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安重荣不同,安从进是前任皇帝李从珂的大功臣,一开始就不是石敬瑭的人,对后晋王朝充满了天然的不信任。为防备新朝皇帝对前朝功臣有可能的清算,坐镇襄阳的安从进苦心经营自己的地盘。凭借地利,他一面大量招募亡命之徒扩充军力,一面截留南方各国送往后晋的贡赋以充实自己的财力,有客商途经襄阳都被他抓了壮丁,刺字当兵。
石敬瑭对安从进的做法深感忧虑,担心迟早引发大乱,便想试试能不能用比较温和的手段削弱这个危险的策源地。他派人去对安从进说:“王建立入朝,请辞退休,现在已经回上党老家,把平卢节度使的位子空了出来,卿如果有意,朕马上下旨。”安从进回答道:“好啊,只要陛下把青州(今山东益都,平卢总部)搬到汉水南岸(襄阳位于汉水南岸)来,我马上就去上任!”
面对安从进近乎挑衅的答复,石敬瑭害怕引发新的叛乱,也只好听之任之,不敢稍有责备。但就是这样的软弱,也没有让安从进暂停自己造反的脚步,他开始四面寻找盟友,试图组建对抗后晋朝廷的同盟体系。
安从进看中的第一个潜在盟友,是与其辖区相邻的后蜀帝国。然而,此时的后蜀根本没有资助中原内乱,进而扩张领土的念头。这不是说后蜀对更大的国土毫无兴趣,而是因为它的内部正在经历一轮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大规模权力重组,富有实战经验的开国元勋,有的被逐步架空,有的被消灭,他们留下的空位正在由缺少军事历练的新人填补。
创建后蜀的一代英主孟知祥,早在李从珂当上皇帝的当年(934年)七月便已病逝。临终前,孟知祥曾召见宰相赵季良、武信节度使李仁罕、保宁节度使赵廷隐、枢密使王处回等重臣,命他们辅助时年十五岁的太子孟仁赞继位。
当晚,孟知祥病逝,尚未得到主上死讯的李仁罕已在集结军队,似有异心。赵季良和王处回决定暂时封锁消息,安排布置,在孟知祥逝世后第三天,拥立刚刚改名为孟昶(用生僻字方便臣民避讳)的孟仁赞登基,成为后蜀的第二代皇帝。
心高气傲的李仁罕,这才发现自己被老同事们算计了,错过了最佳的夺权黄金期,颇为懊恼。但他还是看不起皇座上那个十五岁的半大孩子,又仗着自己在后蜀诸武将中排名第一的战功及老资格,气势凛凛地向小皇帝要求加授自己为判六军诸卫事,即统领全体禁军。
孟昶,字保元,是孟知祥的第三子(另一说第五子),生母为贵妃李氏(据说原为李存勗嫔妃,又一说为琼华长公主婢女)。除去早夭的兄弟,孟昶至少还有一个由李皇后(李克用之女,后唐的琼华长公主)所生的哥哥,论嫡论长都比孟昶更有资格继承孟知祥的大位。但那个人被留在中原当人质,之后便下落不明了,连名字都没被史书记载。而孟知祥来到蜀地的其他儿子,都比孟昶小。
不过,李仁罕可能不太了解的是,孟昶能毫无争议地当上孟知祥的继承人,除了排行原因,还由于这个孩子非常聪明,对政治的敏感度拥有超出其年纪的成熟。在李仁罕的要挟下,孟昶批准了李仁罕的请求,任命他判六军,但同时又任命后蜀军界另一元老,与李仁罕一向不和的赵廷隐为六军副使,牵制李仁罕的权力。
即便如此,为防备李仁罕发难,孟昶马上在皇宫新设了一支护卫亲军,号称“殿直四番”。为了让只服父亲不服自己的诸位元老相信,新君是体恤老臣的,他们已获得的权力不会受到挑战,孟昶特别挑选李仁罕的儿子李继宏、赵季良的儿子赵元振、张业的儿子张继昭、侯弘实的儿子侯令钦、赵廷隐的儿子赵崇韬等功臣子弟担任殿直四番的指挥官,一时间皆大欢喜。
后蜀的昭武节度使李肇,原本对孟知祥没有多少忠诚,此时听说新君即位,便按常规离开利州(今四川广元),前往成都觐见新君。一路上,李肇都在观望,走走停停,光在汉州(四川广汉)就停留了十几天,与亲戚朋友欢宴聚会,顺便探听成都传出的各种消息。
孟昶最初的表现让他放心了:新君就是个懦弱无能的小孩子罢了,对自己毫无威胁。在得意忘形之余,李肇大摇大摆地来到成都,觐见新主孟昶,声称自己有足疾,所以拄着拐杖,不肯跪拜。
李肇没有想到的是,他眼中的小孩子孟昶,向所有元老功臣示好,显得那么温良无害的同时,其内心却十分清楚:元老功臣虽然强大,但从来不是一个集团,是可以被分化的。有些需要严加防备,尽早清除,比如现在最冒头的李仁罕;有些可能依靠或至少暂时利用,比如与李仁罕不和的赵季良与赵廷隐。
孟昶不动声色地派了一个与自己关系亲密,但又不容易引人注意的医官韩继勋,借着给元老们看病的名义,穿针引线,秘密联络赵季良和赵廷隐,取得了这一文一武两位大佬的明确支持。然后,孟昶在二赵的支持下,于某日上朝时突然逮捕了毫无防备的李仁罕,向天下公布其未必属实的谋逆罪状,与此同时,李仁罕刚刚被升任殿直军官的儿子李继宏也被拿下,父子俩一并被诛。
还在成都的李肇突然听闻李仁罕被杀,大惊失色,急忙觐见孟昶请罪。第二次见面,李肇将手中的拐杖扔到了一边,头叩得又响又标准。
哟,李公的足疾好得这么快啊!孟昶的左右显然不相信,因而弹劾李肇对君上倨傲无礼,其罪当诛。但孟昶很明智,知道过犹不及,于是下诏,鉴于李肇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就不再拿昭武节度使的繁重工作来辛苦老臣了,任命他一个没有实际工作的高官太子少傅,让他全家搬到成都旁边的邛州养老。就这样,又一个可能的潜在危险被孟昶清除了。
相较之下,二赵比较忠诚,李仁罕比较跋扈,但让某一派重臣一家独大,显然是不符合平衡原则的。所以,孟昶特别优待了李仁罕的外甥——另一员大将张业。于是,据调查,张业虽然是李仁罕的至亲,但确实没有参与谋逆,孟昶提升张业为武信节度使兼同平章事,让他重新整合被大大削弱后,危险性没那么大的李仁罕集团,以便平衡赵季良和赵廷隐在朝中的影响力。
对赵季良和赵廷隐两位大功臣,孟昶表现得极为尊敬,但对于能够“减轻”二人工作负担的机会也从不放过。赵季良是一代贤臣,看出新主想干什么,便帮他一把,主动请求将原本由自己独掌的三司(户部、盐铁、度支,其中户部掌管国家税收收入,盐铁掌管国家专卖的收入,度支掌管国库的支出,三司合起来便是国家的财政权)大权分摊给孟昶提拔的另两位新宰相张业、毋昭裔。于是孟昶顺水推舟,让赵季良继续管理户部,让毋昭裔判盐铁,张业判度支。
对于赵廷隐,孟昶将他尊为太傅。据说每遇国有大事,孟昶都会亲自到赵廷隐府上征求老将的意见。但换句话说,如果国家没遇上大事,老将军也就不必太辛苦了。
后来,等赵季良病逝,孟昶又设计除掉了张业,罢免了王处回,安排赵廷隐退休,将元老功臣的权力全部收回自己手中,再分配给自己提拔的新人。孟昶重新集权的过程长达十五年,其间竟没有发生过一次大的动乱,其手腕不可谓不高明。不过,在安从进向后蜀请求结盟反晋的时候,这个进程才进行了不到一半,对于此刻的孟昶而言,当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后晋作战,且不说胜负难料,就算胜了,难道让赵廷隐、张业这些人再建大功吗?那不是给自己找不痛快吗?于是,孟昶便以出川路途遥远且险峻,无法保障军队供给为由,拒绝了安从进的结盟请求。
安从进不肯就此罢手,再派使者到江陵(今湖北荆州),请求与南平王高从诲联手。安从进认为自己这么做是有道理的,因为此前高从诲曾主动派人来襄阳,与他有过私下联络,还拍过胸脯:有道是远亲不如近邻,你有事尽管说,咱俩谁跟谁啊?但这位兵微将寡的近邻,一看安从进送来的密信,大吃一惊,咱说的“有事”可不包括这种要命的事啊!何况南平刚刚与后晋强化过“双边关系”。
不久前,石敬瑭曾派翰林学士陶穀出使南平,给高从诲祝贺生辰。高从诲在长江边上的望沙楼上宴请后晋使臣,同时举行了一次水上阅兵,让南平的战船都驶到楼下,排成战阵,请陶穀观看,暗示咱南平虽小,还是有些武力的。当然,暗示不能让大国理解为示威,不然真要引来讨伐,会让小小的南平国吃不了兜着走。所以高从诲又解释说:“江南和蜀地一直不肯向大国臣服,我义愤填膺,故而在此整修武备,就是为了在大国兴师的那一天,出兵助战。”
陶穀回报石敬瑭,石敬瑭装作对高从诲的“忠贞”深信不疑,大喜,赏赐南平王盔甲一百套、战马一百匹。高从诲也忙进贡金器一百两、御衣锦缎一百五十匹、白银五百两,还有白龙脑香、金花手剑等回礼谢恩。后晋与南平的关系,至少在表面上十分融洽。
这里简单介绍一个人。此次出访的后晋使臣陶穀,他原姓唐,字秀实,邠州新平县人,早年丧父,但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十几岁时已以文章知名,自负甚高,对功名富贵充满了渴望。后晋建立后,因为新皇帝叫石敬瑭,虽然“瑭”字与其姓氏“唐”同音,按常理这不用避讳,但为了最大限度避开阻碍自己仕途的隐患,他还是抛弃了祖姓,改名陶穀。
陶穀主动写信给当朝宰相李崧,自我推荐。李崧发现这个年轻人很有才华,也愿意当伯乐,就将他提拔为集贤校理,这个官虽然不算大,但容易接近最高层。同时,李崧常常向石敬瑭提起这个很有前途的新人,使他在皇帝心中留了一个好印象。总之,陶穀遇上了贵人李崧,从此走上人生的快车道。关于陶穀的故事还有很多,以后会提到。
回到主线。话说南平王虽然不是什么至诚君子,但人家也就是赖点儿小钱,绝不敢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权衡利弊,高从诲认为安从进造反成功的可能性无限接近于零,于是写信给安从进,帮他分析天下大势,力劝他不要造反,尤其是不要把南平拖下水。
安从进大怒,那姓孟的叫不动倒也罢了,反正我和他原本也没交情,但你姓高的可是和我拍过胸脯的,怎么一到关键时候也掉链子?一怒之下,安从进上奏石敬瑭,反过来诬告高从诲企图背叛大晋。高从诲与安从进的兄弟情就这样走到了头,他也将安从进企图谋反的事密奏后晋,并表示如果朝廷要讨伐叛徒,南平愿出兵相助。
石敬瑭对安重荣再三宽容,还可以说成厚待有功之臣,但像安从进这种对后晋朝毫无寸功的大刺头,行事如此嚣张,意图谋反的证据已如此确凿,是不是该到重拳出击的时候啦?然而,即使收到了高从诲的密奏,石敬瑭依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对安从进的策略仍然是执行了多年的姑息纵容。后晋皇帝不知道在条件许可时应该防患于未然,非要等到叛乱发生才想起动手吗?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石敬瑭“好谋无断,多疑少决”,但在桑维翰等谋士的辅佐下,做出的各项决策、选择算得上理性最优。
在下认为,石敬瑭一直有意无意地纵容安重荣与安从进,既是因为后晋朝得国不正,对外软弱,导致软实力偏弱,不敢轻易对藩镇用强,更是因为在他眼中,还有一个比“二安”更具危险性的藩镇大帅,需要优先对付。那个人,就是在平定范延光之乱中为后晋朝立下大功的杨光远。
早在讨伐军仍在围攻广晋,范延光尚未开城投降之时,石敬瑭就已经从杨光远的一些作为中嗅到了让人不安的迹象。那时,借助前线主帅的身份,杨光远经常通过宣徽使刘处让向朝廷提出要求,不少要求甚至超出他的职权。对于这种过分的索取,石敬瑭不想让自己当恶人,便装糊涂,不置可否,将皮球踢给当时身兼同平章事和枢密使的桑维翰和李崧。
两位宰执大臣中,李崧比较软,只能顺从桑维翰的意见。而桑维翰公事公办,凡是不合理的,一律不予批准。见自己的要求一次次被驳回,杨光远十分恼火,便对刘处让发牢骚,抱怨朝廷不公。正好刘处让也对桑维翰和李崧不满,便来了一次大爆料:“其实皇上对你是非常支持的,请求被驳回,全是因为桑维翰、李崧这两个宰相从中作梗!”
真的如刘处让所言,石敬瑭非常支持杨光远吗?早在张从宾被消灭时,范延光就曾将造反责任推给替罪羊孙锐,想借他的脑袋向石敬瑭服软求饶。石敬瑭拒绝范延光的请降,指示杨光远攻下广晋,彻底消灭范延光。然而,在平叛战争的最后阶段,范延光已陷入绝境,灭亡只是时间问题,石敬瑭突然改变态度,主动赦免范延光,让杨光远的功绩大打折扣。
不知杨光远是没看出来,还是他不在乎那位弱势皇帝的猜忌,等平定范延光的战事结束,他便上奏抨击桑维翰、李崧的“误国之罪”。石敬瑭当然知道桑维翰、李崧在替自己背锅,但鉴于形势,不能说破。他解除了桑维翰、李崧二人兼任的枢密使之职,由与杨光远有交情的刘处让担任枢密使,以免破坏与杨光远的关系。与此同时,在桑维翰的建议下,石敬瑭乘胜将范延光的根据地魏博镇一分为三:以贝州、博州以及从成德镇割出的冀州,组成永清镇;魏州(广晋府)再次改名邺都,单独设置留守;以相州、卫州、澶州设立彰德镇。
经过这次分割,魏博这个从唐朝中叶以来最主要的动乱策源地不复存在,石敬瑭做到了当年朱友贞想做却没能做到的事。同时,它使杨光远接替被他打败的范延光成为新的魏博节度使的理想,落了空。当然,石敬瑭也没敢亏待杨光远,马上将他转任西京留守,使他有机会在不久帮助范延光“自杀”。
既然洛阳已经不是首都,又位于内地,就没有必要配备太多军队了。石敬瑭以此为由,削夺了杨光远的部分兵权。杨光远非常窝火,虽然石敬瑭将女儿长安公主嫁给了杨光远的长子杨承祚,表示君臣亲如一家,但杨光远还是觉得亏大了,内心酝酿更大的计划。他悄悄派人携带珠宝出使契丹,贿赂上下,并找机会向契丹皇帝申诉自己在后晋遭遇的不公正对待,甚至尝试与石敬瑭争夺干爹。
要与当朝皇帝同台竞技,去异族主子那里比试行贿的功力,那当然需要很多钱。杨光远在洛阳巧立名目,出台了各种横征暴敛的土政策,狂刮地皮,使辖区内百姓的负担更重了。石敬瑭听说了这些事,让伶人编成戏剧讥讽,但杨光远顶着一张刀枪不入的厚脸皮,毫不在意。
另外,在被迫裁军之时,杨光远挑选悍勇的军士一千余人,组成一支只忠于自己的私人部曲。为了让这群武夫死心塌地地跟随自己,杨光远放纵他们在洛阳、河阳境内任意抢掠,无恶不作。杨光远这一系列举动,让后晋皇帝如坐针毡。看来还是得出手,否则后果难料。
于是,在范延光被“自杀”之后一个多月,杨光远受邀入京觐见,石敬瑭高调设宴款待这位亲家公。席间,满面春风的后晋皇帝追忆功臣,关切地问:“之前围攻邺都之时,爱卿的左右部将多立功勋,可好多人现在还没有得到应得的赏赐,这是朕的过失啊!这个错误现在就改过来,有功诸将各授刺史,让他们也有机会光宗耀祖。”
杨光远好像一时没反应过来,或是当时喝醉了,只觉得提拔自己的手下,就等同于增强自己的影响力,欣然同意。石敬瑭马上将杨光远的几个心腹部将任命为各州的刺史,天南地北分散安插,让这些人离开杨光远的直接管辖。
然后,等入见完毕,杨光远离开汴梁,准备回洛阳的路上,石敬瑭突然派人追上去,一道圣旨便将安从进不要的平卢节度使之职送给杨光远,同时自然而然地解除其西京留守兼河阳节度使的职务。自当年王师范让朱温灭掉之后,平卢镇的额定军力就比较弱,《旧五代史》称为“素无兵众”,所以为了让这次调动看上去不像是降级,石敬瑭还加封了杨光远一个“东平王”的高贵头衔。
杨光远这才发现自己被算计了。他通过晋安投降和讨伐范延光构建起来的小集团,基本上被石敬瑭拆散了。杨光远压下刚刚萌芽的野心,老老实实地去青州上任。如果说与从前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在洛阳任上,杨光远发财了。他的儿子杨承勋组织搬家,为了将杨家的钱财、姬妾、仆从等运到青州,竟动用了一千多匹马,号称“满盈僭侈,为方岳之最”。
杨光远没有满足于自己在“富豪排行榜”上已有的显赫位次,到了平卢节度使任上,仍以搜刮民财为重心。但石敬瑭就不管了,他对杨光远的压制到此为止,只要杨光远对朝廷的威胁程度缩小到可控范围,那他贪点儿财,就让他贪吧!
其实,石敬瑭对各地藩镇的各种不法行为,只要不是造反或预谋造反,基本上都是听之任之,哪怕那个藩镇没什么功劳,也并不强大。
比如当年在爬墙时,被皇甫晖抓住腿拽下来,被迫成为首领的赵在礼,此时正在宋州(今河南商丘)任归德节度使。赵在礼能力有限,没什么野心,当上节帅就是专心盘剥百姓,宋州百姓对此苦不堪言,都盼着他早点儿离任。一次,石敬瑭打算调赵在礼去长安任永兴节度使,消息传来,宋州百姓喜出望外,奔走相告,彼此祝贺说:“赵在礼要走了,眼中钉总算可以拔去了!”赵在礼也听说了民间对他调动的反应,勃然大怒,于是上疏请求在宋州多留一年。石敬瑭对藩镇总是宽宏大量,欣然同意。赵在礼马上开始对百姓展开报复。他命人在归德镇内清查户口,每户强征一千文铜钱,号称“拔钉钱”。拔钉钱的催逼力度远超皇粮正税,不交或交不齐的,一律抓起来,大刑伺候。很快,在百姓的呼冤喊痛声中,一百多万拔钉钱被强征上来。赵在礼一面得意扬扬地将这笔钱财装进私囊,一面居高临下地讥讽治下的百姓:看你们以后谁还敢说拔钉?
又比如,因追随杨光远,在平定范延光之乱时立功,而得到提拔重用的诸将中,地位最显赫、最值得一提的,是荣升彰义节度使的张彦泽,一个粗暴残忍的蛮横武夫。张彦泽祖上出自突厥,已在中原生活了几代人,仍未完全汉化。张彦泽自小勇悍过人,相传他长着一双类似猫科动物的眼睛,黄色的虹膜,到夜晚能放出寒光,让人不寒而栗。张彦泽有个儿子,经常遭他毒打。这个儿子受不了这种看不见尽头的折磨,从泾州(今甘肃泾川)的家中逃走,流亡异乡。张彦泽大怒,上奏朝廷,在全国通缉儿子。最终,张彦泽的儿子在齐州(今山东济南)被捉住,之后石敬瑭特别为此事下诏,将他遣送回家。换句话说,张彦泽的儿子一路亡命,几乎横穿了整个后晋,也没能逃脱自己恶魔般的父亲的手掌心。
张彦泽吩咐将儿子处死。张彦泽手下有个掌书记张式,本是张彦泽的远亲,平时两人的关系好像还不错,见此情景,急忙出言相劝:他是你的亲儿子,又没犯什么大错,何必把事做绝呢?史书没有记载张彦泽的儿子究竟有没有因为张式的劝说而逃得一命,但张式的一句善言让他自己很难逃命。张彦泽马上将怒气转移到劝阻的人身上,张弓搭箭,就要射张式,吓得张式赶紧逃走。退下后,张式再也不敢留在泾州,一面称病辞职,一面带着妻子逃往邠州(今陕西彬州),投奔静难节度使李周(当年夹河大战时死守杨刘的英雄)。但这样就能逃脱张彦泽的毒手了吗?
李周将此事上奏石敬瑭,石敬瑭便下诏将张式流放商州,希望就此帮张彦泽消气,让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但张彦泽不肯罢休,竟派使者到汴梁,用威胁的口吻吓唬皇帝:“如果不把张式交给张彦泽,西边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就谁也说不清了!”
石敬瑭再次展示他遇硬就软的橡皮泥属性,下诏将张式遣返泾州,交给张彦泽。张式被送回泾州的当天,张彦泽将这位远亲砍断四肢,再用刀从口中插入,一直向下剖开胸膛,挖出心脏。然后,张彦泽将张式的妻子纳为小妾。
张式的无辜惨死成了轰动一时的大案。张式的父亲张铎赶到京城上告,为儿子喊冤。此前曾劝石敬瑭要保全张全义之后的史官李涛,此时已转任刑部郎中,得知此案细节,义愤填膺,决心为死者讨回公道。
在朝野舆论的压力下,石敬瑭调原永清节度使王周前往泾州,接手彰义,让张彦泽入京接受调查。事实证明,张彦泽并没有能力实践他之前威胁朝廷时表现出的嚣张,圣旨一下,他就乖乖入京受审了。
王周是此时后晋诸镇节度使中少有的勤政爱民的好官,泾州之民重见青天,感激之余,纷纷向他控诉前任节度使的暴政。王周大为吃惊,经过整理,他向朝廷奏报张彦泽在彰义镇上犯下的二十六项严重罪行,以及造成至少五千户百姓逃亡他乡的恶果。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恶行累累,惹得天怒人怨的家伙,应该怎么惩处呢?石敬瑭向有关部门做出指示,张彦泽是有功之臣,还是东平王杨光远的亲戚,关于对他过错的处理,应该尽量宽大。
右谏议大夫郑受益看不下去,上疏提醒石敬瑭:“陛下把张式交给张彦泽,等于变相鼓励他无法无天,肆意逞凶。张彦泽的所作所为,无论看到的还是听到的,无人不切齿痛恨,陛下却连一句责备的话都不肯说,让是非没有了分别,赏罚没有了章法。您可知道,外边都在传说陛下是收受了张彦泽骏马百匹的贿赂,才处处替他开脱?臣等不忍心看陛下蒙受污名,现在只有按律法严惩张彦泽,才能让天下人重新敬拜陛下的圣德。”
李涛等刑部官员齐聚宫门,讨论应该惩处张彦泽,群情激愤,众人都认为不能轻饶。讨论之后,众人将合议结果上报给石敬瑭。
第二天,后晋皇帝力排众议,做出了裁决:张彦泽的官阶、爵位各降一级,另行任用;张式的父亲、子弟都拜官,作为抚恤;让在张彦泽任上逃亡的彰义百姓回乡复业,酌量减免他们的赋税、徭役。
这份处理结果一经公布,群臣哗然,万钧雷霆之后,就这点儿毛毛雨?于是由李涛领头,聚集了中书、门下、御史台等部门的官员前往宫门抗辩,众人指出,对张彦泽的处罚太过轻微,应当依律处死。
石敬瑭只好召见李涛,想用皇帝的权威压服这个带头的法官。可李涛自恃公义,毫不屈服,逐条逐款与皇帝展开辩论。后晋皇帝本来就不占理,更何况论对法律条文的熟悉,他也不是专业法官的对手,不一会儿便理屈词穷,只得气急败坏地命令李涛退下。但李涛毫不退缩,继续与皇帝硬顶。石敬瑭只好换了口气,用权大于法的理论给最终决定定调:“不管你怎么说,我已经答应过不让张彦泽死,岂能反悔?”李涛也不给皇帝留面子,直揭石敬瑭的软肋:“陛下答应过张彦泽不死,是不该反悔。但不知范延光被杀的时候,他的免死铁券在哪儿?”
被李涛直踩痛脚,石敬瑭又羞又怒,却无话可说。石敬瑭一甩衣袖,起身回后宫,这次当廷抗争就这样不了了之。在那一刻,李涛的强项不输于董宣,无奈他的对面不是光武帝,没能成就一段佳话。不过,石敬瑭至少也没因为李涛不留情面的顶撞而惩处他,守住了底线。数日后,张彦泽被石敬瑭任命为左龙武大将军,作为高级将领到京城禁军中上班。
通过这几个藩镇节度使的故事,大家对石敬瑭治下的后晋王朝是个什么样子,应该已有所了解。公平地说,作为皇帝,石敬瑭是比较俭朴的,“以
为衣,以麻为履”;石敬瑭也是比较仁厚的,除非造反,否则他几乎不会杀大臣,甚至该杀的都不杀;石敬瑭还多次下旨减轻百姓负担,但效果嘛,自然是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