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米芾（上）
少年多轻狂

北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 ，米芾出生。在宋四家中，米芾的年龄最小，比蔡襄小39岁，比苏轼小15岁，比黄庭坚小6岁。米芾最初的名字叫作“黻”（黻冕：古代祭服），字元章。他的号很多，比如襄阳漫士、海岳外史等，因为他出生在襄阳，所以世称“米襄阳”；后来做过礼部员外郎，所以又被称为“米南宫”，这些都是史籍上经常出现的名字。

如果把中国历史上的书法家按照刻苦程度排序，米芾应该可以进入前十名。他7岁学书，启蒙老师是襄阳书法家罗让。米芾说过“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片时废书也”，超乎寻常的勤奋与近乎苛求的完美主义在他的书法学习过程中起到了关键而积极的作用。

米芾晚年的时候模仿怀素写了一篇叫《自叙》的文章，他在里面介绍了自己学习书法的历程。他在七八岁的时候便开始学习书法。一开始在墙壁上书写颜真卿的楷书大字，每一个字都写到一张纸那么大，他发现颜真卿的字不适合书写手札，于是开始转学柳公权，因为柳公权结字紧密。后来，他得知柳公权学的是欧阳询，于是改学欧体。学久了，发现欧体排列过于工整，像印刷体一样，就转而学习更加灵动的褚（遂良）体。他学习褚遂良的时间最久，后来也临摹过段季展的字，用笔可以做到八面出锋。

米芾早年学习书法的对象主要是唐朝诸家，其中受褚遂良影响最大，这并非偶然。在唐代所有的顶级书法家中，褚遂良的字最“活”，比如在《大字阴符经》中，他用笔变化丰富，字的结体自由生动，这跟米芾的性格更加贴近。米芾曾经赞赏褚遂良，说其字“如熟驭阵马，举动随人，而别有一种骄色”。

十几岁的米芾在襄阳城每天苦练书法，对科举功名从不上心。米芾的母亲阎氏和宋英宗的皇后高滔滔是好朋友。宋治平四年（1067），米芾随母亲离开襄阳来到东京汴梁，侍奉当时还是皇后的高滔滔，同年，高滔滔成了太后。

第二年，18岁的米芾受惠于母亲与太后的关系入仕为官，担任秘书省校书郎。很多史料都对此直言不讳，比如《全宋词》以及翁方纲的《米海岳年谱》都说：“黻以母侍宣仁后藩邸，恩补秘书省校书郎。”这一年，21岁的宋神宗刚继位不久，正准备打造一个全新的大宋盛世，需要真正能做事情的人。秘书省是重要的官员上升通道，对米芾这样“走后门”的恩荫小官，神宗看着碍眼。所以两年后，他直接把米芾踢出京城，让他担任临桂尉。就这样，20岁的米芾来到了广西桂林，在这里一干就是五年。

神宗熙宁八年（1075），25岁的米芾终于改任长沙掾，他在这里一任职便是七年。元丰五年（1082），米芾32岁，他卸任长沙掾返回京城。在回程的路上，米芾顺便去金陵拜访了王安石，去黄州拜访了苏东坡。

尽管后来的《独醒杂志》记录说他表现得非常清高，从不巴结权贵，见到王安石和苏轼并不执弟子礼。“平生不录一篇投王公贵人，遇知己索一二篇则以往。元丰中至金陵，识王介甫；过黄州，识苏子瞻。皆不执弟子礼，特敬前辈而已。”

但米芾还是非常重视跟苏轼的会面，因为就在前一年，米芾在惠州见到了苏轼的一篇书法，笔法遒劲有力，他自己也忍不住在后面写上一段，满足爱好者的心意。他后来在《书海月赞跋》中记录了这件事：“元丰四年，余至惠州，访天竺净惠师。见其堂张《海月辨公真像》，坡公赞于其上，书法遒劲，余不觉见猎，索纸疾书。匪敢并驾坡公，亦聊以广好人所好之意云尔。”

32岁的米芾见到了47岁的苏轼，后来米芾在《画史》中记录了两人第一次会面时苏轼为他现场作画的场景：“吾自湖南从事过黄州，初见公酒酣曰：‘君贴此纸壁上。’观音纸也，即起作两枝竹、一枯树、一怪石见与。后晋卿借去不还。”

同时代的大儒温革关于这次两人的会面有另外的记录，他在《跋米帖》中说：“米元章元丰中谒东坡于黄冈，承其余论，始专学晋人，其书大进。”在这次会面中，苏轼指点米芾应该学习晋人书法。大概就是在这次见面之后，米芾对于学习多年的唐人书法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和评价。他在《海岳名言》中说 “颜鲁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还说“柳公权师欧，不及远甚，而为丑怪恶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书”。他在《论草书帖》中更是将张旭、怀素贬得一无是处，“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辄徒成下品。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怀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时代压之，不能高古”。因为这些言论，米芾留下了“诮颜柳，贬旭素”的名声。

同时，米芾开始大量收购晋人作品，像谢安的《八月五日帖》、王羲之的《王略帖》、王献之的《中秋帖》、陆机的《平复帖》都曾是他的藏品，最后米芾干脆把自己的斋号称为“宝晋斋”。

在见到苏轼这一年，32岁的米芾书写的《吴江舟中诗帖》明显就是浓浓的颜体书风，笔画厚重沧桑，颇具《祭侄文稿》的意蕴。从此以后，米芾的书法开始进入第二阶段，他继续勤奋地临习晋人的行草书。米芾的悟性也是极高的，有了学习唐代书法时积累的过硬基本功，学习晋人时很快就达到了几乎“重影”的效果，以至于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记在王献之名下的《中秋帖》就是米芾对《十二月帖》的截临，清人孙承泽认为王羲之的《大道帖》也是米芾所临。在米芾35岁左右的时候，下笔俨然是晋人风度，所以当时人们评价米芾的书法就是“集古字”。米芾当然不愿意世人这么评价自己，所以他也在刻意地求突破。

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37岁的米芾也参加了那次王诜家的西园雅集，米芾凭借自己的实力跻身北宋顶级文人的聚会现场，并且写下了《西园雅集图记》。

元祐三年（1088），米芾写下了他早期两幅重要的作品《苕溪诗卷》和《蜀素帖》，这两幅作品都是长卷。

《苕溪诗卷》是纸本，纵30.3厘米，横189.5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文末有米友仁和李东阳的跋文，是非常可靠的米芾作品。这篇作品写于米芾38岁那年的八月八日，是米芾抄写给朋友们看的六首自撰诗。明末鉴赏家吴其贞评《苕溪诗卷》：“运笔潇洒，结构舒畅，盖效颜鲁公化书者。”我们看米芾在这幅作品中用笔轻松流畅，粗细自然，确实有一些颜真卿行书的影子；结体偏长，中宫紧密，竖笔内收，又有欧阳询行书的面貌。

米芾38岁那年的九月二十三日，有一个姓邵的人将一匹蜀素（一种四川产的上好的绢，据说在邵家已经流传三代，但是因为蜀素艰涩滞笔，所以一直没有人敢写）拿给米芾，问他是否敢写。用过于高档的纸墨其实是很考验艺术家心理素质的。

艺术家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内敛型”的，关起门来用自己的笔墨书写时状态最好，比如王维、倪瓒、文徵明；另一种则是“表演型”的，越是纸精墨妙，越是有人围观，状态就越好，比如吴道子、怀素、张旭等。米芾就属于典型的“表演型”艺术家，他从来就没怯场过。于是，他提笔便写了自己作的八首诗，这篇惊世骇俗的《蜀素帖》也被认为是米芾的代表作。

《蜀素帖》，墨迹绢本，纵29.7厘米，横284.3厘米，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种蜀素编织得非常致密，中间的乌丝栏并不是画上去的，而是织上去的。这篇字处处流露出晋人的气韵。我们看米芾面对这样的一卷蜀素时，其实也是比较谨慎的，尤其是前九行，笔笔到位，中规中矩，一直写到第二首诗，才逐渐放松，蘸墨的次数也开始变少，笔画变得灵动轻盈。总体看下来，米芾整篇都是全神贯注，一丝不苟，甚至连涂改都没有，并不像《苕溪诗卷》写得那么随意。所以董其昌在后面题跋：“米元章此卷如狮子捉象，以全力赴之，当为生平合作。”

《苕溪诗卷》和《蜀素帖》的写作时间前后只相隔一个半月，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对比就不难发现，这两幅字的风格差异非常大。在遍临晋唐诸家之后，米芾的心中像是存贮了一个收集了各家笔法和结字的数据库，他随时可以调用不同的风格。而米芾也像颜真卿一样，常常是一碑一面貌，一帖一精神。所以并不存在某种固定的颜真卿或者米芾的风格，他们两个在中国书法史上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时间到了北宋元祐六年（1091），41岁的米芾在这一年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把自己的名字由“黻”改作“芾”。据米芾自己说，他是楚国芈氏之后，所以把名字改为更像“芈”字的“芾”字。所以我们要注意，如果在米芾41岁之前的作品中出现带有“芾”字的落款，基本可以判断为伪作。

改了名字的米芾更加放飞自我，人也变得更加怪诞，爱好奇装异服，其个性随意的特点逐渐显露出来。这段时间他跟苏轼的关系也变得更好了。

当时苏轼在扬州做官，有一天请十几位客人喝酒，都是当时的名士，米芾也在场。酒喝到一半的时候，米芾突然起身对苏轼说：“我给您说过我过去的所作所为，世人都说我太疯癫，您倒是给评评理。”苏轼略一沉吟，非常严肃地说了一句《论语》里面孔子说过的话——“吾从众”，意思是我跟他们看法一样。在座的宾客都哄堂大笑。

元祐七年（1092），米芾42岁，担任雍丘知县。据翁方纲《米海岳年谱》中所说，这年九月的时候，苏轼离开扬州回京，到了雍丘，米芾给他准备了酒食，并且设了长案和上好的笔墨。苏轼非常高兴，两人一边喝酒，一边写字。不一会儿，喝高了的两人越写越快，两个小吏磨墨都磨不迭，等到酒喝完的时候，他们才交换自己的作品离去，都觉得平时的字都没有那一天写得好。

七年壬申九月，苏子瞻自扬州召还，元章知雍丘，具饮饷之。既至，则又设长案，各以精笔佳墨纸三百列其上，而置馔其旁。子瞻见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展纸共作字。二小吏磨墨，几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终，纸亦书尽，更相易携去。

苏轼和米芾的感情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所以苏轼在最后一次见到米芾时才会说：“岭海八年，亲友旷绝，亦未尝关念。独念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时见之，以洗我积年瘴毒耶！今真见之矣，余无足言者。”

元祐九年（1094），米芾44岁，依旧担任雍丘知县，此时的米芾仍抱有为民做事的信念。有一次，他因为催缴租税的事情跟上级发生激烈冲突，结果丢掉了知县的乌纱帽，变成了嵩山中岳祠的清闲庙监。

这次事件对米芾的人生走向影响很大，他那颗天真的心也受到了无法修复的伤害。他由古道热肠、勤恳为民的父母官，变成了得过且过的闲散客。从此以后，米芾对待政事听任自流：天塌了，自有女娲去补；水泛了，自有大禹去治，他只管自己的逍遥快活。

他写了一篇《拜中岳命作》，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不满和愤懑。《拜中岳命作》明显贴近杨凝式以来的尚意书风，笔画变得更加自在随意，粗细对比强烈。接下来的三年中，米芾一直担任中岳祠庙监这个闲差，因为无事可做，他就四处游历，搜集法帖名迹，过得也算逍遥快活。

直到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47岁的米芾改任涟水（今江苏）军使。他有了一项新的乐趣——赏玩石头，并且沉迷于此不能自拔。《渔阳公石谱》云：“元章相石之法有四语焉，曰秀，曰瘦，曰雅，曰透。”“秀瘦雅透”是米芾最早提出的赏玩石头的标准。到了清朝，郑板桥又阴差阳错地将这项标准整理为“瘦皱漏透”，直到今天我们还是依照这样的标准来判断石头的好坏。

明朝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意思是：一个人如果没有任何癖好，那最好不要跟他交往，因为他没有深情厚谊；一个人如果表现得过于完美，没有任何瑕疵，也不可以与他交往，因为他不真诚。如果用张岱的标准，那米芾绝对算得上是有深情、有真气的人。清初有一本笔记小说集《宋稗类钞》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米芾守涟水的时候，旁边就是灵璧，出产著名的灵璧石，他痴迷于把玩这些石头，无心工作。有一天按察使杨次公下来巡视，见到米芾如此这般就正色问道：“朝廷以千里郡付公，那得终日弄石？”米芾并不回答，而是从袖子里面掏出一块玲珑剔透、色泽清润的石头，问杨次公：“此石何如？”杨次公根本不看。米芾又从袖子里掏出一块石头，叠峰层峦，奇巧又胜一筹，看杨次公还是没有反应，最后又拿出一块石头，尽天划神镂之巧。米芾说：“如此石，安得不爱？”结果杨次公再也忍不住了，说：“非公独爱，我亦爱也。”说罢劈手抢过米芾手里的石头，蹬车扬长而去。

我们现在确实可以找到一张米芾写的《陪杨次公游虎丘》的拓片，所以这个故事也不一定是凭空捏造的。

据宋代叶梦得的《石林燕语》记载，后来米芾任“无为知军”时，他听说当地的河里面有一块怪石，人们不知道这石头什么来历，不敢去取，米芾特意让人把石头搬到州府。石头到了，米芾非常吃惊，对着石头说：“吾欲见石兄二十年矣！”而且还让人取来袍笏，他要穿戴整齐后再参拜石头。之后每当米芾经过这块石头时，都恭敬地叫声“石丈”（石老爹）。这件事很快便传了出去，朝廷的人都将其引为笑谈。后来议论的人多了，言官弹劾他，要罢了他的官，米芾就替自己辩解：“吾何尝拜，乃揖之耳。”意思是，我何曾拜它？只是给它作了个揖罢了。这就是米芾的性格魅力，就连他的狡辩都透着几分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