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
莱奥纳多·达·芬奇（下）
人品与学问
热切的完美主义怪才

法国十六世纪有一个大文学家，叫作拉伯雷（Rabelais），在他的名著《伽尔刚蒂亚与邦太葛吕哀》（又译《巨人传》）中，描写邦太葛吕哀所受的理想教育，在量和质上都是浩博得令人出惊，使近世教育家听了都要攻击，说这种教育把青年人的脑力消耗过度，有害他们精神上的健康。拉伯雷要教他画中的主人知道一切所可能知道的事情，而他的记忆能自动地应付并解答随时发生的问题。邦太葛吕哀的智识领域，可以用中国旧小说上几句老话来形容：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晓，靡所不通。而且他还有不醉之量，抱着伊壁鸠鲁派的乐天主义，杯酒消愁；高兴的时候，更能竞走击剑，有古希腊士风：那简直是个文武全才的英雄好汉了。

其实，怀抱这种理想的，不特在近世文明发轫的十六世纪有拉伯雷这样的人，即在十八世纪，亦有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爱弥儿》；在二十世纪，亦有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典型的表现。自然，后者的学说及其实施方法较之十六世纪是大不相同了，在科学的观点上，也可说是进步了；但其出于造成“完人”的热诚的理想，则大家原无二致。

他们——这许多理想家——所祈望的人物，实际上有没有出现过呢？

如果是有的，那么，一定要推莱奥纳多·达·芬奇为最完全的代表了。

1486年，拉伯雷还在摇篮里的时光，达·芬奇已经三十多岁了。那时代的有名学者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曾列举一切学问范围以内的问题九百个，征求全世界学者的答案。这件故事不禁令人想起一件更古的传说。据柏拉图记载，希腊诡辩学者希庇亚斯，在奥林匹克大祭的集会中，向着世界各地的代表列举他的才能；他朗诵他的史诗、悲剧、抒情诗。他的靴子、刀、水瓶，都是他自己制的。的确，他并没有以获得什么竞走、角力等等锦标自豪，不像拉伯雷的邦太葛吕哀，除了在文艺和科学方面是一个博学者外，还是一个善于骑马、赛跑、击剑的运动家。

上面说过，在拉伯雷之外，还有卢梭、罗曼·罗兰等都曾抱过这种创造“完人”的理想，就是说每个时代的人类都曾做过这美妙的梦。无疑的，意大利民族，在文艺复兴时，尤其梦想一个各种官能全都完满地发展的人。他们并主张第一还要有“和谐”来主持，方能使一个人的身体的发展与精神的发展两不妨害而相得益彰。

在文艺复兴时期，身心和谐、各种官能达到均衡的发展的人群中，莱奥纳多尤其是一个惊人的代表。

达·芬奇于1452年生于翡冷翠附近的一个小城中，那个城的名字就是他的姓——芬奇（Vinci）。他的父亲是城中的画吏。莱奥纳多最初进当时的名雕刻家韦罗基奥的工作室。

迄1483年他三十一岁时为止，达·芬奇一直住在翡冷翠。以后他到米兰大公府中服务，直到1499年方才他去。这十六年是达·芬奇一生创作最丰富的时代。

从此以后他到处漂流。1501年他到威尼斯，1507年又回米兰，1513年去罗马，依教皇利奥十世，1515年以后，他离开意大利赴巴黎。法王弗朗西斯一世款以上宾之礼。1519年，芬奇即逝世于客地。据传说所云，他临死时，法王亲自来向他告别。

这种流浪生涯是当时许多艺术家所共有的。他们忍受一种高贵的劳役生活。凡·艾克（Van Eyck）在勃艮第诸侯那里，鲁本斯在公乐葛宫中都是如此。可是最有度量的保护人也不过当他们是稀有的工人，似乎只有弗朗西斯一世之于芬奇，是抱着特别敬爱之情。

史家兼艺术家瓦萨里，在芬奇死后半世纪左右写他的传记，它的开始是这样虔诚的词句：“有时候，上帝赋人以最美妙的天资，而且是毫无限制地集美丽、妩媚、才能于一身。这样的人无论做什么事情，他的行为总是值得人家的赞赏，人家很觉得这是上帝在他灵魂中活动，他的艺术已不是人间的艺术了。莱奥纳多正是这样的一个人。”

瓦萨里认识不少自身亲见莱奥纳多的人，他从他们那里采集得人家称颂莱奥纳多的许多特点：“他把马蹄钉或钟锤在掌中捏成一块铝片——邦太葛吕哀不能比他更优胜了——他的光辉四射的美貌，生气勃勃的仪表，使最抑郁的人见了会恢复宁静；他的谈吐会说服最倔强的人；他的力量能够控制最强烈的愤怒。”

莱奥纳多还是一个动人的歌者。他到米兰时，在大公卢多维克·斯福查（Ludovico Sforza）宫中，他用一种自己发明的乐器——形如马首一般的古琴参加某次音乐竞赛。他又表现他歌唱的才能，尤其是随时即兴的本领，使大公卢多维克·斯福查立刻宠视他。

他的服饰为当时的服装的模型。米兰、翡冷翠、巴黎，举行什么庆祝节会的时候，总要请他主持布置的事情。

他是画家，历史上有数的天才画家。他是《瑶公特》《最后之晚餐》《施洗者圣约翰》《圣母子与圣安妮》等名画的作者。他是雕刻家，他为斯福查大公所造的一座骑像，当时公认为神品。他是建筑家、工程师。他为各地制订引水灌溉的计划。总而言之，他是一个第一流的学者。

1483年，莱奥纳多决意离开翡冷翠去依附米兰大公，先写了一封奇特的信给大公。在这封信里（此信至今保存着），他像商人一般，天真地描写他所能做的一切：他说他可以教大公知道只有他个人所知道的一切秘密；他有方法造最轻便的桥可以追逐敌军；也有方法造最坚固的桥不怕敌人轰炸；他会在围攻城市时使河水干涸；他有毁坏炮台基础的秘法；他能造放射燃烧物的大炮；他会造架载大炮的铁甲车，可以冲入敌阵，破坏最坚固的阵线，使后队的步兵得以易于前进。

如果是海战，他还可以造能抵御最猛烈的炮火的战舰，以及在当时不知名字的新武器。

在太平的时代，他将成为一个举世无双的建筑家，他会开掘运河，把这一省的水引到别一省去。

他在那封信里也讲起他的绘画与雕塑的才能，但他只用轻描淡写的口气叙述，似乎他专门注重他的工程师的能力。

这封毛遂自荐的信不是令人以为是在听希庇亚斯在奥林匹克场中的演说吗？不是令人疑惑它是上文所述的皮科·德拉·米兰多拉所出的九百问题的回声吗？

芬奇真是一个怪才。他是一个“知道许多秘密的人”。这句话在他那封信中重复说过好几次。他保藏他的秘密，唯恐有人偷窃，所以他有许多手写的稿本是反写的。从右面到左面，必得用了镜子反映出来才能读。这些手迹在巴黎、伦敦，以及私人图书馆中都还保存着。他曾说他用这种方法写的书有一百二十部之多。

十五世纪，还是没有进入近代科学境域的时代。那时正在慢慢地摆脱盲目的信仰与神迹的显灵。米兰大公夫人的医生，仍想用讲述某种神奇的故事来医治她的病。所以，如果莱奥纳多的思想中存留着若干迷信的观念，亦是毫不足怪的。但他究竟是当时的先驱者，他已经具有毫无利害观念的好奇心。对于他，一切都值得加以研究。他的心且随时可以受到感动。瓦萨里叙述他在翡冷翠时，常到市集去购买整笼的鸟放生。他放生的情景是非常有趣的：他仔仔细细地观察鸟的飞翔的组织，这是使他极感兴味的问题；他又鉴赏在日光中映耀着的羽毛的复杂的色彩；末了，他看到小鸟们振翼飞去重获自由的情景，心里感到无名的幸福。从这件小小的故事中，可以看出莱奥纳多为人的几方面：他是精细的科学家，是爱美的艺术家，又是温婉慈祥、热爱生物的诗人。

邦太葛吕哀所学习的，只是立刻可以见到功效的事物。苏格拉底所懂得的美，只是有用处的：他以为最美的眼睛是视觉最敏锐的。希腊人具有科学的好奇心，只以满足自己为其唯一的目标的时间，还是后来的事。莱奥纳多·达·芬奇是太艺术家了——在这个字的最高贵的意义上——他的目光与观念要远大得多。他在那部名著《绘画论》（Traité de Peinture）中写道：“你有没有在阴晦的黄昏，观察过男人和女人们的脸？在没有太阳的微光中，它们显得何等柔和！在这种时间，当你回到家里，趁你保有这印象的时候，赶快把它们描绘下来罢。”芬奇相信美的目标、美的终极就在“美”本身，正如科学家对于一件学问的兴趣即在这学问本身一般。

这个爱美的梦想者、慈祥的诗人，同时又有一个十分科学的头脑。他永远想使他的观察更为深刻、更为透彻，并在纷繁的宇宙中，寻出若干律令。在这一点上，他远离了中世纪而开近世科学的晨光熹微的局面。

他的思想的普遍性在历史上是极少见的。博学者的分析力与艺术家的易感性是如何难得融洽在一起！莱奥纳多的极少数的作品，应当视作联合几种官能的结晶品，这几种官能便是：观察的器官，善感的心灵，创造的想象力。世界所存留的芬奇的真迹不到十件，而几乎完全是小幅的。有几幅还是未完之作。

莱奥纳多作《最后之晚餐》一画，已费了四年的光阴，没有一个人物不是经过他长久而仔细的研究的。米开朗琪罗在五年之中把西斯廷礼拜堂的整个天顶都画好了；拉斐尔，在三十七岁上夭折的时候，已经完成了无数的杰作。从这个比较上可知拉斐尔只是一个画家，谁也不会说他除了绘画之外赋有如何卓越奇特的智慧。米开朗琪罗是一个大诗人、大思想家，但他除了西斯廷礼拜堂的天顶画与壁画以外，也只留存下多少未完成的作品。莱奥纳多，是大艺术家，同时是渊博的学者，只成功了极少数的画。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超乎绘画领域以外的重要结论：一个伟大的艺人，当他的作品是大得无名（引用里尔克形容罗丹的话）的时候，他好像在表露他一种盲目的力莱奥纳多在《绘画论》中写着：“当作品超越判断的时候，表示判断是何等薄弱。作品超越了判断，那是更糟。判断超越了作品才是完满的。如果一个青年觉得有这种情形，无疑他是一个出色的艺术家。他的作品不会多，但饱含着优点。”这几句就在说他自己。他对于他的由想象孕育成的境界，有明白清楚的了解，“理想”与他说的话，如是热烈，如是确切，使他觉得老是无法实现。他的判断永远超过作品。

而且，他的艺术家的意识又是如何坚强，对于他的荣誉与尊严的顾虑又是如何深切，他毫不惋惜地毁坏一切他所认为不完美的作品。“由你的判断或别人的判断，使你发现你的作品中有何缺点，你应当改正，而不应当把这样一件作品陈列在公众面前。你决不要想在别件作品中再行改正而宽恕了自己。绘画并不像音乐般会隐灭。你的画将永远在那里证明你的愚昧。”

他的作品稀少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科学精神只想发现一种定律而不大顾虑到实施。目标本身较之追求目标更引起他的兴味。他如那些穷得饿死的发明家一样，并不想去利用他自己的发明。他的《安加利之战》那张壁画，因为他要试验一种新的外层油（按：外层油乃一画完工后涂在表面的油），就此丢了。他连这张画的稿样都不愿保存。教皇利奥十世委他作另一幅画时，他就去采集野草，蒸馏草露，以备再做一种新的外层油。因此，教皇对人说：“这个人不会有何成就，既然他没有开始已经想到结尾。”

他的书，他的手写的稿本，上面都涂满各色各种的素描，足见他的心灵永远在清醒的境地之中。这些素描中有习作，有图样，有草案，一切占据他思念的事物。

在他的广博的学问，理想和感情平均地发展到顶点的一点上，莱奥纳多·达·芬奇确是文艺复兴的最完全的一个代表。

有时候，科学的兴味浓厚到使他不愿提笔，但绘画究竟是他最爱好的事业。他也像在研究别的学问时一样，想努力把绘画造成一种科学。那时米兰有一个绘画学院，达·芬奇在那里实现了他的理想之一部分。他除了教学生实习外，更替他们写了许多专论，《绘画论》即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部。全书共分十九章，包括远近、透视、素描、模塑、解剖，以及当时艺术上的全部问题。这本书对于我们有两重意味：第一教我们明了绘画上的许多实际问题，第二使我们懂得芬奇对于艺术的观念。

他以为依据了眼睛的判断而工作的画家，如果不经过理性的推敲，那么他所观察到的世界，无异于一面镜子，虽能映出最极端的色相而不明白它们的要素。因此他主张对于一切艺术，个人的观照必须扩张到理性的境界内。假如一种研究，不是把教学的抽象的论理当作根据的，便算不得科学。这种思想确已经超越了他的时代。

在荷兰风景画家前一百五十年，在大家对于风景视作无关重要的装饰的时候，莱奥纳多已感到大自然的动人的魔力。《瑶公特》的背景，不是一幅可以独立的风景画吗？在这一点上，他亦是时代的先驱者。

他的时代，原来是一般画家致全力于技巧，要求明暗、透视、解剖都有完满的表现的时代；他自己又是对于这些技术有独到的研究的人；然而他把艺术之鹄放在这一切技巧之外，他要艺术成为人类热情的唯一的表白。各种技术的智识不过是最有力的工具而已。

这样，十五世纪的清明的理智、美的爱好、温婉的心情，由莱奥纳多·达·芬奇达到登峰造极的表现。 QbS+HoK9HpBSjsSRD+ppsyaTkwq8TZuSwpLZffINcfvxmZe48y/fUeFaBdDPxA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