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戈尔人行动”

华盛顿1945年1月20日的清晨寒风凛冽，下了一整夜的大雪逐渐停歇。临近中午，白宫南回廊附近已经聚集了近8000人。远处的护栏之外，还站立着3000多名裹着厚实冬装的民众。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第四次总统就职典礼即将举行。白宫削减了典礼预算的90%，对外的公开理由是战争时期应该一切从简，而不应该搞铺张浪费。但是知情人都清楚，总统已经衰弱到没有多余的力气经过宾夕法尼亚大街长长的游行路线举行就职典礼了。

正午时分，身穿蓝色西装的罗斯福在长子詹姆斯·罗斯福海军陆战队上校的搀扶下走向了讲台，37岁的詹姆斯是特意从太平洋前线请假回国参加父亲就职典礼的。或许预感到自己已经来日无多，罗斯福坚持让所有儿孙辈全部回白宫参加典礼，第一夫人埃莉诺为此花了不少钱为他们购买机票或车票。

众人的掌声稍稍平息之后，罗斯福开始在料峭寒风中发表第四次就职演说：“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应致力于正义、光荣、持久的和平，犹如我们今天为争取全面胜利而努力奋斗一样。我们也将达成这样的和平，我们应力求和平臻于完美。我们不会立刻达成和平，但仍应全力以赴。我们可能会犯错，但不能因为怯懦或丧失道德原则而犯下错误。”随后他阐述了达成和平的途径，“我们已经知晓的事实，正如爱默生所说，‘交友之道是先成为他人的好友’。如果我们猜疑，不去相信，畏惧面对，我们就不会得到永久的和平。唯有以理解、信任以及来自信念的勇气，才能获得永久的和平”。最后他说：“因此我们现在向上帝祈祷，祈求他赐予我们远见，让我们看清前方的道路，一条使我们自己和全人类通向更加美好生活的道路，一条通往实现上帝意愿和世界和平的道路！”

这是罗斯福四次就职演说中最简短的一次，全文仅用了573个单词，恶劣的天气和虚弱的身体已经容不得他再做长篇大论的演讲。但简洁的演说更有助于强调他在最后一个任期内的奋斗目标：正义和永久的和平，而不是通向另一场战争的序幕。几天后，总统将出一次远门，去数千公里外参加一次重要会议，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一年多来，罗斯福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1944年3月到11月，他的血压从186/108mmHg逐渐上升到260/150mmHg，体重也减少了约40磅。他偶尔腹痛，经常因头疼而无法入眠。从1932年就开始担任总统医生的罗斯·麦金太尔海军中将建议，总统每天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个小时。这显然不太可能，需要美国总统处理的公务实在太多了，何况现在是战争时期。虽然大选前医生为他出具了健康无碍的诊断证明，但私下里，他们坦承对总统的病情已无能为力。这次罗斯福又要远渡重洋，参加注定将纠缠不清的马拉松会议，谁都不能肯定他是否还能活着回来。

盟军成功登陆诺曼底，使欧洲战场的形势骤然一变。早在1944年7月16日，大英帝国首相就针对不断发展的战场形势写信给罗斯福，提议召开“三巨头”之间的高峰会议。丘吉尔建议，会议可以在8月底之前在卡萨布兰卡、罗马或德黑兰进行。几天之前，苏联在东线发起的白俄罗斯战役攻克了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红军已越过战前边界大举进入东欧。丘吉尔试图说服罗斯福，放弃原定在法国南部的军事行动，改为在巴尔干半岛发动攻击，阻止苏军扩大在中欧的势力范围。他觉得必须和斯大林就欧洲的未来尽快达成协议，越快越好。

罗斯福大致赞成丘吉尔的观点，但他倾向于在9月的第二周会面。于是两人一起写信给斯大林，提议9月在苏格兰的北部举行会晤。罗斯福在信中说：“事态发展既快速又成功，我觉得，我们应该坐在一起当面谈一谈。”看到两人心情迫切，斯大林使出了擅长的太极推手，借口因红军正在配合盟军的西线攻势在东线展开一系列作战，他必须坐镇莫斯科亲自指挥才能放心，目前会晤为时尚早。7月底，苏联军队逼近华沙。

欧洲第二战场开辟之前，最猴儿急的当然是斯大林。现在盟军已经登陆诺曼底并开始向纵深挺进，苏联人对盟国已没有太多的战略支持需求。斯大林想尽可能拖延“三巨头”会议，以便占领更多的领土，在未来的会晤中争取有利地位。哈里·霍普金斯坦白地告诉罗斯福，“很显然，‘乔大叔’希望推迟和您的会晤，一直推迟到德国崩溃之后”。“影子总统”极力主张罗斯福与斯大林直接会见，因为在莫斯科的多次经历使他确信，除了与苏联最高领导人直接打交道，不可能会有什么真正自由的意见交换。与苏联其他人会谈纯粹是浪费时间，贻误青春，因为他们屁大点儿事儿都必须请示莫斯科。

据说斯大林不愿到非苏联控制的地区开会，更不喜欢飞行。上次参加德黑兰会议乘飞机回国之后，他的耳朵疼了两个星期。他对个人的安全极度敏感，不愿乘飞机飞越非盟国控制的领空，也不愿乘船经过德国潜艇可能出没的海域。针对上述情况，罗斯福提出峰会可以在阿拉斯加进行，那里离苏联远东重要的海军基地海参崴很近，时间可以选在11月下旬他参加第四次大选之后。由此看来，罗斯福对赢得大选信心十足。对这项提议，斯大林照样给予拒绝。他告诉美国驻莫斯科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他本人身体经不起长时间舟车劳顿，但他可以派莫洛托夫代表他本人到罗斯福和丘吉尔指定的任何地点参加会议。

这明显是在忽悠人了，两位西方领导人对此大失所望。他们一点儿都不想和强硬的莫洛托夫碰头，而宁愿和能做出适当变通的斯大林打交道。况且没有斯大林的首肯，莫洛托夫几乎做不了任何决定。在阿拉斯加开会的构想就此被搁置。既然请你你不来，那我们就先开会吧，这就有了前文提到的仅有罗斯福和丘吉尔参加的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不过那次会议很少涉及欧洲事务，因为只有斯大林参加才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丘吉尔对欧洲的关注程度要远远大于罗斯福。眼看苏联军队在东欧和巴尔干半岛攻城拔寨，势如破竹，丘吉尔实在忍不住了。10月9日至18日，他率外交大臣艾登专程飞往莫斯科，而且一待就是10天，想就东欧问题与斯大林达成妥协。会晤结果喜忧参半，英国人保住了在希腊的主导地位，但斯大林显然决心在东欧大多数国家扶植成立亲苏政权。此时美国总统选举如火如荼，民意调查民主党只领先共和党几个百分点，分身乏术的罗斯福只能派哈里曼大使出席丘吉尔和斯大林两人的部分会谈。罗斯福致电丘吉尔和斯大林，希望将他们的会见当作稍后“三巨头”会晤的预备会议。

霍普金斯认为，说服斯大林离开苏联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而在德国战败前召开“三巨头”会议又迫在眉睫。他向罗斯福建议说，是否可以在克里米亚选择一处碰头地点。罗斯福提出，会晤必须在他赢得大选后进行。霍普金斯于是向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安德烈·葛罗米柯提出，是否可以在克里米亚寻找一处合适地点举行首脑会晤。按说“三巨头”中丘吉尔年龄最大，但身体似乎最好的他声明只要罗斯福和斯大林选好了地点，他都会排除万难欣然赴会。1944年10月至11月，三方提出的会晤地点用上所有手指头都数不过来，如雅典、比雷埃夫斯、萨洛尼卡、耶路撒冷、伊斯坦布尔、罗马、亚历山德里亚、塞浦路斯、陶尔米纳、马耳他以及蔚蓝海岸，不一而足。

正如霍普金斯所料，斯大林在11月23日回复罗斯福，同意会议延期举行。苏联人一点儿都不着急，因为形势正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就在斯大林写信的同时，苏联红军已经深入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占领了托卡伊著名的葡萄园。斯大林以个人健康为由拒绝接受黑海海岸之外的其他地点，他早已忘了自己在德黑兰会议上做出的承诺——同意下次会晤照顾身有残疾的罗斯福，将会议放在靠近美国领土的地方召开。

实在没有办法的罗斯福只好致电哈里曼，询问黑海沿岸哪里最适合开会。哈里曼提出了雅尔塔和塞瓦斯托波尔——雅尔塔首次进入众人的视线。哈里曼解释说，塞瓦斯托波尔因战乱几乎化为废墟，而雅尔塔有一些条件不错的旅馆和疗养中心并未遭到破坏，那里一二月份的平均气温有4℃，不算太冷。斯大林看中的地点是敖德萨。但罗斯福12月19日致电哈里曼，说冬天在敖德萨飞行的天气条件不能确定，况且那里实在太冷了，“我对塞瓦斯托波尔和雅尔塔非常感兴趣”。12月21日，哈里曼回电华盛顿“支持选择雅尔塔”，因为那里比较暖和，离最近的机场只有两三个小时车程，而且住宿条件较好。罗斯福决定乘军舰穿越大西洋，经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然后换机飞往雅尔塔。12月27日，莫洛托夫得到了美国的正式通知，但他仍提到了敖德萨和巴统。哈里曼说就是雅尔塔，不能再改变了。之前寂寞无人知的黑海海滨小城雅尔塔，从此名扬天下。

丘吉尔历来喜欢为会议起名，莱希上将说“选择各种代号是他的一大乐趣”。丘吉尔在12月31日致电罗斯福：“这次会议，你准备给它起一个什么名称？如果还没有，我建议用‘阿戈尔人行动’。”这源于一个古希腊的典故，暗示对“金羊毛”的无畏追寻。罗斯福回信说“非常好”，他们此行的目的正是到黑海去寻找理想中的“金羊毛”。一向务实的斯大林欣然接受了这一名字。1945年新年的第一天，获悉罗斯福将在马耳他做短暂停留的丘吉尔特意给华盛顿发电报：“勿再踌躇，从马耳他到雅尔塔，勿再动摇！我将在马耳他港口恭候阁下的光临！”丘吉尔非常希望英美军事首脑能在“三巨头”会议前先碰个头。1月9日，罗斯福同意让马歇尔、金和阿诺德（后改为劳伦斯·库特少将）等军方首脑先行出发，1月30日在马耳他与英国军方负责人举行一次临时会议。

1945年1月22日，罗斯福率随员乘专列隐秘离开华盛顿，23日黎明抵达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上午8时30分登上了早已等在那里的“昆西”号重巡洋舰。美国民众对总统的出行给予了极大关注，对未来“三巨头”会晤时间和地点的猜测充斥了各大媒体的重要位置。1月下旬，美国新闻界纷纷报道说，包括总统在内的众多要员参加完就职典礼就神秘失踪了。1月26日《华盛顿先驱报》指出，新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人间蒸发——此前连任12年的赫尔国务卿出于健康原因辞去了职务。《华盛顿明星报》报道说，白宫新闻秘书斯蒂芬·厄尔利、总统撰稿人山姆·罗森曼等人也踪影皆无。总统最信任的霍普金斯已远赴欧洲，他唯一的掌上明珠安娜·伯蒂格也不知去向。美国人甚至由此将注意力引到了大洋彼岸，丘吉尔和外交大臣艾登都没有在1月23日的英国议会上露面。

作为诺曼底登陆行动中第一艘向德军阵地开火的功勋战舰，“昆西”号已为总统的到来进行了精心准备。一道由主甲板通向第一甲板的特殊通道架了起来，船上还加装了两部电梯，以使居住在舰长室的总统可以坐着轮椅到处活动。第一次陪同父亲出访的安娜异常兴奋，她终于有机会见到斯大林和丘吉尔等名人了。罗斯福在世的最后一年里，由于埃莉诺经常不在华盛顿，38岁的安娜实际上承担了第一夫人的职责——她的正式职务是总统机要秘书。华盛顿政治圈一度传言，她实际上掌控了“上达天听”的机会。安娜在“昆西”号上住高级军官舱房，那些年轻的水兵似乎并不太欢迎她，他们一贯迷信战时让女人上舰是件不吉利的事情。但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因为舰长塞恩·沃森上校禁止所有人对此妄加议论，谁不听话就把他轰下去。为“昆西”号护航的是轻巡洋舰“萨凡纳”号、“斯普林菲尔德”号、“孟菲斯”号以及“萨特利”号等8艘驱逐舰。当“昆西”号驶离弗吉尼亚州海岸时，罗斯福指着远处的海岸线对女儿说，“那就是露西长大的地方”。露西是罗斯福年轻时的一个情人。

美国代表团的核心成员还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希海军上将，战争动员局局长詹姆斯·贝尔纳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爱德华·弗林，总统海军顾问威尔逊·布朗中将，私人医生罗斯·麦金太尔海军中将，绰号“老爹”的总统军事顾问埃德温·沃森少将，白宫新闻秘书斯蒂芬·厄尔利，贝蒂斯海军医院心脏病专家霍华德·布鲁恩中校等人。弗林是在最后时刻临时被抓上船的，连护照和签证都没有，他进入苏联国境靠的是代表团出具的一封介绍信。上次随罗斯福出访珍珠港而遭到共和党攻击的苏格兰小狗“法拉”未能随行。

1月30日，在远离美国海岸5600公里之外，罗斯福在海上度过了63岁生日。贵宾们聚集在甲板上为总统祝寿，水兵用诺曼底登陆当天“昆西”号发射炮弹的弹壳为总统制作了一个大烟灰缸。船上的厨师为总统烘焙了生日蛋糕，包括总统大厨亲自制作的蛋糕及随行人员带来的蛋糕在内，总统面前共被摆上了5个蛋糕。前4个象征他曾四度当选，第五个蛋糕上用冰激凌写着“1948？”，寓意“会不会五连胜”。丘吉尔于当天发来了祝寿电文：“阁下生日正值重大决定、重大事件的关键时刻。”就在同日，苏联红军跨越奥德河，接下来几天里在距德国首都仅70公里处建立了桥头堡。虽然美国军事专家预测德国人很可能从北面对苏军侧翼发起反攻，但毫无疑问，第三帝国首都柏林已经向苏联人敞开了大门。

航程严格实行无线电静默。如果必须对外发出信息，就将准备好的电报交给一艘护航驱逐舰。这艘舰将脱离编队，在一个确保不会暴露总统“特混舰队”行踪的安全位置向外发出。生日当天，罗斯福和安娜饶有兴致地观看了重要信息从“昆西”号传送给驱逐舰的全过程。那些信件被装进一个密封罐子里，从巡洋舰的船尾投入水中，漂向护航驱逐舰，然后再被打捞上去。据说这种古老的传递方式早在哥伦布航海时代就已经被采用了。

不管是在欧洲还是远东，轴心国的失败都已是板上钉钉。战争曙光在前，但战后的国际风云同样诡谲莫测。和以往历次会议不同，本次会议的主题将由军事转向政治。罗斯福此行的首要任务是成立联合国，从根本上解决战争爆发的根源。苏联人已在1944年秋天承诺加入这一组织，但这个组织的所在地、安全理事会投票程序等核心问题尚未解决。罗斯福必须在战争结束前，即斯大林还有合作之意、美国民众依然关注国际事务之际，尽快就这些议题取得明确承诺。

罗斯福同样倡议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讨论军事问题，欧洲东、西两翼正在向德国腹地快速逼近，盟军的军事行动必须协调一致。他脑子里另一个重大问题是争取苏联加入对日作战。麦克阿瑟的部队已经登上了吕宋岛，尼米兹对硫黄岛的进攻也已箭在弦上，美军B-29超级空中堡垒正在对日本本土进行大规模轰炸，莱希认为，“我们的对日战争已经进展到敌人落败指日可待的地步，我们并不太需要斯大林的帮助”。

但以马歇尔为首的陆军高层并不赞成这种观点。提供给总统的会议资料汇编中，有一份参谋长联席会议拟订的有关远东问题的备忘录，主题是力主苏联尽快加入对日作战：“俄国进入对日战争是美国利益绝对需要的。苏联在远东对日作战的目标应该是：击败盘踞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与驻东部西伯利亚的美国空军合作轰炸日本本土，尽量干扰日本与亚洲大陆之间的所有海上交通运输。”

这份资料说明，马歇尔在与金和阿诺德的博弈中最终胜出。以马歇尔为首的陆军认为，只有登陆日本本土才能最终取得胜利。但以金和阿诺德为代表的海、空军则认为，仅靠海上封锁和空中轰炸就能够迫使日本屈服。换句话说，几个人都想在打败日本的大戏中唱主角儿。1944年11月间，参谋长联席会议经认真研究后断定，不论美国人是否发出邀请，苏联人基于自身战略利益迟早会加入对日作战。关键问题在于美国人不能无限期等下去，而希望苏联人尽快加入战局。马歇尔和麦克阿瑟均认为，要征服中国东北地区70万关东军精锐，如果没有苏联人的帮助，美国势必要多牺牲几十万人。这份文件于1945年1月23日被呈交罗斯福总统。美国海军一些情报专家，包括海军情报局副局长埃利斯·扎卡赖亚斯上校和他的参谋们准确预测到，今天的关东军已名存实亡，其精锐部队早已被调往中太平洋及菲律宾等战事吃紧的地区。他们这一正确意见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麦克阿瑟对日军宁死不降的顽强精神深有感受，加上只有登陆日本本土美国陆军才能派上大用场，他大力支持马歇尔的观点。1945年2月，他曾给三位听他发表意见的人说过这样的话。乔治·林肯准将在与麦克阿瑟谈话后报告说：“关于全盘计划，麦克阿瑟将军认为，在美国进攻日本本土之前，必须使最大数量的日军师团在亚洲大陆投入作战并被牵制住。”保罗·弗里曼上校的记录是，“麦克阿瑟将军强调说，除非俄军预先承诺在满洲参战，否则我们切不可入侵日本本土”。海军部长弗雷斯特尔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麦克阿瑟说，他觉得应保留我们的力量用于日本本土，用于关东平原，但俄国人如果不能保证在满洲使日本投入大量军队作战，这一点是做不到的。”不过在战后的1955年3月23日，麦克阿瑟却指责说雅尔塔会议前华盛顿没有征求他的意见，“我本来会用最有力的语调，反对到那样晚的阶段还让苏联人加入远东战争的”。这话明显带有事后诸葛亮的嫌疑。

经历了11天长达8000公里的航程之后，2月2日上午，“昆西”号徐徐驶入马耳他瓦莱塔港。当它经过丘吉尔乘坐的“猎户座”号轻巡洋舰时，舰上的英国水兵列队舷侧，举手敬礼，乐队奏响了美国国歌《星条旗》。“昆西”号乐队也回敬以英国国歌《天佑国王》。眼前这一幕深深打动了艾登，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乐队鸣奏、烟火飞舞之下，在舰桥上，依稀可以看到平民装束的美国总统端坐在那里，战争命运似乎在他那超凡之手的掌控之中。所有目光都聚集在他的身上，一瞬间鸦雀无声。那是这样的一刻，似乎一切都静止不动，唯能感到历史留下的印记。”

在马耳他，最急于见到罗斯福的莫过于大英帝国首相丘吉尔了。自1944年9月魁北克分别之后，两人已经四个多月没有见面了。那次会议两人都由夫人作陪，既然这次罗斯福带来了女儿安娜，丘吉尔也就带来了次女萨拉·奥利弗。30岁的萨拉是皇家空军妇女工作队成员，她表示，自己选择在1941年9月加入空军，是受制服颜色的影响。德黑兰会议期间，她就穿着这样一身制服站在父亲身旁让记者拍照。萨拉是第一次见到安娜，她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她长得真像她妈妈，只是漂亮多了。她很随和，我喜欢她，但我认为她对这次随行感到相当紧张。”

丘吉尔1月30日飞抵马耳他时还发着高烧，他埋怨说，这是因为吃了医生莫兰勋爵的药才烧到38.9℃的。莫兰对此大呼冤枉，他已经总结出一条规律，每逢有重大外交事件发生，首相无一例外都会发次高烧。2月2日上午11时30分，感到烧退了的丘吉尔登上了“昆西”号。13时，罗斯福、斯退丁纽斯、莱希、贝尔纳斯和丘吉尔、艾登共进午餐。航途中的罗斯福同样饱受感冒之苦，现在已经好多了。但是在马耳他见到他的人都认为他病情严重，艾登感到“总统的容貌苍老了许多，给人以大国式微的印象”。当天下午有噩耗传来，英国人前来马耳他的3架飞机中，有1架因大雾坠毁在兰佩杜萨海域，机上人员除5人外悉数遇难。所幸首相和外交大臣分别乘坐的那两架飞机都平安无事。

丘吉尔抱怨这次意外是“命运的吊诡”，他明白自己能活下来，除其他因素外，还应该感谢幸运。他经常乘机或乘船外出，开会或者视察战场。据统计，二战期间他飞行的总里程达到了17.2万公里。1942年8月，丘吉尔取道开罗和德黑兰飞往莫斯科，总里程达1.6万公里。对英国人并无太多好感的麦克阿瑟对此评论说，丘吉尔先生能够独自踏上如此遥远的航程，本身就配得上一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自1895年在古巴独立战争中遭遇到第一次枪击之后，丘吉尔一生中还有过数次类似经历。他在21岁生日那天写给母亲的信中说，“子弹没什么可担心的，况且我也自负地认为，既然上帝创造出我这么一个有前途的人物，就不会让他平凡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危险依然无时不在，丘吉尔曾经给英王乔治六世留下了一封信，指定如果自己出现意外由艾登接替首相的位置。1945年1月，英王曾要求他提供一封新信函，说明一旦他和艾登都未能从雅尔塔回国，由谁接班。丘吉尔和艾登商议后回话说，两人将乘坐不同的飞机，以避免出现那种意外。由此可见丘吉尔对艾登有多信任。战后的1952年，艾登的第二次婚姻娶了丘吉尔的侄女为妻，可谓知恩图报，公私兼顾，不过原来的好兄弟变成侄女婿了。

当得知罗斯福将在马耳他作短暂停留时，丘吉尔强烈要求能和总统举行一次为期两三天的会谈，在与苏联人见面之前达成初步一致意见。像在德黑兰会议前一样，罗斯福对此并不认可，他不想让斯大林猜疑两个西方领导人在合伙儿算计他。罗斯福拒绝与丘吉尔过多亲密接触，除照顾斯大林的情绪之外，还在于美英双方之间的分歧也在不断扩大，特别是在政治层面。英国人到雅尔塔的主要目标是防止欧洲由单一大国主宰。历史表明，若单一大国控制了西欧，就会对海峡对岸的英国人构成安全威胁。法国在战争中过早战败，退居幕后，而德国人又即将战败，来自更远地方的“红色威胁”正变得越来越危险。丘吉尔认为，波兰应该是主要议题，因为当初英国正是为了波兰才向德国宣战，一定要使波兰成为今后阻挡苏联人向西扩张的第一道屏障。丘吉尔的第二条策略是保持法国的强大，以牵制战后复兴的德国。美国人对上述问题兴趣不大，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组建联合国和邀请苏联对日作战，而不想过多地卷入欧洲政治。一旦战争结束，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必抬头，普通民众也不会允许自己的亲人在欧洲停留过久。虽然丘吉尔外交经验极其丰富，但大英帝国如今已虚弱到必须依靠美国人的帮助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尽管罗斯福和他除金上将之外的主要幕僚都认为首先打败希特勒才是关键，但他们并不认为在珍珠港偷袭过他们的日本人就不重要。莱特湾海战之后，日本联合舰队已沦落为一支近海舰队，完全丧失了继续攻击的能力。但在日本本土及广大占领区，他们尚有数百万精锐陆军。如果说有哪个盟国能够在远东对美国人提供更大帮助的话，那应该是同样拥有强大陆军的斯大林，而不是海军还算强大的丘吉尔。前文提到，金和尼米兹对英国人在战争后期主动参与远东作战极度反感，只是由于总统的表态才勉强接受。美国最怕的事儿就是死人，他们宁愿对苏联人做出让步来让他们替代死亡。况且在成立未来世界和平组织时，美国也需要苏联人的合作。英国人想在远东积极表现，目的无非是从日本人手中“解放”他们数不清的殖民地，一直推崇门户开放政策的美国人对之与其说是不感兴趣，不如说是反感。艾登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罗斯福和美国民众都对大英帝国心存疑虑。总统本人并不隐藏他对大英帝国殖民主义的不悦，因为这是他坚信的原则。他希望从前的殖民地一旦脱离宗主国得到自由，就可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依赖美国，而不用害怕其他大国可能成为新的宗主。”

罗斯福像以往一样喜欢并钦佩丘吉尔，但对他的喋喋不休逐渐感到厌倦，越来越将其视为大英帝国贫弱状况的一种掩饰。斯退丁纽斯在日记中写道：“总统早期对丘吉尔的那种痴迷减少了，他们对战后世界愿望的分歧日益扩大。不过两人彼此了解，相互钦佩将他们联合在一起，并一起攀上了历史最高峰。他们的联盟有些弱化，而他们的友谊像一桩美好而持久的婚姻一样，尽管不如以往那样激情四溢，但依然深刻而且至关重要。”

但罗、丘两人毕竟风雨同舟一起走过了数年艰苦岁月，在丘吉尔的一再坚持下，罗斯福勉强同意让双方的军事代表和外交人员提前到马耳他交换意见，却拒绝改变自己的行程，为双方提前会晤留出时间。当天下午，罗斯福并没有和丘吉尔会谈，而选择了观光览胜。他在马耳他总督夫妇的陪同下游览了瓦莱塔港。罗斯福的举动让英国人大失所望。艾登向霍普金斯抱怨说：“我们将要出席一场决定性会议，却尚未协调好我们将要讨论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和那头胸有成竹的‘熊’打交道。”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双方之前气氛愉悦，但是完全谈不了公事。晚餐本来是为谈公事而安排的，结果也没能比午餐更有成效，想谈点儿跟公事沾边儿的事情都很难。”

双方外交和军事人员的会谈也出现了严重分歧。艾登认为，美国人过多考虑联合国的组建而忽略了波兰。对英国人提出在地中海地区发动攻势的意见，马歇尔表示坚决反对。他指责英国人试图削弱艾森豪威尔的权力，并对蒙哥马利表示出“彻底的反感和厌恶”，同时声称如果英国人的计划得到通过，他就建议艾森豪威尔辞职。马歇尔一度将所有参谋人员赶出会议室，只留下双方的参谋长吵架。双方关于远东战局的讨论同样陷入僵局，美国人对英国人事事以“收复”殖民地为出发点感到反感，罗斯福特别不愿意让法国重新得到印度支那，别无选择的英方只好接受美方在整个西线发动攻势的战略。丘吉尔向罗斯福建议，一旦在意大利的德国人投降，盟军应该多占领一些奥地利领土，“最好别让苏联人在西欧占领太多的地盘儿”。

起初美英商定参加会议的代表团各由30~35人组成，但由于不断有人向领导提出自己不可或缺，参会人员不断增加。到马耳他点着脑袋一数，包括辅助人员在内，需要前往雅尔塔的人员竟然超过了700人。从2月2日23时30分开始，美英代表团乘坐的飞机以每10分钟1架的频率从鲁卡机场起飞。当总统专机“圣牛”号3日凌晨3时30分起飞时，罗斯福已经在机舱里酣然入睡。丘吉尔的“空中霸王”——它是美国送给英国首相的特殊礼物——5分钟后出发。他们要飞行近7个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描述这是一趟“又冷又长”的蹩脚旅途，“即使我们再花上10年时间去寻找，也不可能在世界上找到比雅尔塔更糟的地方”。他在1月间曾向霍普金斯抱怨说，“最好带上足够的威士忌，才能抵御那一地区盛行的斑疹、伤寒和虱子”。

首相和总统专机各有6架P-38战斗机护航，护航罗斯福的飞机中有1架因发动机故障中途返航。危险是现实存在的。一周之前，白宫卫队长迈克尔·赖利率先遣人员前往克里米亚布置安保工作时，曾在克里特岛上空遭到德军高射炮的射击，飞机的机尾差点被打掉。苏军高射炮火的威胁也同时存在。为保证重要客人的绝对安全，斯大林亲自下达命令，向黑海东部地区每个苏军防空基地派驻了美英协调军官。

2月3日中午12时10分和12时30分，总统和首相专机相继降落在沙基机场。在罗斯福之前，从未有过任何一位美国在任总统踏上过苏联的领土。首先登上罗斯福专机的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和驻华盛顿大使葛罗米柯。莫洛托夫告诉总统，斯大林同志尚未来到雅尔塔，同时为他不能亲自前来接机请求谅解。和苏联人其他方面的许多话一样，莫洛托夫说了谎——这也是外交人员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事实上斯大林早已抵达附近的一处隐秘场所，暗中窥视着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到来，他是乘贝利亚安排的由11节车厢组成的专列抵达克里米亚的。苏联领导人很快接到了莫洛托夫打来的“贵宾安全抵达”的电话。

斯大林对罗斯福和丘吉尔保持着足够的警觉，认为他们是同一个帝国主义阵营的代表，尤其丘吉尔更加阴险，老奸巨猾，不易对付。在诺曼底登陆前夕，他曾告诉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米洛万·吉拉斯：“或许你以为我们是英国的盟国，我们就忘了他们是什么人，也忘了丘吉尔是什么人。他们最喜欢欺骗盟友了。丘吉尔是那种你不提防，就会从你口袋里偷走一分钱的人。是的，从你口袋里偷一分钱！天哪，连一分钱都偷！罗斯福呢？罗斯福比他好一点儿，他只偷大一点儿的硬币。可丘吉尔呢？他可是连一分钱都要偷的人呀！”

用特制升降梯下机之后，罗斯福被抬上一辆美国人援助苏联的吉普车，在丘吉尔和莫洛托夫的陪同下检阅苏军仪仗队。丘吉尔眼中的罗斯福非常虚弱，让人感到悲伤，“他脸色蜡黄，毫无血色，没有生机，右胳膊放在吉普车一侧，手无力地垂在下边”。莫兰勋爵对眼前的一幕非常气愤，因为丘吉尔徒步跟在罗斯福的吉普车旁边，“仿佛一名上了年纪的印度仆役，陪伴着维多利亚女王的四轮马车，他们面前是一群一边拍照一边后退的摄影记者”。罗斯福的容貌同样把见过他很多次的莫兰勋爵吓坏了，“总统看上去衰老、瘦弱、憔悴，他披着一件披风，显得很瘦；他的嘴巴张开，眼睛注视着前方，呼吸好像很困难一样。我觉得他只能再活几个月了”。莫兰断定罗斯福将是“三巨头”中最早离世的人。霍普金斯觉得他“只有一半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他的皮肤是紧绷在骨头上的一层黄白色薄膜”。被派到机场的苏联军医也认为“美国总统很疲惫、健康状况欠佳”。不过艾登认为，健康状况还不至于影响到总统的判断力。13时过后不久，美英两国首脑乘车离开沙基机场，希望能在天黑前抵达雅尔塔。

傍晚时分，走过13842英里行程的罗斯福最先下榻里瓦迪亚宫，这里离雅尔塔城7公里，由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所建，是他们夫妇最钟情的避暑胜地。1917年2月末代沙皇逊位时，尼古拉二世请求革命政府允许他在这里隐居，未获批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的新政府将这里改成了一座收容沙皇时期被迫害人员的疗养地。后来，布尔什维克将这里改成一座收容肺结核病人的疗养所，也有人说是一座精神病院。德国占领雅尔塔后，这里成为第二十二步兵师司令部。希特勒后来将它奖赏给攻取克里米亚的功臣、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官格尔德·伦德施泰特元帅。苏军1944年4月夺回雅尔塔时，伦德施泰特早已调往西线去了。这里已被洗劫一空，德国人离开时不但搬走了家具和工艺品，连水管、门把手和锁都拆下来带走了，他们没有拆毁地板倒有点出人意料。

苏联人为会议进行了大量准备活动。1月8日，随着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一声令下，里瓦迪亚宫变成了一个大工地。庞大的施工队伍随即进驻，他们中有建筑工人、黑海舰队水兵、陆军的工兵，甚至包括罗马尼亚战俘。所有人被分成两个班昼夜施工。总共有1500节车厢被派往克里米亚，仅运去的床就有2000张。内务部官员向贝利亚报告说，现场总有一名年轻的美国女人在吆五喝六，总统套房地毯在她的要求下被更换了4次，每次都要把所有笨重的家具全部移开。“在那个女人的要求下，总统专用浴厕的墙面油漆了7次，每次她都指着海面要求墙面的颜色要跟海水一样蔚蓝，可海水的颜色是会变的。”

贝利亚说，那人可得罪不起，她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哈里曼27岁的女儿凯瑟琳，专门被父亲派来监工的。因为罗斯福、丘吉尔、哈里曼都带着女儿参会，战后曾有一本叫“雅尔塔会议的女儿们”的书出版。凯瑟琳对苏联人提供的住宿条件很不满意，因为“唯有国家元首和上将才有自己的卧室，其余人只能像病人一样挤着”。1月30日，贝利亚向斯大林报告说，沙基基地和里瓦迪亚宫通过了美方人员的验收。苏联内务部4个团的部队被派往克里米亚，对附近地区的7.4万名居民进行了身份核查，逮捕了835名可疑人员。

当看到宫内的良好条件和无数美食、美酒时，罗斯福感慨地说：“我真不知道，温斯顿到底在担心什么，这地方舒服得很呀！”罗斯福、安娜、斯退丁纽斯和哈里曼被安排在一楼，二楼革命前是皇后和她4个女儿的起居空间，现在被分配给各军种参谋长和他们的助手。马歇尔住皇后的房间，分到皇后化妆室的金上将成为大家取笑的对象。他们的房间可以通往室外的楼梯，相传“癫僧”拉斯普京就是从这里进入和皇后幽会的。军衔更低的20多个上校被安排在两个大房间里，“床铺挨着床铺，就像军营里的美国大兵一样”。

霍普金斯也被安排在二楼，这位影子总统和罗斯福一样身体欠佳，会议期间一直抱恙工作。遵照医嘱，他没有出席所有宴会。除参加全体会议外，他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卧床休息。三楼供秘书和书记员居住，其他人被分到另一座宫殿。为美国人服务的专车超过了40辆，它们大部分是美国援助苏联人的。斯大林大度地提议，“为了照顾总统，所有会议都在里瓦迪亚宫进行”。会议室是原来沙皇的舞厅，这里的第一次公务活动是尼古拉二世为女儿16岁生日举办的大型舞会。对于苏联人这种“体贴”的安排，罗斯福和丘吉尔当然不会反对。

丘吉尔很喜欢分给英国人的沃伦佐夫宫，后来他在回忆录中用14页篇幅描述了宫殿及周围景色的美丽。这座建筑是抗击拿破仑的俄国英雄米哈伊尔·沃伦佐夫1830年到1848年修建的。后来它的新主人布尔什维克人将这里改成了一座博物馆。克里米亚陷落之后，它曾经被当作德军指挥官埃里希·曼施泰因陆军元帅的指挥部。丘吉尔喜欢把大量文件资料铺在床上办公，英国先期抵达的安保人员特意向苏联人提出了申请，那张大双人床在丘吉尔入住前才刚刚运到。萨拉很高兴能使用父亲的专用浴室，她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如果你早上7时30分站在卧室走廊上一眼望去，就能看到三个元帅在排队等着上洗手间，其他元帅还没排上队。”

英国来人实在太多，68个房间、1545平方米的居住面积根本不够他们住的。代表团成员甚至6~9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24个人共用一个洗手间，还需要用杀虫剂去驱赶无处不在的虱子。还有另外一种恼人的“害虫”无处不在，在美英代表团驻地，甚至在花园中都布满了苏联内务人员安装的窃听器。那些在战场上威风八面的元帅常常为使用洗手间而发愁，他们甚至派出卫兵替自己排队。一次，空军参谋长波特尔元帅用木片撬开了洗手间的门锁，他认为前面那个人在里边蹲了半个多小时是极不友善的行为。花园被当作临时厕所使用，一向以绅士自居的英国人逐渐变得不知廉耻，公开讨论哪棵灌木可以逃过无处不在的卫兵的眼睛。

斯大林选择了原属于异装癖亲王费利克斯·尤苏波夫的宫殿作为苏联代表团驻地，这位王子就是当年谋杀“癫僧”拉斯普京的人。贝利亚命令建筑工人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屋顶足有2米厚，再加1米砂石覆盖的防弹、防毒气掩体，即使500公斤炸弹直接命中也无法摧毁它。贝利亚向斯大林报告说，宫殿最外侧由红军士兵牵着警犬巡逻，除了领袖的贴身警卫，“还会有额外100名军人和500名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部队的特工”保障领袖的绝对安全。10架飞机随时待命，负责在雅尔塔和莫斯科之间传送文件。另外还有2架属于斯大林的私人飞机，配有专职机组成员，虽然领袖不太可能会使用它们。克里米亚空域的安全由244架飞机和周围部署的300门高射炮负责。在塞瓦斯托波尔港，停有美英舰船各一艘。美国是两栖登陆指挥舰“卡托克廷”号，英国是改装邮船“弗兰克尼亚”号。这是两国特意向土耳其政府提出申请，允许各派一艘船经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黑海，用于处理和国内的重要通信联络事务。

美国人对争取苏联对日参战格外上心。3日当晚，舟车劳顿的马歇尔刚刚入住，就第一时间致函苏军第一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长阿列克谢·安东诺夫大将，请他在取得斯大林的同意后前来交涉太平洋作战问题，对此苏方没有回答。

4日清晨，当国务卿特别助理兼翻译查尔斯·波伦走进餐厅准备吃饭时，现场的一名服务员突然冲上来抱住了他。波伦认出他是自己战前在美国驻莫斯科使馆工作时雇用的一个苏联人，大家还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维尔尼·斯卢格”，俄语就是“忠实仆人”的意思。从这时起，波伦就享受到特殊待遇。“维尔尼·斯卢格”甚至在他房间里放了几听鱼子酱和几瓶伏特加酒，这是大领导才能享受到的待遇。

41岁的波伦是美国国务院的俄国事务专家，1929年到1969年的40年里，他都在外交部门工作，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三次重要会议都担任总统首席翻译。1934年美苏建交时，首批抵达莫斯科的美国外交官中就有波伦。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波伦任美国驻东京使馆二等秘书，与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是好朋友。战争爆发之后，波伦和大使格鲁与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特使来栖三郎交换回国。他先后辅佐过五任总统，担任过美国驻苏联、菲律宾、法国大使等要职，还短期兼任过国务卿。可笑的是，文采斐然的波伦竟然不会打字，他在哈佛大学练就的怪异书法又没人能看懂，波伦只能用口授的方式出版了回忆录《历史的见证：1929—1969年》，成为今天研究美苏关系的重要文献。

当天午后，斯大林乘崭新的“帕卡特12”型黑色轿车出了门。这辆汽车额外使用了总共4吨重的钢板进行过加固，车窗至少有3英寸厚，能够抵挡重机枪的持续扫射。和他一起坐在后排的是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副驾驶上坐着身材矮胖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尼古拉·弗拉西克少将。他从1931年就担任斯大林的侍卫长，比任何人都更亲近领袖。苏联人的第一站是到沃伦佐夫宫拜访丘吉尔，双方的会谈非常顺利。丘吉尔的翻译阿瑟·伯斯少校认为，“他们似乎很高兴再一次碰头，像老朋友一样谈了起来”。丘吉尔急于了解苏联人1月12日在东线展开的攻势目标何在，如果希特勒放弃柏林向其他地方比如德累斯顿转移的话，苏联人会采取何种后续手段。斯大林表示红军将穷追到底，同时暗示如果盟军再不快速、果断采取行动，苏联自己就可以收拾掉第三帝国。

在走马看花参观了丘吉尔一直引以为豪的战情室之后，斯大林驱车前往里瓦迪亚宫，他发现几乎每棵树后和每一片灌木丛中都有红军士兵的身影。罗斯福在原沙皇贵宾接待室里等待苏联领导人的到来。斯大林由莫洛托夫和他钟爱的翻译弗拉基米尔·巴甫洛夫陪同，罗斯福则由查尔斯·波伦做顾问和翻译。波伦注意到，斯大林在手被罗斯福紧紧握住时罕见地露出了笑容，“尽管只是微笑”。原计划谈话半个小时，两人却坐在沙发上一谈就是近一个小时。霍普金斯的儿子罗伯特借机拍下了两人在沙发上亲切谈话的那张著名照片。

苏联人对细节的关注简直到了极致。罗斯福在招待斯大林喝酒时无意中说，“好的马丁尼酒一定要配上柠檬汁的”。第二天，贝利亚就派人送来了一棵至少结有200个柠檬的柠檬树，它显然是连夜空运过来的。在英国人的驻地，波特尔元帅在欣赏一个长着植物的大玻璃缸时说了一句“里边怎么没有鱼”，两天后那里便放入了由飞机空运来的金鱼。

1945年2月4日到11日的8天时间，后来被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冷战”研究专家沙希利·浦洛基称为“改变未来世界格局的重要八天”。每天的会议通常分成三个板块：上午是三方军事将领会商；外长会议一般安排在中午前后；16时是由“三巨头”亲自出席的全体会议，参会人员根据会议内容临时指定。可能感觉到自己来日无多，罗斯福要求莱希上将必须参加所有的下午会议，“比尔，我希望你能参加所有重要的会议。在我完全信任的人当中，要有人能够记住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虽然罗斯福毫无保留地信任霍普金斯，但当时他同样重病缠身，生死难料。

虽然健康状况极度不佳，但罗斯福的记忆力仍令莱希惊叹不已。他在回忆录《身历其境》一书中这样写道：“在我们的日常会议中，总统有一个习惯，我常常好奇他是否有意而为之，即突然提起某件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讨论过，甚至一年多前的事情。他会询问我的意见，有时候我的脑筋没他转得那么快，不过我总会给他一个答复。结果他不止一次地戏谑我，‘比尔，一年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遇到这种情况，我通常会说，‘好吧，总统先生，如果我一年前所说的和现在的不一样，那肯定是错的，我现在对你说的才是对的’。” Nf9/9pyoH/D83jzNoPN8DoIJTc6eq+8amEyBRmMrcrqxJ1ndC/mAAt6v1w17G6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