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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就主题—数字、多元、安全，提供一些宏观的观点。从数字化开始，众所周知，当今世界经历了三次根本性的转变。在18世纪末，从英国开始，我们开始从逐个生产的手工制造过渡到了由蒸汽技术驱动的大规模生产。一个世纪后，蒸汽动力大多被电力取代。我们进入了20世纪，用起了电灯、电梯、电影放映机、X光机、收音机和家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计算机开始普及，起初它还只是巨大的、昂贵的、用途单一的计算引擎，但很快就以台式机、笔记本电脑、移动设备和可穿戴设备的形式出现，使人们几乎无所不能。
数字体验现在无处不在，相当普遍，但它的发展还远未结束。事实上，它才刚刚开始。在这三次技术革命中，设计师们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创造新产品，还要帮助定义一个全新文明阶段的特征。我们现在正处于所谓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如今的设计师面临的挑战是帮助我们设想并引领一个由物理、数字和生物的融合所定义的世界，这让我想到了多样性。
在加州硅谷的总部，我听到了很多有关生态系统的观点—创新生态系统、技术生态系统、创业生态系统。人们常常忘记，生态系统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生物学概念。生物学家研究沙漠的生态系统，他们研究湿地生态系统、雨林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系统的动态，这些自然环境的共同点是生物多样性，即许多物种相互依赖，共同生存和繁荣。人类的干预破坏了许多生物生态系统，因为这样的破坏往往有利可图，至少在短期内似乎的确如此。人们过度依赖单一作物、矿产资源或能源供应，过去一个世纪，产自马来西亚的橡胶和西印度群岛的蔗糖是如此，如今澳大利亚的锂和中国台湾的半导体也是如此。但如果说我们从生物生态系统的崩溃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单一产业是脆弱的且蕴藏的风险极大，容易受到入侵物种、主要天敌或供应链中断的影响。
过去几年，人们对多样性有着异乎寻常的关注，如工作场所中的性别多样性、高等教育中的社会经济多样性、政治中的种族多样性。但我从生物学中得到的教训是，多样性不仅仅是一个趋之若鹜的社会目标，也不仅仅是一种有利可图的商业策略，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条件。
最后是安全。诚然，世界是危险的，每个社会都应该扪心自问：我们愿意用多少自由来换取多少安全，我不认为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是唯一的。我们的生活已经呈现为数据，这些数据可以被用于控制我们，也可以被公司利用，向我们出售我们不想要、不需要也买不起的东西。这对设计和设计师而言意味着什么？在设计思维的旗帜下，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认为没有什么设计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在过去一个世纪，设计工具和方法已经得到了改进，设计师已经学会从大处着眼我们以人为中心的质性方法，可以在重要的方面补充大数据、大企业和大政府。只要不超出限度，设计师们能做到很多事情，让我们的城市、街道和银行账户更加安全。当然，设计师仍然需要设计让生活更加美好、舒适且高效的产品，但他们也应该迎接挑战，打造一个更加安全更有保障的世界。
因此，我送给设计师的话很简单：目光要放远，鼠目寸光的代价我们负担不起。
Barry是第一个IDEO研究员，他是一个积极进取的人际交往者。在IDEO之外，Barry是旧金山加州艺术学院工业与交互设计教授、斯坦福大学机械工程系设计组顾问教授。他是六本书的作者，其中包括（与蒂姆·布朗合著）《通过设计改变》（ Change By Design ），以及最近出版的《创新：硅谷设计史》（ Make it New: The History of Silicon Valley Design ）。
Barry将他在历史和设计理论方面的专业知识用于他与IDEO项目团队的工作，在那里，他从事从MRI成像到信用卡再到药品等项目的前端研究。他的“叙事原型”通常是为设计团队提供简报，为客户做演示，他还协助各种形式的写作和编辑。他认为，无论是技术性的还是未来主义的，没有一个项目不能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丰富它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