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清明上河图（一）
前世今生

如果现在做一个问卷调查，评选我们每个人心中最喜欢的一幅中国画，那么这个答案对于搞艺术工作的人来说，争议应该会比较大，他们可能会偏好那些对艺术发展影响更深远的作品，比如有人会选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有人会选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或者是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等。但是如果调查样本人数足够大，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选择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历代都有画家热衷于临摹《清明上河图》，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世界范围内，仅优秀的历代临摹本就有三十件左右，比如明四家之一的仇英就临摹过三个版本。仇英是真正的职业画家，他的作品多数都是订件，可见《清明上河图》这个题材在当时广受欢迎。但是在大部分时间里《清明上河图》真迹都像是传说一样的存在，1950年发现《清明上河图》的现代鉴定大家杨仁恺先生认为，绝大多数临摹者都没有见到过《清明上河图》的真迹，他们基本都是临摹早期摹本，是典型的“照猫画虎”。

最有代表性的摹本就是“清院本”。清乾隆拿到一个临摹版本，误认为是真迹，但是他觉得这个版本画得不够好，所以就组织了当时有名的宫廷画师陈枚、孙祜、金昆、戴洪、程志道等人临摹完成了这个“清院本”。这个版本场面宏大，颜色鲜艳，有御林军大规模操练的场景，有熙熙攘攘的市井生活，还有仙境般的皇家园林，格调和气韵虽然不及原本，但是画得也很热闹，是典型的皇家富贵风。

到了清嘉庆四年（1799），乾隆皇帝驾崩，嘉庆在查抄和珅同党毕沅的家时，发现了《清明上河图》真本。对此嘉庆十分狐疑。后来组织第三次编辑《石渠宝笈》，也就是编辑著录宫廷收藏书画的清单，类似于宋朝的《宣和画谱》，在真本画的前面盖上了“石渠宝笈”和“宝笈三编”两个印章并编入《石渠宝笈》，所以我们现在也习惯叫张择端的版本为“石渠宝笈三编本”。

从此以后，《清明上河图》一直保存在紫禁城。到了1922年，这幅画被末代皇帝溥仪带到了长春，1945年日本战败，这幅画又下落不明了。

1950年前后，东北博物馆成立，专家们开始着手整理馆藏，其中溥仪带到东北的那批文物尤为重要，人称“东北货”。时任东北人民政府文化处研究员，也是著名的书画鉴定家杨仁恺先生在东北博物馆（今辽宁省博物馆）整理库房时，在一大堆破旧的书画里面发现了这一幅《清明上河图》，经鉴别，确认它就是“石渠宝笈三编本”，并且判定这就是传说中北宋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真迹。杨仁恺先生说他自己“瞬间目为之明，惊喜若狂”，不久这幅画就被送回北京故宫了。这大概是这幅《清明上河图》真迹被画好的九百年间，第五次进入皇宫，之前四次分别在宋、元、明、清。

我们都知道，书画是最脆弱的艺术品。在经历了那样漫长的岁月侵蚀和天灾人祸之后，《清明上河图》竟然没有损坏或者丢失，这是我们中华文明的一大幸事。

那么，为什么《清明上河图》如此为世人所钟爱呢？我总结了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就是因为他绘制得实在是太精致、太真实、太震撼了！张择端在五米多的长卷中绘制了数量宏大的人物舟桥、车水马龙、房舍屋瓦，巨细靡遗。里面的人物画得尤其精彩，繁华的东京汴梁城内外，有修车的，有卖炭的，有治五劳七伤开药店的，有拉纤的，有读书读到天昏地暗的，有坐车的，有挑担的，有输光了钱坐在墙根把气叹的，有卖水的，有卖饭的，有在豪华酒店吃饭的，有着急的，有没事干的，还有走在街上四处乱看的……人类艺术史上，极少有一幅绘画作品承载过如此多生动的信息。

关于《清明上河图》中究竟绘制了多少个人物，我曾看到很多书中都有介绍，但说法极不统一。有人说五百多，有人说八百多，有人说一千多。为了弄清楚这个事，我在2017年专门在纸质版本上数过一次，里面一共有782个人，以成年男性为主，女性25人，小孩子20人。后来我又找到高清的图片，放大之后一点一点看，竟然发现有个别背影或者半个身子的没有数到，所以我估计总人数在800～810之间是比较可靠的。

很难相信，在九百多年前，张择端仅凭两只手和一双眼睛，在五米多的尺幅内完成了这样一幅鸿篇巨制。我们可以大致推算一下他画这幅作品所需的时间，即使他的绘画速度远远快于常人，设计草稿也需要3～6个月的时间，正式完成画稿应该18～24个月。也就是说他这幅画前后应该至少需要两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当然，我们说的是他一次性完成画稿的时间，如果中途有出现意外废掉重画的情况，所需的时间就难以评估了。

张择端在画院里用的材料都是最好的，比如他用的绢是平整细密的专供皇宫的绢，质量非常好。我们常说“纸寿千年绢八百”，是指绢的平均寿命在800年左右，《清明上河图》的绢虽然已经超期服役了，但目前品相还是可以的，我们依然能够清晰地看到非常多的细节，像店名、商品、人的服装，甚至是河里的鱼。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临摹古画的大家冯忠莲女士做了一幅《清明上河图》临摹本，冯忠莲是国画大师陈少梅先生的夫人，临摹古画的能力非常强，但还是用了十年左右才临摹完成，可见这幅画的细节之浩繁、绘制难度之巨大，这个临摹本现在都成了重要文物。《清明上河图》携带的文化和历史信息相当于一部来自900年前的纪录片，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们作为一个现代人对中国古代社会了解和探寻的欲望。

《清明上河图》受欢迎的第二个原因，我想是他绘制的内容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市井生活。在中国绘画的体系内，很少涉及城市题材，中国画的评价体系和审美标准甚至可以说是排斥城市题材的。“谢赫六法”的第一条“气韵生动”，被后世奉为评价中国绘画的最高标准，这一听就不像是描绘城市生活作品的艺术标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主要跟中国画的从业人员构成有关系。跟西方的职业画家作画不同，参与中国画绘制的主体人员是文人士大夫，比如从顾恺之开始的南北朝艺术家。当然也有一些职业画家和底层工匠，但是越到后期，他们的作品从数量到影响力上都远不能跟文人抗衡。文人画在宋以后逐渐成为中国绘画作品的主流，所以中国的绘画艺术在创作题材、评价体系上，都深受文人画的影响。这就导致一个结果：城市既是文人追求功名仕途的竞技场，也常常是他们遭受挫折失败的伤心地。

他们要在这里科举，要在这里升迁，要在这里党同伐异，所以压力非常大。就像我们如今天天喊着要逃离北上广一样，文人也想要逃离在城市中的局促、压迫的生活，哪怕这种逃离只是暂时的、思想上的，他们也能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满足，所以山水画便成为中国绘画中最庞大的一支。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一旦出现一幅比较优秀的城市题材作品，一定会受到大家格外的关注和喜爱，这也是《清明上河图》受欢迎的第二个原因：物以稀为贵。

《清明上河图》受欢迎的第三个原因就是：它的审美格调。《清明上河图》几乎能满足所有层次的审美标准，因为张择端有大师级的绘画功力和精妙绝伦的构思能力，整个画面的内容生动细腻，气韵婉转流畅，丝毫不俗气，这使后来所有类似的作品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有句广告词经常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特别适合形容《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属于风俗画，风俗画主要是画一些市井生活的场景，类似于民俗画。这种绘画作品，主流社会和文人士大夫阶层是不大能看得上的，说它们有匠气，匠气的意思就是绘画基本功很好，但是因为绘画者文化水平比较低，绘制的内容太过贴近底层生活，通常审美趣味也就不高。

风俗画又可以归到界画里面，按照通常的绘画标准来看，只要一动尺子，线条就会变得僵化，画的档次就低了。吴道子之所以被尊为画圣，一部分原因就是他在绘画过程中很少借助工具，全凭功力，这样的作品规矩中透着潇洒和随意，《历代名画记》中说吴道子“弯弧挺刃，植柱构梁，不假界笔直尺”。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中为了避免僵化，除了一些极长的线，或者一些像屋瓦这样连续的排线会使用到界尺，剩下能用手画的他全部徒手来完成，这就从技术上避免了画面过于呆板的问题。

当然，《清明上河图》格调不俗的一个根本的原因，还是跟画家本人的修养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可以从《清明上河图》的跋文中看到张择端的个人信息，石渠宝笈三编本的《清明上河图》后面共有十三个人的跋文，其中李东阳有两段跋文，共十四段。《清明上河图》最重要的跋文，就是大定丙午年燕山张著的一段跋文。大定是金世宗的年号，即1186年，大约在北宋灭亡后六十年。

身在金国的张著写下了这段话：“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大定丙午，清明后一日，燕山张著跋。”张著在金朝负责监管御府书画，能力和视野显然是不容怀疑的，所以张著得到的信息应该是比较可靠的。

张著还说张择端：“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从张择端的名字我们大概可以看出他出身于书香门第，“择端”一词出自《孟子》。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张择端的长辈还是希望他做一个“仁义礼智”的读书人。

我们猜测，后来张择端游学于京师，从山东来到河南，本来也想着靠文章科举考进士入仕途，但这考试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条路没有走通。但是他很快就知道除了正经科举考试，还有一个艺术特长加试，就是考翰林图画局，进去一样可以当官，福利待遇不比正式官员差。张择端听说后马上就来了精神，艺术正是自己的爱好呀，于是他赶紧报了一些艺术培训速成班。张著说他“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最终，他凭借自己的绘画技能进入翰林图画局，成为一名翰林待诏。

对于这件作品的创作时间，历史上一直有争议，一些人认为是张择端在南宋绘制的，比如明代董其昌在《容台集》中说道：“南宋时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清人孙承泽在《庚子销夏记》中说：“上河图乃南宋人追忆故京之盛而写清明繁盛之景也。”但是我们看到卷后面金、元人的跋文中都确信画作是北宋末年的作品，尤其是明朝李东阳跋文中说： “画当作于宣政以前丰亨豫大之世，卷首有祐陵瘦金五字签及双龙小印。”说明李东阳在明朝看见了卷首赵佶的题字和盖章。我们在明史中可以找到李东阳的很多事迹，他不可能睁着眼说瞎话，所以我们判断《清明上河图》应该是张择端在北宋末年创作的。

那么张择端本人连同这幅《清明上河图》为什么在北宋《宣和画谱》中毫无记载呢？

首先说张择端本人为什么没能进入《宣和画谱》。《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究竟是谁主持编写的，并没有确切记载。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赵佶、蔡京和米芾参与了两本书的编写。入选画谱的标准并不是纯粹的艺术标准，比如苏轼、黄庭坚就因为党派问题没能入选。

其次，界画在当时不受重视。《宣和画谱》著录的作品有6396件，其中界画的比例极低。

另外，我们根据这幅画后来流入“向氏”手中的这段历史推断，可能是赵佶拿到这幅《清明上河图》后转手就送给了向太后的亲属，因为赵佶能够继位完全是得到了向太后的力挺。但是向太后不到一年就病死了，赵佶跟向太后的政治观点其实并不一致，在北宋崇宁初年（1102），赵佶继位两年的时候，向氏一家都受到了他的打压。也就是说送画事件如果发生，那么应该是在此之前，而编写《宣和画谱》是十几年之后的事情，那时候《清明上河图》还在向家，不见《宣和画谱》著录也就顺理成章了。

想要读懂《清明上河图》中的大量细节，我们还需要一套解锁密码。值得庆幸的是，历史确实留给我们一本密码书，一本叫作《东京梦华录》的笔记体散记文，它是我们研究《清明上河图》的索引。

这本书创作于建炎二年（1128），前一年发生了靖康之变，北方金兵铁骑长驱中原、直捣汴京，掠走徽、钦二帝及宗室三千人，繁华壮丽的汴梁城顷刻间灰飞烟灭，北宋灭亡。无数百姓逃往南方，颠沛流离，无家可归。就在这扶老携幼、哭喊哀号的队伍中有一个叫孟元老的人，他怀着对往昔的无限眷恋和对现实的无限伤感，凭借记忆写下了这本《东京梦华录》。

孟元老，号幽兰居士，原名孟钺，他于北宋崇宁二年（1103）随父亲迁居汴梁，曾任开封府仪曹，到靖康之变（1127），他在东京共生活了二十四年。他在《东京梦华录》中介绍了北宋汴梁城，从城市布局到店铺商品，从饮食起居到婚丧嫁娶，几乎无所不包。巨细靡遗的程度不亚于《清明上河图》，远远超出了我们对于一个人的记忆力和生活视野的评估，我相信他一定得到了同样身处苦难并且有着共同愿景的一群人的帮助和补充。正是因为张择端、孟元老等人的努力，我们今天才能看到当年真实的汴梁城的繁华。 oJHlu4C2tU9M5SnURyR/brb3vgI1AR0aJXQljOF/WZ/CiQJ1dy0snIsHnxu4k9w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