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与主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改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进一步彰显。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一、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意味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内涵与态势发生变化。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看，增长速度、经济结构、发展动力等方面都出现了新特点、新要求。准确把握经济发展的新特征，适应经济发展规律的新要求，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是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从生产的一般角度看，一切社会形态的经济增长首先表现为财富的增长，经济增长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把恢复国民经济增长放在首要位置，开始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毛泽东提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事实上，20世纪 5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国民经济增长得到迅速恢复，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起来。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上政治形势的恶化，当时的领导人错误地估量当时的形势和矛盾，被反革命集团利用，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同时，由于当时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掌握不够深入，未能继续坚持解决党的八大提出的“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并没有如期顺利坚持。直到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点，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增长持续位于高速增长水平，增长速度快，持续时间长，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从经济总量上看，我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大，世界排名不断提升（详见表1－1）。2005年超过法国，居第五；2006年超过英国，居第四；2007年超过德国，居第三；2009年超过日本，居第二。2010年，我国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资料来源：https：／／wenku.baidu.com／view／15f4ba0332126edb6f1aff00bed5b9f3f80f727c.html.

从经济增长速度看，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总体上长期处于高速增长时期。根据1976—201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数据，按照从波谷到波谷的周期划分，我国的经济发展GDP增长经历了 6个周期的变化（详见图 1－1）。第一周期是 1976—1981年，该周期内年平均增速 10.56％；第二周期是 1981—1986年，该周期内年平均增速 16.02％；第三周期是 1986—1990年，该周期内年平均增速 16.13％；第四周期是 1990—1999年，该周期内年平均增速 19.04％；第五周期是 1999—2009年，该周期内年平均增速14.43％。2009年，进入新的周期，2010年增长速度为 10.6％，此后经济增速逐年下降，到 2019年，年平均增速 10.97％。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绘制。

从图 1－1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表现为两个长周期的变化。第一个长周期为 1976—2009年，此长周期内有 5个短周期。总体上看，呈现出高增长与高波动的特征。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长期处于高水平，年平均增速 15.51％，表现出高增长的特征。另一方面，每年同比增速变化较大，从单年GDP增速的变化幅度看，1976—2009年，GDP增速单年变化幅度超过 4％的年份数共计 9年，其中尤以 1976—1992年为甚。而同一时期发达国家的年平均增速不超过 3％，我国单年GDP增速 4％的变化幅度反映出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高波动的特点。不稳定的原因主要与在改革开放之初“摸着石头过河”情形下相关制度、体制还极不完善有关，政府行为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事实上，1992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很好的改变。随着市场体制的完善，我国经济的高波动开始缓缓走出“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

第二个长周期在 2009年以后，而且到目前为止还处于发展变化之中。2009年以后，除了2010年由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采用的需求管理政策导致经济增速有所回升，总体上增长速度缓慢下降并趋向稳定，2014年以后增速相对稳定在 6％～7％。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的中高速增长时期，需要我们根据经济增长的新变化，探索适应于经济发展的新规律，转变发展方式，更好地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经济结构反映的是国民经济的组成和构造，是由许多系统构成的多层次、多因素的复合体。经济结构越合理，说明经济资源在国民经济各环节、各部门、各地区配置得越有效，越能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证明，经济结构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的重要指标。

经济结构可以从不同的维度进行观察。从生产关系的性质看，可以反映为各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成分的比例关系，如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民营企业之间的比重和构成。从组成国民经济环节的关系看，可以反映为产业结构、分配结构、交换结构、消费结构等。产业结构主要指不同类型的产业构成比例关系，最常见的是第一、二、三产业比例关系，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比例关系，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比例关系。分配结构包括积累与消费及其内部的比例关系，如商品流转结构、价格结构和进出口结构等。消费结构主要是指各种消费品的支出与总支出之间的比例关系，如食品烟酒消费、衣着消费、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居住消费、交通通信消费、教育文化娱乐消费、医疗保健消费等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关系等。

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本循环原理，一个经济体经济结构的变化主要取决于社会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变化以及科学技术运用水平的变化。

在改革开放之前以及以后的一段时间，我国面临着国民经济结构比例失调、投入产出效率低下的问题，商品短缺，人民收入水平较低，消费对经济结构的拉动作用显著落后，社会经济发展处于卖方市场阶段。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还处于探索阶段，经济结构的调整主要依靠国家宏观调控实施，虽然通过增量调整，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优化，但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供给不足与加工业发展快速的结构性矛盾反复出现，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同时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完全到位，地区结构与企业组织结构也趋向劣化，微观主体的活力严重削弱。1994年以后，我国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经济体制改革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一方面，推进以股份制改革为核心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和以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为核心的国有中小企业改革，按照市场规则实施破产、兼并促进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另一方面，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和科技产业化，根据市场需求和科技发展趋势，加大对重点领域和重点方向的基础研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进一步提升科技整体能力，为经济结构调整注入了科技活力。同时还充分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带动地方、部门、企业投入配套资金和银行安排贷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使经济结构的瓶颈问题得到缓解，并拉动了与之相关联的投资品生产行业的发展。1997年 10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对当前经济形势和 1998年经济工作的意见，强调要特别重视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特点、新形势；提出一般工业消费品在 20世纪 90年代初就已经出现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化，短缺经济在大多数领域基本结束，部分行业出现相对生产过剩，同时存在结构性的需求实现障碍 。200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达到小康水平，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我国实现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跨越。

2000年以后，我国经济进入了相对快速而稳定的发展轨道。城乡居民消费稳定增长，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增加。市场推动下的企业结构调整加快，特别是竞争性领域的产品和企业分化突出。就业压力和社会保障问题突出而集中。国民经济的货币化程度显著提高，资本市场开始对宏观经济运行发生直接影响。经济中的诸多矛盾向银行集中，金融风险增大。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达到较高水平，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经济运行和发展开始产生较大直接影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政府采取一系列的需求管理措施，试图通过扩大内需解决我国经济增长问题，但被实践证明效果不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必须转换思路，重新思考影响我国经济总量平衡的基本供求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结构关系，并从中寻找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1.消费结构不断升级

消费结构从模仿型排浪式的消费向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转变。在收入水平较低、产品创新较少的情况下，消费热点也相对集中，从众模仿与集中跟风成为消费结构的主要特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不断增加，科技水平不断进步，财富积累达到较高水平，新的消费方式不断出现，高端消费需要不断提高，消费结构呈现出个性化、多样化的特征。从 2000年我国进入总体小康之后的消费结构变化为例，我国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非常明显。详见表 1－2。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

表1－2说明：在我国人均消费支出中，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观念不断转变，我国食品烟酒消费、衣着消费、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等基本生活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例逐年降低，而居住消费、交通通信消费、教育文化娱乐消费、医疗保健消费等享受型、发展性的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例逐年提升。

当然，上述趋势在不同层次的收入群体中，有不同的表现。消费的层次性也成为我国消费结构的主要特征。一般而言，高收入家庭相较于中低收入群体，对生活有较高的要求，理财投资占比更高。相关数据显示，高收入群体衣食住行、医疗等日常消费在其总消费中占比大约在 21％，而在教育、保健等方面的消费占比为 35％，剩余的 44％全部都用于投资理财。他们十分追求时尚、个性，对健康、饮食、资产更为看重，懂得怎样通过最合适的投资方式，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让自己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生活。中等收入家庭，生活基本稳定，在满足基本的日常消费之外，他们主要的消费支出都集中在改善住房、购买交通工具上。相关数据显示，中等收入群体 55％的消费都用于住宅、交通方面，穿衣、饮食、教育等消费占到了 33％，剩余的 10％用于小额理财投资。低收入家庭，大部分的支出都用在了饮食、教育上，甚至没有很多的金钱用于家庭用品、通信、服务等方面 。

2.产业结构在转型中实现结构性调整

从现行产业结构看，2000年以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不断收窄，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增加。表明我国的产业结构正在趋向于合理化（详见表 1－3）。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

在总体产业结构逐渐优化升级的同时，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石和国家生存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的实体经济部门，也出现制造业结构性供需失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构失衡、制造业空心化的风险等三大结构性问题。

（1）制造业的结构性供需失衡。这首先表现为产业结构高端化程度发展不足。呈现出传统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高端制造业占比低、整个工业制造业“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和产业技术基础”能力薄弱的特点。其次表现为产业组织结构的集中度不高。呈现出优质优势企业数量少、主导世界产业发展方向和发展潮流的一流企业更少的特点。再次表现为制造业产品供给引领性薄弱。呈现出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匹配的特征，既不能满足生产性产品的发展需要，也不能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化的需要，导致大量需求外溢，国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2）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构失衡。一方面，因产能过剩、国内外市场需求收缩，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增长速度明显趋缓，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不断降低。另一方面，受金融创新带来的金融衍生工具和资本逐利本性带来的投机心理等因素影响，银行信贷、股票市场为主体的虚拟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迅速上升（详见表 1－4）。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有关数据计算。

从表 1－4中可以看出，第一，从环比指数看，在 2005—2016年的 12年期间，除了 2010年、2011年、2016年 3年以外，其余 9年，金融业增加值的环比增长速度均超过工业增加值的环比增速，甚至在 2015年和 2006年、2007年，金融业增加值的环比增长速度超过工业增加值的环比增长速度 10个百分点。第二，从同比指数看，以 1978年为基数计算，在 2005—2016年的 12年期间，金融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工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长速度。第三，从金融业和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变化看，在 2005—2016年的 12年期间，金融业占GDP的比重从2005年的4％提升到2016年的8％，增加4个百分点。而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 2005年的 41.6％下降到 2016年的 32.9％，下降 9.7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构性失衡比较严重，经济发展脱实向虚倾向比较明显。

工业和服务业之间可能诱发结构失衡风险。我国的第一、二、三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与配第－克拉克定律所揭示的产业结构演进的基本趋势是一致的，即：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升，经济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也开始上升。 但是如何实现第一、二、三产业结构的高效演进，需要警惕两种风险。一是警惕制造业空心化的风险。借鉴发达国家的产业演进过程，往往由于追求完善的经济服务，大部分物质生产部门都转移到了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导致本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从而出现制造业空心化。2011—2016年，我国在服务业占比年均增长约 1.5个百分点的同时，工业占比年均下降 1.1个百分点。2016年，工业投资增长 3.5％，增速比 2015年下降 4.2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 4.2％，比 2015年下降 3.9个百分点，制造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增长－6.1％。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6年，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猛增了 116.7％。当前，在世界范围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我国大力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背景下，国内工业投资增速大幅回落、对外投资大幅增长，存在“制造业空心化”的风险。 二是服务业内部结构可能出现“逆库兹涅茨化”趋势。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提出：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是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从而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这种现象称为“库兹涅茨式”产业结构演进。反之，则是“逆库兹涅茨化”。导致“逆库兹涅茨化”现象产生原因主要是“鲍莫尔成本病”。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在 1965年提出：在部门的产出结构稳定的前提下，诸如各类电子产品、现代农业等进步部门生产率的增长会引起劳动力向诸如家政服务、美容美发、医疗诊断、教育等滞后部门流失，直至流失殆尽，迫使滞后部门要素投入、产品价格和生产成本增加，使进步部门消失，全社会只剩下滞后部门。在我国，服务业存在着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两类结构。一方面，我国服务业高端化发展不足，服务业效率明显低于制造业效率。从劳动生产率看，2016年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为 13.25万元／人，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为 11.38万元／人，且我国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总体小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效率低下的服务业占比迅速提高、效率相对高的工业占比迅速下降，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传统服务业以劳务产出的方式进行，供求关系同时在现场完成，服务提供过程难以专业化、标准化、自动化，导致生产效率提升缓慢，比如家政服务、美容美发、医疗诊断、教育等，从而拖累整体经济的增长速度与生产率。因此，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是解决我国服务业出现“逆库兹涅茨化”趋势的主要对策。

3.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严重影响经济的内生动力

我国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失调主要受三重因素影响。一是我国长期以来主要采取扩大投资的方式推进经济发展，投资在GDP的增加中起着主要作用，使投资消费比重失调的问题日趋严重。二是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储蓄水平，储蓄结构的变化影响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在我国的储蓄结构中，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水平大大高于居民的储蓄率水平，使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进一步恶化。三是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高投资、高出口发展方式，对内需中的投资消费关系形成压迫，造成消费萎缩，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根据 2001—2019年的消费、投资、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来分析。2011年之前的 10年中，我国经济增长有 6年主要由投资增长拉动；在2011年之后的 9年中，几乎全部是由最终消费作为主要的贡献者。在 2008年之前的 8年中，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正的占 62.5％，为负的占 37.5％；在2008年之后的 11年中，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正的占 36.36％，为负的占63.64％。总体上看，2001—2019年的 19年中，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出现下降的趋势。详见表 1－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

表 1－5说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引导消费扩大内需，已经成为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

4.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各阶层收入差距扩大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扩大内需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组成，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扩大内需既需要改善供给结构，适应人民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更需要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使人民有更多的收入形成购买力。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分配制度的变革。当前，我国长期实践探索出来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在人民总体收入水平不断增长的形势下，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收入分配结构相对不合理的问题，也成为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现实问题。

以 2008—2019年的国民收入分配数据进行分析（详见表 1－6），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呈现出以下特点：

资料来源：张车伟等.国民收入在部门间的分配及减税降费的影响———基于七部门资金流量表的测算与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20（6）.

（1）2008年以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均呈现出向企业倾斜的特点。

企业部门的收入比重均呈现出U型变化趋势。2008—2012年由高走低，2012年企业部门初次分配比重最低为 22.7％，再分配后比重为 18.5％；2012年后走低走高，2019年企业部门初次分配比重为 28.1％，再分配比重为23.9％。其中 2019年与 2018年相比较，企业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比重上升幅度较大，主要原因是政府实施了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

政府部门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呈现出微弱的倒U型变化趋势。2008—2012年由低走高，2012年政府部门初次分配最高为 15.6％，再分配最高为 19.5％。其中，与 2018年相比，2019年政府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占比的上调与可支配总收入占比的下调，是再分配力度加大的表现。居民部门的收入比重，初次分配环节在 2008—2019年大体趋势平稳，但是在再分配环节呈现出小幅度的倒U型变化趋势，特别是 2016年以后，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有下降的趋势，说明政府的再分配调节主要是向企业倾斜，而非向居民部门倾斜。详见图 1－2和图 1－3。

图1－2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

图1－3 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

（2）居民收入的结构呈现出劳动报酬上升的趋势。

从收入法核算国民收入构成的角度分析，劳动报酬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是逐年上升的，资本报酬呈现下降的趋势。特别是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显著提升。但是在 2014年以后，伴随着生产税净额的下降，资本报酬也在上升，说明政府减税让利在让劳动报酬上升的同时，也推进了资本报酬的上升，尤其 2018年后，资本报酬明显上升。详见表 1－7。

资料来源：张车伟等.国民收入在部门间的分配及减税降费的影响———基于七部门资金流量表的测算与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20（6）.

（3）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不可忽视。

尽管总体上劳动报酬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不断提高，说明居民的总体收入在上升，但是内部结构不平衡问题仍然存在。首先，分配不公平的问题依然存在。从 2003—2018年来的基尼系数变化趋势来看，2003年以后，我国的基尼系数不断升高，到 2008年最高点为 0.491，之后不断下降，2015年最低点为 0.462，但 2016年以后基尼系数又再次升高，说明在人民收入水平总体提高的同时，合理地调节好收入分配结构，解决分配不公的任务非常艰巨。详见图 1－4。

其次，我国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最大问题是城乡收入差距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城乡收入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约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 3倍。随着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差距虽然在缩小，但收入差距仍然比较大。以 2000—2020年的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为例（见表 1－8）。2000年在实现总体小康以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 2.7倍，2007年甚至达到3.14倍，此后二者收入差距缩小，2020年也达到 2.56倍。说明提高人口基数巨大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将是从整体上提高我国人民收入水平的重点方向。也正因为如此，在 2020年解决我国农村绝对贫困问题以后，继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成为我国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的重大战略方向。只有较好地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的新发展格局，才能得到真正地实现。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绘制。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三）中国经济正在实现经济动力转换

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概括起来可以表述为两大系统，即需求拉动系统和供给推动系统。因而从动力系统角度划分经济增长，就可以将经济增长分为需求拉动型经济增长和供给推动型经济增长。与此相应，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就分为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

经济增长动力源的两大系统，可以再细分为六个具体的动力。从需求拉动系统来看，包括三个方面的拉动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三驾马车”，即消费拉动、投资拉动和出口拉动。从供给推动系统来看，也包括三个方面的推动力，即要素供给推动、结构供给推动和制度供给推动。要素供给是指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包括资本、土地、劳动、管理、技术、知识等，以及它们的使用效率。结构供给是指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包括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生态结构、开放型经济结构等。制度供给是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制度或体制的演进和优化，包括正式制度供给和非正式制度供给。

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由于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不同，突破约束瓶颈的动力源就会有所不同。当需求不足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时，扩张需求就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当供给不足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时，增加或改善供给就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因此，随着经济增长约束条件的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系统就要随之更换。否则，经济增长一旦动力不足或者失去动力，就会降速或者发生衰退和危机。因此，经济转型最本质、最根本的要求和任务就是更换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以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变化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已历经两次动力转型，而目前正处于新常态下的动力转型。

1.制度供给型经济增长———第一次动力转型

从 1978—1997年，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经济运行的典型形态是短缺经济，市场需求的无限与供给的短缺成为市场运行的主要矛盾。因而，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就是供给推动，即如何动员更多的生产要素供给、如何调整经济结构、如何改革经济体制来促进经济增长。在此阶段，国家适时地把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由此推进要素供给数量和效率，极大地增加了供给。主要表现为：

第一，廉价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推进经济快速增长。包括由于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大量农村低成本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为经济扩张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土地无偿划拨制度以及“零地价”甚至“负地价”招商引资形成了廉价建设用地和工业用地机制；能源资源价格改革所形成的水、电、煤、气、油等能源资源低价政策；在我国长期的高储蓄率背景下所形成的廉价金融资本；在追求GDP政绩为目标下的考核机制所形成的廉价环境等，构成了供给侧低廉的要素投入。

第二，生产要素的结构优化配置，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生产要素的配置在产业结构中从一二三的产业构成配置转变为更为高效的三二一产业构成配置；生产要素在区域和城乡间的自由流动，推进了生产要素向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经济圈的集聚，显示了人口和产业向城市集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弥补国内资源的短缺等，要素资源配置的结构优化，提升了供给侧高效的要素配置效率。

第三，经济体制改革，释放经济发展活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增长率从 1981年 5.2％的低点迅速上升到 1984年的 15.2％这一改革开放 30多年来的最高点。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了 20世纪 90年代我国经济的大发展，经济增长从 1990年 3.8％这一改革开放 30多年中的最低点上升到 1992年的 14.2％，而且快速增长的势头一直持续到 1997年。

综观 1978—1997年，由于改革开放前长期实行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因而通过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以推动经济增长就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主题，或者说是经济体制改革居于统揽全局的地位。该段时期，在要素供给、结构优化和制度供给三大推动力中，制度供给居于核心或关键的地位。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供给，就不可能突破传统体制的束缚，带来大规模的要素投入和结构优化。因此，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也可以称之为制度供给型经济增长。

2.需求拉动型经济增长———第二次动力转型

从1998年开始，我国告别了短缺经济进入相对过剩的经济发展新时期新阶段，特别是通货紧缩的出现，使我国的经济增长严重受制于需求不足，扩张需求上升为市场运行的主要矛盾。为了保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及时转换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即从供给推动转向主要依靠需求拉动。这种转换以我国宏观调控管理的思路变化为起点，特别是 199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们年初就？取了增加投资、扩大内需的对策。”1999年将继续扩大内需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大投资需求的同时，要采取有力措施引导和扩大消费需求，形成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双重拉动”。在以扩大内需保持我国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战略指导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表现为：

第一，扩张投资需求。一方面，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还处在中期阶段，客观上存在巨大的投资空间和投资需求；另一方面，我国不仅蕴藏着强大的民间投资能力，而且还有政府投资的强有力杠杆作用，以及国有企业的投资冲动，因此扩张需求最直接、最有效、最简单的手段就是扩张投资需求，从而形成强大的投资拉动。1998年，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30％和 66％，2003年就逆转为 55％和 45％。特别是为了应对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更是大规模启动投资稳增长，2009年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对GDP的贡献率分别达到 85.3％和 57.6％，外需的贡献率则下滑了－42.8％。201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现阶段，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可低估。”这种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格局一直持续到 2015年。

第二，扩张！口需求。20世纪 90年代的快速增长使我国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加之亚洲金融危机的叠加效应，我国经济增长率 1999年回落到 7.6％。在这种大背景下，扩张外需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就成为必然的选择。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我国经济迅速融入世界经济，外贸实现了大飞跃。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 1997年仅 3000多亿美元，2004年就突破了 1万亿美元大关；2012年达到 38671亿美元，比 1978年增长 186倍，年均增长 16.6％，其中，货物出口总额 20487亿美元，增长 209倍，年均增长 17.0％，居世界第一位。外贸的快速发展，使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而且我国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也远高于其他一些国家，甚至如日本、韩国等出口导向型国家。同时，以加入WTO为标志构建的开放型经济新体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世界一般市场经济运行规则接轨，进一步释放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红利，2000—2010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 10.36％。

第三，扩张消费需求。从 1999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采取有力措施引导和扩大消费需求”以来，扩大消费需求一直是扩张需求拉动的重点，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刺激消费的政策。在各项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居民消费得到了快速发展，2001—2012年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年均增长 15％，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投资则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致使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在 1998—2011年间出现逐步下降的趋势。

综观 1998—2012年这一时期，扩大内需成为我国保持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重要战略，在扩张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始终占据主要地位，“两头在外”的出口需求占据重要地位，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可以称之为以投资和出口需求为主导的需求拉动型经济增长。

3.中国经济呈现出增长动力转型的新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敏锐地意识到我国经济正处于重大战略调整的关键时期。2012年 12月 7日至 11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为主攻方向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201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复杂局面，面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状况，经济形势可以说是变幻莫测、瞬息万变。我们强调要冷静观察、谨慎从事、谋定而后动。2014年 5月 9日至 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2014年 11月 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非正式讨论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经济进入了转方式调结构的机遇期、培育内生增长动力的机遇期，改善就业和民生的机遇期，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动力充沛，发展前景光明。由此可见，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党中央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我国经济发展正面临动力转型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出以下结构方面的特征：

第一，以投资和出口需求为主要内容的需求拉动系统的动力已明显不足，并呈不断衰减之势。一是从投资需求来看，投资需求是中间需求，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及其所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和服务必须要有相应的消费能力将其消化。同时，我国的投资效率也在下降，据有关资料证明，我国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在 1996年以后出现明显下降（详见图 1－5）。

资料来源：王鑫.中国经济是动态有效的吗？———基于时变参数模型的检验［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

另据有关资料表明，2001—2010年，我国每增加一个单位资本，能增加0.13个单位产出，单位产出量低于 20世纪 90年代的 0.17和 80年代高点时的0.24。 二是从净出口需求拉动来看，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把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应是我国的基本策略。一方面，近年来我国外贸快速发展，外贸摩擦不断加剧；另一方面，从经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我国也不可能长期依靠外贸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因此，不过度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是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内在要求。三是从 2012年前扩张需求拉动的政策效果来看，效应趋于递减，而且累积了新的经济风险。为应对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信贷规模大幅扩张和债务率不断上升，累积了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在产能严重过剩、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如果继续扩张需求拉动，极有可能导致经济滞胀。上述表明：在经历了长达10多年以扩张需求拉动为特征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需求拉动已经难以为继，应该寻求新的动力源。

第二，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一系列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供给约束。一是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需要实现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转变的关键是创新技术。而创新技术的供给不足，尤其是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制约我国经济走向更高水平发展。二是随着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我国经济的低成本要素供给已不可持续，廉价的要素推动力不复存在。三是产品供给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错位，导致一部分消费外流。四是我国供给结构的产业链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中低端，低端产品的扩展空间在国际上受到要素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的挤压，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已经难以为继。五是随着我国资源环境约束的不断趋紧，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式供给方式已经成为更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六是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调节力量的不断增强和完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期，急需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新的制度供给。

第三，我国经济运行的动力系统从需求拉动向供给推动的转变，是由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决定的。我国经过改革开放以来 3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许多国家经过努力先后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可是真正成为发达国家的只是少数。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进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只有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等。其他大多数国家由于发展战略失误等各种原因，都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上，如南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亚洲的马来西亚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两类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进行比较研究表明：一是过度依靠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恰恰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特征。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一方面表现为扩大货币发行，增加信贷供给，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大；另一方面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因自身财力有限不得不大规模举债，负债率不断提高。通货膨胀、负债率高就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严重冲击，造成经济波动，甚至经济危机。二是只有依靠供给推动才能有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突出表现在技术创新的差异。日本 1956—1961年间从美国、西欧等大规模引进技术，并通过消化吸收实现再创新，迅速缩短了与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到 20世纪 70年代初在生产技术上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这期间恰恰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代。韩国的经济增长也是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实现的。韩国的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从1960年的0.25％提高到1990年的1.87％，大量的技术研发经费的投入促进了韩国经济的发展。三是提升劳动者的素质，形成推进经济发展的人才红利。韩国一直重视国民教育，通过长期的人力资源开发，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大幅提升，小学入学率自 1970年以来一直为 100％，初中入学率 1990年达到 99.8％，1994年完成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了 25％，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仅次于美国（37％）、挪威（31％）、加拿大和荷兰，居第五位。四是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形成能够展现自身禀赋优势的比较优势。韩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程中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从 20世纪 60年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 20世纪 70年代的重化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20世纪 80年代的机械工业深化和高级化、20世纪 90年代的研究开发和知识产业发展并推行以技术开发和提高效率为核心的“产业合理化”。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强大动力。五是推进制度机制创新。注重推进科技创新体制完善，形成一整套的鼓励创新的战略管理机制、创新主体激励机制、创新投入引导机制、人才培养优化机制；注重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动收入分配公平，实施均衡的就业和分配政策，发挥税收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作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重视农业农村发展。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运行发生困难的深层次原因是有效供给不足。习近平总书记早在 2014年就对这种变化作出全面概括，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的变化、市场竞争特点的转化、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变化等九个方面做出了系统阐释，指出这些变化既是系统性的，也是趋势性的；既有经济新常态的外在特征，也有内在动因 。要适应这种经济条件的深刻变化，保持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必须根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此，我国经济运行必须实现从需求约束向供给约束的重大转变，推进经济发展动力系统从投资、出口导向型的需求拉动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供给推动的本质置换，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更多依靠城乡区域发展协调互动，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

二、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时代主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这深刻指出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主题。

（一）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看必须推进高质量发展

总体来说，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这些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客观必然。

经济增长理论表明，在工业化初期，当总量矛盾是主要矛盾的时候，高投资（高储蓄率）和高出口需求的拉动下，低成本的劳动力和资源要素的投入，能够推进经济高速增长，但最终由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递减，高储蓄率、高投资的优势会被抵消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变慢。增长速度放缓背后隐藏的是两个经济规律。

一是所谓的“服务业成本病”。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和鲍恩提出“表演艺术成本病” ，随后鲍莫尔提出的非均衡增长模型将这种“成本病”应用到其他服务业行业中，并将服务业视为技术停滞部门，认为由于技术进步部门的劳动力生产率增长迅速，技术停滞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停滞，在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变过程中，大量劳动力向服务业部门转移，从而导致总体经济增速回落，由此以“服务业成本病”解释发达国家 20世纪 70年代经济增速普遍下降的经济现象。实际上，鲍莫尔提出的“成本病”应该称为服务业劳动力成本病。其将劳动力视为部门的唯一投入要素，认为是由于两个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异质性，使得技术停滞部门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鲍莫尔假设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由技术停滞部门和技术进步部门两个部门组成，且劳动力是唯一生产要素。其中，技术停滞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为常数，技术进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以固定比率增长，两个部门的工资水平相等，但劳动力工资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速相同。由于技术进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使得两部门工资上涨，但也使得产出增加，抵消了成本的上升，而技术停滞部门劳动生产率不变，且两部门工资水平保持相等，导致单位产出成本增加，即相对于技术进步部门呈现出一定的“成本病”特征。由于服务业成本上升导致服务价格提高，同时服务业缺乏需求弹性，其名义产出份额在国民收入中快速提升，如果要保持两部门经济同步发展，劳动力须不断转移到服务业部门；若在劳动力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大量劳动力转移到生产率增速缓慢的部门，经济系统的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滞后，对服务的需求缺乏价格弹性，同时服务价格又在不断上涨，服务消费支出比重在扩大，服务价格而非收入水平的上升是导致居民服务消费支出比重上升的首要因素。这些恰是服务业出现“成本病”问题的主要征兆 。证明在我国产业结构的变迁中，随着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二是所谓的“结构性减速”规律。平衡增长路径上的人均产出增长率由技术进步增长率决定。我国目前总体上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快速工业化使劳动力逐渐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转向相对高效率的工业部门，经济结构发生了由二元向一元工业化的演进，于是经济增长呈现“结构性加速”现象。随着经济结构渐趋成熟，就业向服务业部门集中，高就业比重、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第三产业的扩张，拉低了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导致经济的“结构性减速” 。

由此可见，无论是“服务业成本病”还是“结构性减速”，最根本的原因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如何解决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变缓的问题？经济结构服务化导致增长速度降低的同时能否实现质量提升？这取决于经济结构服务化的路径，而经济结构服务化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路径。一是欧洲、北美等发达国家，在服务业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主导的同时实现了服务业结构高级化，形成“高劳动生产率、高消费能力、高资本深化能力”的高效率模式。二是拉丁美洲国家，经济服务化表现为传统服务业和低层次消费结构主导，服务业转型升级路径无法形成，服务业比重增加的同时伴随着鲍莫尔成本病，经济增长长期陷于停滞。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表明，服务业主导经济的过程必须伴随服务业内部结构高级化的过程，即科教文卫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主导，才能避免增长非连续性，实现增长跨越和高质量发展。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阶段，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增大，粗放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必须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从而全面推进各产业结构及其内部结构的高级化，进而推动高质量发展，使供求在新的水平上实现均衡，经济才能保持健康发展。

（二）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看必须推进高质量发展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矛盾是事物运动发展的源泉和动力。运用矛盾论的方法去解决和研究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特优势。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所有实践证明：面对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首先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心中有数，同时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科学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并据此确定党的工作重点任务和奋斗目标，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走向前进和发展。1956年党的八大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形势，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为当时确定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和奋斗目标提供了依据。1979年，针对我国生产力极度落后、人民生活日趋贫困的形势，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人民尽快富裕起来，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上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而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点提供了依据。从此以后，我们党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制定了解决温饱、小康、富裕三步走、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进入新时代，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我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体现出来的国情、社情、民情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决定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依据表现出深刻的转变。

第一，我国社会生产力已经摆脱落后状态。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水平大幅提升。主要经济社会总量指标占世界的比重持续提高。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10000美元，达到世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经济保持长期中高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0％，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能力不断加强。截至 2021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 6万多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利用外资总额达到 1735多亿美元，对外投资总额达到 1451亿美元，外汇储备达到 3.25万亿美元，处于世界前列。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2012—2021年，我国工业增加值从 20.9万亿元人民币增长到 37.3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 6.3％，远高于同期全球工业增加值 2％左右的年均增速。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从 2012年的 9.4％、28％提高到 2021年的 15.1％和 32.4％。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在通信设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输变电装备、纺织、家电等 5类产业中居于世界领先位置，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所有的事实证明，我国已经摆脱了“落后的生产力”特征。

第二，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已经迈进全面小康状态。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11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2021年 7月 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布，我国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表明：人民收入水平持续提升，已经达到相对富裕水平；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已经覆盖全国所有城乡居民，人民养老、医疗卫生保障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基本生活商品的供给极大丰富，保障性住房建设稳步推进，发展性享受型商品的供给水平稳步提升，教育文化生活水平日趋提高。

第三，我国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趋向更高品质。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的核心观点，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下推动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和目标。马克思经典理论指出人有“生存、享受、发展”等方面的需求，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也将人的需要分为不同的层次。作为自然人与社会人的统一，人在基本物质文化需要得到满足后，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进入新时代，经历过从贫困到温饱、从基本小康到全面小康的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了更高的期待。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在标准方面要求更高，在内容方面范围更加广泛。首先是物质生活的标准更高，已经从吃饱穿暖的层次提升到吃得更好更健康、穿得更美更时尚、住得更大更宽敞、出行更快更便捷的层次。其次是精神生活的内容更加广泛，发展性需要更趋强烈，优质教育资源、民主权利享有、公平正义保障、安全舒适优美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日趋增长。更高品质的美好生活需要尚未得到满足，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提出新要求。

第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凸显新问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各项事业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发展落差仍然存在；不同发展领域之间的不平衡，如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的不平衡；同时还表现为经济结构之间的不协调，如消费与投资结构之间、供需结构失衡问题仍然较为突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充分主要表现各项事业发展与发达国家比有差距；科技发展不充分，关键领域、基础领域、前沿领域的科技创新实力比较薄弱，靠要素驱动的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我国产品服务质量、食品药品安全质量等问题仍十分突出；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中国制造需要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升级；民生保障不充分，特别体现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民生保险基本做到全覆盖，但水平不够。此外，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领域还需要进一步推进。

上述问题说明，我国落后的生产力状态已经发生质的飞跃，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加凸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就是发展质量不高的表现。要解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必须从矛盾的主要方面入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在重视量的发展同时更要重视解决质的问题。这就要求根本转变发展方式，把发展质量和效益放在第一位，不断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高质量发展。

（三）世界经济发展史证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推进高质量发展

经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上升不是线性的，量积累到一定阶段，必须转向质的提升。世界经济发展史证明，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阶段以后，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从经济发展史看，自 20世纪 60年代以来，全球 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只有十几个成功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其他大量国家或者长期深陷“贫困陷阱”，或者即使跨越了贫困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长期难以再跨越，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区别就在于发展方式是否实现了转变。那些取得成功的国家，就是在经历高速增长阶段后，实现了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那些徘徊不前甚至倒退的国家，就是没有实现这种根本性转变。

世界银行按照人均GDP将中等收入国家的收入分为五个阶段（按照 2018年的美元汇率）：初期大约为 1000～8000美元；中前期大约为 8000～10000美元；中期大约为 10000～12600美元；中后期大约为 12600～15750美元；后期大约为 15750～18900美元。若一个非资源性国家人均GDP突破了中等收入后期的最大值，被视为富裕国家。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1960年被视为中等收入国家的 101个国家中，只有 13个在 2011年达到了高收入水平。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以色列、“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

按照上述标准，2000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 1000美元，开始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前期，2019年为10261美元，人均GDP达到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中期水平，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阶段的初期水平。因此，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成了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的重要任务。

比较分析成功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两类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特征，共同的经验主要是：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突破口，构造经济增长新的动力；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

防止陷入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我们借鉴世界经济发展史中的成功经验，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要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数字化发展，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加快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 EvbLoPBV+lNSNEvv2bcCirjfNm9MM3yZcEs5xvpPsuhSJH72TLnM1za8XZUqLyt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