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

一、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察

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学的基本要素，二者之间互为作用的关系，直接影响市场运行并决定整体经济的发展状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 在政府宏观调控中运用好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两种手段，能够有效保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全过程，不仅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揭示了社会运行发展的必然规律，而且从一般市场角度，分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和需求的本质、特点及其相互关系作用，对于深刻理解当前中国经济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马克思对微观供求关系的分析

马克思分析了供给在质和量方面的内涵、有效性特点和时间性特点。他指出，供给是“处在市场上的产品，或者能提供给市场的产品” ，市场供给的商品“它们不仅是满足人类需要的使用价值。……，这个商品量还有一定的市场价值”，认为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种属性，从而指出了供给在质和量方面的规定性。而正是由于商品具有使用价值的属性，人们才愿意购买它，没有使用价值的商品人们就不愿意购买，这也说明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存在着有效供给和无效供给的问题。与此同时，他认为：在短期内，由于一个行业的资本和劳动固定不变，该行业的供给量固定不变，不会因为市场价格的变化而变化；在长期内，当商品价格低于市场价值，行业利润变小甚至没有利润，资本和劳动将会流出，供给量将随之减少；反之，当商品价格高于市场价值，行业利润升高，资本和劳动流入，供给量将增加。从而指出了商品供给在质和量方面的时间性特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需求的内涵、结构构成和需求弹性。他指出：商品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实现交换价值的需要”。 这说明，与供给的商品同样，需求的商品也必须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由于具有使用价值才能形成消费者的需求，由于具有价值，消费者才可以用货币———交换价值的一般表现形态去购买商品。同时也说明，商品的需求必须消费者具有货币支付能力，只有具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要，才能形成商品需求。同时，马克思还指出了需求的结构构成。他从使用价值的角度，提出需求具有生产需求———资本家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要的生产资料要素需求和生活需求———资本家和工人为维持生存或享乐所需要消费的生活资料。马克思还指出：“在需求方面，看来存在着某种数量的一定社会需要，要满足这种需要，就要求市场上有一定量的某种物品。但是，从量的规定性来说，这种需要具有很大的弹性和变动性。” “在一定的价格下，一种商品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定的地盘；在价格发生变化时，这个地盘只有在价格的提高同商品量的减少相一致，价格的降低同商品量的增加相一致的情况下，才能保持不变。” 。马克思所说的“一定的地盘”指的是商品的价格总额。因此，这表达的是：要保持商品的价格总额不变，必须保持价格的提高与商品量的减少一致，从而指出了需求价格弹性问题，只不过马克思表达的是需求价格弹性等于 1的特殊情况。

马克思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深入考察了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它们赖以发生作用的基础。他强调：“在商品的供求关系上再现了下列关系：第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商品和货币的关系，买者和卖者的关系；第二，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因而指出了商品经济关系的本质就是商品的供求关系。“要给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概念下一般的定义，真正的困难在于，它们好像只是同义反复。” 这里既表达了供给可以转化为需求，需求也可以转化为供给的对立统一关系。马克思还指出“总劳动力中社会用来生产这种物品的可除部分，也就是这种物品的生产在总生产中所占的数量，和另一方面，社会要求用这种特定物品来满足的需要的规模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而只有偶然的联系” 。这里表达了在实际市场中，商品的供求平衡至多是偶然的相等，但是供给总量取决于劳动价值总量、需求总量取决于有货币支付能力的价值总量，二者之间又趋于一致的共同因素———价值总量，因而，供大于求或者供小于求的实际情况都将成为促成供求平衡的总动力。

总体上看，马克思对于商品供求关系的分析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这与西方经济学认为供求平衡时的市场价格作为市场价值的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马克思在社会商品供求平衡的假设下，提出了商品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理论。所谓“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就是隐含了社会总商品供求平衡的概念。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市场价值决定市场供求，市场价格只能影响市场供求；市场价值决定市场价格，市场价格只能在市场价值的基础上通过市场竞争，改变市场价值的生产条件和行业劳动力的数量调节市场价值。这为我们以劳动价值论为指导，运用好价值规律去调节市场供求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导。至于如何实现市场整体的供求关系平衡，则需要从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去进行分析和研究。

（二）马克思关于宏观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分析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并没有直接提出“总供给”“总需求”以及“总供求平衡”的概念，而是内涵在社会总资本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理论分析之中。

马克思从两个角度分析了社会总产品供求与单个产品供求之间的关系。第一，单个商品供求是社会总供求的基础。马克思认为，总供给等于“某种商品的卖者或生产者的总和”，总需求等于“这同一种商品的买者或消费者（包括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的总和”。这里所说的总和并不是由单个产品的供给或需求的简单加总，而是“当我们只是说到单个商品时，我们可以假定，存在着对这种特定商品的需要，———它的量已经包含在它的价格中，———而用不着进一步考察这个有待满足的需要的量。但是，只要一方面有了整个生产部门的产品，另一方面又有了社会需要，这个量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了。” 这表明，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商品的总价格表现，同时也是商品的使用价值的表现，只有当单个商品的使用价值与社会需要相匹配时，才能构成商品总供给和商品总需求。第二，社会总供求的实现是单个商品供求实现的前提。只有社会总供求实现了，单个商品的供求关系才能实现。马克思在分析单个商品的供求时，特别强调“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这就体现了整体决定个体的唯物辩证法关系，撇开整体去研究个体就失去了研究事物规律性的本来意义。

研究社会总产品的供给和需求问题，实际上就是研究社会总产品是如何实现的。马克思从社会总资本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角度进行了深入考察，提出了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实现的条件。

第一，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即：第Ⅰ部类，负责生产资料的生产；第Ⅱ部类，负责消费资料的生产。每个部类产品的价值由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三个部分组成，即：社会总产品价值＝c＋v＋m。

第二，在社会总资本的简单再生产过程中，资本家不进行任何的资本积累，剩余产品（剩余价值）全部用于非生产性消费。据此，马克思建立了三个平衡关系，即：第I部类所供给的全部生产资料全部被两大部类进行生产所耗用，Ⅰ （c＋v＋m） ＝Ⅰc＋Ⅱc；第Ⅱ部类供给的全部消费资料全部被两大部类的劳动者和资本家所消费，Ⅱ （c＋v＋m） ＝Ⅰ （v＋m） ＋Ⅱ （v＋m）；两大部类所生产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之和全部被两大部类生产和消费耗用，Ⅰ（c＋v＋m） ＋Ⅱ （c＋v＋m） ＝Ⅰc＋Ⅱc＋Ⅰ （v＋m） ＋Ⅱ （v＋m）。只有这样，社会总资本的简单再生产才可以顺利完成。

其中，社会总供给表现为Ⅰ （c＋v＋m） ＋Ⅱ （c＋v＋m），社会总需求表现为Ⅰc＋Ⅱc＋Ⅰ （v＋m） ＋Ⅱ （v＋m），因此，简单再生产顺利实现的条件表现为总供给必须等于社会总需求。同时，对Ⅰ （c＋v＋m） ＝Ⅰc＋Ⅱc消减同类项，可以得出：Ⅰ （v＋m） ＝Ⅱc。对Ⅱ （c＋v＋m） ＝Ⅰ （v＋m） ＋Ⅱ（v＋m）消减同类项，同样可以得出Ⅰ （v＋m） ＝Ⅱc。说明为了实现简单再生产，消费和生产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尤其第二个分析结果，充分说明，实现简单再生产的条件，除了总供给＝总需求的总量均衡条件之外，还必须实现社会供给和社会需求的结构均衡。这与西方经济学仅注重总量均衡有着本质的不同。

第三，在社会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资本家生产的目的绝不仅仅是维持简单再生产，而是为获取剩余价值，并由贪婪的本性决定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为此，资本家就要将获得的剩余价值除了满足自身的消费以外，还将剩余价值投入生产过程进行扩大再生产。这样，剩余价值就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m／x，用于资本家消费，另一个部分是（m－m／x），用于扩大再生产。于是（m－m／x）转化为资本，分别作为追加不变资本（△C）和追加可变资本（△v），分别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对照于简单再生产的实现关系，可以形成扩大再生产的平衡关系。即：Ⅰ （c＋v＋m） ＝Ⅰ （c＋△c） ＋Ⅱ （c＋△c），反映为第Ⅰ部类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应该等于第Ⅰ和第Ⅱ部类对全部生产资料的需求；Ⅱ （c＋v＋m） ＝Ⅰ （v＋△v＋m／x） ＋Ⅱ （v＋△v＋m／x），反映为第Ⅱ部类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应该等于第Ⅰ和第Ⅱ部类对全部生活资料的需求；Ⅰ （c＋v＋m） ＋Ⅱ （c＋v＋m） ＝Ⅰ （c＋△c） ＋Ⅱ （c＋△c） ＋Ⅰ （v＋△v＋m／x） ＋Ⅱ （v＋△v＋m／x），反映为第Ⅰ、第Ⅱ部类全部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总供给应该等于第Ⅰ、第Ⅱ部类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总需求。由Ⅰ （c＋v＋m） ＝Ⅰ （c＋△c） ＋Ⅱ （c＋△c）或Ⅱ （c＋v＋m） ＝Ⅰ（v＋△v＋m／x） ＋Ⅱ （v＋△v＋m／x），可以推导出Ⅰ （v＋△v＋m／x）＝Ⅱ（c＋△c），反映为在扩大再生产的情况下，两大部类之间互相提供产品的关系，消费和生产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因此，在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我们同样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社会总供给必须等于社会总需求，二是消费和生产之间必须保持一致的结构平衡。

（三）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是实物量与价值量的平衡

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认为，在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中，商品实物实现和价值补偿是同时进行的。第一，在商品价值的生产上，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生产同种单位商品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是所谓的第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它从具体使用价值的角度，决定了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条件下创造的商品价值。第二，在商品价值的实现上，价值规律要求商品的价值量等于社会需要该种商品使用价值量应使用的必要劳动时间，这是所谓的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它决定了在社会需要的条件下应该实现的商品价值。这恰恰证明了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同时还是价值决定与价值实现的平衡。体现了社会总产品供给的价值量与社会总产品需求的价值量实现高度匹配的实物量平衡和价值量平衡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供给与需求的均衡理论既包括总量均衡也包括结构均衡，远比总供给＝总需求的西方经济学宏观均衡理论严谨和周密。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结构性总量失衡，是社会总供给的生产结构与社会总需求结构不相适应，如实体经济无效的低端供给过多，与人民日益变化的高层次需求之间不匹配。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深入研究考察我国经济失衡的原因和特征，确保我国宏观经济的顺畅运行。

二、从供给侧观察中国经济发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取决于经济中需求和供给的动态平衡。供给侧是指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供给方面。从微观上看，供给是指在不同的价格水平下，生产者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商品或劳务的数量。一般情况下，商品的价格越高，生产者愿意多生产；商品价格越低，生产者往往减少生产量。从宏观上看，总供给是指一个经济体中社会生产活动所提供的产品和劳务总量，即社会总产品。从价值形态上看，总供给＝消费＋储蓄＋政府收入＋进口。如果舍去供给范围的概念，也就是说，不考虑进口，总供给的水平取决于商品和劳务的生产水平和能力。而生产水平和能力主要取决于供给要素的数量，如劳动力、资本、土地的数量以及反映要素在各方面配置的经济结构、科学技术水平等。分析我国的供给问题，也应该从劳动力、资本、土地、经济结构、科学技术水平等要素去分析。本书仅从劳动力供给和资本供给角度去研究。

（一）劳动力供给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其重要的原因是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人口红利”形成劳动力比较优势。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方面，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劳动力供给总量减少，增速下降；另一方面，伴随着人力资源的下降以及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渐丧失。

1.劳动力总量供给出现下降趋势

我国劳动力的供给总规模不断下降。人口的发展变化是直接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基础因素。受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影响，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导致适龄劳动人口不断下降，劳动力供给规模进一步缩小。根据相关模型预测，2020—2030年，我国适龄劳动人口规模从 9.89亿人下降到 9.63亿人，劳动参与率从 68.44％下降到 65.17％，据此可以推算，我国劳动力供给规模将不断下降，到 2030年达到 6.27亿人。

2.劳动力供给结构出现质与量的矛盾特征

从劳动力的就业结构看主要有城乡就业结构、区域就业结构、产业就业结构、群体就业结构。在城乡就业结构中，出现农村劳动力技能水平与现代产业发展不适应、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与农民向市民转变不适应的现象。在区域就业结构中，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攀升、招工困难与内地劳动力成本具有比较优势、招工容易的情况并存，出现产业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转移和农民返乡回流的现象。在产业就业结构中，由于信息化水平的提高，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高素质和高技能岗位的劳动力供给愈加困难。在群体就业结构中，以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为代表的重点群体就业压力较大。上述种种就业结构特征归总起来，体现为劳动力供给结构中的质与量不匹配的矛盾，劳动力供给质量亟须提升，必须实现人口红利从“量”到“质”的转变。

3.劳动力供不应求已经成为常态

如前所述，劳动力供给既出现了总量规模下降的趋势，也出现了劳动力供给的数量与质量之间的矛盾。从劳动力的需求看，一方面虽然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增长会下降，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存量、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经济产业结构具有多样性，需要的劳动力总量规模仍然较大。世界历次产业革命的过程证明，劳动力需求作为派生需求主要受经济增长、资本及技术禀赋以及产业结构等因素影响。技术进步在短期内会产生就业的替代效应，但长期内也会产生就业的创造效应。根据相关预测，从趋势上看，未来十年第一产业劳动力需求量将不断下降，从 2020年的 1.87亿下降到 2030年的 1.09亿，第二产业从 2亿下降到 1.6亿，第三产业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从 3.8亿增加到 4.9亿，综合三次产业总量，到 2030年劳动力需求总量约为 7.6亿。 未来 10年内，劳动力的供给总量与需求总量相比较，供求总量缺口将会达到 1.33亿，供不应求将成为未来 10年内的常态。

4.进一步增加劳动力供给的策略

第一，多策并举增加劳动力供给总量。如采取延迟退休、增强社会保障等措施减少劳动人口退出市场，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完善保障生育配套以扩大人口基数。第二，增进就业公平扫清就业结构性障碍。如减少就业性别歧视、城乡及地域歧视，加大对就业创业的各项鼓励政策支持，鼓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形成互利互惠关系等。第三，优化劳动力供给结构。重点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高等教育等人才培养和通用技能培养方面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制定各种财政、税收、金融政策，鼓励社会和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以此增加劳动供给的质量红利。

（二）资本供给分析

马克思的社会化大生产理论强调要处理好消费与生产的比例关系，充分说明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必须关注资本的供给对经济健康发展产生的影响。资本供给的主要来源是储蓄，储蓄转化为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就是投资的快速增长，投资快速增长的原因在于我国长期以来的高储蓄率。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高，然而，不可忽略的是，投资既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因此，分析我国的储蓄率水平的变化趋势对于研究资本供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中国储蓄率水平的变化趋势

国民储蓄率等于国内总储蓄与国内可支配收入的比率。考察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储蓄率水平的变化，呈现波动上行趋势，具体变化可以划分成四个阶段。分别是缓慢上升期（1978—1994年）、调整回落期（1995—1999年）、快速上扬期（2000—2010年）、持续下降期（2011年至今）。 以 2001年以后的我国国民储蓄率数据资料分析（详见表 2－1），我国国民储蓄率水平呈现倒U型变化趋势。分界点是 2010年，在 2010年，国民储蓄率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峰值，为 51.77％。2010年之前国民储蓄率水平呈现上扬趋势，2010年之后呈现逐年下降趋势，目前的国民储蓄率水平大致为 43％左右。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发布的实物资金流量表国内交易部分相关数据计算。

从储蓄的部门结构看，我国国内储蓄主要由居民（住户）储蓄、企业储蓄、政府储蓄构成。居民储蓄始终是我国国内储蓄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几乎占据国内总储蓄的半壁江山。以 2001—2019年国家统计局官网公布数据进行分析（详见表 2－2），2001—2010年居民储蓄率逐渐上升，在 2010年达到峰值，为25.43％；2010年以后，居民储蓄率逐年下降，目前大致为 20％左右。呈现出与国民储蓄率水平一样的倒U型变化趋势。企业储蓄是储蓄结构中变化最为显著的部分。企业储蓄占GDP的比重在 20世纪 90年代初还仅为 11％左右，从2002年开始已经与居民储蓄基本相当。可以说，2008年之前，中国储蓄的增长主要归因于企业储蓄的增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企业储蓄率下滑，后又叠加居民储蓄率的下滑，两者共同拉低国民储蓄率。 2002年以后，企业储蓄大体稳定，基本上保持在 20％左右。政府储蓄在储蓄结构中一直占比较低。但在 2000—2008年间，政府储蓄占GDP比重也呈现快速上升趋势，2008年达到5.89％。此后在 2008—2014年相对稳定，大体维持在 5％左右。2014年以后出现下降趋势，2017年降为 3.41％。2018年以后由于连续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政府储蓄迅速下降，2019年仅为 1.01％。总体上看，2010年以后我国国内总储蓄水平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居民储蓄下降和政府储蓄下降，而企业储蓄水平除个别年份以外大体不变。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公布的相关数据计算。

分析我国的储蓄率水平，一方面可以判断我国资本供给的来源情况，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以后资本投资的有效性提供依据。

2.我国资本投资的动态效率分析

经济的动态效率（dynamic efficiency）是指从长期增长的动态角度看，一个经济体的储蓄是否与经济最优增长所要求的储蓄水平相一致。其核心问题是资本积累是否过度，故又可称为资本积累的动态效率。 经济学研究证明，竞争经济可能会出现过度积累的均衡，其中人口增长率超过资本的边际产量，或者说投资大于回报，这样的经济被称为动态无效的经济。 此时的资源配置不再是帕累托最优，因为人们可以通过减少资本存量和增加消费来提高自己的福利水平。

第一，我国的资本投资动态效率出现下降抑或无效的趋势。胡育蓉认为，我国经济体在 20世纪 90年代之前资本投入整体动态有效，而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至今，资本投入的动态效率逐渐下滑，拐点时间段为 1992—1994年。 而吕冰洋根据 1978—2005年的相关资料认为，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尽管中国产出－资本比呈现不断下降趋势，但是无论是将中国资本边际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率比较，还是将资本总收益与总投资比较，结果都显示，中国总体资本积累是具有动态效率的。因而，我国经济增长尽管属于高投入式增长，但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质量是低效的，即高投入式增长未必等同于粗放式增长。 戴一鑫等认为，20世纪 90年代末以来至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虽然企业利润率持续走低，但中国经济中企业利润率尚高于实际GDP的增长率，因而中国资本动态效率是有效的。从 2008年开始这样的资本积累的动态无效率没有改善，企业利润率和实际GDP增长率持续下滑，并且企业利润率明显低于实际GDP增长率，表明 2008年之后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抑制作用，中国经济开始处于显著的动态无效率状态。 王鑫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和状态空间模型，测算的 1978—2012年中国资本边际生产率均高于经济增长率，认为中国的资本积累是动态有效的，高投入式增长并不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是粗放式的。 综合上述观点，我们可以认为，虽然对资本投资的动态效率有效性存在不同看法，但是至少可以认为，我国目前资本投资动态效率出现下降甚至是无效的。

第二，资本动态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一方面，资本动态效率与经济周期有关，在经济发展低谷时，由于资本盈利水平下降，资本动态效率会出现明显下降。另一方面，考虑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东中西部地区的资本动态效率处于不同的效率状态。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统一大市场的体制不断完善，地区间的资本流动障碍逐渐消除，东中西部地区资本动态效率差异逐年缩小。

第三，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投资动态效率下降的趋势是由多种原因引致的，主要有以下观点。一是由中国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决定的，过度投资带来过度资本深化； 二是源于储蓄过度而消费不足； 三是认为地方政府无序竞争导致资本流向高政绩部门和行业； 四是认为在我国经济处于二元经济结构状态下，由于创新不足，投资主要配置于现代性部门导致了资本边际产出减少； 五是以GDP为地方政府重要考核指标的机制促成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土地资本化解决了经济发展初期资本不足问题，但土地资本化的过度发展也从资本深化、技术进步、劳动力成本三个层面对经济效率产生了负面影响。土地资本化对经济动态效率具有非线性影响，适度情况下，土地资本化程度每提高1％，动态效率将提高 0.101％，在过度情况下，土地资本化程度每提高 1％，经济动态效率将下降 0.112％。

第四，提高资本投资动态效率的路径，既需要推进科技创新，通过技术进步来提升劳动生产效率，也需要处理好资本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通过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消除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提升优质产品的供给能力来提高消费率，逐步把经济增长的动力从投资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转变。

三、从需求侧观察中国经济发展

需求侧是指国民经济运行中的需求方面。从微观上看，需求是在一定时间和价格水平下，消费者愿意购买并且能够购买的商品和劳务的数量。在收入水平一定、消费者偏好一定的情况下，需求与价格之间呈现出反方向变化的关系，价格上升，需求量下降；价格下降，需求量上升。从宏观上看，总需求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对最终物品及服务的需求的总和。从需求形成角度测算，社会总需求＝本期国内生产总值－本期储蓄＋本期银行信贷收入＋本期财政赤字＋本期出口；从需求使用角度测算，社会总需求＝本期投资需求总量＋本期消费需求总量＋本期国外需求总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三驾马车”构成。

（一）国内需求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基点

国内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基于内需发展经济是一个大国发展的基本条件，投入和产出的绝大部分依靠本国市场实现周转及循环既是给一个大国安全生存避免受制于人的需要，也是立足于自身发展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更是被世界经济发展史所证明的现实需要。

1.国内需求市场的持续扩大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条件

经过几十年高速增长，中国国内市场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投资和消费的总量水平和增长速度名列世界前列，成为世界上最为广大的市场。依据 2001—2020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分析（详见表 2－3）：

第一，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社会消费零售总额持续扩大。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越来越大，2019年达到 560874.3亿元，2020年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也达到了 527270.3亿元。社会消费零售总额规模持续扩大，2019年达到 408017.2亿元，成为全球第二大社会消费品市场，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也达到了 391980.6亿元。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加速发展期，“新四化”带来我国产业结构的深刻调整，带来了内需市场巨大潜力，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正处于强劲扩张期，将为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带来持久的韧性和深厚的发展基础。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计算。

第二，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进行对比（详见图 2－1）。2002—201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总体上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2015年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总体上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这说明，2015年以后，在内部需求的构成结构中，消费已经成为拉动内需的生力军。

2.按照支出法计算，国内需求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

第一，从总量结构分析，国内需求中，最终消费在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逐年上升，而固定资本形成支出占比逐年下降。按照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国内需求＝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最终消费＝居民消费＋政府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存货变动。根据 2001年以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见表 2－4），从内需结构上看，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总体上看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其中，2001—2010年下降，2012年后逐渐上升，这使最终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同样呈现出上述趋势。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的比重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上述两个内部需求的变化，使国内需求总额占GDP的比重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2007年达到最低点，约占GDP总额的 91.34％，之后呈现出上升的趋势，2018年达到最高点，约占GDP总额的 99.23％，2019年为 98.85％，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内部需求下降，占比为 97.41％。内部需求结构变化的趋势，说明了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依托内需作为战略发展的基点的必要性。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国民经济核算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相关数据计算。

第二，最终消费与固定资产形成的关系可以在图 2－2中得到更清晰的反映。一方面，2011年前资本形成增速总体上高于最终消费增速，说明了投资需求在经济发展中更具主动性，但是资本形成的增速与最终消费的增速逐渐趋近，于 2011年后实现翻转，最终消费的增速高于资本形成的增速，最终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持续加强。但在2017年后最终消费与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速出现波动，说明最终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稳固性有待加强。

（二）国外需求在经济发展中的边际效用正在衰减

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积极发展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参与国际循环，是我国经济发展必须坚持的一条原则。总体上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国际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我国出口所面临的国外需求正在发展变化，需要重新审定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相对优势条件。

第一，从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GDP的比重看，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货物与服务净出口＝出口－进口。保持正值，说明出口大于进口，代表了国内供给满足国外需求的部分。以 2001年以后的净出口指标分析，2001—2007年，货物及服务净出口在GDP中的比重逐年上升，但在 2007年以后，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导致出口需求下降，货物及服务净出口在GDP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虽然在 2015年略有反弹，但总趋势是下降的。而到了 2019年和 2020年再次微弱反弹，主要是我国制造业产业链的系统性优势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而导致的外需结构性反弹。从大逻辑上看，出口需求下降的趋势很难改变。

第二，从对外贸易依存度指标来看，我国经济发展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逐渐走低（见图 2－3）。以 2001年后的相关指标计算结果看，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在 2001年 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急剧升高，2006年达到了64.24％的最高点。此后由于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逐年下降，在最近几年维持在 32％左右。进出口依存度＝ （进口总额＋出口总额）／GDP，反映的是进出口总额与GDP的关系。结合我国净出口指标，大致可以看出，高依存度反映的是我国“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外贸格局。2007年以后对外贸易依存度的逐渐走弱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结构和发展动力的调整，“大进大出”的发展模式正在逐渐调整。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对外经济贸易相关数据计算绘制。

第三，如果说进口实际上是一种供给，弥补的是我国供给结构中的不足，那么出口实际上反映的是我国实际的生产和服务满足外部需求的水平。当一国无论在资源还是技术水平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的时候，出口是有利于给本国人民带来福利的。观察我国的出口总额水平和增长速度，可以看出呈现出放缓的趋势（见图 2－4）。这一方面表明出口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正在逐渐减退，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原有的出口优势正在逐渐丧失，需要重新建立我国的出口优势，形成新优势基础上的高质量出口。

四、坚持重点论与两点论相结合推进中国经济发展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供给与需求相平衡的原理，国民经济的循环实现既需要实现总供求的总量平衡，也需要实现总供求的结构均衡。总供给和总需求是一对矛盾，是宏观经济运行的两个方面。解决总供求之间的矛盾，需要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进行相应的管理和调控。

（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运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结构性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总供求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表现在需求端。首先是 1978—1998年，我国经济的典型形态是短缺经济，供给短缺成为主要特征。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人民需求得不到满足，反而出现需求膨胀的现象。该段时期内，我们实施的政策特征是“供给问题需求管理”，为拉动投资增加供给，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搭配出现更多，在出现短缺经济下的经济过热时，“双紧”配合的财政货币政策成为主要对策。而 1998—2010年，我国已经告别短缺经济，在生产水平大幅度提升的情况下，商品供给更加丰富，我国经济的典型形态是“过剩经济”，“有效需求不足”是主要问题。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人民收入相对较低尤其表现为农民收入水平较低，这也可以从我国国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关系以及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得到证明。其次还表现为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人民储蓄率水平较高，即期消费相对较低。该段时期内，我国实施的政策特征是“需求问题需求管理”，“积极”“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从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以推进宏观经济稳定运行。

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表现为新常态特征。一方面，由于周期性因素和总量性因素，经济下行，需求疲软，同时由于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出现一定程度的成本推进型通胀，决定了需求管理的政策难以实施。另一方面，我国供给侧的矛盾十分突出，呈现出典型的“有效供给不足”特征。“有效供给不足”的主要根源是三大结构性失衡。一是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我国供给体系产能十分强大，但大多数只能满足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需求，同投资和出口主导的需求结构是相匹配的。现在，消费结构加快升级，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相对下降，供给结构很不适应需求新变化。更深层的一个问题是，我国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但供给体系未能跟进，结果是一方面过剩，另一方面不足。二是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在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下，因为缺乏回报，增加的货币资金很多没有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而是在金融系统自我循环。再加上货币政策上把结构性供需矛盾当作总需求不足，以增发货币来扩大需求，导致金融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快速上升，而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下降。三是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本来属于实体经济，但在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的过程中，由于缺乏投资机会，加上土地、财税、金融政策不配套，城镇化有关政策和规划不到位，致使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投机需求旺盛，带动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房地产高收益进一步诱使资金脱实向虚，导致经济增长、财政收入、银行利润越来越依赖于“房地产繁荣”，并推高实体经济成本，使回报率不高的实体经济雪上加霜。 这三大结构性失衡存在着内在因果关系，但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实体经济的供给结构不合理导致供需不匹配，经济循环不畅，再加上国际环境的变化，外需减弱。事实证明，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在质量和服务上跟不上需求的变化，导致大量需求外溢。如果只是简单采取扩大需求的办法，不仅不能解决结构性失衡，反而会加剧产能过剩、抬高杠杆率和企业成本，加剧这种失衡。因此，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通过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动能转换，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坚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形成我国经济发展的新优势，推进我国经济循环畅通无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从而实现社会供求关系动态均衡，推进高质量发展。

（二）坚持两点论统筹好稳定内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

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并不否定扩大内需，而恰恰在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战略主线和方向的同时，适度地稳定总需求，以防止需求低迷造成经济运行超出合理界限，影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危害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因此，我们要坚持重点论，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坚持两点论，适度稳定总需求，并从长远考虑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统筹好稳定内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基础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才能实现循环流转。一方面，生产决定消费，有效的供给是满足消费的条件。要畅通经济循环中的供给侧，增强有效供给能力。供给侧畅通、供给能力强，就可以穿透循环堵点、消除瓶颈制约，从而创造就业和提供收入，增强需求能力。另一方面，消费反作用于生产，有效的需求既是生产的目的，也是生产价值实现的条件。要畅通经济循环中的需求端，必须通过有效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调控总需求以及需求结构；必须积极提升就业水平，增加人民收入，提升消费水平，从而实现需求牵引供给的作用。所以，以需求牵引供给，以供给适应需求，才能真正地实现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统一。

统筹好稳定内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工作基调在于坚持稳中求进。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是处理社会供求关系的重要原则和方法论。稳是大局，关键是保持经济社会稳定。从经济角度看，适度稳定总需求是应对短期内防止经济下行所采取的必然措施。特别是在内需不足、外需受制于人的情况下，以提振内需为出发点，从需求端发力，适度稳定总需求，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尤为必要。当前，稳的重点是稳住经济运行，确保经济增长、劳动就业、物价水平不出现大的波动，确保金融不出现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特别是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形势下，稳住经济发展的基本盘，从而为长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进是进取，重点是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顺应我国长期经济发展中客观规律变化的必然要求，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向。要在稳定总需求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基础上，积极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培育壮大新的经济增长点，要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创新驱动发展取得新成效。 EvbLoPBV+lNSNEvv2bcCirjfNm9MM3yZcEs5xvpPsuhSJH72TLnM1za8XZUqLyt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