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是信息技术深入发展与应用的重要地域，中国新闻业正在新媒体技术的渗透下在新闻生产、分发、消费等诸多方面发生深刻嬗变，在此背景下新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理念、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等都在随之而变。近年来，“互联网新闻学”“数字新闻学”“用户新闻学”“算法新闻学”等新的领域兴起，激活了新闻研究的理论体系，物质性、可供性、情感转向、关系转向等新视角的引入给新闻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议题，也对新闻学的学术话语体系起到了推动创新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既需要拓展新闻学研究的“增量”，也需要迭代新闻学研究的“存量”，也即在引入全新视野和话题的同时还应该检视新闻学原有的学术逻辑和学术生产模式，考察其是否有必要发生转变以及发生何种转变，由此才能实现新闻学作为一个学科在整体意义上的创新发展。本书即是从新闻研究的本体论转换出发，对于其带来的理论前提拓展和核心任务重构等连带反应做一个初步探讨，以展示新闻研究在新媒体时代面临的系统性变革。

一、如何看：我们对新闻研究变革的基本认识

在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各个学科领域都处于不同程度的变革之中，要找到新闻学的创新发展路径，首先需要对新闻学所处的方位有一个基本的廓清。

第一，新闻学发生的变革并非是全新的，而是新闻业与社会环境不断深入交互引发的持续震荡。新闻研究在发源期是为了归纳和解释当时新闻业的实践，其发展历程显示出该学科对新闻业有显著的路径依赖效应。当新媒体技术可以给社会机构赋能、给公众赋权以后，原来由职业媒体主导的新闻业变为参与性的、扩散了的、网络化的互联网新闻业，新闻学的视野也从职业化媒体转向更为多元的行动主体，新闻研究中的诸多核心命题如新闻价值、新闻真实、新闻专业性、新闻职业权威与边界等都在被改写内涵。技术因素成为当前新闻业的核心变量，但新闻学研究的变革并不是只为了研究新兴技术在新闻传播中的使用，而是依然需要把技术嵌入在更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系统中去考察新闻传播现象，依然要遵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和理论旨趣，唯此才能避免新闻学研究的创新走向单纯对新技术的关注。

第二，如何看待新闻研究的变革，需要从表层的观点争鸣推及更为深层的认识论差异。与传统模式的新闻业正处于衰落之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新闻学危机与创新的学术话语近年来呈现激增状态，新闻研究在整个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中的活跃度不降反升，但讨论新闻学新特征、新方向的逻辑理路较为繁杂，指向完全不同的层面，在关注这些话语所表达的观点时，更需要分析其背后的学术语境。比如在国内学界讨论较为热烈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和建设性新闻，大量研究是在描述新闻业态变化和分析操作流程，在其职业理念、社会思潮和学理脉络方面进行的开掘较为有限。事实上，这些新话题不应只是涉及对传媒业某种创新趋势的关注，对其讨论的多样性和深度也体现出研究者对“社会治理”语境下媒体与政府及公众关系的认知方位差异，对其持推崇、审慎、疑惑甚至批判性的研究立场也反映了对新闻学研究本身的认识论多样性。互联网带来的是新闻业底层运作逻辑的触动，对于新闻研究来讲也需要有相应的认识论的跃迁。在建构新闻学面向互联网时代的新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对于学术脉络、学术语境、学术内在逻辑的辨识与梳理如果不够自觉，可能我们提供的依然是“显性知识”和“表层知识”。

第三，如何实现新闻研究的变革，学者们正在逐步展开对多种路径的分析，但对于讨论的逻辑起点尚没有较为明晰的共识。当新闻实践发生巨大变化时，如果原有的理论、方法与知识体系无法通过局部修订实现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回应，意味着这个领域需要有新的研究范式的出现。范式创新带来的变革是系统性的，首要的就是突破对已有学科场域、理论资源和知识储备的依赖。至于具体的突破点和突破路径从哪里入手，学者们关注新闻机构、新闻用户、新闻平台等不同方面的具体问题，也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建议和策略，特别是近年来出现了一批理论视角新颖的新闻学实证研究，展示了切入变革中的新闻业所包容的多种可能性。但是从整体上看，新闻学研究的创新之路还没有明确的、系统性的考量，学术界的共同目标是什么、有哪些重要的研究任务、如何进行优先级的安排、不同路径的通约性如何发掘，以及各自的异质性如何互鉴等等，都缺乏充分的探讨。诚然，学术创新究其特质来说是一种自发自为的涌现而非人为的规划设计，但是如果在认识上缺乏对学科走向和研究范式的自觉性，可能就会阻滞新闻研究创新开展的水准、层次和成效。

二、如何想：互联网情境下的新闻学本体论

在逻辑起点上来看，对于新闻学这门因应新闻业发展而兴起与演化的学科，其创新任务首要的就是建立互联网时代新闻传播的本体论，确立新社会环境、新技术条件下新闻学的研究范围和理论范畴。基本范畴对于学科的建立、成熟与完善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确定性作用。要建立中国新闻学知识的自主性，首先需要对本体问题进行充分的识别、厘清和“深描”。尽管当前人们对于新闻和新闻业的理解和界定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新闻学侧重于应用性对象领域的学科底色没有发生根本动摇。

新闻研究首要关注的是新闻业本身，新闻学的首要任务是考察、分析与解决中国新闻业的现实问题，去解释与阐述中国新闻传播的现实情境与运行特征，以此为基础再去开拓延伸性的议题和进行理论建构。目前的新闻学知识体系杂糅而且扁平化，学科的主体性体现不足，学术话语过于抽象，缺乏本学科特有的概念与命题等等，这些都与新闻学远离了新闻实践特别是当下深刻变革的互联网新闻业实践这潭“活水”有关。新媒体时代的新闻学要想焕发活力，必须重新回到新闻学的本体也即再次嵌入到复杂生动的新闻实践，与当下新闻业本身的现象、问题、机制、影响等进行再度连接，从中提炼和转化学术研究问题。

面对蓬勃发展的技术和技术催化下的新闻传播，我们当然可以着力于用全新的理论、概念和逻辑去架构一整套新的知识，但我想强调的是，重返新闻学的本体论，通过反思与延展既有研究对象亦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新闻传播的数字化现实。经典新闻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是新闻事实，把事实和报道作为理论前提，由此延伸确立出一系列新闻学的问题域，如新闻价值、客观性、真实性等等。在互联网环境下，新闻学的研究范围应当注意合理拓展，既包括新闻事实，也包括围绕新闻事实展开的新闻活动情境，从关注抽象化的新闻事实到关注新闻借由互联网的链接、联通和参与所勾连的日常生活。

譬如，在新冠疫情的特殊背景之下，我们既可以看到新闻作为一种知识和作为一种交往途径对社会各界的联结作用和塑造认同的潜质，同时也会发现重大新闻事件在社会人群中传播的碎片化现实，以及部分公众对公共事件的明显的认知盲区。尽管在这样的特殊议题下，主流媒体与自媒体、平台媒体、机关媒体等在一些报道主题上实现了难得的“同频共振”，但是无论新闻生产的多元主体如何去运作及协作，我们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基本事实：在新闻传播的最后一公里，反映在新闻接收者一端的实际情形是人们在移动化和社交化的环境下接触新闻的时候融入了很多情境性因素，当把家庭聊天、朋友分享以及个人起居娱乐、情绪氛围等因素带入新闻接触时，媒体的议题设置和铺垫效应（priming）、框选效果（framing）都被极大地稀释和降解了。这些偶遇式的情境因素对互联网用户对一个公共事件的全面认知产生了复杂的、中介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新媒体环境下，由于新闻分发的多样化和各种要素的耦合，使得人和新闻之间的接触点与接触模式有了更多的随机性可能。因此，传统的新闻研究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关于接收效果以及新闻的社会影响的知识，可能都要有所反思和调适。这就像多米诺骨牌的第一环，媒介接触的方式、接触到的信息量以及接触到的信息分布都发生变化以后，很多结论要做相应的重新验证和讨论，由此才能产生新知。

在前互联网时代，情境因素也是存在的，但是研究者可以简化甚至淡化这些存在，把受众的媒介接触看作是比较有目的、有规律、可清晰描摹的行为。互联网带来的连通性和参与性使得传播中的偶然性因素增多，多种情境彼此的影响能够发生，或者说情境的丰富度和可见度在提升，体现得更充分、更可感可知。因此，我们面对的最重要本体之一“新闻事实”已经不仅是一个客观存在对象，而成为被中介的事实、被情境化的事实。这时候，我们就要反思和调整原来的研究路径与研究策略，以适应互联网时代新闻业发展中对于情境的凸显，要考虑如何察觉、识别、分析、理解与解释这些互联网新闻传播中的情境因素，要考虑把情境因素带进来后将会使原有的理论体系和基本命题产生什么样的连锁反应，这就是从本体出发给学术研究带来的“起底”式的重思效应。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提出了互联网新闻学这个概念（对其解释详见本书第一章）。需要说明的是，它指向的不只是通过互联网媒介而传播的新闻现象，而是侧重于关注新闻学核心议题在互联网情境下的迭代和拓展，实质上讨论的是互联网时代的新闻研究、互联网情境下新闻学整体性的新面貌。这涉及对于互联网的理解：在现时代，互联网不仅是一种传播媒介，也不仅是一种技术手段，更是一个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架构、生产与再生产的组织方式，是对既有的社会关系、社会格局、社会资源和社会观念具有重构性的力量。截至2022年底，我国网民规模已达10.6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5.6%，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7.83亿，占网民整体的73.4%，互联网逻辑已经全面渗透到政治、商业、娱乐、人际沟通等方方面面，在这样的场景中，我们的新闻传播活动置于互联网语法、互联网思维、互联网生态之中运行。这样一来，新闻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使用一些挪用的抽象概念来归纳总结新闻业务工作的学术模式也需要与时俱进。如何洞察和认识当下正在高速演化的新闻实践，从其复杂情境中提炼和转化学术研究问题，是新闻学实现创新发展的关键工作。

当然，对于新闻学的新面貌，学者们会有不同的理解，对学术表述和推进策略也会有不同的偏好，这也说明大家审视和观察新闻学未来发展时在关注点和立足点上的多样性。本书使用互联网新闻学这一表述有两方面考量。第一是考虑到讨论新媒体时代社会现实时人们的惯用法。比如在法律、金融等领域有互联网法学、互联网金融等类似表述。尽管互联网时代的具体技术不断革新，从早期的web 1.0门户网站到现今的区块链、元宇宙，但现实中新闻业与技术的融合是分散式、差异化存在的，并非所有新闻产品和新闻业态都嵌入了最新的数字化技术，也不是所有新闻内容都已置于人工智能和算法推送之下，新闻用户、媒体机构和传媒管理制度在不同面向有不同序列和不同程度的互联网化，只讨论智能化或数字性并不能涵盖中国新闻业的现实，因此使用互联网新闻学更具有包容性，也与本书意在讨论作为整体的新闻学这一主旨更为相符。第二是考虑到借鉴国外学术语汇时的中国语境。新闻学在欧美国家和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有所区别，其学科建制化程度也不同，学界面临的具体问题有共通之处但讨论问题的原委却不尽相同，在对于新闻学的变革上面也体现出视野和进路的差异。国际上的新闻传播学知名刊物组织了多次关于新闻研究的专题研讨，但对新媒体与新闻研究的关系尚未形成共识。即使对于近年来热议的数字新闻（digital journalism），欧美学者们在一些基本面向上也尚无定论，我们从大量的实证文献中可以看到的是南美、非洲、东亚等地既有新闻业在理念和运作机制上的异质性在互联网时代的进一步彰显，可谓“同一个问题，不同的声音”。国际学界对于新闻研究如何变革的认识分歧也是在其与中国不同的社会文化及学术设定中展开的。简言之，国际上兴起的“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和基于中国新闻业发展现实及中国新闻学体系创新所进行的新闻学研究既有共同点又不完全对等。在持续跟踪国际学术动态十年后，笔者使用了“互联网新闻学”这一更具有涵盖力和对话性、更贴近中国新闻传播现实的表述。

当前，新闻学学术创新的话语较为繁杂，尽管各种话语看起来较为离散，但是在笔者看来这也反映出新闻学研究内在的活力得以焕发，并且其内核在稳步聚焦，主要的研究力量能够有效对话乃至协作。一方面，学界目前对于新闻学应发生整体性的创新已有相当共识，所以这些学术称谓并没有带来学术交流上的隔阂；另一方面，鉴于目前在新媒体环境中新闻学的经验研究蓬勃发展，林林总总的学术发现尚需要进一步概念化、学理化、系统化，在对话中构建知识体系，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远远大于对于某个学术术语本身的选用和辨析。因此，不论使用哪种术语，更关键的是在新术语之下具体研究了什么和如何研究的，也就是如何做的问题。

三、如何做：本书的研究思路与内容构成

第一，本书的核心立意是系统考察新闻学的核心议题在新媒体时代的变与不变，在厘清经验事实的基础上搭建三重对话关系。第一重关系是新闻实践与新闻研究之间的对话关系。工业时代形成的有规律可循的现代新闻业正成为一种变动不居的实践谱系，在与社会、技术、文化等多重环境不断进行交互并实现自我迭代，我们需要考察新闻实践变革给学术研究提出了什么样的经验基础和理论命题。第二重关系是互联网时代的新闻研究与经典新闻学知识体系之间的对话。尽管经典新闻学本身在逻辑体系、知识密度、范式方法等方面还不够完备，但自从大学建立新闻院系开展专门化的研究以来，其历经百余年发展已经可以提供一个参照系，我们需要分析二者之间的延续与变革分别发生在哪些议题、哪些范畴、哪些节点，判别学科变革的程度、性质和趋势。第三重关系是国际研究视野和中国实际情境之间的对话关系。21世纪以来，国际学界的新闻研究在整个媒介与传播领域中迸发活力，学会、学刊、学者、论著不断推新，但其问题域和学术旨趣与中国新闻业、中国新闻学并不完全一致，我们既要关注国际上的新概念、新视角、新方法，同时更要细究中国的互联网场域中新闻业的新形态、新机制、新社会影响。本书在研究中特别注意特定议题在中国的实践情况，让一些新概念和新话题能在中国情境中落地讨论。

第二，本书的基本思路是从本体论意义上梳理和架构新闻学在新时代的基本范畴。也即从互联网时代中国新闻传播的现实场景入手，厘清本体层面的一些基本事实，系统梳理新闻学已有的研究对象，如新闻从业者、新闻机构、新闻用户、新闻职业理念、新闻生产等在互联网时代发生了哪些基础性变化，延伸出哪些新内涵或新话题，对原有新闻学理论知识如何进行调适或建立新的知识。这一思路比较简朴，并没有“新瓶装新酒”，就新而言新，背后的道理也很简单：任何学术研究都是在有限时空、有限目标之下的有限任务，面对新闻学知识体系重构这样的宏大任务更需要有设计、有步骤地逐渐推进。笔者认为，新闻学的一个“美丽新世界”或许是存在的，但它不是推演出来的，更不是憧憬出来的，而是从现存世界演化而成的。探讨互联网时代的新闻学，其基本逻辑路线应当是首先全面系统梳理互联网环境下新闻实践的基本原则、原理、方式方法，然后深入分析新闻传播现实给新闻学基本命题带来的新内涵和新挑战，再者充实和完善新闻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最后才有望初步搭建基于新社会环境和新技术条件的新闻学知识体系纲要。

既然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学者们关注的侧重点和安排的任务优先级自然有所不同。第一步是考察存量变革，处理与原有新闻学相关的问题；第二步是考察增量变革，考察新技术条件下产生的全新问题，这两步基本完成以后可以产生本体论层面的一些积累和共识；第三步是在统合视野中考察作为一个整体的新的新闻学其研究对象、理论命题、概念与范畴、视角与方法等方面的系统性的内涵，这一步最值得期待的成果是新闻学的认识论更新。本书的主要工作是探讨了第一步任务，以及第二步任务的一部分。当然，这些研究任务实际上是交织发生的，并且互相制约和影响。本书的思路着眼于可行性，在对未来新闻学和未来新闻业抱有想象力的同时，先从实质性的可捕捉可分析的实然层面入手开展工作。正如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指出的，“定义与意义分析并不占一个特殊的地位：定义只是建立理论的一般结构的一个手段，一旦整个结构设计出来，定义就失去其突出地位，它们随理论本身的兴衰而兴衰”。

第三，本书的分析框架是将互联网新闻学的本体范畴分为三个层次：作为文本的新闻、作为行业的新闻、作为社会系统的新闻。其中的每个分析层次又包含多种研究单元。作为文本的新闻相对聚焦微观方面，指涉新闻作品、新闻产品，在本书中重点从其生产、分发和消费这三个单元来考察。作为行业的新闻相对聚焦中观方面，指涉新闻机构及其运营、新闻人及其理念，在本书中重点从新闻职业理念和新闻业新业态这两个单元来考察。作为社会系统的新闻聚焦宏观方面，指涉新闻体制和制度，在本书中重点从数字化技术引发的新闻运行体系创新来考察。这三个层次之间互相关联，每一个层次内部的单元之间也互相关联，并且，不同层次和不同单元的具体议题都内蕴着自身独有的学术脉络、传媒现实和变革趋势，也都嵌套着适用于该议题、该单元、该层次的理论视角和认识论方法论，由此，研究层次和研究单元及其分析视角和认识论方法论构成了既分立又关联的新闻学研究议程。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将研究议程中的议题和议题产生的情境同等重视对待，既分析学术问题本身或实践当中出现的新现象本身，同时也分析学术问题的理论脉络或实践问题的现实场景，把历史的、场域的、生态的意涵落实在分析当中。

第四，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从基本范畴和中国情境两个维度探讨互联网时代新闻学本体论。其一，所谓“基本范畴”，是说这些议题是基础的，无法回避的，不论在何种新闻业态和新闻学术中都是应该直面的基底问题。同时，也意味着它们是开放的，在未来的新闻学研究中会有新的内容和新的内涵。本书所讨论的只是一些范例性的议题，并非基本问题的全部内容和对其回答的所有答案。基本范畴内各层次各单元的研究进展和成果分布也不均衡，主流媒体转型是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社会公众都关注的问题，业界学界在新闻生产和新闻业态方面投入较多精力，也富集了较多成果，而关于新闻用户的研究则滞后于现实发展。事实上，笔者关于新闻价值、新闻使用、新闻体制的研究还在进行中，这些内容还不成熟，因而没有全部纳入本书中。其二，所谓“中国情境”，是指这些议题在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中和中国新闻业历史脉络中的方位，其在当下所呈现出的面貌，以及其具体的动因和机理。新闻编辑部如何看待和采纳数据分析、算法分发是否导致个体认知窄化、传受关系如何影响新闻真实、平台媒体和传统媒体如何双向融合等问题虽然是国际性的新闻业症候和新闻研究热点问题，但是国外学者的概念和话语并不能代替我们对中国现实的实证分析。英文刊物中的新文献具有很好的启发性，但是不必然对中国新闻传播有良好的解释力，更进一步说，在中国，互联网深入影响新闻生产分发乃至舆论生成及社会认同的程度和范围远超过多数国家与地区。可以说，我们研究的不仅是“中国问题”，而且也是世界问题，中国的互联网新闻业不应被只从“世界例外”来审视，更应从“世界的一部分”来考察。当然，本书对于中国情境的开掘也是初步的，并没有对这些方面都做出同等程度的刻画，这也正是本书作为一种探索性、框架性成果的不足。这一思路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还需要在后续研究中继续检验和完善。

第五，本书的工作基础包括几年来在专业媒体与新媒体机构大量调研得到的一手资料，对传媒从业者和新闻用户的访谈，对互联网新闻作品／产品的分析，以及国内外学术刊物和会议中发表的学界前沿文献。作者在前期调研和分析的对象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新京报》、澎湃新闻、腾讯网、今日头条、海淀融媒等多种类型的媒体机构，还赴美国走访了包括彭博社和Politico在内的十几家传统媒体及原生网络传媒，了解其数字化转型和运营实践，这些经历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可靠的经验基础。在笔者参与筹办新媒体创新案例推选活动、参加互联网新闻传播作品评鉴、组织互联网新闻学相关会议等过程中，业界学界的朋友们分享了来自一线的真知灼见，给了本书写作不少启发与印证。

笔者从2013年开始着手更新新闻学的教学内容，2014年开始追踪国际上新闻研究的新动向，十年来持续思考新的新闻业新在哪里、新的新闻学新在哪里、经典的新闻学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学术体系与新的新闻实践及新闻研究应该如何对话等这几个“大问题”，自己能提供的答案也一直在变化，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对于解答这些问题所面临的高度不确定性，我想可能是源于这个领域的特质。与其他较为成熟的学科领域不同的是，经典新闻学的知识逻辑尚未充分建立，而互联网新闻学遵循的是迭代逻辑，也即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孕育于实践问题之中，问题演化的复杂性决定着知识生产的面貌和走向。换言之，从经典新闻学到互联网新闻学的发展路径不是线性延展的。因而，本书把互联网新闻学建基于本体论的开掘，首先要对具体领域的具体问题有具体回答，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再去考虑如何建立方法论、更新认识论。所以对于一个新兴发展中的领域，其基本范畴、分析框架、研究范式的确立并非能一蹴而就，在此仅作抛砖引玉，将所做的探索进行梳理和汇报。

在今天的互联网环境中，新闻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在发生迭代，基于它们产生的理论逻辑推演与实证研究思路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换言之，当新闻学的经验基础和理论前提发生变动以后，整个学术体系架构和学术探究方式都要随之而变。从互联网情境下的新闻传播实践出发，系统梳理基本问题的状况，这只是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创新的第一步，接下来还需要在问题域的生成、核心概念的确立、理论视角的丰富、研究方法论的更新等多项学术任务方面持续深入地推进系统性工作。如果不能在系统性方面有所考量和践行，新媒体时代新闻学的创新可能也会面临新知识无法有效积累、新兴范式之间不能有效对话、新思路与老体系难以互鉴的局面，根基不稳，行之不远。我们面对快速迭代的新闻业，同时也需要迭代新闻学，谨慎反思与清理其传统、悉心谋划新的战略任务、扎实开展各方面的具体经验研究，这是新媒体时代新闻研究者群体协力才能完成的系统工程。希望本书能为此贡献一份绵薄的力量。