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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敬瑭就在李从珂自焚的当天晚上，进入洛阳，暂住于自己的私宅。后唐驻京的全体禁军无一人反抗，全部归顺待罪。石敬瑭自然加以安抚。然后，石敬瑭命令刘知远负责京城治安，管理各军。刘知远令行禁止，让新、旧各部晋军各自回营，又将一路助战的契丹军全部迎进洛阳天宫寺，好酒好肉加以款待，避免他们出来“自己发财”。刘知远有管理才能，避免了军队一遇大乱便烧杀抢掠的现象。几天后，原本大量出城避难的洛阳百姓听说城中秩序井然，没有乱兵杀人抢劫，又纷纷回到城中恢复旧业。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涉险过关。李从珂死后第二天，洛阳的百官来朝见新君。身兼三司使的宰相张延朗赫然在列，石敬瑭勃然大怒，下令将其逮捕，暂时关押在御史台，吓得群臣连连叩头，感谢不杀之恩。
原来，张延朗在主管朝廷财政期间，力主削夺藩镇的财权，规定地方上的赋税收入大部分必须上缴朝廷，只有少量留给藩镇自用。而且，张延朗财税改革的主要试点，正是石敬瑭担任节度使的河东镇。另外，李崧、吕琦设计联络契丹，阻断石敬瑭后援的计划，张延朗也是积极的支持者。虽然以上两件事没有完全成功，但石敬瑭对张延朗恨之入骨。
闰十一月二十九日，石敬瑭下诏大赦天下，但有些人不在赦令之中，张延朗、刘延皓（李从珂妻刘皇后的弟弟，贪腐傲慢，曾任魏博节度使，激起兵变）、刘延朗（李从珂心腹旧臣之一，枢密副使，大肆索要贿赂、贪赃枉法）三人不容宽赦。另外，宰相马胤孙、枢密使房暠、宣徽使李专美、护国节度使韩昭胤（他们都是李从珂在凤翔时的旧人）等人罪行相对较轻，一并革职。
刘延皓和刘延朗，没有与张延朗一同被抓，因为他们已经逃走了，没去朝见。刘延皓逃到洛阳城南的龙门广化寺，藏了几天，见追捕他的风声越来越紧，寻思不可能逃掉，就找了一根绳子上吊自杀了。刘延朗出逃时，路过自己在洛阳的豪宅，看着带不走的荣华富贵，心痛地道：“我白白攒下三十万巨款存在这儿，不知将来会被谁拿了去！”可能是牵挂太重，跑得不够快，刘延朗还没逃进南山，就被追兵抓到，押回洛阳，与张延朗一并被斩。
刘延皓和刘延朗算得上奸臣，但张延朗不是。张延朗被杀后，石敬瑭想提拔一个精通财政的官员顶替他，一时竟找不到合适的人，这才后悔起来：唉，对于人才，不该轻易杀掉的。
不知是不是悔于杀张延朗的缘故，对于曾替李从珂设计对付自己的李崧和吕琦，石敬瑭要宽大得多。两个月后，这两名藏匿民间的大臣被找到，石敬瑭均不责备，还表示不会忘记李崧推荐自己出任河东节度使的恩情。然后，石敬瑭任命吕琦为秘书监，李崧为兵部侍郎并主管户部。
在朝廷之外，很多藩镇节帅也对这次改朝换代感到了危险，他们安全感的缺失，造成了更大的影响。
比如，在洛阳之南千里外的安州（今湖北安陆），有咱们的一位老熟人——安远节度使卢文进。卢文进听说石敬瑭进了洛阳，国号已经由“大唐”变成“大晋”后，感到后怕。他自然和后晋皇帝无怨无仇，但他曾经背叛中原投靠契丹人，之后又背叛契丹回归中原，一来一往，把后晋王朝的后台老板得罪狠了。从耶律德光杀光“契丹银鞍直”的事来看，咱们新皇帝的干爹，对背叛过他的人可是毫不手软的。
卢文进思来想去，决定早点儿逃亡，不去和张延朗他们“做伴”。好在安远镇紧挨吴国，逃跑比较容易。卢文进放弃职务，带着心腹亲军弃城而逃。路上每经过一座城池，卢文进都向守城将领说明自己逃亡的原因。卢文进在安远镇当节度使期间，颇有善政，声名不错，于是各城将领没有为难他，都与老长官叩头道别，送他们安全出境。而后，卢文进被吴国权臣徐知诰任命为宣润节度使、天雄统军。他在南唐低调做人，谦恭处事，八年后于金陵善终。
在李从珂还当皇帝的时候，如果给后唐藩镇节帅按资历、威望来排排名，那么，石敬瑭和赵德钧大概是并列第一，紧随二人之后的必然是范延光。现在石敬瑭升级当皇帝了，赵德钧被俘到了契丹，范延光自然就成了诸藩镇节帅中新的第一。他处于这样刺眼的位置，即使没发生什么事，也该轮到被重点猜忌和防范了，更何况在后晋建国时范延光是讨伐石敬瑭的大将之一，是唯一没被打败，保存实力全师而退的主将。因此，范延光是除了卢文进之外，对后晋朝建立最为不安的藩镇大帅。
由于地位更显赫，范延光的感觉还和卢文进不太一样。传说范延光还是一介平民的时候，找过一个姓张的算命先生看相，张先生对他的相貌啧啧称奇，称赞说：“你不是常人，将来一定会出将入相。”不知道在这位张先生口中曾经有多少人出将入相，幸运的是，这次让他蒙对了。范延光真的成了权势显赫的大人物后，特地派人找到张先生，请到身边当高参。
有一天，范延光做了一个噩梦，梦见有一条蛇从肚脐眼儿钻进他的肚子里。他吓醒后赶紧请张先生来释梦，看看主何吉凶。张先生口中自然是吉兆：“蛇就是龙啊，神龙附体，这是预兆大帅有帝王之命。”
如果换个年代，范延光未必敢信，但这些年变化太快了。庄宗皇帝失国，没有皇室血统的李嗣源成了明宗皇帝；明宗皇帝死后不久，没有明宗血统的李从珂又成了皇帝；李从珂还没有将皇座焐热，连养子身份都没有的石敬瑭也加冕成了新朝皇帝。昔日传说中神圣的皇统，惨遭现实一次又一次践踏，越来越不值钱了。既然当皇帝的底线已经降到石敬瑭这一级别，那我范延光有天子命，也是完全可能的吧？
于是，范延光率军撤回魏州（此时的魏州，被石敬瑭改了一个对后晋吉利的名字——广晋府）后，一面公开向石敬瑭呈递降表，表示臣服于新朝，一面又在暗地里联络藩镇，拉帮结伙，准备聚众起兵。
范延光认为最有可能拉为同伙的是成德留后秘琼。之前，在讨伐石敬瑭的战争打响前，成德节度使是董温琪，而秘琼是董温琪最信任的心腹，被提拔为牙内都虞候，掌管成德镇的军纪。后来，石敬瑭反叛，赵德钧以奉命出师为名，路过成德，合并了董温琪和他的军队，一同带去团柏谷，然后一同战败，一同当俘虏，一同被押往契丹。
秘琼惊喜地发现对他恩重如山的老长官回不来了，这个真小人，贪念顿起，翻脸快过翻书，立即发动了一次兵变，率兵冲进节度使府衙，残忍地将董温琪的家人全部杀光，埋进了一个大坑里。然后，秘琼心安理得地住进可能还飘荡着冤魂的董温琪的宅子，占有了董温琪的家产并自称留后，上表请求新皇帝石敬瑭批准。
范延光听到成德发生的事，觉得秘琼吃相这么难看，得到石敬瑭批准并顺利就任成德节度使的可能性不大，毕竟石敬瑭已经是皇帝，总得要张秉公执法的脸皮吧？
于是，范延光派人送密信给秘琼：别指望石敬瑭会让你当成德节度使，你只有跟我干，才有前途。秘琼收下了信，但什么表示也没有，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看来，他虽然有胆屠杀没有反抗能力的老长官家眷，但要真刀真枪地造反，心还是虚的。
石敬瑭果然不想让秘琼顺顺当当地当上节度使，他还想用成德节帅之位来犒赏他的一位开国功臣呢！石敬瑭随后下诏，任命在他起兵反叛时主动倒戈投靠的大将安重荣为成德节度使，原成德留后秘琼必须离开成德，改任齐州（今山东济南）防御使。
天福二年（937）正月二日，新的成德节度使安重荣来到镇州城外。安重荣是带着军队来的，不光有他本部的后晋军队，还有赵思温（与述律平抬杠，逼得契丹太后断腕的那位契丹汉将）统领的契丹军队，对董温琪当俘虏后实力大损的成德军构成了压倒性优势。
有了强大的武力做后盾，谈判就会变得比较容易。安重荣派了一名以口才著称的将领王景崇入城，劝说秘琼：你最好接受圣旨，乖乖去齐州上任，反正你已经发财了，去哪儿都不失为富家翁，如果抗拒，失去的就不仅仅是财富！
秘琼果然是个欺软怕硬的主儿，匆匆收拾细软，尽可能多地带上原属于老长官的财宝，听话地离开了镇州，前往齐州上任。秘琼的做法让范延光气不打一处来：这么快就认输啦？之前真是太高看他了！而且，谁知道他是不是正打算出卖自己，去“戴罪立功”？
想到这里，一股杀意从范延光的心头涌起。正好，秘琼去齐州要路过魏博的地盘，于是，等秘琼一行人途经贝州夏津县时，发生了一起精心策划的“意外”事件。事后范延光向石敬瑭奏报：贝州当地驻军与衙役在一次搜剿盗匪的执法行动中，发现有一伙可疑的人携带大量钱财过境，他们出于责任心上前阻拦，结果发生冲突，造成伤亡，据查，齐州防御使秘琼被误杀。
石敬瑭接到报告的反应是：哦，是误杀啊，既然不是故意的，那就这样吧，不用追究了。于是，人见人厌的秘琼，大快人心地踏上了前往地府的旅程。董温琪攒下的大批财宝，在秘琼的手中转了个圈儿，又流进了新主人范延光的口袋。
范延光确实需要钱，他此时开始扩编军队，打造武器，并把天雄镇所属的五个支州（贝、博、卫、澶、相）的刺史全部集合到了魏州（广晋府），防止将来起兵时这些人有二心。范延光想干什么，石敬瑭再清楚不过了。一次新的反叛，已经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了。
后晋朝廷此时财政困难，洛阳的国库早已空空如也，要供养大量的官员、驻军，已力不从心。面对以上两个挑战，石敬瑭的第一号心腹谋士，身兼同平章事与枢密使的桑维翰，提出了一个一石二鸟的建议——迁都。
桑维翰说：“汴梁北控燕赵，南通江淮，是中原最大的水陆要冲，那里漕运便利，物资丰富，能够极大缓解朝廷面临的经济困难。而且，范延光反心已露，从汴梁到广晋，相距不过十个驿站（约三百里），且有大运河直接相连，大道便捷，他一旦有什么异动，朝廷大军可立即兵临广晋城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扑灭！”
于是，三月十三日，石敬瑭下诏，强调了洛阳在漕运上的劣势和在经济上的困难后，宣布迁都汴梁。随着这道不起眼的避重就轻的诏书发下，洛阳，这座在中华文明史上唯一可以与长安并列的顶级古都，至此耗尽了王气，之后再也没有成为任何王朝的都城。
迁都的诏书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范延光，但范延光显然很清楚，这是冲着自己来的。不过，范延光运气不好，还没等完全做好起兵准备，就突然病了，多日卧床不起。他只能将军政大权交给心腹左都押牙孙锐。
有些时候，抬轿子的比坐轿子的还狠，比如在起兵问题上，孙锐就比他的范长官要积极。孙锐私下与澶州刺史冯晖商量之后，认为朝廷对天雄军不怀好意，他们不能坐以待毙，要力劝范大帅起兵。如果他不同意，就以武力逼他起兵。
范延光病还没治好，石敬瑭又刚刚加封他为临清郡王，这虽然不能证明皇帝的信任，但至少证明皇帝暂时不想和他撕破脸，因此他不打算马上起兵。但看到两个手下斗志昂扬，再加上张先生也说过他注定是要当天子的，那还有什么好怕的，于是，范延光改了主意，同意起兵，并将具体工作交给孙锐和冯晖负责。
六月十三日，义成节度使符彦饶向石敬瑭奏报，魏博方向有士兵叛逃滑州，说范延光正式起兵，前锋已至黄河北岸的黎阳，请求朝廷赶快发兵支援。石敬瑭马上命侍卫马军指挥使白奉进率骑兵一千五百人前往滑州，进驻黄河南岸白马渡，作为第一批先遣队支援符彦饶。然后，石敬瑭又接连调动洛阳巡检使张从宾、侍卫都指挥使杨光远、护圣都指挥使杜重威等，分别统兵北上，组成对范延光的讨伐大军。
在此介绍一下石敬瑭任命的这几位主将。
其中杨光远咱们很熟悉了。自从杀掉张敬达，率晋安守军投降后晋，杨光远觉得自己的形象受损了，想设法弥补，所以每次晋见石敬瑭时，都拧紧眉头，拉下嘴角，摆出一副遗恨千古的苦瓜脸。石敬瑭看到后，怀疑他嫌自己对他的封赏不满意，就派人私下询问。
杨光远就等着这一问，说了一番“肺腑之言”：“臣已经贵为将相，对荣华富贵哪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只是我一想到死得其所的张生铁，就感到自己太渺小了！只为救多数人的性命，就放弃了忠义的节操，每每想到这里，都十分惭愧，实在无法高兴起来。”石敬瑭听了这番表白，觉得杨光远能忍辱负重，是个忠义之臣，因此对他颇为信任，加以重用。
张从宾是李存勗时代的小校，在梁晋争战中从征有功，明宗末年刚刚以资历代替张希崇，升任朔方节度使。等石敬瑭进洛阳之后，张从宾急急入见，向新皇帝表忠心，石敬瑭大概为他表面上的殷勤所惑，为了西北边疆的安全，就将他留在洛阳任巡检使，让他的前任，在西北较有威望的张希崇再次出镇朔方。但张从宾其实是个霸道强横的人，觉得自己投机失算，蚀了本，怀恨在心，时不时还找机会发泄一下心中的邪火。
比如，石敬瑭迁都前的某一天，张从宾与一个朝廷官员在天津桥相遇，彼此的仪仗队挤在一起，谁也走不了。张从宾大发雷霆，竟将那位官员从轿子里揪了出来，扔下洛水。他后来奏报称该官员因酒醉失足落水。可惜这样明显的发泄不满没有引起石敬瑭的注意。不久，这个小小的疏忽就会让石敬瑭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杜重威是石敬瑭着意提拔的新人，此人没什么才华，也不曾有过什么功绩，论道德品质，较之杨光远或张从宾也毫无亮点。石敬瑭之所以特别看重他，打算重用他，仅仅是因为杜重威的妻子是石敬瑭的妹妹宋国大长公主。不过，杜重威将来是一个重要人物，他的故事还很长。
在这一轮军队调动中，还发生了一个对未来影响很大的小插曲。按计划，原属刘知远的一支军队要转拨给杨光远，这支军队中有个叫郭威的人。郭威在本系列图书中已是第三次出场，第一次是在十四年前集市杀恶屠，第二次是在十一年前小客栈内与柴家小姐喜结良缘。他接到调令，对朋友说：“杨光远为人奸诈，毫无英雄之气，我要跟着他，今后就废了！能识我用我的，只有刘公。”于是，郭威并不坐等命运的安排，赶紧去走了刘知远的门路，成功让刘知远将他留了下来。
且说晋军先锋白奉进一到白马渡，就向石敬瑭奏报说：“抓到一名叛军士兵，他供认范延光没有亲自来，领兵的是他手下的冯晖和孙锐。”
看到这份奏报，石敬瑭放心了，对左右说：“朕虽然寡德寡谋，但自问不比范延光差。范延光自己不来，只让冯晖、孙锐这两个成事不足的统军，他们早晚会被生擒，岂能抗拒朝廷大军？可以放心了，他们惹不出多大的祸。”随后，石敬瑭下令，讨伐范延光的各个将领，以杨光远为主帅，张从宾为副，以便统一指挥，又加派昭义节度使高行周的军队参战。
谁能想到，就像《三国演义》中曹操逃离赤壁后那句不吉利的口头禅，“我笑周瑜无谋，诸葛亮少智”，石敬瑭刚刚发表了不用把叛军放在眼里的必胜言论，他以为安全的地方就接连出事了。
范延光做了一件乍看很离谱的事，派人游说讨伐自己的大军副帅张从宾：不要为石敬瑭卖命了，和我一起造反吧！这次游说取得了让石敬瑭，甚至是范延光都没有想到的成果，早已心怀不满的张从宾，竟然没有一点儿犹豫，点火就着，立即率麾下全军反晋。
此时，张从宾所部刚行至河阳，就近袭击孟州（河阳镇总部）（今河南孟州）。时任河阳节度使不是别人，正是石敬瑭唯一的嫡子，最有可能继承皇位的人楚王石重信。石重信完全没想到会变生肘腋，手下带兵的河阳行军司马李彦珣又临时倒戈，投奔了叛军，他只能束手就擒。张从宾也真是狠，完全不给自己留余地，马上将石重信斩首。
然后，张从宾命张全义之子，上将军张继祚为河阳留后。这个当年因妻子受辱差点找朱温拼命的冲动青年，不知是因为上了年纪，对张从宾的要挟不敢不从，还是因为与范延光有旧交，怕受牵连（两种原因都有记载），反正是接受了任命，一脚踏上了贼船。
在河阳，还有一名失意政客胡饶加入了张从宾的叛军。胡饶原为后唐老将王建立的心腹幕僚，自认才高，一直想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当年王都叛乱时，胡饶就想鼓动王建立与王都联手，但未获成功。李从珂称帝后，胡饶被调到同州任节度副使，正使是咱们熟知的冯道。冯道对胡饶，不像大老粗王建立那样亲密。胡饶深感受到冷落，常常借酒闹事，跑到衙门的大门口指名道姓地骂冯道。冯道每次听到，都请他入内，好酒好菜招待一番，再送他回家。冯道身边的人都愤愤不平：“何必对这个酒疯子如此客气？”冯道淡然道：“如果他不行善事，上天自会给他报应，我有什么好生气的？”等张从宾起事，闲居河阳的胡饶觉得终于等到了自己施展才华的机会，主动请见，要为张从宾出谋划策。
不知是不是出于胡饶的主意，张从宾没有前往魏州与范延光会合，而是率军杀回洛阳。因为迁都工作还没有完成，大量官员的家属、宅第仍在洛阳，拿下此城，确有可能动摇后晋王朝的人心。原先驻防洛阳的军队，不是随石敬瑭迁都汴梁，就是随张从宾出征讨伐魏州，留在洛阳的兵力很少，于是，张从宾不费吹灰之力拿下了国家的故都。石敬瑭的另一个儿子，代理东都留守寿王石重乂，随即被斩杀。至此，石敬瑭还活着的儿子，只剩下尚是孩童的石重睿。
拿下洛阳的张从宾在城内作威作福，杀掉不肯屈服的留守判官李遐，取出左藏库的余财犒赏军队，另行任命原副留守张延播代理河南府事，然后率兵东进，准备先拿下汜水关（虎牢关），再杀向汴梁。
张从宾突然造反，连杀两位皇子的消息，传到了汴梁。石敬瑭急忙调整部署，原计划派去讨伐范延光的杜重威所部，迅速掉头向西，去对付张从宾。光靠杜重威不一定是张从宾的对手，于是石敬瑭又从护卫禁军中抽调五千人，由久经沙场的老将侯益率领，与杜重威合兵，协助杜重威指挥作战。然后，石敬瑭又让宣徽使刘处让从前方杨光远那里抽调一部分军队，参与讨伐张从宾。
这一道接一道的军队调令下发，传送命令和军报的使节往来不停，汴梁城内人心惶惶。随驾百官有担心妻儿的，有担心家产的，有担心皇帝撑不过这一关连累大家的，人人惊惧难安。这时，唯有身兼宰执的桑维翰镇定如常，不论在朝堂上定计决策，还是在私下待人接物，都非常从容。有他做出表率，显得形势还没那么糟糕，京城的人心才稍稍安定。
但紧接着又是一个坏消息传来，张从宾再一次击败了朝廷军队，斩巡检使宋廷浩，攻下了汜水关。从那里到汴梁，已是一马平川。这下子连石敬瑭都慌了，他赶紧命手下准备快马，打算抛下朝廷逃回老家太原避难。
桑维翰听到消息，急忙觐见皇帝。只见后晋皇帝毫无数日前的从容自信，已脱下皇袍，穿上戎装，即将出奔。桑维翰大惊，老大怎么能做这么愚蠢的事？现在胜负未定，天下人正坐在墙头，判断应该往哪边倒的时候，你就主动认输？说句难听的话，一旦离开汴梁，示弱于人，能不能活着走到太原都是个大问题。
桑维翰赶紧拦住石敬瑭，跪下苦苦劝阻：“叛军现在虽然声势浩大，但没有强有力的根基，势必不能坚持太久，陛下请再坚持一下，千万不要做出轻率的举动！”石敬瑭自身缺乏过人的胆略，但好在能听懂正确的建议，这才停止了逃跑的打算，从而也没有让他的后晋刷新王朝寿命的最短纪录。
再说范延光的煽动书信在张从宾身上收到奇效，如此成功的经验当然不能只用一回。于是，范延光派出了更多的密使，携带蜡丸密信前往各地，煽动那些可能对现状不满的军人、政客，起事响应自己，很快有了成效。
在许州，有盗墓贼温韬的三个儿子温延濬、温延沼、温延衮。自从父亲被明宗皇帝赐死以后，温家三兄弟在政治上压抑已久，愤懑难平，好容易等到有人想起他们，立即拿出家财，私下里招兵买马，悄悄聚集起一千多人，准备起事。
温延沼的女婿，右武卫上将军娄继英正在汴梁，护卫在石敬瑭身边，也参加了密谋。石敬瑭身边的右卫大将军尹晖，当初在凤翔城下倒戈，帮助李从珂得天下，从而得以高升。李从珂被石敬瑭干掉之后，尹晖这个前朝功臣时时担心遭到清算，所以也接受了范延光的鼓动，参与反晋密谋。
人多力量大，也意味着更容易暴露。计划还没有开始，反叛密谋便泄露了，娄继英和尹晖在第一时间逃出了汴梁。
尹晖想学习卢文进，去投奔吴国。但从汴梁到吴国，可比从安州去吴国远多了，尹晖走到半途，被追兵捕获斩杀。
相比之下，娄继英逃亡的目的地要近一些，他成功地逃到许州投奔岳父温延沼。这时，由于汴梁传来叛乱未遂的消息，忠武节度使苌从简马上在许州加强了戒备，每个关键地段都增派了军队把守。
温家三兄弟一看这情况，不敢按计划起事，可又怕夜长梦多，汴梁那边一追究，这边难免不暴露。温延濬和温延衮觉得，不如杀掉娄继英，来个大义灭亲，用他的人头来换取温家自保。但温延沼坚决反对：不是你们的女婿，你们灭什么亲？何况那样做也不见得能脱罪。
商量来商量去，温家三兄弟最后决定：乘着还没有暴露，与娄继英一起逃出许州，奔到洛阳，去投奔张从宾。不久，娄继英得知温家兄弟曾打算出卖自己，极为愤怒，便向张从宾诬告温家人有异心。于是，温韬的三个儿子全被张从宾抓了起来，一并斩首。不知那个时候温延沼是否后悔救女婿。早知如此，按另外两个兄弟的办法，可能不至于被“团灭”。
因为就在娄继英、尹晖的密谋泄露后，为防止人心浮动，石敬瑭仿效刘秀、曹操之故智，在第一时间下了一道诏书：“请大家注意范延光的阴谋，他正在故意伪造书信，诬陷朝廷忠良。今后凡捕获范延光密使或间谍者，获得赏赐，密使或间谍一律处死，他们携带的密信就地销毁，不用上报。”这道诏书是石敬瑭在范、张叛乱发生后做出的一个比较明智的举措，有温氏三兄弟的下场作为比对，不知有多少潜在的谋反者中止了冒险计划。不过，整体形势并未得到立竿见影的好转，后晋王朝就像风暴中的小舟，一个波浪迎面打来，就随时有倾覆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