想，她必然写的是当时一般好尚的字体。右军自然不能以此为满足。右军不但转益多师，更想变古，自成一家，王僧虔曾这样说过：“王平南廙是右军叔，自过江东，书为右军法。”又云：“亡曾祖领军洽，与右军书俱变古形，不尔，至今犹法钟张。”这是右军主张变古之明证。所以韩退之有“羲之俗书趁姿媚”的说法。这是纪实。梁代虞龢说得好：“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钟、张方之二王，可谓古矣，岂得无妍质之殊！且二王暮年，皆胜于少，父子之间，又有古今。”此论甚为的当。由此可见，羲之的成功，是由于潜心师古，得到了古人真正书法，运用这些法则，来创造自己的新体，就是笃守其不可变的——笔法，尽量变其可变的——形体。

首先须取陆机《平复帖》来看，仔细玩味，这是西晋仅存的书家名迹。自然还有许多晋人写经卷和典籍残本存世，那都是属于经生体的一类，故不拟引作例证。《平复帖》是章草，十分古质，王僧虔说过：“陆机书，吴士书也，无以校其多少。”他特别指出陆书是吴士书，那就是说明了江东当时流行的笔姿，是像他那样。但是应该意识到，当时一般人是章草与行书并用的，能章草的，必然能行书，再来取现存的东晋法帖，三希之一——王珣《伯远帖》比照一下，笔姿直质，与陆书非常接近，若使陆写行书，王写章草，两人笔姿，必不甚相远。这就是江东当时时尚的书法，不过陆机、王珣比一般人写得格外精一点罢了。你试看看《汉晋书影》中印行北凉李柏简札，也是用类似这样的直质笔姿，所以到元代冯子振、杨铁崖、李孝光、虞集、饶节他们号称晋人书，也不过是取法了那种直质笔姿，元时人用硬毫来造成晋时人通行的字体，如是而已。其结果是与元朝时代无关的。据此，可以来说明一下羲、献父子书法，高出于与他们同时的一般人的理由。

陶弘景说：“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著。”明白了这些事实，就可以明白庾翼起初每不服逸少的缘故。庾翼简札，《阁帖》中亦有存者，几经摹刻，未免失真。推测言之，不过是王珣辈流，不能同羲、献父子后来名迹如《兰亭禊帖》《中秋帖》等相提并论。因为庾、王诸人，虽擅书名，但终身为时尚所局限，没有能跳出那个范围。而羲、献父子则“肇变古质”，实成新体，既不泥于古，又不囿于今，因此，当时人都不能及他，遂使庾翼始而不服，终则大服。其中消息，不难于上述诸名迹中探得；但须熟观审思，方能有悟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