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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秦国与人开战，绝大多数的秦朝人就会欣喜若狂，争相上战场。关于这一点，我们先从几处历史典籍的记载中来感受一下。
《诗经·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商君书·赏刑》：“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
《商君书·画策》：“民之见战者，如饿狼之见肉。”
《韩非子·初见秦·第一》：“……今秦出号令而行赏罚，有功无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怀衽之中，生未尝见寇耳。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翻译过来就是，如今秦国公布法令而实行赏罚，有功无功分别对待。百姓自从脱离父母怀抱，生平还不曾见过敌人，但一听说打仗，跺脚赤膊，迎着利刃，踏着炭火，上前拼死的比比皆是。
《战国策·韩策一·张仪为秦连横说韩王》：“……山东之卒，被甲面胄以会战，秦人捐徒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意思是说，崤山以东的诸侯军队，要身披甲，头戴盔来作战，而秦兵则是扔掉甲胄，赤身裸体来对敌。打仗的时候，左手提着人头，右臂挟着俘虏。
从民间歌谣（《秦风》）到国家律法（《商君书》），再到“外人”（韩非、张仪）对秦国的尚勇、崇武、好战都有不同角度的描绘。确实，春秋初才封建的秦国，到了战国后期，相比其他山东诸国，最为人所知的就是秦人的尚武风气。但是，这个尚武，是尊崇军伍，而不是好勇斗狠的意思，这是有史实依据的。《史记·商君列传》中就明确有一句：“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而这不禁让我们好奇，秦国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尚武的风尚？
秦国最初封建时位于周兴之地西岐西部，实际上是一处周王朝尚未平服的化外之地。封地与戎狄接壤，戎狄擅长马上骑射作战，在秦国封建之前已存在很长时间，因此在与秦国的战争中占有主动。而秦地贫瘠，农业生产也非常落后。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之下，为了生存，秦国只有将对戎的战争进行到底。在不断的斗争中，秦国人借鉴了戎狄的骑射技术，逐步掌握了较中原地区兵车更有杀伤力的骑兵战术。由于地缘文化的因素，秦国人长期与戎狄等民族相处，加之其本身就是由游牧民族转化而来，逐渐形成了朴实、豁达、剽悍、勇猛的民族气质，造就了崇尚武力的精神，这种精神受到秦国强权政治的保护，使得秦国人的这种尚武精神成为整个国民的精神。在这个过程中，秦国的历代先王几乎都亲自披甲上阵，有记载的死于战阵者就有五位。
“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春秋时期是一个大动乱、大纷争的时代，各诸侯国之间互相攻伐，“春秋无义战”，这些战争没有什么正义非正义之分，目的都是抢占土地、劫掠人口。在这种我不打你，你就要打我的环境中，所有的国家都在不停地攻伐征战，秦国自然不能排除在外。这样严酷的丛林法则进一步锤炼了秦国人的铁血气质。
秦国尚武风尚的最终形成，有一个人功不可没，那就是商鞅。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国开始变法。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三：一、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这就从法律上维护了封建土地私有制，有利于地主经济的发展；二、奖励耕战，包括奖励耕织和奖励军功两方面；三、建立县制，由国君直接派官吏治理。我们可以很熟练地说出商鞅变法的伟大意义，秦国通过商鞅变法确立了封建制度，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使秦国很快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富强的国家，为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这些都是商鞅变法的伟大意义，但是对秦人影响最大的，还是奖励军功这一条。
奖励军功的具体条律是“军功爵制”。其大体有两方面内容：其一，废除世卿世禄制，制定二十级爵，根据人们的军功大小授予爵位，“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就是说凡立有军功者，不问出身门第、阶级和阶层，都可以享受爵禄，军功是接受爵禄赏赐的最必要条件。其二，官吏从有军功爵的人中选用。“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这是取消宗室贵族所享有的世袭特权，他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凭血缘关系，即“属籍”，就可以获得高官厚禄和爵位封邑。
而其“奖励军功”的具体办法是：“将卒在战斗中斩敌首一个，授爵一级，可为五十石之官；斩敌首二个，授爵二级，可为百石之官。”而且，军功还可以使自己、父母、妻儿改变身份，是囚犯的能成为平民，是奴隶的可以摆脱奴隶身份，等等一系列的奖赏措施。军功爵制在当时的秦国掀起了巨大的变革风暴，为秦国的社会进步、国力增强、国民凝聚力起到重要作用。通过军功爵制，使奴隶、仆役等贱籍民众看到了改变自身命运的希望，简单直接的军功计算方式尤其让人感受到公平。
在内外因素共同促使下，秦国人尚武的风气最终形成，出现了秦国“民之见战，如恶狼之见肉”的现象。最终，秦王嬴政凭借这样一支“虎狼之师”一扫六合，统一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