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敦煌壁画
最后的挽歌

我们之前介绍了敦煌石窟艺术在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发展，到了初唐，敦煌逐渐恢复了它的战略地位。作为中原人西进中亚的桥头堡和补给站，敦煌对于我们的意义是无可取代的。

而这所有的一切都得益于唐朝牢牢控制着敦煌（当时叫作沙州）。在唐朝争夺和经营西域的过程中，敦煌除了中转功能，也直接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和人力。沙州的汉人彪悍尚武，我们在很多出土文献中可看到沙州兵士奔赴前线的记载。从李治、武则天到李隆基时期，朝廷一直都在大兴屯田，敦煌农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天宝年间，敦煌的人口已有四五万人，达到了全盛。

盛唐的敦煌石窟出现了色彩浓郁的大青绿山水，还有一些非常精彩的人物线描。敦煌的画工们模仿李思训和吴道子的风格，画出了大量的经变作品，把繁盛的时代样貌画入了敦煌石窟壁画之中。

一直到了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大唐开始衰落。但是这段时间里，吐蕃却在赞普赤松德赞的统治下，进入吐蕃王朝有史以来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在这小小的沙州，敦煌人面对强大的吐蕃军队，抵抗了整整10年。到了781年，敦煌人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提出了有条件的投降，就是“勿徙他境”，意为“不许把我们迁到其他地方”。

吐蕃自781年占领敦煌开始，到848年张议潮起义，共计统治敦煌67年。

但是面对敦煌的汉人，吐蕃人知道他们的态度强硬，所以也做出了一些让步。据《张淮深变文》中说，河西地区都吐蕃化了，“独有沙州一郡，人物风华，一同内地”。根据敦煌资深研究专家段文杰先生介绍，总的来说，这段时间的壁画中，汉人着吐蕃装的极少，比如在莫高窟第220窟门道新发现的两个供养人，男的穿吐蕃装，女的穿汉装，敦煌人保住了他们最后的骄傲。

吐蕃占领敦煌之后，建造完成了之前没有完工的18个洞窟，另外新开窟48个，数量和规模都堪比盛唐。

吐蕃统治敦煌后，石窟壁画在个别题材上有一些差别，比如在隋唐逐渐消失的佛教故事画再度以屏风画的形式出现。这段时间石窟壁画的艺术风格基本延续了盛唐的状态，壁画构图严密紧凑，刻画细腻，线条质量非常好，之前流行的兰叶描逐渐转向精细的高古游丝描。在大型人物画的造型上，笔力雄健，神采飞扬，莫高窟第158窟和榆林窟第25窟的壁画都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

榆林窟第25窟的建造年代有一定争议，根据段文杰先生判断，其建造应该在吐蕃占领瓜州的初期，整个窟的主题是宣扬大乘净土极乐世界，主室四壁保存了唐代原貌。一进门，西壁的两侧分别绘制着文殊变和普贤变，青狮白象都由昆仑奴牵着，对面东壁为八大菩萨曼荼罗。右手边南壁为观无量寿经变，描绘的是西方净土，以华丽的宫殿楼阁表现佛国世界。中央靠下部还画出一组乐队正专心致志地演奏音乐，有专门演奏音乐的鸟——迦陵频伽。左手边北壁是弥勒经变，在一些边角的位置还展示了很多世俗故事，比如：老人主动到坟墓中等待死亡，家人含泪送别；也有嫁娶图，帐篷内有男女宾客宴饮，一对青年男女在宾客的陪同下正举行婚礼，男的着吐蕃装，女的穿汉装；还有一些农事劳动场景等。这个洞窟大到人物轮廓、小到点缀的荷花，线条的质量和晕染的水平都极高。

从这个时期开始，山水画有一点变化值得关注。由于敦煌与中原地区的联系被彻底割裂，敦煌的画工在模仿前辈的同时，也在悄悄地结合地方特色进行创新。比如在之前的山水画中，山头往往被涂成厚厚的石青或者石绿色，属于典型的李思训风格，但是从吐蕃统治敦煌的中唐时段开始，高山的山头往往以留白或者土黄色代替，平原地区的山反而会覆盖浓重的石青、石绿色，这明显是画工根据敦煌当地的地貌特色做出的改变，因为敦煌的山几乎没有绿色的。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产生了一种类似水墨山水的效果，比如莫高窟第112窟中唐壁画中就出现了这种山水，并且出现了原始的皴法。

我们现在也不能确定，后来在五代期间异军突起的水墨山水画大师们是不是受到了敦煌画工的影响。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敦煌地区的画工们就对中国艺术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然，也许他们是各自发展的，却在沿着相同的方向前进。

848年，张议潮率众赶走吐蕃统治者节儿，重新占领沙州。之后他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彻底地把吐蕃的势力逐出河西、陇右地区，恢复唐朝旧制，推行汉文化教育，使得汉文化在敦煌乃至整个河西地区再次得以巩固。当张议潮把消息传递到长安，对于唐朝政府来说，这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于是任命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敦煌地区开始进入归义军时期。

经过数百年的不断开凿，莫高窟长达1600多米的山崖上几乎布满了各个时代的洞窟。如果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莫高窟较早的洞窟都是建在山崖中间的位置，后来才在更高处和底层修建洞窟，莫高窟早已经变得拥挤不堪。

其实空间不够的情况早就遇到过，据考证，敦煌西千佛洞的始建年代可能早于莫高窟，但是因为山崖面积过小，很快人们就看中了面积更大的莫高窟的位置。但是到了中唐归义军时期，莫高窟也已经“窟满为患”，尤其是好的位置都没有了，比如后来曹议金家的洞窟很多在莫高窟下层，后世遭到严重破坏。

于是人们就把视线投向了更东边的榆林窟，在晚唐之后的100多年时间里，虽然莫高窟还偶尔有新的洞窟开凿，但是更多的洞窟在榆林窟落成。

榆林窟，又名万佛峡，在敦煌莫高窟正东方，直线距离约100千米。一条雪山的融水自南向北流淌，奔腾喧闹的河水穿过峡谷，洞窟就在河水两岸的山崖上，由于河边榆树成林，人们就把这里叫作榆林窟。榆林窟始建年代不详，唐、五代、宋、西夏、元、清各统治时期均有开凿，整体建造年代比莫高窟晚。榆林窟洞窟现存43窟，其中一半多都是归义军时期修建。

这个时期的壁画主要延续之前的风格，但是画面慢慢显得僵化。当然也有个别比较有突破性的画面样式，出现一些含有儒家忠孝伦理的内容，比如《报恩经变》《报父母恩重经变》和《劳度叉斗圣变》，可能是出于维护大唐宗法制度的考虑。

归义军时期还有一种创新形式，即供养人像不再是一两个人，而往往是一家人，有时是祖孙三代扶老携幼地一起“组团”，甚至家中奴婢也可以加入。莫高窟第156窟的《张议潮出行图》与《张议潮夫人出行图》是这种形式的极致，它们的构图采用的是汉魏墓室壁画中的长卷构图模式，每幅画中都绘制有100多人，场面宏伟，结构严谨。《张议潮出行图》中的骑士击大鼓、吹号角，全身盔甲的持戟将士排列两侧，后面还有乐队。画面中部张议潮戴幞头、穿赭袍、乘白马，正在扬鞭过桥，威风凛凛。它的对面是《张议潮夫人出行图》，内容大同小异。

这两幅出行图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历史人物画，其内容与佛教无关，是敦煌壁画在宗教生活中加入的现实主义因素。

后来曹议金掌控归义军，始终保持着中原的制度和文化，还仿照北宋设立了画院。莫高窟和榆林窟中都有类似“沙州工匠都勾当画院使”这样的题记，敦煌遗书中也有曹氏画院画家的传记。

1036年，西夏攻占沙州，归义军政权彻底结束。归义军覆灭后，在接手敦煌的几十年内，由于同样信奉佛教，西夏对于开窟塑像特别重视，而且这个时期的壁画艺术水准都很高。

但是我个人觉得榆林窟第003窟最能代表西夏这个阶段的艺术成就。第003窟东壁南侧的《千手观音》壁画，是敦煌石窟壁画中反映古代科技史的作品。整幅画看起来是暗黑色平涂，细看却是无数只手罗列在一起作为背景的。中间有耕田、舂米、酿酒、锻铁等劳动场景，还绘制了很多乐器，这些在石窟中很常见；不常见的是绘制了很多生产工具，如铲、锯、曲尺、墨斗、双尾船、铁剪等，里面还有双门风箱这样的宋代前沿科技产品，以及只生长在南方的芭蕉树，说明当时西夏跟北宋的民间交流是很广泛的。

榆林窟第003窟最有特色的还是进门左右两侧的文殊变和普贤变两幅经变画，它们反映了五代到北宋中国山水画和界画的最新成果。作为标准的水墨山水，画家的皴擦技法已经非常成熟，来自荆浩、郭熙的北方山水画风丝毫没有打折扣地出现在了榆林窟。巨大的山石占据整个画面上部，显得气势磅礴、雄健有力，乱柴皴结合长斧劈皴勾勒出山石的轮廓，最后用淡墨渲染山谷中的云气。虽然功力算不上一流，但是不论山石、树木还是流水，都表现得可圈可点，是不可多得的北宋山水画作品。

到了后来，西夏为了和北宋作战，向东迁徙敦煌民众，使敦煌受到很大的削弱。敦煌地区从此衰落，失去了丝路贸易中转站的地位。南宋定都杭州，元、明、清都定都北京，西北地区的战略地位更加没落。

西夏、元时期，共兴建和重建洞窟16个。

时至今日，经历多次坍塌和破坏后，保留下来的仍然有莫高窟735个洞窟、榆林窟43个洞窟、西千佛洞22个洞窟、东千佛洞23个洞窟，还有水峡口千佛洞、5个庙石窟等。敦煌地区不愧是当今世界上保存最好、石窟数量最多的佛教艺术宝库。

除了这些看得见的石窟，曾经繁盛的敦煌地区也是东西方的交流中心。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蚕豆、苜蓿等十几种植物经此引入，逐渐在中原栽培。西域的乐曲、歌舞和乐器也经由敦煌传入中原，丰富了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中国的造纸、丝绸、火药和冶铁等技术经此传入西方世界，同样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巨大发展。

当大漠上红日西坠、孤烟升起时，空旷荒凉的大地上似乎又响起了曾经的嘈杂声：那是成群结队的驼铃声，那是集市商贩的叫卖声；那是两军混战的喊杀声，那是孤独禅院的诵经声；那是生离死别的嚎哭声，那是欢庆丰收的歌舞声；那是学堂少年的读书声，那是白发老者的叹息声……所有的声音最终汇集在一起，在大漠中一座座洞窟和一颗颗沙粒之间不断回响。 VKhWUe/n6z4v2xTNa9KT0ZgHZqoX+tFdeZhRk7F5/qefPQ0BZdYB83B4IFjSDdD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