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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述对新闻教育困境和新闻学知识体系的“盲区”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新闻理念、新闻职业规范、新闻生产的具体操作等新闻学知识是在行业变革中动态演进的，而且在知识迭代的同时更需关注的是生成这些知识的社会情境、学术思潮以及如何在更新这些知识的同时完善其背后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本书认为，未来的新闻学知识体系需要在问题意识、知识逻辑、知识类型、价值旨归这几方面有所推进，以便实现其在互联网环境下的迭代。
第一是要强化问题意识，通过问题意识的培养激发研究者的专业兴趣和思维深度。作为经验问题研究的新闻学科需要回答新闻业现象中的疑惑、矛盾特别是新闻实践中值得学理深究之处，形成学生认知新闻业的问题域和判别尺度，在提供分析思路和解释框架的过程中建立自身的学科底蕴。需要说明的是，新闻学的问题意识并不等同于简单地关注实践，现在部分课程热衷于对新的新闻现象的捕捉和应对，花费大量精力收集资料、展示案例、描述现实，却无法有效提升学生对新事物的认识能力和把握水平。作为一种因应职业化发展而建设起来的学科，新闻教育要观照现实，但更要有对新闻传播现象的洞察力和思考深度，否则难以超越成为职业教育的局限。
以假新闻为例，我们现有的新闻知识中主要是对假新闻的定义、种类、防治方式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评述，但这些具体的界定和措施是情境性很强的，假新闻也从最初的所谓“造假”的新闻演变为多种表现形态，更为重要的是假新闻的生成与传播对应着新的社会生活场景和社会意识、社会心理。今天我们再讨论假新闻这个议题的时候，不仅需要把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造假途径和事实核查的新方法、新机制归纳分析清楚，更要拓宽假新闻的分析视野，把在原有知识体系中主要从新闻生产环节和新闻职业规范的视野中看待假新闻拓展到在更开阔的社会环境中审视假新闻的生产、传播与社会后果。在技术层面，要看到UGC的兴起、社交媒体分享、算法个性化推送给假新闻的生成带来的新影响；在用户层面，要看到所谓“后真相”情境下情感认知与事实认知的交互；在媒体层面，要看到传媒业在困境中的转型和事实核查作为一种媒介创新途径正在发生的从理念到范畴的嬗变；在社会后果层面，还要看到假新闻不仅是一种对事实的认知活动，也是一种对现实的建构活动，要注意到公众赋权以后的社会话语权轮替和社会共识达成模式的变化。同时还要注意到围绕假新闻的职业话语和学术话语也在发生的转型，比如美国社会中频繁使用“Fake News”时的媒体-政治关系以及Fake News、Misinformation、Disinformation、Post Truth这些术语有所区别的适用对象。笔者在课堂上还会讨论到互联网“大V”治理、粉丝控评、浮生日记等与此有关的新现象，但引入这些的目的是锻炼学生的问题抽绎意识和在现象与理论之间建立关联的能力，如此可以实现学生的“沉浸式思考”，在课堂以外、学校以外遇到的新问题上逐步形成自己的分析和解释。
第二是要完善知识逻辑，要提升新闻学科的学术规范水平和逻辑自洽水平。新闻学尽管是偏向于应用性的学科，但是作为学习领域和学术领域就要讲学理、要有学术规范，要有逻辑自洽的意识和能力。新闻学的科学性长期以来处于争议之中，从知识体系的角度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未能有效地把新闻现象“问题化”“学理化”，无法超越实务工作提出有解释力和启发性的分析，另一方面则在于过度追求自身的完整和独特，不指涉具体的新闻现象，也不汲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常识，孤立地自话自说，成为一种既无法“烛照”新闻业也无法与人文社会科学“通约”的“玄学”。新闻学不能形成有效的知识体系乃至学术体系，不仅是课堂上学生不爱听不爱学，长远地看也无助于培养和增强学生的理论思维，因为其知识是碎片化的、弱联结的，对思维品质的培养作用有限。知识体系的核心在于其逻辑性，从概念、判断、关系等基本元素入手，构建知识与现实的互相参映，进而对现实提出理性的批判性的分析，提升人们对现实的认知和省思。如前文所述，新闻业和新闻传播现象是在历史发展中更迭的，新闻活动的主体在实践中丰富和改写着新闻的基本内涵，因而新闻学知识体系并不是静态的、单一的纯理论构建，而是蕴含了实践逻辑、历史逻辑、形式逻辑等不同面向的生动形态。完善新闻学的知识逻辑，核心在于讲道理，让人觉得对新闻传播现象的研究言之有据、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能够自圆其说。
需要注意的是，新闻传播业的理念、模式与特定的政治体制和历史阶段相适应，各个时期的政治制度、政党理念、政策文件与新闻职业有诸多联系，但这不意味着仅用政策文件就能去架构新闻学的知识体系、话语体系乃至学术体系，政策文件是新闻研究的对象而不是新闻学知识本身，照搬照用各时期的文件政策来解释新闻现象、建构新闻学说，无助于提升新闻学的逻辑性，反而可能带来很多人为制造的自相矛盾之处。我们从事新闻知识体系的建构，尤其应历史地、辩证地梳理和辨析中西之间以及我国近现代以来不同时期的新闻观念、制度、模式、文本等方面的异同，不能把对学术研究的探索混同于对文件政策的解读和宣传，那样很难提出富有创新意义的新闻学理分析，也无助于提升“理论自信”。
第三是要平衡知识类型，充实经验性的知识、夯实新闻学知识的立论基础。迭代知识体系需要回答一个基础问题：新闻学知识应该从哪里来？我们有两种基本的路径，一种是规范性的路径，一种是经验性的路径。目前我们的新闻学知识体系是以规范性知识为主的，且这些规范性知识的基本框架源自西方的新闻学，因此在分析和解释中国的新闻业现象特别是互联网环境下的新闻传播实践时有较为明显的不合理之处。我们要提升新闻学对现实的解释力就需要在规范（应然）话语的基础上夯实经验（实然）话语，对于当下在社会转型和技术创新中经历剧烈变革的新闻业，首要的任务是运用科学有效的方法调查其运行机制并通过概念、判断、模式等理论构念来归纳其规律、特征，然后再在规范性层面进行价值判断和讨论。
近年来国内外对于互联网新闻业的研究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实证研究成果，既有新议题和新结论，如数据新闻的生产模式、编辑部对于网络分析（web ana-lytics）的采纳、新闻算法对公共议题的认知影响等，也有对既有知识的检验和更新，如对新闻价值内涵变化的测定、受众在社交媒体环境下对新闻真实的感知、新兴媒体中记者对职业角色扮演（role performance）的认识与实践等等，遗憾的是这些经验性知识在主要的新闻学教材中鲜有踪迹，这类对新闻学知识体系的论述依然是以规范性文献为主要基础的。比如对于新闻判断和新闻价值，我们通行的教材一般都是从抽象层面谈起其重要性，再示以具体的案例进行说明，但是对于新闻的时新、重要、反常等维度最初是如何被发掘和测量出来的，为何是这些维度构成了新闻价值的主要方面而不是其他维度，互联网环境下这些维度的重要性有何更替、新的新闻价值维度是哪些等等都是语焉不详的，事实上这些基本维度被纳入新闻学知识中都是从经验研究开始的，并且一代又一代的经验研究在完善或重写这个命题的基本结论，正如对于把关人和议程设置的研究，至今也仍在发展之中。新闻学知识中对其发展脉络、主要结论、方法论和局限性等没有梳理和解读，就无法呈现有机和立体的知识体系，没有这些经验研究作为立论基础，新闻学知识容易形成“随意得出结论”的形象，学生也不能很好地辨识在不同情境下新闻研究基本问题的变与不变。如果新闻学的知识来源仅仅是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如果新闻学知识的生产方式主要是依靠理论演绎和逻辑推导，那么新闻学知识体系就难免呈现呆板、陈旧、难以取信于人的面貌。
第四是要明确价值旨归，新闻学要立足中国现实开展学理建设。我国的新闻学学科在升级转型中要突破原有的“内卷化”“同质化”的倾向，就需要扩大其知识来源，一方面是加强与世界新闻业和国际上新闻学术的对话，另一方面是加强与中国新闻实践的结合。前者是解决学术共识问题，汲取、借鉴带有共同意义的有益经验。只有在历史时空的坐标上和跨国跨地域比较的视野中，才能培养新一代学生在新闻领域的立体化的价值观而非简单说教造成的刻板认识。后者是解决学术旨归问题。新闻学是因应一个职业而发展起来的学科，这种知识生产路径决定了其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建造“空中楼阁”的理论赏玩领域，它不同于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价值定位。即使新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在发生变化，不再是单纯围绕主流媒体机构的新闻生产而展开，但其重要职责仍然是描述、分析与洞察我们身边的新闻传播现象。新闻学的升级与改造需要关注信息技术带来的新问题和催生的新方法，更需要以研究与解决中国问题、解释与阐述中国情境为导向，进而为新闻业的多样化和新闻研究的多元化提供可能的方案。但是研究中国问题和解释中国特色不是卡拉OK、自娱自乐，搭建新闻学知识体系的最终目标是为了让学者和从业者都能在相对抽象的层面上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作为世界新闻业一部分的中国新闻业。因此，笔者提出的新闻学知识体系迭代也就有了一些基于中国场景的研究问题域：
例如：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学理支撑点有哪些，这些支撑点在互联网环境下如何改变或不变，如何在这些点上与当今世界主要国家的新闻研究进行异同比较？在此比较基础上，如何在新闻生产、受众观、舆论形成、社会认同等基本议题上挖掘和探讨中国新闻业中具有与西方新闻学说“功能等价性”的基础概念？如何从社会转型看待中国特色的新闻业，中国新闻业的体制和运行机制与诸如金砖国家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差异在哪里？在媒介变革环境下，新闻业的职业化进程何处进何处退，职业边界与职业权威如何重构，其与国家、社会、市场、技术、公众等领域的规范性关系应该如何建构？数据、平台、算法等互联网要素引发的中国新闻业转型在哪些层面是世界性的“先行先试”，如何将用户控评、新闻反转、原生内容、自媒体洗稿等新媒体新闻现象转换为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实践”（practice）进行分析，中国的互联网新闻生态可能提供哪些先导性、前摄性的职业理念和规范以供分析整体意义上的数字新闻业时作为参照？
我们对于新闻学学科建设和新闻学学术发展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其中对新闻学的一些乐观看法带有美好的期待和愿景，但是如果我们把新闻学看作是一套知识体系、一种研究领域，就必须从知识社会学的意义上关注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时代在变，新闻业在变，但新闻学的知识体系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不意味着它没有问题，只是我们缺少一个时机去进行比较系统的清理和检视，去锚定新闻学的逻辑起点、探究方式、分析对象及议题，看看到底有哪些变与不变。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就是这样一个时机，新闻理论中的问题集中地爆发了出来，这是艰难的时刻，但这一时刻也有它的价值，那就是促使我们去正视问题、解决问题。
互联网并不仅是一种新的传播介质和媒介形态，其对新闻业的影响是系统性的。互联网环境下新闻业有了不少新现象，诸如新闻理念从新闻客观性到新闻透明性、新闻功能从专业独白到促进对话、新闻内容从机构型媒体主导到社会多元供给、新闻生产从新闻生产常规延伸的新闻价值判断到聚合平台基于算法的智能推荐等等，新闻业正在发生的这些变化与历史上信息生产从教廷到印刷所的扩散、从政党报刊到商业报刊的转变等现象有同等重要的研究意义。我们今天看到的新闻业无论在职业理念、生产模式、商业形态还是社会角色方面并不是历史上一直如此，同样，未来新闻业也不会是当下状况的线性延展。提出建设互联网新闻学，其使命不是直接预测未来，而是对互联网环境下新闻业的剧变提供理性的描摹和分析，并且在历史与现实、现实与未来之间建立某种逻辑关联，这就是其对新闻学知识体系进行激活的核心意义所在。
白红义，2014.新闻权威、职业偶像与集体记忆的建构：报人江艺平退休的纪念话语研究［J］.国际新闻界，36（6）：46-60.
陈楚洁，2018a.“从前有一个记者，后来他去创业了”：媒体创业叙事与创业者认同建构［J］.新闻记者，（3）：4-22.
陈楚洁，2018b.意义、新闻权威与文化结构：新闻业研究的文化-社会路径［J］.新闻记者，（8）：46-61.
丁方舟，2019.马特·卡尔森.元新闻话语与新闻社会学研究的文化路径：卡尔森《元新闻话语与新闻业的意义：定义管理、边界工作与正当化》译评［J］.新闻记者，（8）：74-81.
李红涛，2016.“点燃理想的日子”：新闻界怀旧中的“黄金时代”神话［J］.国际新闻界，38（5）：6-30.
李莉，胡冯彬，2015.新闻业的黄昏还是黎明？：罗伯特·皮卡德谈变化中的新闻生态系统［J］.新闻记者，（3）：13-19.
陆晔，周睿鸣，2016.“液态”的新闻业：新传播形态与新闻专业主义再思考：以澎湃新闻“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故报道为个案［J］.新闻与传播研究，23（7）：24-46，126-127.
潘忠党，2018.在“后真相”喧嚣下新闻业的坚持：一个以“副文本”为修辞的视角［J］.新闻记者，（5）：4-16.
单波，林莉，2016.比较新闻学的新问题与新方法［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9（4）：76-83.
陶文静，2017.结盟、重组、民主功能坚守：欧美数字新闻创业机构研究中的专业建构转向［J］.新闻记者，（9）：53-64.
王斌，程思琪，2018.反推式变革：数字环境中的新闻消费特点和转型路径［J］.编辑之友，（12）：65-74.
王斌，李岸东，2018.隐蔽的“深后台”：开放式新闻生产中的传受关系：以《中国青年》对卓伟的报道为个案［J］.国际新闻界，40（4）：144-161.
王斌，李峰，2015.平台型媒体的运营模式分析：以新闻聚合网站BuzzFeed为例［J］.新闻战线，（15）：52-55.
王斌，翁宇君，2016.中国新闻改革中的“嵌入”与“脱嵌”关系［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9（6）：36-42.
谢静，2016.微信新闻：一个交往生成观的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3（4）：10-28，126.
张涛甫，2015.新闻传播学：话语生产与话语权力［J］.全球传媒学刊，2（3）：18-25.
张志安，甘晨，2014.作为社会史与新闻史双重叙事者的阐释社群：中国新闻界对孙志刚事件的集体记忆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1（1）：55-77，127.
张志安，汤敏，2018.新新闻生态系统：中国新闻业的新行动者与结构重塑［J］.新闻与写作，（3）：56-65.
周葆华，2013.从“后台”到“前台”：新媒体技术环境下新闻业的“可视化”［J］.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25）：35-71.
周睿鸣，2019.“转型”：观念的形成、元话语重构与新闻业变迁：对“澎湃新闻”的案例研究［J］.国际新闻界，41（3）：55-72.
CAPLE H，BEDNAREK M，2016.Rethinking news values：What a discursive ap-proach can tell us about the construction of news discourse and news photography［J］.Jour-nalism，17（4）：435-455.
COULDRY N，2004.Theorising media as practice［J］.Social semiotics，14（2）：115-132.
COULDRY N，2011.More sociology，more culture，more politics：or，a modest pro-posal for‘convergence’studies［J］.Cultural studies，25（4-5）：487-501.
NEWMAN N，2016.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Journalism，media and technology prediction 2016［R／OL］.［2019-03-04］.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sites／default／files／2017-06／Journalism% 2C% 20media% 20and% 20technology% 20predictions% 202016.pdf.
WITSCHGE T，HARBERS F，2018.Journalism as practice［M］／／T.P.Vos（Ed.），Journalism.Berlin：De Gruyter Mouton：105-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